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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洛：太平天国的那个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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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2005/11/09 出处： |
目 录
1. 盲人摸象说史鉴
2. 1840前后
3. 天国有感
3.1. 幻灭的天国
3.2. 天国随想
4. 明清杂说
5. 大清的正义
5.1. 洋务运动
5.2. 义和团运动
5.3. 清末新政
6. 西方的崛起
7. 日本的振兴
8. 十九世纪大历史
9. 后记
1. 盲人摸象说史鉴
中国的二十四史，基本上都是后朝、后代对前朝、前代经验教训的总结，抛去那些歌颂自己君主“天纵英明”的鬼话，在后人的后人看来，基本上还是比较诚恳地总结了前朝的得失。中国人习惯于用这种“史鉴”的历史观看看待中国的历史，其核心价值在于：亡国，大都属于自取灭亡。
《红楼梦》中探春说过，“可知这样的大家族，若是从外头杀来，一时是杀不死的……必先从自家里自杀自灭起，才能一败涂地呢”。可见“自取灭亡”的史鉴观还是有一定道理的。
“史鉴”是具有积极和进步意义的中国文化，但是，“史鉴”本身存在其无法突破的瓶颈。
就拿我们熟知的二十四史来说，这些大手笔著作基本上是经过皇帝委托和官方资助，这样就不可避免的受到官方的影响，有很多真实的故事不能说，有很多“偏激”的评价不能讲，有很多有损当朝形象细节不能提。我们也可以这么理解，“史鉴”在某些方面承担着当朝统治者控制历史、控制过去的重任。
乔治.奥维尔的《1984》中写道，“谁控制过去就控制未来；谁控制现在就控制过去”。
引导人民的思维方式，将定义好的结论潜移默化让民众接受，早已被证实是当权者最好的思想统治方法之一。说得不好听点，这就叫做“愚民”政策。
从这种角度看，我们“史鉴”的准确性和反省效果颇值得质疑。
所谓“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提法，更是深刻地说明了这个道理：今人对历史的阐述，只不过是借古人之口说自己的话而已。这可以叫做“借尸还魂”或者“借刀杀人”，再伟大的古人也无可奈何，只能任人宰割。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历代的君王虽然都从“史鉴”中受益，甚至强国一时，但仍然无法避免最终亡国的下场。二十四史永远也不能使中国走向民主和科学。
“史鉴”永远都只是事后诸葛亮，虽然自诩聪明过人，自认一切在握。但是却无法解释自身的困境，从而陷入了一个永远的死循环。那么，“史鉴”到底是不是正确的历史观呢？
今天的我们是不是应该有更加科学的历史观呢？
我的历史随笔也面临诸如此类的矛盾。
我通过对历史的阅读和总结，得出自己的结论，虽然看上去和正统的历史观不同，但是根本上一样也是主观臆断和绝对的分析，也是自以为是的任意曲解，换而言之，我的历史观很有可能就是从一种错误走向另一种错误，还是在这个死循环里。我困惑于自己对历史的把握，但是我又不能因此而放弃思考。
勉强地对自己做一个解释，那些真正的“史鉴”不是我的责任，我的文章只是自由的表达我的观点而已，我可以任意选择认为合适的资料，这应该是属于我的权利。至于客观和公正的评述，读者可以自己把握。我坚持的一点是，坚决地反对现在历史观的偏见和迷信。
就像我妈在家里做饭一样，只要我妈不逼我吃苦瓜，无论她做辣椒炒肉，还是油淋辣椒，或者是辣椒炒蛋，我都可以接受（说明一下，我是长沙人，没有辣椒就吃不下饭，所以所有的其他选择都是含辣椒的）。我只是想写和教科书稍微不一样的历史，如此而已。
在阅读和写作过程中，我需要和历史的偏见和迷信作斗争，更要和自己的偏见和迷信作斗争，这些都很不容易。我只能说，我是努力去做到更好，但绝不是做得够好。尽管我竭力公正的对待历史资料，谨慎的作出判断，希望能够还原历史本身，但我无法摆脱与身俱来偏见和迷信的影响。我所做的宛如盲人摸象。
我尽量描绘这只大象的面貌，虽然很有可能与事实相去甚远，但是比起那些为功利而故意歪曲历史的东西来，还是更接近真相一些的。
2. 1840前后
1840年，那是清朝没落的开始，也是近代中国没落的开始。
那一年，中国仿佛面临又一个新旧王朝之交，大清国力衰弱，摇摇欲坠，太平天国即将在十年后崛起于中国的南方，并且看上去很美，像是十九世纪中国唯一的正义力量。然而，事实未必是我们想象的那样简单。
我们不妨先来小结一下封建兴亡史的规律。
中国的历史更替有个很重要的特征，那就是土地兼并。
土地兼并往往是王朝走向没落的先兆。
纵观中国历史，我们不难发现这个规律。在王朝的开始，土地总是会重新分配给人民，在王朝的没落，土地却集中到了少数人的手里。因为活不下去，失去土地的农民开始造反，直到土地再一次的重新分配。这是我们熟悉的阶级史观，简单而深刻。
根据这个道理，嘉庆年间，以和坤为例，我们可以看到当时土地兼并的严重情况。
据清人所著“查抄和坤家产清单”，择要列举一二，计有：
房屋3千间，田地8千顷，银铺42处，当铺75处。
赤金6万两；大金元宝100个，每个重1千两；小银元宝56600个，每个100两；银锭900万个，洋钱58000元，制钱150万文，如此等等。全部财产合计约值11亿两。
当时满清政府的财政，每年国库收入是7000万两，也就是说，和坤个人的财产就抵得整个国库15年的全部收入。田地8千顷也够骇人听闻的，由此可见一斑。
这就是我们所认为晚清亡国的先兆，那个时候大清表面上的繁荣已经掩饰不住本质的虚弱。
在我们的潜意识里，认为封建王朝总是维护地主阶级利益，剥削造成了贫穷，贫穷导致造反。
