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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门先生：袁世凯的是非曲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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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2005/11/14 出处：凯迪网络 |
(1)戊戌维新的变节者？
作为中国近代史上的显赫人物，在以往的教科书中，袁世凯是被定了案的反面角色。然而，当我们得到了更多更真实的历史资料、当我们的历史观跳出了思想的牢笼、当我们经历了革命暴力的种种罪恶之后，才发现原来对袁世凯还有另外一种解读。
近代史上国家体制的转型，最幸运的是美国，以几千民军起家，速成燎原之势，一举挣脱了宗主国英国的殖民统治而获得独立。当法国大革命的暴政导致人头滚滚政局大乱之时，法国启蒙思想家的精华与之前英国光荣革命的核心内容都被美国吸纳而成为实质性的宪政支柱。其次要数英国日本君主立宪政体的建立，虽然经历了长达数十年的内战，但是国家的根本得到了保留，一旦稳定下来国力迅速得到长足发展。
中国属于最不幸之列，本来按国情比较，走英国日本君主立宪的路子是为上策。可悲的是，在上层，立宪与否的国体之争演变为宫廷政变式的帝后之争。在下层，满族入侵建立的帝国，使满人要坚持满汉之大防，恐惧立宪后权势的沦落；而各省的下层社会中，则涌动着改朝换代的爆炸力，反清复明的旧梦，向满人复仇的怒火。就连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也不敌那句“驱逐鞑奴，恢复中华”的口号的号召力。所以戊戌维新在一开始就笼罩着失败的阴影，就勿需再论康有为在政治策略与手段上的种种幼稚之处了。
这场仅百日的维新运动，把袁世凯卷入的结果，是将其牢牢的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无论是帝党还是维新志士都恨不得食其肉寝其皮。然而，袁世凯究竟是不是出卖戊戌维新的变节者和叛徒，百日维新的失败袁世凯究竟有多大的责任？当今舆论界又有了新的争论。
袁世凯最早与维新人士接触是给强学会捐款。戊戌维新之前，康有为搞强学会的目的是宣传维新变法，因当时正为光绪皇帝新宠，许多社会贤达、开明士绅、王公贵族都抱着各式的心态支持捐助强学会，袁世凯作为当时的政界新人，正要广交朋友，他捐了500两银子。虽说袁世凯对康有为变法中练兵改制的条呈大为赞赏，但之后去了天津小站练新军，根本就没参加强学会的任何活动。后来的百日维新，局限在康梁的小圈子里，为回避慈禧而策划于密室之中，袁世凯更是个局外人。所以说袁世凯根本就不是新党的人物，因此不存在变节的问题。
在百日维新的后期，新党感觉到后党对维新的威胁迫在眉睫，谭嗣同出于拢络军队实力派的目的，选中了与后党无甚瓜葛的袁世凯，由此光绪对其多次招见，破格提拔，袁此时是惶恐不安的在帝后之争中走钢丝。但这个却引起了后党重臣荣禄的疑心。在谭嗣同9月18日夜访法华寺，胁迫袁世凯诛荣禄、兵围颐和园之前，荣禄就已经得太后谕，调聂士诚部断袁军进京之路，掉董福详部开赴北京。而在谭袁会面的当晚，御史杨崇伊等人奏请太后即日训政诛康党的折子就已经递到了庆王府，并于第二日一早送到了颐和园。慈禧看后大以为然，立即通知荣禄做好一切准备。袁世凯次日赶赴天津受荣禄招见时，聂士诚部已入津，袁实际上已经被荣禄软禁。1898年9月21日太后宣布训政通缉康党，袁明白帝党已经玩完了，由此和盘托出了谭嗣同夜访法华寺的政变计划，于是有了六君子血染菜市口。
