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中学生遭遇1966（一）
|
| 时间：2005/11/10 出处： |
——我所感受的历史也许不同
作者：清秋子 提交日期：2005-6-10 8:36:00
我是倾向于反权威的，不大承认任何权威。这也许和我中学时代所受的熏陶有关，尽管我实际上只念了一年中学。那个时候，是60年代，一个对中国的走向影响至关重要的年代。其实，60年代也有“新人类”，喜欢标新立异，他们比较幸运，历史终于让他们遇到了1966，逆反心理一下子就喷发出来了，势如洪流。
那个时候的中学生，还是有一点精神生活的。像《王杰日记》、《做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这类小册子，就不用说了，太多。就连《中国青年》，也基本是连篇累牍的“主流话语”。那时候，如果想选择，也有《我们爱科学》、《儿童文学》一类有趣的杂志。还有一本书，叫《科学家谈21世纪》，那应该就是说的现在吧。里面描述的事物，神奇无比，多半现在已经应验了。你比方，城市高架列车、电动人行道、空间站、太阳能什么的。书里的插图，也很富诱惑，那么高的摩天大楼，基本等于共产主义景象。科学家们唯一没预料到的，就是车匪路霸、假冒伪劣之类——因为那跟科学无关。
中学生只要是有心，还可以读到儒勒-凡尔纳的系列，还有苏联的一些科幻科普书，都是在50到60年代之交出版的，容易找到。当时不大提倡读，但读了，也不犯忌。
那时候，歌剧《江姐》正在热演，里面那个《红梅赞》正流行，好听，到现在，也还是好听。不过，不为现在的人所知的是，那年月同时热演的，还有话剧《阮文追》和《千万不要忘记》。前者，说的是一个英勇牺牲的“越共”，样子很帅，跟美国电影里的越共截然不同。几十年后，我看到一张老照片，是南越伪军官在西贡街头枪毙越共，那个越共，就惨了点儿，形象太委琐。后者，是警世剧，说有一个青工，不好好干活，热衷于打野鸭子卖钱，好给未婚妻买华丽衣服，走入歧途。那个剧，轰动得不的了，各省的话剧团都在演。现在看来，乏善可陈，不过是老八股，没人信，如今哪个小伙子要是不这么干，还真就讨不上老婆。但那时，叫人耳目一新，为避免苏联放弃革命的悲剧，看来得从个人行为做起。话剧把反面角色塑造成了“小资”，他给未来老婆写的情书上说：“一天不见你，我的心里是多么惆怅……”演到这儿，观众哄堂大笑。在那年头，说个“惆怅”，也让人耻笑。所以我认为，现代汉语的词汇匮乏，就是从那时候开始的。
电影却是逐渐不行了。1965的暑假，放了一个《霓虹灯下的哨兵》，有点儿喜剧味道。因为当时公共信息中，幽默的成分太少，所以这片子让人开怀大笑。小孩子们，都能背下里面的大部分台词，一个暑假里，都在叨叨咕咕。
那年月，生活很平静，少年人觉得是生活在玻璃房子里，无风无雨。土匪、恶霸、工头、资本家、妓女、诈骗犯、卖身契，那是永远绝迹了。要关心关心的是，全球另外“三分之二”如何，所以大家都爱看《参考消息》。1965年9月20日，印尼内乱，军方首脑苏哈托杀共产党人，把个世界上数得上的大党（按人数算）给杀光了。事态是一天天进行的，我们就一天天追着看。看到最后，一声叹息。苏哈托这个老家伙，居然到现在还不死，我们当时都恨不得食其肉。