所以我们认定农民起义是正义的，把农民义军提出的“均田制”口号看成是具有历史进步意义。
我们仇视地主，并且把他们当成造成农民生活困苦的根源。
然而，太平天国真的因为如此而正义吗？
我们无法回避的一个现实是，历史上任何农民起义提出的“均田制”，从来没有促进过生产力的发展。
农民起义，纵然是成功如朱元璋，最后建立了大明王朝，也不是搞的均田制。
让我们重新来审视一下历史。
为什么在王朝之初能够分配给人民土地？
其实原因很简单。中国的王朝更替大多以暴力推翻来实现，每一次的王朝更替伴随着的是大规模的战乱、破坏，战后虽然同意，但是普遍局面是人口锐减，土地荒芜。国家要恢复经济发展，主要靠的是赋税。
中国传统文化和制度的特点是重农抑商，那么国家的繁荣需要通过农业的发展来实现，这个时候重新分配土地，生息、养民、开荒，是必然实行的政策。这些政策既不是封建统治者的收买人心，也不是封建统治者的小恩小惠。
在政策上，历代王朝都是尽力避免土地兼并的现象发生，而不是保护。
高宗时就发布“禁买卖世业口分田”。
唐玄宗曾下令“天下百姓口分永业田，频有处分，不许买卖典贴”，“若有违犯，科遗敕罪”。
唐代有规定：“凡卖买皆须经所部官司申牒……若无文牒辄卖买，财没不追，地还本主”。
明朱元璋诏令，“耕者验其丁力，计亩给之。使贫者有所资，富者不得兼并。若兼并之徒多占田以为己业，而转令贫民佃种者，罪之”。并且限令公侯大官“其山场水陆田地，亦照原拨赐例为主，不许过分占为己业”。朱元璋还曾作铁榜九条申诫公侯，严禁功臣和公侯之家倚势强占官民田产。
由此可证。
其实究其原因，也并非统治者不站在“地主阶级利益”一边，而是出于稳定社会和充实赋税的考虑，大量的农民失业者对国家长治久安不是一件好事，流失农业工作者，对国家“人丁赋税”政策税收也是不利的。但是随着土地的开垦，国家渐渐进入发展期，这时候一个严重问题就体现出来：人口数量急剧增长。
在清代前期，中国人口的增长速度和绝对量都远远超过了前代。
人口的迅速增长和清朝的政策有很大关系，康熙实行“滋生人口，永不加赋”之策。雍正推行“摊丁入亩”的税赋改革，取消了千年来的人头税和丁役银。这些都极大的鼓励了中国民间人口的繁荣。1661年，顺治年间，人口不过1亿左右，到1791年，乾隆年间，人口数已经上升到3亿。
同一时期，耕地虽有所扩大，但远远低于人口的增长。
所谓的“康乾盛世”，大概就是指昌盛在人口方面吧。
然而，“一个仍在增长的人口紧紧逼迫着经济资源，而大部分人口已经接近最低的生存线时，这个社会就会变得特别脆弱”。人多地少，贫农经济一直是困扰中国的梦魇。
另一方面，由于自然灾害造成的流民迁徙数量大幅增加。
以广西为例，广西素来是少数民族聚居地，全境人口不过10来万。随着流民的移进，道光年间，广西全境人口已达到700多万。人口压力大、土地不足、失业者众多，这本来可以是发展资产阶级的机会，如果出现相应的商业城市和商业政策，中国很有可能走上资产阶级革命的道路。不过，中国封建文化和制度的惯性又把中国带回了老路。
封建社会不可避免的腐败、不平等扼杀了改良的任何可能性，极具破坏性的大规模农民起义终于爆发。
我们推崇的旧民主主义革命代表——太平天国，从一开始就是“均田制”这样连原始空想社会主义都不如的政策，提出的依旧是“不患寡而患不均”的那一套陈词滥调，观念上还是“皇帝轮流坐，今年到我家”的那些东西。唯一有特色的是，太平天国的最高领袖竟然难以想象的歇斯底里和无能。
这就是我们十九世纪的正义？
在十九世纪，欧洲爆发了法国大革命，从而引发了整个欧洲各国的革命，美国爆发了南北战争，普鲁士的铁血宰相俾斯麦统一了德意志，日本开始了明治维新。我们可以注意到，这些二十世纪的世界强国，都在十九世纪表现出了惊人的活力。
尤其是同样在东方的日本。
十九世纪的日本面临和中国同样尴尬的被动局面，可是他们成功地摆脱了落后的阴影，认识不足，团结一心，推翻幕府统治，制定宪法，发展教育，短短几十年后，就在甲午海战中击败北洋水师，在日俄战争中击败强大的俄军。而十九世纪的中国，最明智的思想不过是 “师夷长技以制夷”，和“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太平天国后期的《资政新篇》也仅仅提到了技术上的改革，丝毫没有涉及到宪政。1856年，我们的洪教主在南京被围，城池即将被攻破之际，还成竹在胸的说，“朕之天兵多过水”，断然拒绝了李秀成的“让城别走”。至于以后义和团大师兄们的“刀枪不入”，大清将军煞有其事泼“黑狗血”克敌制胜，更是离题万里。
中国于十九世纪的衰弱，到二十世纪初的饱受欺凌，已经在几千年前就注定了。
我们不能因此而责怪满清政权和太平天国。
那时候的中国，根本没有人找到了治病的药。
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的文明，我们的文化，我们的传统，已经不能够使得中国在十九世纪胜出。
经过中国人民的艰苦努力，我们勉强保住了在二十世纪没有被淘汰出局，但是我们还是落后了，不仅仅是经济、科学技术方面，还有政治制度方面。我们需要反省，可是我们似乎更热衷于奢谈。
黑格尔说，“我们从历史中学到的唯一一件事就是：人类从来就不会从历史中学到什么。”
也许，我们从来只是试图从历史中找自己需要的东西。
1840年，鸦片战争，拉开了中国近代史的帷幕。
英国人的闯入，对中国来说，是老革命遇上了新问题。但他们绝不是中国近代史悲哀的根源。
那也许是一个悲哀的开始，但还远远不是悲哀的全部。
3. 天国有感
公正的评价太平天国并不容易。
现在的史学界就出现两种观点截然不同的评论。
