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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贺德全：至今感激李庆霖的一封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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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2005/11/10 出处： |
偶然从一张旧报纸上看到一条“旧闻”：福建的李庆霖由于在文革后期“站错队”，被江青利用，致使这位曾以向毛泽东“告御状”而名噪一时的“英雄”在四人帮被粉碎后便啷铛入狱，度过了二十年的“铁窗”生活。期间，有一批上海的老知青到武夷山游玩，他们听说李庆霖就在离风景区不远的黄土农场服刑，便买了些水果、点心，拐到监狱探望李。说他们很早就想认识李庆霖，要不是李庆霖当年斗胆向毛泽东“告御状”，让最高当局了解了知青们的窘境，知青们起码还要多受一两年的苦，这次到武夷山，决不能放过当面向李庆霖老师致谢的机会。监狱方面被这些知青的诚心所感动，破例让他们探视了李庆霖。读罢这条“旧闻”，不禁让我回忆起一桩已逝去的往事。
确实，只要是一九七三年以前上山下乡的老知青，几乎都会从内心感激李庆霖的，正是他的一封信，从而改善了知青的境遇。这一点我感触最深。当年我在闽北插队劳动，每年口粮只有400多斤谷子，折合成大米每月不足30斤，而我们这些二十来岁的知青正是长身体的时候，这些定量根本不够。到七三年那年的春天，我们干脆就断炊了。下面就是当年我的一则日记：“一九七三年三月二十五日（晴到少云）。我们没饭吃了，向老江（公社下派到生产队的“包队”干部——笔者注）反映，可是他妈的老江再三指示我们买高价粮吃。不知道上面有没有这个精神？……买高价粮的钱我们到哪里去拿？叫家里寄？我们已经很惭愧了，二十来岁的年轻人还要父母亲负担（精神上、经济上）。现在要我们向家里伸手讨钱买高价粮吃，这怎么行呢？再则我家里生活也并不富裕啊！中央九条说：知识青年在农村‘生产上有人教，政治上有人抓，生活上要关心’。但我们在农村，谁关心我们？连最基本上的吃饭问题都不会过问一下，更不要说‘关心’了。我的思想确实比过去落后了！”
在百般无奈之下，我们生产队的几位知青经商议后由我执笔，以“邹家生产队知青”的名义于4月16日给县革委会崇主任（苦干年后才知道，崇主任姓“丛”而不姓“崇”——笔者注）写了封反映我们知青现状和困境的信件。一周后（大概是4月21日）的一个上午，大队通知我们全大队近百位知青集中到大队部开会，通报有人写信向县领导反映知青生活困难的问题，公社知青办主任老高还特地向我们邹家生产队几个知青进行了所谓的“调查”，无形之中给我们造成巨大的压力，有的知青开始推责任，说什么“这是贺德全一个人写的，我们没有参予”等等。加之第二天公社知青办主任老高又向生产队里了解我们这几个知青的表现，这就更让人不安了。因为那个时候，知青们很在意领导对自己的“表现”的看法，深怕因“表现”不好而失去参军、上学和招工的机会，更怕领导给我们“穿小鞋”。后又听说公社驻大队“蹲点”的老丁还因为我们的这封信而挨了批评呢。那段时间，我们几个知青尤其是我，心情一直忐忑不安，吃不香，睡不安。
为了排遣心中的苦恼，我写了封长信给我上小学时的老师陈绍榕，向他讲述了由于自己执笔写了一封“不该写”的信而造成如此重大“事件”的经过，流露出“早知今日，何必当初”的懊恼心情。不几天，便收到陈老师的来信，他在信中对我安慰了一番，同时告诉了我一件振奋人心的信息，莆田有一位叫李庆霖的教师写了一封信给毛主席，反映了知青的问题，毛主席还复了函，并寄了钱给李。好像毛是写了四句话：“汇去300元，聊补无米之炊，此类事全国甚多，容当统筹解决”。读信后，我阴霾的心情才有所“转晴”。不久后，我们大队又一次召集知青开会传达了中央九号文件（时间久了，记不得是几号文件，但觉得好像是“中央九号”文件——笔者注），中央九号文件的主要内容就是毛主席给李庆霖的四句话（复函）和李庆霖给毛主席的信。知青们听了传达后，都感到很兴奋，大家议论纷纷；李庆霖够胆大的，他帮我们说出了心里话。……由于有了李庆霖的“那封信”，公社和大队也就不再追查我写的“这封信”了。
鲁迅先生在上世纪初曾对国人“劣根性”有过这样的定论：反正我是人群中的一员，抗议或反对不合理的事物，我不屑参加，因为抗议若成功了，这“胜利果实”他们有份，我自然也有份，若抗议失败了，我并未参加，就与我没任何的关系（大意）。事实印证了鲁讯先生的前瞻性。在公社调查组人员到我大队来了解我们邹家生产队知青向县领导反映情况是否属实和传达了李庆霖的“告状信”之后不久，政府给我们每个知青拨下了五十斤至二百斤不等的“返销粮”，让我们度过“春荒”的难关。始料不及的是，我们邹家生产队的知青分到的返销粮最少，每人只有五十斤，大队干部说：“别的生产队知青比你们更困难，只不过他们没有叫苦而已”。其实，我们之所以比其他知青少分到粮食，主要原因就是向县领导写了反映问题的信。显然，我们吃了哑巴亏。但庆幸的是，大队和公社终究没有再追究我们向县领导“告状”的责任了。
时光飞逝，转眼30多个年头过去了，但我仍至今感激李庆霖的这封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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