至于教育，那绝对是“应试教育”，不过是“温柔版”。一到下午，班级的体育委员在教室就往外撵人，女生去跳大绳，男生去踢足球，怕大伙念书念傻了。但学习成绩好的主儿，仍然是牛逼。不管主流怎么说，提倡体力劳动者光荣，最光荣的是掏大粪，但民间自有其价值取向，那就是“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考文科的，不过是二等公民。同学间，大家关系还行，不存在歧视，倒是老师比较歧视差生。追求思想进步的也有，但假如你不追求，也没人强迫。阶级出身方面的歧视，不大明显，官宦子弟还是比较克制的，由于教养好，甚至比较文雅。那时候，也有穷孩子。我们班的一个班长，老爸是工人，估计是“大老粗”，没什么技术，钱少，孩子多，全家每天买菜的钱，只有几分钱。我去过他家，一贫如洗。可是没人歧视他。只要你学习好，或者人稳重，同学们都挺尊重，小马哥要是生在那时代，决不会被挤兑成那个样。那个年代，对小孩子来说，可能是比较不错。
那一年，我13岁，搁到现在，除了看动漫、打电游、吃雪糕，还能知道什么。可我们那时候，觉得自己大了，要胸怀世界，干点儿英雄们干的事儿。
果然，千载难逢的事儿，就让我们赶上了。
巨变发生在1966年5月，地平线开始倾斜，山雨欲来。是5月初吧，姚文元老先生的《评“三家村”》在媒体发布，全体老百姓震动。那时候，强势媒体是广播，街头巷尾的，都有高音大喇叭，免费向民众播出时事新闻。那一天，播音员的语气特庄严，一听就知道，要出大事了。
“五一”过后，我们那个班级正在一个小厂劳动，给木制教学用具刷漆。我个人以为，让小孩劳动劳动也不错，起码能知道一蔬一饭来之不易，省得像现在80后这样又馋又懒、光知道泡MM、泡帅哥。小厂在郊外，环境不错，我们就当是玩，却不知世事已一日千里。
5月份以后，《人民日报》连着发表大块文章，第一次提出了“文化大革命”这个概念。一开始，是两种提法，一个叫“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一个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后来才统一了。局面急转直下，连共和国主席都大感意外，老百姓更是直劲儿猜测。我们的劳动干到一半，就被学校紧急召回。那时，课程已经停了，由于惯性才保持了上下课的形式。学生们坐在教师里看报纸，读《活页文选》。这个《活页文选》，现在的人也不知道是啥东东了，就是把报纸社论、重头文章印成薄薄的小册子，一分钱一份，新华书店敞开供应。
这么学着，其实没什么效果，那个年代的人，朴素到不能再朴素了，浑身上下也看不出哪儿有资产阶级因素。你让他再“革命”，他也不知道怎么革。记得我那时不住校，中午得带饭，我姥姥疼我，每天给我一毛钱，让我自己在供销社买两个豆沙包带去。这居然引起了部分同学的愤怒——“他怎么可以天天吃豆沙包？”好像我吸了人民血汗似的，吓得我赶紧让姥姥准备米饭加咸菜，这才平息了舆论。
到了“六一”，暴风雨终于来临。当天，《人民日报》的社论是《横扫一切牛鬼蛇神》。那时候还算是治世，是个常规的国家，忽然首席报纸上发表这么一篇东西，天下怎么能不震恐？那天我在学校留连到很晚，看报纸，听广播。一个叫聂元梓的老女人，北大的一个系党总支书记，给北大的头头贴了大字报。大字报是啥东东？就是用毛笔在一开的大纸上写上对某某人的意见，字大如拳，然后贴到公众场所去。就跟现在网上的“强帖”一样，有那揭短的打字报一出，观者云集，叫做“为之哗然”吧。聂元梓这个老女人一出，天下真的就乱了，其实北大也不光是“民主摇篮”，它也出过乱世妖孽，不过现在全不提了。
老聂是个牛人，她唤醒了无数野心家的潜意识——权威也可以骂。报纸上盛赞，说是“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老聂啊，就这么一举成名了。那时有三分之一的人念不出这个“梓”字，叫她“聂元辛”也叫过好一阵儿。