一种就是我们教科书上的说法。拔高洪秀全，于是石达开是分裂革命，李秀成“让城别走”是右倾投降主义，杨秀清是篡夺革命果实的野心家，韦昌辉是混入革命阵营的阶级敌人，可笑的是洪秀全成了比康熙还圣明的封建“天王”。这些就是我们所谓的旧民主革命，调子唱得很高，情节也十分简单，但感觉就是陈词滥调，除了把历史变得乏味而无趣，让人患上头痛症之外，几乎没有任何积极的意义。另一种观点则比较骇人听闻，某些所谓“文汉奸”揭露了某些教科书上刻意回避的事实真相，比如洪秀全88个老婆，点天灯之类的事情，推翻了教科书的结论，使用与我们教科书上截然相反的分析方法，几乎完全颠覆了我们的历史。这种论述看上去新鲜而且有趣，符合大众嫉世愤俗的心理，也许更是暗合社会某种逆反情绪，所以颇为流行，广受好评。但是我不得不遗憾的指出，这类论调一样是属于谄媚，而非还原历史的真实。
为了证明自己的正确，作者往往回避大历史的环境，挖掘鲜为人知的史料，引以为证，试图用我们现在的立场和观念来分析古人的错误。使用这样的指责方法，其实只要愿意，我们完全可以随意的批评任何一个历史人物在任何历史事件中的作为。这样的评价是有害而且不负责任的。然而这种近乎倾向全盘西化的思想对现在的教条主义历史观是有益的补充，虽然置身事外的优越感和面对西方的自卑感并存，但并不妨碍他们对事实的阐述，作为思想的自由，这种存在是有必要的。针对这种评价，网络上的爱国者兴起了对“文汉奸”的指责，以及所谓回归历史真实的论调，不过他们还是走回了教科书的老思路。说来说去无非是反帝反封建之类的旧话，并无新意。
爱国者对文汉奸的指责很有意思，洋洋洒洒，有力度，有气魄，但是从来不阐述历史事实，也不分析，只是拿那些藏在我们骨子里头的偏见和迷信来说法。他们推崇中国人的尊严和骨气，把罪过全部推诿别人，或者是外国侵略者，或者是中国的汉奸。言下之意是自己理所当然的绝对正确，让读者颇为遗憾为什么中国那些改变历史的人物为什么没有他们这样的远见和天才。爱国者们明显的表示出激烈情绪和爱憎分明，这种血性是中国难得而且缺少的，十分可贵，当然，如果这种血性不仅仅是只表 现在网络上的叫嚣和怒骂，而付诸于类似韩国人断指的行动上，那就更加可贵了。可是爱国者是乎只是热衷于给对手扣上汉奸的帽子并且横加指责，用一句禅话说，那就是“本来无一物，何必惹尘埃”。争论最忌讳的就是揣测对方的动机，把自己的想法强加于人，断章取义，纵然唾沫横飞，却是误人误己。
网络上的论战大都是毫无积极意义，因为双方都是想证明自己的正确，而不是澄清历史的真实，毫无共识前提的争论最后变成了中国常见的文人相轻。太平天国的真实就在这样的争论的面目全非。
那么应该怎样把握评价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原则呢？
就历史人物而言，我们必须尊重他们，把我们放在他们的位置上，我们并不会做得比他们更好。我们不能够要求历史人物作出超越他们所在历史的思想和行为。对于历史事件，我只能做到尽量的拓宽视野，从天国发生前后几百年的历史来纵观，而且由于太平天国处于十九世纪的现实，我不得不放眼那个世纪的世界各国的改革，这样才能找准中国当时的位置。站在天国一边，非但看不清楚清朝，也看不清楚世界，甚至连自己也看不清楚
今天已经不是那个非此即彼的时代。
我们可以说，1840的大清政权已经不能够把中国带进现代化，虽然注定没落和失败，但并不等于说反对大清政权就一定代表正确。用一种偏见来取代另一种偏见绝对不是正义。
3.1. 幻灭的天国
提起笔来，又放下去。
说太平天国又怎么少的了洪秀全呢？
然而对于洪秀全，我真是提不起一点好感。
他是“考了四次秀才全部以失败而告终的老童生”，有人认为主考官一点都没有冤枉他。
他宣扬自己上天见到上帝，到了天上，人家用轿子抬他，“两旁无数娇娥美女迎接，主目不邪视”，上帝教他“两脚要八字排开”！给人感觉是乡下人进城，“表现了农民青年的最大想象力”。
然而，那一十四年的风起云涌，那无数英雄为之折腰，那不逊于中国历史任何一个朝代的大起义，灵魂人物会是这样的无能吗？洪秀全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我们可以从头看起，首先是他装神弄鬼的起义，一直颇多争议，其实这也不是洪秀全的首创。
陈胜吴广起义的时候，就知道搞“夜篝火，狐鸣呼曰：大楚兴，陈胜王”这一套。
此后有黄巾起义的“苍天已死，黄天当立”，白莲教韩山童、刘福通起义的“弥勒下生”、“明王出世”，“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这些是失败的领袖，那些成功的领袖也不例外。
汉高祖刘邦，其母尝息大泽之陂，梦与神遇。是时，雷电晦冥。太公（刘邦之父）往视，则见蛟龙于其上。已而有身，遂产高祖祖。刘邦的左大腿上还有72颗黑痣；魏文帝曹丕。其人出生时，有车盖状的青色云气终日笼罩在其顶上；
隋文帝杨坚。其人出生时紫气充庭，手上还赫然印有一"王"字；
唐太宗李世民。其人一时有两条龙在其门外戏耍，三天后方离去；
武则天则自称为弥勒佛转世；
宋太祖赵匡胤。据称其人出生时异香伴随，遍体有金色，三日不变；
总之是玄而又玄的东西，中国人就信服。
洪秀全大病一场，作了个梦，是不是真的早已无从考证，但是洪秀全这个人胆子不小倒是真的，历代造反起义的，才能高不高在其次，重要的是要有胆魄，不怕死，有野心，混世魔王在中国最吃香。有人评价洪秀全“一味靠天”，可是不靠天能怎么办？
洪秀全那点才学，考个秀才都中不了。政治才能不如冯云山、杨秀清他们，军事才能不如石达开、李秀成他们。只要谈起太平天国，所有人对洪秀全的评价就是“无能”二字，其实他这个天王早被人给架空了，看看太平天国哪一件有建设性的事情是洪秀全做的，根本没有。倒是最后封了2300多个王是洪秀全的杰作。
洪秀全打进南京城，立即下诏大兴土木建造天王府，钻进天王府穷奢极欲地享乐，11年间只被东王杨秀清以“天父”附身的名义叫出去一回。这个时候的洪秀全，几乎是完全不理政事。
他老人家如此这般无能，竟然在天国历史里长期被视为一把手，地位毫不动摇，还粉碎了几起造反阴谋事件，为什么？这一切难道不是天意吗？我们一方面抱怨洪秀全的无所作为，无能为力，另一方面又觉得他管得太多，要他承担太平天国的所有错误，是不是苛求他了呢？洪秀全本人那些行为，对于他和他那个时代来说，十分正常。不受限制的权力，自认是天命所归，兴盛时期百万大军在握，理所当然的生活糜烂，神仙也避免不了。就荒谬性而言，比起洪天王，我们今天海南的贪官嫖娼多年，竟然还记下95本日记，这种人能够长期占据高官的位置，我倒觉得这事才真是不可思议呢。太平天国之失也不是洪秀全一个人的错，可以认为是太平天国整个领导阶层的战略失误。
