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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方周末》杨瑞春致方舟子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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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2005/11/13 出处： |
方舟子先生：
您好。昨天得知您对《南方周末》本期对您和于建嵘的报道提出异议，第一反应是非常吃惊。昨天晚上我打电话给负责此次报道的记者李海鹏，他也表示惊讶，并立刻通了电话和您沟通。
我们的反应为何是吃惊？倒不是怕挨骂——作为中国影响力最大的一份周报，如同承受对它的赞美，《南方周末》一样可以承受得起骂声 ——而是为什么你会跳出来骂。事实上，以文章发表之前拿给报社一些同事看的反应，他们认为这组文章在立场的把握上十分有分寸感，对您是足够尊重的。特别是体现到访谈部分，我想您应该注意到，您的访谈文章是经您审阅过的，相反，于建嵘的访谈未经他本人审阅。在某种意义上，这是对于建嵘的一种不公，但因为您接受采访时提出过这样的要求，而我们也已经答应，这就是我们必须的选择。
我邮箱里至今保存着您前后发来的几个版本，特别是为了防止出现编辑上的失误，专门发来一个完全干净的版本，您对自己文章负责的精神让人欣赏。
但我不明白在您关于“《南方周末》现在真是堕落了！”的文章里说：“现在登出来的访谈录，并不是经我确认的那个版本，而是被删掉了约一半，里面有的对话被删得七零八落，不能再准确表达我的原意。如果是因为篇幅的缘故必须删节，也应该把最后版本再寄给我确认。”
我想诚实地告诉您，在最初的设计中，这组报道是占用三个版面，而在出报之前的几个小时，临时被调整为两个版面，空间已经严重不足，所以，现在出现的版面上的6篇文章每一篇都涉及到了删节问题。你和于建嵘的访谈，同样遭到了大量的删节。
另外我想，审稿是您的权利，那么作为编辑，删节是我的权利，我做删节的原则，一是不违背被访者本意，一是重要性原则。比如说您谈了很多“伪环保”问题，也许对您意义重大，但是对我们关心的主题关系并不是很大，所以我也多少做了取舍。我想，对于任何一家报纸，这样的处理都应该是允许的。尤其是在出报的紧张时刻，删节文字几乎是必需的调整。您所说的再寄给你确认的办法，如果时间充裕，我们当然可以努力尽量达到，但在那种情况下却别无选择。
幸而您同时把您的全本和我们刊发的版本一同放在了网站上，我想大家确实可以比较一下，删掉的部分是否歪曲了您的原意。或者您也可以直接指出来供我们探讨研究。
至于您说的主稿部分，则大体不存在给您审稿的问题，我们更多使用的是别人对您的评价，即使审稿，也应该是给那样受访者审来保证其准确。如果您连这篇稿子都要求审，那就对于建嵘愈加不公了。说实在的，我倒觉得，这次采访如果非要有一个人跳出来抗议的话，那个人应该是于建嵘而不是您。
至于说到评论部分，从我们的原意出发，并没有一边倒的意思，为了组织一组相对平衡的言论，我们大概联系了将近十个学者或者评论者，然而很多人要么是没有时间，要么不愿意引火烧身。事实上，我们还毙掉了两篇评论，因为针对您的倾向性太强的缘故。目前呈现的稿子，尽管有不完美之处，但无论如何是一种努力追求客观中立的结果。
我想和您再聊一聊做这个选题的初衷，我们并不想只是就你们的争论谈争论，其实引起我们兴趣的是你们这次吵架所使用的话语方式。在某种程度上来说，这是当今中国知识分子经常采用的一种话语姿态。我们希望探讨这背后到底是什么？
曲水先生的文章里原来有一段话，我认为是代表我们对于这种状态的思考的：“1919年以来，“打烂”成了主流的方法论，现代化的过程伴随着对传统的剧烈破坏。几千年的人生智慧被唾弃了，几千年的国家治理经验被当成障碍，几千年的教育、人才选拔制度都被看作糟粕，在这些大问题下知识分子个人修养的要求与标准，当然早已被潮流冲刷得体无完肤……经过几代人的传承，经过众多刻骨铭心的事件的洗礼，中国知识分子骨子里已经满溢暴戾之气。”
我在5年前，在别的媒体做记者时，曾经做过“二余”的报道，其他是非不说，余杰批判余秋雨的文字风格给我的印象是非常深刻的，那种普世价值观和骨子里的暴力的结合让我觉得很危险，那种选择，具有文字上的以暴制暴的味道。我们一位同事有个说法，说我们都是喝狼奶长大的孩子，反思我们自己每个人，是否都有潜在的暴戾之气？作为民众引领者的知识分子，这种暴戾是否尤其危险？我们更希望读者思考的是这个东西。
事实上，从策划这个选题开始，我们就在考虑如何在这场争吵中做到冷静、客观和全面。因为这确实是个需要拿捏尺度的题目，也正是因为对此的追求，我们最早的记者人选，和于建嵘比较熟悉的记者赵凌，自动回避了这次采访，而改由对此事没有任何人情利益考虑的记者李海鹏来操作。在对复杂问题的把握上，李海鹏的新闻写作一向有着很好的口碑。而我认为他这次也完成得非常优秀。
祝好
杨瑞春
2005年11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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