“六一”后，我在学校每天都滞留得挺晚，听高年级的同学分析形势。终于有一天，有学生贴出了“质问校党总支”的大字报，就贴在走廊上，观者如堵。有些同学看不惯有人这么撒野，就高声质问。两下里开始辩论。我的一个陈姓同学，情绪异常激动，泪落如注，对我哽咽着说：“他们怎么可以这么对待党？他们怎么可以这么对待党！”我受到强烈感染，不禁也热泪盈眶。
可是报纸不在乎你老百姓朴素的感情，天天在加大力度。毛主席又在北京“文革接待站”露面，说了一句：“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主席发话了，人们就不能不深思。渐渐地，我也放弃了保守态度。一次，一个高年级同学给我们分析，说这次，跟“反右”不同，1957年给党提意见的，是右派。现在敢于提意见的，是左派。我恍然大悟。
大字报也是一种舆论，看来是挡不住了，在学校内不断出现，只是缺少轰动效应。当时的校领导，都是行政高手，他们静观事态，当然也有点儿不知所措。
6月的东北，是好季节，晚上就更美妙。我在学校呆着，忽然想起语文老师挺可厌——背头梳得太亮，呢子衣服太整洁，又傲慢异常。我想拿他出口气，立刻口占一诗：
头发梳得亮光光，
皮鞋踏得响梆梆，
语文老师佟**，
耀武扬威进课堂。
……
后面是什么，忘了，总之极尽挖苦之能事。我的一位涂姓同学毛笔字写得好，立刻抄成大字报，张贴在主楼的三楼楼梯上，大字报挺长，一直垂到二楼。我们主搂的楼梯，是个天井式的，站在一楼，可以看见三楼。大字报一出，全校哗然。那时我们校有一多半人住校，各寝室呼朋引类，眨眼间人群就挤满从一楼到三楼的全部楼梯。
高中同学尤其开心，先开始有人朗诵，后有人倡议：“大伙一起念。”于是立刻，千百条喉咙放声朗诵：“头发梳得亮光光，皮鞋踏得响梆梆……”及至念完，掌声、笑声、起哄声，乱成一团。革命是人民群众的盛大节日啊。大伙意犹未尽，又起头念了一遍，整个大楼被震得嗡嗡乱响。后来有当晚不再学校的同学说，在三公里外他家都能听得见，不知道学校出了什么事情。语文老师的尊严，就在这齐诵声当中，灰飞烟灭了。
闹到后来，学校教导主任出来了，是一平素威严的女人。此时她态度和蔼，一个劲儿说：“同学们，你们的革命精神是好的，但是这个楼梯的承重是有限的，为了避免发生危险，请大家散去。大字报也不要贴在这里。”
高年级同学立刻就有人反驳：“楼梯不结实，拿出证据来！”更有人叫喊：“灭火队！可耻！”
教导主任忍辱负重，笑容不改，还是劝。又僵持了一会儿，大家觉得已经过瘾，就决定散了，但大字报谁也不能动。
6月的晚风，拂面温柔无比，从主楼出来，走在操场上，只见三三两两的同学边走边议论这事。有几个极漂亮的高年级女生，还在背诵我那诗，继而就咯咯地笑。
我们那个学校，是省重点，叫做“省实验中学”，全省排名第二。排名第一的，是师大附中。这两个中学，集中了全省的精华。在我们校，干部子弟特多，他们有内在的优越感，文质彬彬，人也都长得清秀，估计老妈们都是美女。他们的爹妈，一般是省市机关的局处长，家里住小洋楼，两户或四户一栋，房间多而且宽大。多年以后我想过，他们是不是凭了特权上了这好学校呢？然而又不像，因为这类同学，学习成绩都非常好，完全可以凭实力考上来。当年走后门的，也有，但很罕见。我们班一个王姓女生，来自市郊农村，看不出是什么佼佼者，就因为她哥是校后勤处的头儿。那时的人淳朴，没人来追究这个。
我的情况，就比较尴尬。我爹妈是高级知识分子，不过跟储安平那一类不同，一是他们年轻，解放时才大学毕业，没那么多历史纠葛；二是他们是搞科研的，不是人文知识分子，不存在“谋逆”的潜在可能。当时的国策是，中国要强大，科学要发达，一般不去骚扰科学人士，所以相对日子好过一些，但终究不是主流阶层。再加上收入较高，又不免遭人忌恨。这样的人士，在那个年代里，有一点儿另类和灰色。