首先看看他们是怎样对待知识分子，也许我们能够明白湘军的崛起是怎么一回事。
洪秀全在南京首次开考时，告示竟说：通文墨而不应试者，斩首不留。
天下重视人才也没有这么个重视法吧。
尽管如此，整个南京，被屠刀恐吓进考场的，也只有三十多人。其中几个，如郑之侨、夏宗铣，干脆借试卷痛骂太平天国。后来几次考试，就是庆祝诸王生日，犹如请个歌舞班来唱戏一样。唯一一个女状元傅善祥，也被杨秀清收做情妇太平天国罕有的几个知识分子。卢贤拔，大概是天国的首席笔杆子，因为和妻子同宿，犯了“天条” 差点被杀头，好不容易保住性命，最后逃之夭夭；曾钊扬、何震川也是头号的笔杆子，最后都被吓怕，找个借口跑啦。其他几个读书人，不是被自己人杀了，就是私下开溜逃了。
太平天国所到之处，毁弃孔庙，焚烧儒书。
“所陷之处，凡学宫正殿两庑木主亦俱毁弃殆尽，任意作践，或堆军火，或为马厩，江宁学宫则改为宰夫衙，以璧水园柝之地为椎牛屠狗之场”。他们“搜得藏书论担挑，行过厕溷随手拋，抛之不及以火烧，烧之不及以水浇。读者斩，收者斩，买者卖者一同斩，书苟满家法必犯，昔用撑肠今破胆。”太平天国这种行径，引起了天下读书人的强烈反感。
“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这在当时是很明确的观念。
焚书坑儒这种事情，秦始皇是第一次，太平天国算是第二次。
天国之灭亡，对待知识分子的政策上难辞其咎。
后来洪仁玕带来了《资政新篇》，的确很不错，虽然没涉及到宪改，可行性也不如洋务运动，但是是个很大的进步，然而可能由我们天国的“天王”，“天父”，“天兄”们来实现吗？表示强烈怀疑。
在军事战略上，过早建立国都是很被动的战略失误。
也许太平天国是吸取了李自成的教训，先巩固根据地，然后再北上。想法挺好，但是执行起来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天国军唯一的一次北伐，就两万多人，还差点打进了北京城，然而孤军远征，没有援兵，没有接济，战线过长，最后终归一败，从此就不思进取。天京为中心，所能统治的地方，不过江南一隅与安庆、九江、武汉几个据点。清军两次建立江南、江北大营，就是直接威胁太平天国的要害，最后天国军就是被清兵牵着鼻子走。石达开曾经领军西征，打得湘军快要崩溃，曾国藩都要跳河自杀，结果石达开收到天京被围的消息，无可奈何，只能回军，好不容易得到的战略要地全部放弃。石达开才能出众，一破江南江北大营，可是湘军就缓过气来，于是天国军就面对绿营和湘军疲于奔命。
天京事变后，清军重建江南江北大营，这回来势汹汹、虎视眈眈，我们的天王束手无策，幸亏李秀成二破江南江北大营。在天国史上这是难得的胜利，但是从战略上讲，天国军根本是被迫防御，不是进攻。江南大营复陷，官军悉溃，常州、苏州相继失，咸丰十年闰三月也。
左公宗棠闻而叹曰：“天意其有转机乎”，或闻其故。曰：“江南大营将蹇兵疲，万不足资以讨贼。得此一洗荡，而后来者可以措手。”又问谁可当之？胡公林翼曰：“朝廷能以江南事付曾公，天下不足平也。”现实使得清廷放弃了对绿营的幻想，转而全力支持湘军。
咸丰十年四月，曾国藩奉旨“先行赏加兵部尚书衔，迅速驰往江苏，署理两江总督”。六月，奉旨补授两江总督，“并授为钦差大臣，督办江南军务。”次年十月，曾国藩已受命主持“江苏、安徽、江西三省并浙江全省军务，所有四省巡抚提镇以下各官，悉归节制。”这个时候曾国藩统筹全局，天国军只能节节败退，最终覆灭。
这个时候我们再来回顾一下天国的政令。
（天国）法令森严，刑律惨酷，凡犯天条者，一律处死刑。天条以外之罪，也非杖即死。死刑中又有点天灯、五马分尸、割肉、抽肠等非刑。行刑之前，往往先鸣锣聚众，讲说道理，宣布罪状，然后当众行刑。
其实法律有死刑倒没什么了不起，五马分尸这些刑法在大清法律中也并非没有，太平天国法律可怕之处在于“天条”。每当人类自认是“替天行道”的年代，绝对是悲剧的年代。
天国之梦最终幻灭，可是还有多少人认为自己掌握着“天意”呢？
3.2. 天国随想
太平天国初期，马克思曾热情赞颂：“可以大胆预言，中国革命将把火星抛到现代工业体系的即将爆炸的地雷上……直接随之而来的将是欧洲大陆的政治革命。”可是，随着时间推移，马克思根据自己了解的事实，又作出了与以前截然相反的结论。
“除了改朝换代以外，他们没有给自己提出任何任务。……他们给予民众的惊惶比给予老统治者们的惊惶还要厉害。他们的全部使命，好像仅仅是用丑恶万状的破坏来与停滞腐朽对立，这种破坏没有一点建设工作的苗头。”马克思最后给太平天国下的定义是：“显然，太平军就是中国人的幻想所描绘的那个魔鬼的in Persona(化身)。但是，只有在中国才能有这类魔鬼。这类魔鬼是停滞的社会生活的产物。”一般说来，中国人对外国人板着面孔批评中国农民起义总是极端反感，但是我们不敢对马克思的批评提出异议。马克思在中国政治的地位实在太崇高了。
然而，我还是对马克思的结论表示质疑，就像对孙中山推崇太平天国的结论一样，事实上他们都不够了解太平天国。孙中山当时公开宣传太平天国，宣传洪秀全，借以激发民气，推翻清廷。
宫崎寅藏《孙逸仙传》提到，孙中山本人以“洪秀全第二”自居。
孙中山褒称太平天国诸领袖为“民族英雄”、“老革命党”。在孙中山的带动下，刘成禺做《太平天国战史》，孙中山亲自作序出版，后来这本书被认定是“史实误漏之处甚多”。当时还有诸如《洪秀全演义》、《石达开遗诗》等书，流传极广。
不过我们的孙中山同志，到底还是头脑清醒一些，他说：“大家若是有了想做皇帝的心理，一来同志就要打同志，二来本国人更要打本国人，全国长年相争相打，人民的祸害便没有止境。”他认为，太平天国“只知有民族，不知有民权；只知有君主，不知有民主。即使成功了，也不过是历史上的又一个封建王朝而已”。孙中山推崇太平天国的目的是为了反清而已，可是反清任务完成以后，太平天国的谬误竟然流传了下来，这也应该让我们深思。中国的历史总是因为需要而被篡改得理直气壮。