由上面这个资料看得出来，太后废帝训政，通缉康梁应该是早有谋划，与袁世凯的告密无关。而后来谭嗣同等人的被捕，则与袁世凯有直接关系。戊戌维新早就注定失败的苦果，四万万中国人留着猪尾辫搞得成君主立宪么？武昌起义成为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有几分对民主共和的追求？又有何等的改朝换代的狂飙。多米若骨牌般倒塌的南方各省，有几人懂得三民主义？然而孙中山一句“驱逐鞑奴，恢复中华”却燃起了燎天之火。满清的君主立宪注定要失败，因为辛亥革命包容了民族革命与民主革命的双重任务。当我们庆幸没有拖着猪尾辫走到今天之时，对与孙中山联手结束满清统制的袁世凯又产生了几分好感。因为这种新旧人物联手的特色，将革命的暴力因素降到了最低点。
一个平定朝鲜的勇悍将领，一个屡挫日本的朝鲜总督。投机强学会，险遭大祸的戊戌幸运儿；小站练新军，北洋军阀纵横中国数十年；驱逐义和团，东南互保力挽狂澜；清末办新政，回光返照可圈可点；联手孙中山，结束千年帝制创共和；复辟皇帝梦，洪宪皇帝有名无实含冤赴黄泉。
2）庚子事变与东南互保
在孙袁联手迫使满清皇帝退位之前，有两个重大的事情不得不写，一是义和团运动及庚子事变导致的国家崩溃与袁世凯等封疆大吏力挽狂澜的东南互保。二是由袁世凯主导的清末新政。不对此有个清楚的交待，后面的章节就显得底韵不足，所以原计划的“千年帝制的掘墓人”就放在后面了。
义和团最早出现在山东，来自于社会的底层，以极端民族主义的仇外心理为动力，以“扶清灭洋”的旗号求发展。当时中国对外屡战屡败国威扫地、对内苛政盘剥民不聊生，义和团的出现颇有蛊惑性与号召力。袁世凯于1899年调任山东巡抚，对拳民与教民的纷争快刀斩乱麻，采取的是各打50大板，其一万名装备精良的北洋军，令外国教会势力与义和团均感胆寒，由此义和团转向津京地区发展并酿成了中国近代史上的弥天大祸。
对义和团运动的描述，教科书与主流媒体均是以褒扬为主，近来探讨义和团负面作用的文章越来越多，虽然本人对参加义和团运动民众的窘境深表同情，但不得不以医生对病人的冷静态度用一句话来概括——义和团运动是一场由中国的被奴役者与奴役者以变态的方式联手对抗外来更强大的奴役者的群体性精神病大发作。这话会伤害很多国人，然而不说出来会伤害我们大家，因为这个毒瘤长在我们共同的机体上并且在今天还没有清除干净。
慈禧太后本来对义和团是抱以轻蔑与敌视态度的，但是当她的“废帝立储”的“家事”被外国公使团断然拒绝，猛听到刚毅等守旧大臣对义和团扶清的忠义与灭洋的神术大事宣扬之时，她居然认定是老天开眼，给她找到了报复洋鬼子的捷径，并产生了利用义和团以毒攻毒、火中取栗的卑劣用心。于是王公大臣纷纷宴请义和团大师兄，连太监也争相踊跃报名加入义和团。京师卫戍部队神机营更名虎神营，取虎吃羊（洋）神伏鬼之义，以虎神灭洋鬼。1900年6月，涌入京城的义和团已达五万之众，城内烧教堂、杀二毛子（中国教民）此起彼伏，英国的修女、法国的女医生、德国的传教士纷纷被杀，北京城内横尸载道，烽烟四起。北京城的满朝文武及百姓都陷入对义和团神术的狂喜与对洋鬼子报复的快感之中。