当时人的经济水平，干部，大学毕业工作后，一般月入是36元钱。工人，学徒工大概是15元，八级技工也就是“工人贵族”能达到80元。我父母一个月的收入，加在一块儿是220元钱。而国家主席和著名京剧演员梅兰芳，据说是月薪400元。可见我们家还较为富裕，因此，一直为部分同学所侧目。
偏偏我的学习成绩又不大好，在班上属于最后三名之列，数学、俄语、语文、地理，一样也提不起来，成了“富家子弟多废物”的典型。整个初中一年级，都郁郁不欢。我小学上的是一所单位的职工子弟学校，教学水平有限，我还可以跻身于优秀生之列。中考时，作文侥幸没跑题，凭本事考进了重点校。可是一到初中，就傻了眼，就像小县城的高考状元进了北大，地位一落千丈，成了差生。
我努力了一年，改善也不大，就是笨，无法。到一年级下学期，也就是1966年3、4月份，仅有语文稍有起色，有个把篇作文的个把句子，被佟老师用红笔画了些圈点，意思是“孺子尚可教”。但佟老师并不把我当回事，他只垂青一位苗姓的女同学。那苗妹妹长得漂亮，作文也端的是好，回回都拿来当范文念。
班主任张老师，女性，壮硕，原则性强，认为我这样的学生，不堪造就成“接班人”。她对官宦子弟比较尊重，对我，一直轻蔑。一次开家长会，张老师特地对我爸说：“一定要让你的孩子在家扫厕所，锻炼锻炼。”爸爸是老实人，诺诺而退。回来跟我妈说，我妈厉害，由于当时经常遇到这类啼笑皆非的事，所以她根本没当回事，只说：“开玩笑！她不知道，我们家厕所干净着呢，扫厕所，能锻炼什么？”
那个时代，很有些矛盾的事。一方面，突出政治的调子很高，一方面人们仍热衷于钻研业务。后来的大字报，就开始直指“反动学术权威”了。我们学校的李校长，名绍基。这名字不大好，跟“烧鸡”谐音。那年月好吃的东西少，电影里汉奸和腐化分子都愿意吃烧鸡。我多年以后才品出来，这位李校长其实是个性情中人，洒脱得很。他当时有两句名言，被革命的学生们抓住了辩子。一句是，“要披头散发赶附中”。你看，这多么形象。一个人，要达到一个目标，真就要有这种“披头散发”精神。当今的女孩子，如果都能“披头散发傍大款”，我认为，一定没有傍不上的。还有一句是：“你们知道爵士乐是什么调子吗？就跟小孩小便的声音差不多，你们听啊，嘘嘘嘘——”
前一句，革命学生斥之为鼓吹“白专道路”，后一句，学生斥之为“灌输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大字报言之凿凿。李绍基校长，就此威望扫地，成了笑料人物。
这还是打的边缘战，是大乱的前奏。66年5月16日，著名的《5、16通知》出台，实际已决定了中国未来的走向，但老百姓不可能知道。后来，《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出台，这个是公开的，俗称“十六条”，确定了“运动的重点是整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样明白的话，傻瓜才不理解。
终于，火力渐渐开始对准当权派了。从6月初起，老师们就已全面退出学生生活，不知道干什么去了。这时候的中学，学生处于自治状态，高年级同学一开始对我们说，要停课闹革命，今年的高考也暂停了。我们听了略略有些激动。过了几天，又有准确消息传来：永久性停课，全力以赴投入运动。开课的事情，到运动后期再说。我们简直是狂喜，尤其是我。再见了，可恶的课本！再见了，不讨人喜欢的老师！自由从此开始。那一天，我们几个同学跑到学校实验田里，摘了几个西红柿吃，夏天的西红柿，真是甜，甜到心里。从那一天起，我就再没学过中学课程了。到现在，化学、物理、数学的知识等于白痴，给我老爹擦鞋都不配。