我无意于批判当时的任何一方。但是我们不妨来看看下面一段描述，这是摘录了一位姐姐的文字。
题目是“历史上的今天”。
“139年前的凌晨，清军趁留驻大树堡的多数太平军将士还在睡梦中时，以火箭为号，从四面八方对他们发起袭击。两千勇士在指挥官周宰辅的率领下奋起反抗，力战不屈，除少数突围而出外，大都英勇牺牲，最后几十名勇士从大树堡一路与敌军博杀至大渡河畔，他们不肯投降，全都纵身跃入滔滔江水之中。大渡河会记住这些勇士，青山会记住这些勇士！他们用自己的英勇不屈，实践了与主帅同生共死的誓言，他们死得义无反顾，无怨无悔，他们的无畏惊天动地，他们浩气长存人间！”这是石达开部队一次被阻击情形。
如果这是艺术作品，倒还无所谓，但如果把这作为历史，倾向性也过分强了一些。
我们抛开双方的立场来看问题。
先说清军的阻击，我觉得清军在战术上相当成功，这是一次把握了最好机会的偷袭，清军对于形势的判断和时机的把握运用得很巧妙，我们可以注意到，在天国军看来，四面八方都是敌人，这明显的表示天国军在奇袭中已经乱了阵脚。如果站在天国军一方，无论清军怎么行动都是要被批评的，如果清军堂堂正正布阵，如果宋襄公一样恪守仁义道德，最后被天国军击溃，也只会被天国军嘲笑为无能和弱智。在战场上，选择自己牺牲最少，敌人牺牲最大的战术，理所当然。
天国军既不能把握清军的动向，又不能及时组织突围，最后居然突破到了大渡河畔，难道还想背水一战吗？
这次的完败可以说与天国军指挥官的指挥有莫大关系。
至于英勇不屈？如果清军不是一样有英勇的士兵，只怕清朝早就垮台了，就战斗力而言，湘军的陆战能力未必强，但是说到英勇，我想绝对不会逊于天国军的。难道我们总是要把正义留给自己，把邪恶留给敌人吗？
如果双方这些“英勇不屈”不用于内斗，而是用来团结一心搞国家建设，用来对付侵略者，中国早就强大了。天国有他的正义，我不反对。
太平天国的名将，石达开和李秀成表现都很不错。
虽然李秀成在苏州建的忠王府（还不是南京的忠王府），就连李鸿章都叹为观止，“琼楼玉宇，曲栏洞房，真如神仙窟宅” 。但这些并不要紧。
石达开和李秀成在战略战术上表现出非凡的天赋，在中国历史长河中，也许他们算不上是最杰出的，可是作为十九世纪的中国，他们的军事才能的确是罕见的。我们很清楚，一切个人斗争的阴谋诡计在战场上是行不通的，如果不能对全局有充分地把握，如果不能够任用贤良勇敢的将领，如果不能够深得军心，任你把仁义道德吹上了天，一样也不能够获胜。而名将必须具备这一切，理性、勇敢、无畏。
于是我想起了大清的正义。
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被誉为“大清三杰”的中兴名臣，（名将是职业军人的称号，所以这里对大清三杰用名臣称呼），他们麾下的部队，也是一样的英勇善战，他们的为人，也是一样的顽强而理性。我觉得天国和大清都有他们各自的正义。
在他们各自的表现中，正直、信守诺言、坚强、勇敢这些优良的品行和人格的力量，正是中国的正义。
如果两种不同立场的正义力量能够形成共识，形成合力，一起为中国的强大振兴而奋斗，而不是非要在立场上争个你死我活，那么中国的强大指日可待。我无意与苛求历史上的任何一个人，对于我来说，正义和邪恶同时并存于天国和大清。
我经常想，要在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下，才能使敌对双方的正义同心协力呢？
也许现代言论自由理念可以给我们一些启发。
“虽然我反对你的观点，但我坚决捍卫拟发表自己观点的权利。”
只要找到正义的基础，石达开、李秀成这些天国的脊梁，以及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这些大清的脊梁，他们就能共同构成中国的脊梁。然而，就像言论自由的理念在中国不流行一样，我们仍然习惯为自己的真理和正义坚定不移，立场就这么重要吗？有人说，明君、清官比暴君、贪官更加有害。
这是是非不分。
在一个必然产生暴君、贪官的制度下，是什么力量使得明君和清官的异类出现呢？
是我们文化的精髓。
这种超凡的人格力量，这种强烈的忧患和自警意识，正是中国最缺乏的。
如果我们认定中国有清官、明君是一种错误，那么中国的文化和传统还能剩下什么呢？
充斥暴君和贪官的中国也许在几千年前就不复存在了，不能产生出清官和明君的文化也必然消亡。
明君和清官是中国上千年黑暗封建史之中的希望之光，如果连这些都没有的话，中国文明只怕早已成为传说中的国度了。
4. 明清杂说
我想，假设明朝兴盛如强汉，会轻而易举的消灭北方的满清，那时候的满清根本都没有崛起的机会，就整个的灭种亡族啦。我们津津乐道的汉唐，是不是热爱和平的朝代呢？
今天，我们只记得中国威震天下的文治武功，却早已忘记昔日西域那些爱好和平的国家。
我们说起康熙，也会有人不屑一顾，然而谁又能比得上他？
康熙十来岁即位的时候，朝廷中有手握重兵且嚣张跋扈的大臣鳌拜。
朝廷外的三藩一直野心勃勃，吴三桂更是无敌名将，手上几十万精兵，朝廷一年三分之二的赋税要归他们，十几年的经营，兵精粮足。台湾郑家也是心腹大患，配合国内的天地会等民间组织，反清复明的呼声极高。
北方的俄国虎视眈眈。
新疆、蒙古、西藏，都在想方设法搞分裂动乱。
这个时候，大清面临的局面极其艰难，作为一个满洲人，将心比心，谁还能比康熙做得更好？
当然很有可能有人做得比康熙更好，他不但能收拾了鳌拜、吴三桂，还能收回台湾，还能击溃俄国，还能阻止蒙古、西藏分裂，还能够引进西方民主和科学，还能够在中国实行宪政改革，领导启蒙运动和科学革命，最终在十八世纪把中国带入现代化。也许这一切都有可能，只要这个领袖人物是个汉人。
而且，他还必须是一个强势的皇帝，不然怎么能推动改革呢？
于是中国不需要思想家，不需要革命者，只要一个汉人的圣君就可以完成一切使命，多好。
然而，是这样吗？