中外大战一触即发，6月21日第四次御前会议讨论战还是和，载渏等主战大臣仗势有义和团神术撑腰，伪造外国外交团要求慈禧还政光绪的照会，令老太婆大怒，居然在这一天下诏同时向西方11国宣战，酿成弥天大祸。总理衙门责成11国外交人员24小时离京，否则不予保护，然而满城都是拳民，谁也走不脱了。义和团与清朝的正规军虎神营、武卫军并肩战斗攻打外国使馆，破洋鬼的咒语声锣鼓声此起彼伏，破洋术的屎尿血污的臭味四处弥漫，成为世界外交史及战争史上空前绝后的奇观。1900年8月13日，四万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城，慈禧伧惶出逃，仅仅2月，八国联军占领了几乎整个华北及东北。然而就在京津民众尸横遍野、北京城沦陷一个月之后，南京、苏杭却在盛传义和团大胜、洋人大败的喜讯，一宁波大绅自绘战胜示意图分赠亲友，一县城官吏伪造圣旨宣布战胜洋人：“洋兵跪求投降，刚毅大学士还不允许”，迷醉的人们奔走相告，欣喜若狂。
庚子事变之前，袁世凯即对朝廷重用义和团疑惧不安，当满朝的文武摇头晃脑的吟诵“外国有你的格林炮，中国有我的红灯照”之时，袁世凯却感到了大祸临头的悲哀。朝廷宣战前关于奖励拳民焚烧教堂的圣旨在山东均被扣留。宣战后，南下联军得到统帅部命令：“不得入山东一步”。原来东南的抚督们对战局必遭惨败看得十分清楚并早有防范，上海的刘坤一、湖南的张之洞于6月26日即朝廷对外宣战的第五天在上海与各国领事签订了《中外互保条约》，明文规定上海租界准归各国保护，长江内地归各抚督保护，中外互保，互不侵犯。加上两广的李鸿章、山东的袁世凯，及四川、浙江、福建纷起效尤。于是出现这样一种奇观，朝廷已甩开膀子与洋人开战，而东南各省的封疆大吏却自扫门前雪，与洋人互签条约相安无事。互保曾被谴责为国家的叛臣所为，然而事实却是互保的东南各省因免于战祸而完整的保留了政权、财政、军队，稳定了半个中国，就连流亡的西安朝廷也是在东南各省的财力物力军队的支持下得以苟延，使后来与洋人谈判至少有了一些实力作为的筹码，从而避免了中国被彻底瓜分的命运。而互保付出的代价，仅仅是以往条约中签定的对外国人的义务。
庚子事变的后果，是中国面临全面彻底的被瓜分。当时华北、东北已被占领，慈禧太后挟光绪皇帝的小朝廷在西安一带流窜，仅东南数省因《中外互保条约》尚得保存实力。庚子年秋，李鸿章迫于朝廷数次急电，拖着病残老垂之躯前往北京与列强谈判，再度扮演别人闯大祸、他来擦屁股、并留下千古骂名的窝囊角色。他赶到谈判地北京贤良寺，意大利公使甩下一句话：“都什么时候了，一败涂地还想议和？我们怎么说你们怎么办吧。”
1901年9月7日，屈辱的《辛丑条约》在北京签字，主要内容为：向列强谢罪，惩办祸首，赔偿白银4亿5千万两，拆毁大沽口炮台，列强取得派兵护卫京津榆铁路的权利。因为列强之间的纷争，俄罗斯并吞东三省的野心破灭，但俄罗斯军队却赖在东北不走。李鸿章多次交涉撤军之事未果，忧忿于俄罗斯的欺诈，于1901年11月7日在北京贤良寺病故，凄凄惶惶的结束了这一生，临终遗嘱力荐袁世凯为直隶总督。
一个平定朝鲜的勇悍将领，一个屡挫日本的朝鲜总督。投机强学会，险遭大祸的戊戌幸运儿；小站练新军，北洋军阀纵横中国数十年；驱逐义和团，东南互保力挽狂澜；清末办新政，回光返照可圈可点；联手孙中山，结束千年帝制创共和；复辟皇帝梦，洪宪皇帝有名无实含冤赴黄泉。
请看下篇：袁世凯的是非曲直（3）清末新政的回光返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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