学生们在蠢动，学校管理层也不是泥塑木胎，他们驾驭学生多年，老到得很，这次虽是“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从上头的精神里得不到相应的办法了，却能依照惯例来处理。他们拿出的一招是“散其锋锐”。首先，不允许大字报贴在教学楼走廊了，而是在体育馆另辟了场所，拉起绳子，你有多少大字报都尽管贴。结果大字报虽多，却不能像在教学楼里贴出来那样具有喜剧效果了，冲击力随之大减。其次是组织学生去劳动、下乡。你要革命，总不能抵触劳动吧，等你去劳动，革命自然也就得放一放。这个办法，也有点儿用，学生喜好新鲜，一劳动，确实就忘记了现实。再有就是把原来靠近领导的“基本群众”组织起来，成立“校卫队”，维持校园治安，相当于俄国1917年临时政府的“士官生”，能起到保驾作用。这伙卫队，后来发展成为一派，当时民间名之为“保皇派”——借用的是法国大革命的用语。
三管齐下，校园的胡闹果然平息了一些。我们的班主任早就不露面了，一位体育老师带领我们下乡。在郊区，离学校不远，是走着去的。
那是我生平第一次接触农村，感觉比较落后，但并不触目惊心，反而有点儿野趣。劳动不算太累，大概拔草之类的吧，记不清了。印象比较深的，是生活不便。睡在老乡家的土炕上，跳蚤奇多，晚上咬得睡不着。第二天起来列队，满口“大词”的体育老师也是在身上左挠挠，右挠挠，顾不得形象了。这“蚤子”，写在张爱玲的华丽文章里，蛮有诗意的，在现实中，却令人恐怖。同学们反应强烈。生产队干部倒也实在，马上把“六六粉”（剧毒农药）洒了一炕，第二天晚上又呛得我们睡不着。劳动的间隙，我们集体去上厕所。这个村还比较发达，村中央有一个公共厕所，设施很简陋，两个入口，没写男女。我们问了村干部，知道了哪个是男用的，就一窝蜂挤进去。人多，坑位少，一位于姓同学恼了，转身就进了另一个门。好家伙，光天化日下进女厕所！男生们立刻起了哄。于同学放完水，系着裤扣出来，见大家哄笑，脸立刻涨红：“你们知道什么？农村厕所不分男女。妈的，你们这帮逼。”
于同学出身平民，家在二道河子平民区住，熟悉乡村生活。他此刻说的，也许是真理，但在那种情势下，他分明就是进了女厕所，有口难辩。一旁的村干部只是抿嘴乐，不做证明。这正应了文革中最流行的一句话，“真理往往在少数人手里”。然而这少数人，几十年来证明了，也往往最倒霉。
革命与保守就这么在校园僵持着。在全国范围内，少奇主席下令派了“工作队”。绝大部分工作队，都是去大中学校熄火的，试图把运动控制在一个有序的状态下。但也有例外，工作队也是人，思想不可能都一样。来我校的工作队，比较支持激进的学生。革命学生还不至于熄火，拉锯战在延续。7月中，形势起变化，毛主席离开住了一段时间的湖南滴水洞，北上，至武汉。以73高龄畅游长江一个多小时，他穿浴衣向群众挥手的大照片，登满了各大报纸。并有豪言壮语传遍全国：“要学会在大风大浪里游泳。”这，是个预言，全国人民也知道，他指的其实不是水。
游完长江，老人家继续北上，回京，要总揽全局了。很快，一张最有气魄的大字报问世了，我们后来才知道它的内容，题目叫《炮打司令部——我的第一张大字报》，大意是说，50多天来，从中央到地方，死气沉沉，工作队没干好事情，历史上凡镇压学生运动的都没有好下场，等等。那几个乱臣贼子，康生、江青、陈伯达，趁机在北京搞了些蛊惑与收买人心的名堂，撤回了全国的工作队。吾土吾民，再次大哗。