明朝已经大势已去，早已是不争之事实，然而汉人的自尊心使得我们拒绝接受事实。
明末已经是十七世纪的事情了，但是对明末历史的错误判断，直接导致了对十九世纪清朝地位的判断。
有人对清朝的中国政权继承提出了合理性与合法性的质疑，不免使我想起了一句话。
“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
虽然我对现在夸大其词的《康熙王朝》、《雍正王朝》太滥的歌功颂德颇多腹诽，认为今天主流媒体推崇圣君的情结，真是于国人百害而无一利，但是我们不能够用另外一种偏见来打倒这种偏见。历史只有一种，那就是真实的原来。
对清朝的地位，尤其是晚清的地位，很多批评都有熟悉的感觉，仿佛是那混乱年代的遗毒在借尸还魂。
把这些说法精炼起来，不外乎是我们运用自如的语言。
话说大汉民族的明朝，汉人推翻了蒙古人的残暴统治，迎来了继往开来的新时代，大明的中国形势简直是一片大好。人民善良、勇敢、勤劳，领袖大多数都是聪明睿智，天才再世，一句顶一万句的角色。自从铁血宰相总理张居正的推出了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改革后，中国继续保持飞速发展，并且经济一直占据世界领先地位，一切都表明中国将在明朝时期在生产力方面再上一个台阶，从而使中国资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最终完成中国社会制度从量变到质变的飞跃。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大明将在十九世纪最终雄霸于地球。但是，中国的地大物博，文化的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以及大明的强大和优越的社会制度引来了国外反动势力的恐惧。女真族，这些奴隶社会的奴隶主贵族，亡我之心不死，开始对大明实行经济封锁，试图将中国人民重新置于水深火热之中。以努尔哈赤为首的反动势力，勾结日本丰臣秀吉，妄图通过朝鲜半岛做跳板，侵略中国。这些侵略行为，理所当然的受到了中国人民军队的反击，大明成功地阻止了倭寇在中国横行，瓦解了瓦刺的攻击，捍卫了大明汉人的政权。可是，反动势力不被击溃，是不会自动倒台的。
努尔哈赤、皇太极见到强行攻击大明不行，就采用阴险卑鄙的方法，首先在大明国内制造谣言，宣扬大明的统治出现严重问题，扶植李自成势力作为满洲的中国国内代言人，当然，李自成在撼动大明政权后被满洲主子给抛弃，这充分的证明了当反动派爪牙的下场。满洲人是狡猾的，他们利用大明杰出的领袖崇祯的性格弱点（崇祯在即位之初，就把大明的反革命分子魏忠贤及其党羽给铲除，表现了卓越的领导才能），使用反间计，把几次击败满洲人的将军袁崇焕给杀害，并且网罗了大量明朝的汉奸，比如范文程、吴三桂，以及很多武汉奸和文汉奸，在满洲和汉奸双重势力的绞杀下，大明革命政权不幸失败，反动势力取得了暂时的胜利。罪恶的满洲人遭到了中国革命群众的顽强抵抗，为了消除自己的恐惧，满洲人竟然选择了罪恶的大屠杀，扬州十日，嘉定三屠，惨绝人伦。有人把这些屠杀和汉人的大清洗运动，诸如杀方孝孺之类事件相提并论，简直是荒谬之极，汉人杀汉人，那是为了汉人群体的好，岂可混为一谈？就算做法错了，动机也是好的，需要一分为二的看待问题，要绷紧汉人和蛮夷的斗争弦。
最后汉人不是找到了错误根源吗？那是外国势力的阴谋，他们勾结了国内一小撮反动分子，试图通过诬陷和栽赃来篡夺革命果实.而且，最后我们还是纠正了错误，再次证明了光荣伟大正确的大明王朝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一切罪恶都是魏忠贤造成的，所以魏忠贤不得好死。满洲反动势力纵然夺取了汉人革命政权，但是面对英勇的革命群众，此起彼伏的反清复明，他们心虚了，这只纸老虎使出了最阴毒的一招，开始对中国人民进行奴化教育，他们编撰史书，大肆篡改，为了他们腐朽的统治，将中国人民陷入了万劫不复的境地。那个时候的汉人毫无社会地位，生活困苦不堪，远远比不上明朝时期。
而且，那个时候的中国开始落后于世界，西方开始进步的时候，中国却在倒退，这样的局面完全是满洲人造成的，和汉人没有一点关系。十九世纪末，太平天国，先进生产力的代表，中国革命的明灯，英勇顽强的站了出来。
有人觉得洪秀全个人能力和作风有问题才导致天国失败，这显然是反动势力的污蔑，满洲人在利用汉奸，如曾国藩之流击溃太平天国后，又使用了篡改历史的老一套，导致革命失败，并且诬陷。然而历史的真相不能被抹煞。
满清政权的寿命已经不远啦，二十世纪初，继承了太平天国遗志的孙中山发动辛亥革命，“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终于汉人收回了中国的统治权。然而可悲的是，满清的遗毒尚未消除，所以才导致了军阀割据混战，才导致日本入侵。
虽然那个时候是汉人执政，但是为祸的还是满清的“奴化教育”和影响，直到我们抵御满清的大部分遗毒，我们才取得抗战胜利。同理可证，今天我们只要消除满清的最后遗毒，抵御西方的文化入侵，彻底恢复汉人自百家争鸣以来的独立自主、自尊自强的文化，中国势必再次领先世界，并且永远不可战胜。唯一觉得遗憾的是，如果世界上没有满洲人，中国早就成为了世界第一强；更遗憾的是，假如地球上只有中国的汉人，我们早就能实现共产主义啦。当然啦，如果世界人民明白了这个道理，全民投票让中国人来主持世界，就提前实现天下大同罗。
所以我们要孜孜不倦的找到令我们和别人信服的理由。
我们很善于从别人身上找原因，不是吗？
汉人是天使，满人是魔鬼。
汉人是那善良可爱的羔羊，满人是那恶毒凶残的狼。
在这个弱肉强食的世界里，我们自我感觉良好：上帝与我们同在，阿门。
篡改史书？秦始皇还焚书坑儒呢，看来秦始皇是个少数民族。
满人自己的语言和文字，乃至满人自己的书籍根本都没流传开来，改来改去还是汉人的语言，汉人的文字，汉人的书籍。春秋战国百家争鸣的思想，秦文汉赋，魏晋文章，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改得了吗？
这些不是中国的历史？这些不是汉人的骨气？这些不是中国的魂魄？这些不是中国的文明传承？
究竟是这些对中国人影响力大，还是四库全书？
奴化教育？难道满清执政之前的中国王朝还是自由平等？
别忘了，自秦始皇到辛亥革命，这几千年来中国都是封建社会，老百姓都是皇帝的奴才，中国的教育也一直都是奴化教育。这一点，几千年来，没有过改变过。
王朝更替的事情，那应该是“肉食者”关心的。
他们平时高高在上，作威作福，关键时候却怯如鸡，懦如羊，指望别人来替他们卖命，让他们继续精英统治，可能吗？老百姓反正是做奴才，作良民。如果自己不能当家作主，那都是白忙活，瞎起劲，为他人做嫁衣，运气好的自己混个一官半职，运气差的早就转世投胎去了。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的时候，我们革命的旗帜，南明小朝廷的福王在干什么呢？
这位“蛤蟆天子”的手下找了许多乞丐，让他们每日晚间出城去捉癞蛤蟆，还特意派人做了好些灯笼，灯笼上写着“奉旨捕蟾”四个字。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福王需要返老还童，滋阴补肾，因为他那“不躁不缓，见花萎谢，举而不坚，坚而不久”的病需要治疗，秘药要用到癞蛤蟆作药引。那个时候，我们的福王派了许多人到各地去网罗美女，但凡见稍有些姿色的女子，便将一张黄纸贴在她们额上，送入宫中。敢隐藏的，不仅本人被抄家，甚至四邻都会被牵连。
前方战士在保家卫国浴血奋战，后方的天子随时奸淫他们的妻女，父母官们顺手牵羊夺走他们的财产。
纵然是在这种情形下，总有人还有脸把民族大义吹得天花乱坠，把牺牲说成必要，把死亡说的满不在乎。
因为牺牲、死亡的是别人嘛。
就算真有圣人不畏死，也没有资格要求别人一样做圣人去送死吧。
如果国家和制度不能保证普通一人的正义和权利，那么也就不存在国家和制度的正义和权利。
再回过头来看明末历史吧。
这位被史可法誉为“贪、淫、酗酒、不孝、虞下、不读书、干预有司”五毒俱全的福王，就是我们老百姓需要前赴后继为之牺牲的“圣君”。福王身边的阮大铖、马士英玩弄权术，打击异己。
这时拥有数十万重兵、镇守武昌的左良玉发兵南下，要“清君侧”、“除马阮”。
马士英提出妙论，“宁可君臣皆死于大清，不可死于左良玉之手”。
当时有人抗言，“淮扬最急，应亟防御。”马士英命令“有议守淮者斩”。
朝议之后，诏史可法“尽撤江防之兵以防左”。
史可法在这种情况下坚守扬州，70万老百姓尽遭屠戮。
如果说坚贞不屈是为了明朝汉人江山，我们是不是应该问问，为这样的皇帝值得吗？
如果说慷慨就义是为了维护汉人先进优越的文化，那我们是不是应该反省一下，为什么我们先就优越的文化竟产生明朝那么多愚昧且凶残的皇帝？如果说奋战到底是为了反抗民族压迫，我们今天可以清楚的知道，满清已经是中华民族不可缺少的一员了。
事实上，忍受清朝皇帝的压迫，要比忍受明朝皇帝的压迫更容易一些。
读明末历史，一片心灰意冷。
什么文化，什么皇帝，都是些什么东西！
只要能活下来，投降又怎么样？做汉奸又怎么样？留辫子又怎么样？
人的权利第一首推生存权。
说到历史上的屠杀。
天国有过，湘军也有过。
满洲人有过，汉人也有过。
日本人有过，中国人也有过。
过去有过，我敢说今后一定还会有。
只要还有人认为自己绝对正确。
只要还有人将不同声音看作异己，只要还有人高高举起所谓正义的屠刀，我们还对不同政见如冬天般的冷酷无情。屠杀，就不可避免。
我们恣意嘲笑前人。
后人也恣意嘲笑我们。
后人的后人再恣意嘲笑后人。
如此而已。
关于明朝汉文化优越的最大争议，是满清入关后的屠杀，和明朝出现了所谓资产阶级萌芽被满清扼杀。
我们先来看人口减少和屠杀问题。
公元1626年，明末天启六年，总人口5165万人。到公元1655年，清初顺治十二年，人口仅为1403万。不到30年，人口减少数千万。有人说，这就是满清蛮夷罪恶的铁证。
然而，我们来看看中国的前朝，汉人自己的王朝更替，是怎么样的和蔼可亲。
春秋战国动乱550 年，死亡数千万。
白起坑杀四十万降军，是为战国之最。
公元前221年，秦朝初期人口约为2000万。公元前202年，西汉初期，人口为1300万，不到20年，减少一倍之多。项羽和刘邦的争霸天下可是和蛮夷无关吧，阿房宫不也是项羽一把火烧掉的吗，坑杀几十万秦兵不还是有人“思项羽”吗？公元157年，东汉人口曾高达5600多万。然而到了公元260-280年，经历大动乱后的魏、蜀、吴三国人口总数才760余万，不及原来的七分之一。黄巾起义，董卓入洛阳，中原混战，魏、蜀、吴三国争雄，难道他们不是争权夺利？
这些朝代一样是几千万的人口锐减，而且都是汉人的丰功伟绩！
当然，汉人杀汉人，在很多人眼中就无所谓啦，甚至可以完全忽略不计的。
隋代人口近5000万。可是到了唐初武德年间，全国人口只有2000万，贞观时总户数才达3000万，仅为隋代的三分之一。也许我们可以说，是经过鲜卑化的李姓汉人，大屠杀是那一部分蛮夷特性发作造成的？
唐代人口最高达到了5000万，可是到了赵匡胤的北宋时候，全国只有3000万左右。
宋代又到达了一个人口高潮，不过我们可以松一口气，以后中国历史的一切问题，都可以轻松的推卸给蒙古人和满洲人了。其实中国的王朝更替，必然伴随着大规模的人口锐减，大动乱，大破坏。
满洲人做法并不稀奇，至少汉人也是这么做的，这个专利权，怎么样也不能让给少数民族吧。
宋朝的岳飞，明朝的于谦、袁崇焕，唯一能力挽狂澜的名将不都是死于自己拼命捍卫的主君之手吗？
至于说到明末的资产阶级萌芽被满清扼杀在摇篮的罪行。
我们可以知道英国的“圈地运动”，强迫农民来到城市变成工人。相应的，明朝末年也出现了这样的情况，商业城市的出现和非农业人口的增加。明宣德年间（1426－1435），全国就有三十三个大商业城市。百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也有数个。