这回的火山可是再也压不住了。7月下旬，炮轰我们学校一把手——总支书记王锐符的大字报铺天盖地。王书记是个典型的政工干部，不是很亲切，有城府，有点儿架子，但偶尔也能说很平民化的话。下乡劳动前，他还给我们做过简单动员，话语很平实，说体力劳动并不可怕，老乡能干，咱们也能干。
几天后，终于开了王书记的斗争会，在露天操场——我们叫风雨操场。晚7点半开始，学生站了一操场，王书记站在高台上，低首下心。一个个教师、教工、学生上去揭发——干了哪些错事，说了哪些错话。口号声一阵阵滚过，大意是“打倒王锐符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这王锐符是久经考验的干部，不是那么好屈服的，斗争会开得相当艰苦。若干人跳上台去指控，有口齿不灵的，还引起哄堂大笑。我记得有如下一段对话，堪称经典——
“你说没说过毛主席教育思想是‘那一套’？”
“说过。”
“毛泽东思想放之四海而皆准，你为什么说是‘那一套’？是不是在恶毒攻击？”
“我寻思（支吾片刻）……主席思想是科学的思想，是有体系的，是一套一套的，所以才这么说。”
（全场爆发愤怒的口号声。）
斗争会反复施压，到后来，让王书记挂了一个大木牌（上写反党分子王锐符号并打红叉），站在一个课桌上，岌岌可危，头上还戴了一个铁丝的字纸楼，状如可怜的堂-吉诃德。最后是一桶臭墨汁从头浇下。大会直开到深夜1点，王书记终于顶不住了，你说什么我都承认。会议组织者立刻请示了省委，要求“罢官”，也就是现在的撤职。省委那时候难以自保，只要基层有要求“罢官”的，一律同意。于是当场宣布王书记被“罢官”，全场掌声雷动，口号声直窜夜空。
在我们的头上，星空万古如斯。往年的这个时候，校园正度过宁静的暑假，晚上，也许有业余兴趣小组在看天象。这样的宁静，今晚所有的人都意识到了——以后不会再有了。
那时在中学里，到1966年，共有六个年级的学生。初中三届，高中三届，是文革前考上中学的“最后的莫希干人”。“老三届”的叫法，就是这么来的。那时我校的学生，以我当时的眼光看，可以说是一批人杰了，个个堪当栋梁材。
那时的高中生，成熟稳重，大多都很善良，且早早就有了自己的人生规划。有的追求进步，热心公益事业，为早日入团积累资本；有的闷头学习，一心想攻入北大清华，当一等公民。他们头脑清晰，办事干练，到现在我对他们那批人，都还心存敬畏。
我们班的同学就更了不得啦，绝大部分是神童的级别。上数学课时，一半的同学都不听老师讲课，而是自己自学抢进度。他们大都住校，晚间要上晚自习，是自愿的，非常刻苦。有人没等初一念完，已经自学了一半初二的课程了。那个时候，允许跳级，只要自学完初二的课，下学期可直接上初三。我已经看出来了，多数人都憋着劲儿要跳级，因为那很荣耀。
我就不行了。家离学校近，是走读，感染不了那种拼命的气氛。不大勤奋，又笨。数学金老师在课堂上讲的东西，我都听不大明白，更遑论自学！晚上做完作业，就算拉倒，决不多花脑筋温功课，只顾了听小说连续广播。作家浩然的《艳阳天》——“萧长春三年前死了媳妇儿，到现在都一直没娶。”哈哈，听得不亦乐乎。后来偶然发现，同学们都在看教辅书，演算数学题练脑。我很惊奇，一打听，原来是《趣味数学》、《数学疑难土解》、《初一数学习题集》之类，便也买了来做。一试，才知道，里面的题刁钻古怪，不胜其烦。想想，也就放弃了。
文革一来，他们全都白费劲了，我也因此放下了一个大包袱。我自从上了初中不久，就厌学，上课只是喜欢看教室窗户上挂的白布窗帘。窗子底下，是一排丁香丛。天气好的时候，阳光照在窗帘上，是透明的。风一吹，轻轻舒展，露出窗外的绿叶。日子在那个时候，就显得很宁静。
现在好了，课不上了，书记校长也倒台了。我们学校这个社会基本单位，已经处于无政府状态了。诸位一定从没感受过。那感觉，正如电影《阿诗玛》里唱的——“远远离开热布巴拉家，从此妈妈不忧伤，哎喽哎喽不忧伤……”
我们不忧伤。我们才刚满14岁，一辈子的路，不是还长着呢吗？现在吃喝不愁，又不上课，就玩吧。那年夏天，全国掀起了学游泳的狂潮，因为领袖刚刚“到中流击水”。我天天跑到南湖游泳场学游泳，学校不想去了。大字报穷追王书记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我感觉很枯燥，不如观赏淋墨汁的批斗会痛快。在水里，三折腾两折腾，居然就学会了游泳，且是会三种姿势。至今我的速度与耐力，都罕有人能匹。
7、8月之交，我只是狂玩，精神生活全无踪影了。那时小孩还是有很多杂志可看的，到7月份，为了跟上文革步伐，这批少儿杂志先是踉踉跄跄，发一些小孩跟工农兵伯伯阿姨一起横扫牛鬼蛇神的画图，发点儿官样文章，后来干脆，通通停刊了。
那时的干部、知识分子和学生，基本不干正事了，在本单位乱刷大字报。在北京控制运动的，是中央文革小组，简称“中央文革”，名列国务院之后，其实是权力中轴。为首者，江青，在公众场合常戴军帽，高举语录本。我在广播里听过她的讲话，说悦耳的普通话，有颤音。
到了8月18日，东胜神州突地蹦出了个牛魔王——红卫兵。8月下旬，东北已天凉，早晚冷嗖嗖，可是18日那天，广播里能听到北京沸腾了——毛主席在天安门检阅百万红卫兵。那一天是林彪讲的话，他湖北口音重，“忠于毛主席”念成“忠如毛主席”，且喊口号时，拖音极长，颤颤的。“万~~~~岁！”——就这个样子。林彪讲话里提到了“要反对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后来马上被人们归纳为“破四旧”。这话抽象地来看，没有错儿。但他在那时一说，无疑是“灭杀令”，第二天，咱们中国就开了锅。
第二天，各报整版登满了照片。给人印象最深的，一张是毛主席穿军装、戴袖标，在天安门楼上向群众招手；另一张，是著名的红卫兵人物宋彬彬给毛主席左臂戴红袖标。说到这儿，得倒叙一下，红卫兵这批小牛魔王，可不是一天之内就涌出了一百万的。这个组织，我后来做过专门研究，开了不少眼界。它早在5月29日就成立了，由清华附中100名小牛魔王发起。为首者，卜大华。他早已是无声无息了——臭虫其瘪也。可是另有一位大名鼎鼎者在。100好汉中，有一为“红卫兵”名称发明者，也就是在世界上第一个使用“红卫兵”名称者，叫张承志。多年来，我一直注意搜集张承志先生的散文集和小说，希望能看到他在良知上有那么点点愧悔。可是没有，张先生是正义的化身，总是有理。“红卫兵”这个词，在他老人家的书中多次提到，对其赞美之词，犹如80后的MM狂捧宫崎骏。翻遍张先生雄文，仅有一处提到这是“错误”，另一处，是自辩“没有……完全人道的革命”。
好了，对“红卫兵”不能再多说了，多说，我这文章就要岔到爪哇国去了。总之，红卫兵是一个以血统（出身）纯正与否为条件，来吸收成员的小牛魔王组织。仅此一点，像什么我就不用说了。成员穿旧军衣军裤，腰扎宽皮带，臂戴红袖标，戴军帽（女子亦然）。以我后来的见解，全国的红卫兵是狂徒，北京的红卫兵是恶棍，北京西城区的某些红卫兵是匪——基本如此。他们这帮恶棍干了些什么呢？只说两件，8月5日，北师大女附中的校长卞仲耘，被本校女红卫兵活活打死，成为中学校长文革中殉职第一人；8月23日，北京女八中100名女红卫兵在文庙批斗文化界“黑帮”，殴打、凌辱老舍先生长达10多个小时，第二天还要他老人家去接受批斗，老人只有一死了之。
这些狂徒啊，女牛魔王，我的年轻的读者们，她们那时不过才15、6岁呀。
待续……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