当时，苏州是江南丝织业的中心，已经出现了很多机户，专以机织为生，并且存在着机户雇佣机工从事生产的情形。江浙丝织名镇盛泽镇，明初仅为一个有五、六十户人家的村庄，随着丝织业的发展，到成化年间（1465-1487）改村为市，几十年后，成为有五万人口的市镇。另一方面是非农业人口的增加。
明朝后期，灾荒连年，在旱灾频繁大面积发生的背景下，崇祯末年，华北、西北、山东、长江中下游地区又发生大范围的蝗灾，仅在北方就形成一条长达上千公里、宽达数百公里的蝗灾分布带，飞蝗所经之处，千里赤野，草叶不存。明代中叶，约为公元1440年，北直隶及山西两省一百一十六个州县失地农户就达36640户。1468年，仅荆襄地区聚集的流民就达20、30万。1471年达到40多万，最高达150多万。明朝真是看起来前景一片光明。
有人说，是满洲人夺走了中国发展的机会。
但是，这是确实的吗？
西汉末年，长安、洛阳、郑州、南阳、邯郸、成都、临淄都是繁华的大都市。
王莽当政时期，南阳赫赫有名，三符在《潜夫论》中说：“今举世舍农桑，趋商贾，牛马车舆，填塞道路，游手为历，充盈都邑，治本者少，浮食者众。商邑翼翼，四方是极”。福建泉州，宋元时期高度繁荣，侨居泉州的外商数以万计，那是与亚历山大港齐名的世界著名港城。
北宋的非农业人口比例也很高。耀州七个县，主客户共11万户，28万人，而非农业户口计5万户，18万人，非农业人口达60%左右。出现商业城市和非农业人口并不足为怪，至于科学技术，不要忘记我们耳熟能详的四大发明都是成形于宋代。我们是不是说宋朝就出现了资产阶级萌芽，然后咒骂该死的蒙古人？可是明朝也没马上出现资产阶级，怎么还是萌芽呢？好不容易辛亥革命，怎么革命果实又被篡夺？中国怎么又变成了军阀割据？
我们猜测明朝的中国能不能发展出独立的资产阶级，是否能最终是中国强大起来，其实问题根本就不在这些地方。明朝有几十年不早朝又贪得无厌的皇帝，有醉心于木匠活的而把国事全交给魏忠贤的天子，根本什么都别想强大。关于魏忠贤有这么一个故事。
明末夏允彝《幸存录》中记载。
有一天晚上，五个人在一旅馆喝酒。
一人趁着酒胆骂了魏忠贤几句，另四人劝他不要乱说。他想反正自己的话不会被特务听见，就说：“魏忠贤虽然凶横，剥不了我的皮，我怕什么？”哪知骂声未绝，东厂特务就冲进来抓起这五个人，魏忠贤也真把那个骂他的人活剥了皮。明朝恐怖统治如斯。
这样的国情下资产阶级能够发展起来吗？
历史的真实是，明朝末年的非农业人口，也就是我们今天说的流民，和中国历朝历代要亡国时候的流民一样，没有变成工人，而是起来造反。流民领袖李自成揭竿而起，天下响应。
李自成自然不是想要限制皇权，而是想要自己做皇帝，1850年时候的洪秀全也是想要自己做皇帝，辛亥革命时候的袁世凯也还做了83天皇帝。到了今天，是不是还有人在做皇帝梦，我就不知道啦。
1645年，明朝灭亡。我们遗憾那个时候的萌芽被扼杀。
到了1915年，杨度、严复等6人组织筹安会，并通电各省派代表至北京“请愿”改变国体。设立“大典筹各处”，准备了龙袍、玉玺。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凯宣布恢复帝制，改中华民国为“中华帝国”，改民国五年为“洪宪元年”，改总统府为新华宫，准备1916年元旦登极。这个时候，满清政权已经被推翻，打的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口号。满洲人奴化教育下的袁世凯竟然能够懂得当家作主的道理，自己做皇帝啦，真是中国汉人一大进步啊。我们突破了满人的奴化教育，剪掉了满人特征的辫子。
但是，我们无法摆脱不了中国文化皇帝与奴才的阴影，剪不掉自己精神上的辫子。
不便多说啦。
再回到明末的历史来。
李自成大顺政权这么多年，占领西北、华北、山东、河南两省、湖北、江苏的部分地区。声势浩大，却一直是有破坏，没建设。其实哪里轮得到满洲人来扼杀明朝的资产阶级萌芽，我们的李自成早已经抢先一步了。
没有建设，没有根据地，是李自成迅速兵败的原因。
换而言之，对占领地区的积极建设，正是满清站稳脚跟的原因。因为说到不得人心，满清的“留发不留头”比李自成的腐败更不得人心。我们的人民勤劳善良勇敢，我们的领袖英明神武威大，我们的敌人阴险狡诈恶毒。
到底是什么把中华文化由俯视或平等的文化变成了仰视的文化，把中华文明和中国人由襟怀宽广和开放的变成了狭隘和封闭？又是什么把中国人由自尊自信变得怯懦自卑，把中国人由崇尚高风亮节变得奴颜卑膝，由宽厚仁和变得阴柔鄙琐？只是满洲人错吗？
满洲人只是从努尔哈赤、到皇太极，到多尔衮，到顺治、到康熙，就顺利完成了少数民族的崛起，统一内部，击溃大明军队，夺取中国政权，乃至平定天下，达到盛世。如果没有明朝好几代皇帝孜孜不倦的努力执行亡国战略，只怕不会有这种可能吧，而且那个时候的老百姓居然冷漠的袖手旁观，看着自己国家一代代的积弱。这就是我们先进的汉文化吗？我也冷冷地看着今天的爱国者表演。
要找个借口，永远都是把罪过推诿给别人，还不容易么？
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们仍需努力。
精神胜利是使我们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法宝。
5. 大清的正义
前面提到了天国的正义，天国的脊梁，这里我们来看看大清的正义，大清的脊梁。
曾国藩，字伯函，号涤生，1811年生于湖南省双峰。
其天资聪颖，勤奋好学，6岁时入塾读书，8岁能读八股文诵五经，14岁时能读周礼，史记文选，并参加长沙的童子试，成绩俱佳列为优等。1832年考取秀才，28岁时候考中进士，中进士留京师后十年七迁，连升十级，37岁任礼部侍郎，官至二品，颇有才名。作为生在红旗下，长在红旗下的曾国藩，饱读诗书，事业一帆风顺，当然是感激天恩，以图报国。
比起我们的洪教主来，应该还是曾国藩多一点真才实学，可惜清朝当年没有让洪秀全考起秀才，这既是清朝的不幸，也是天国的不幸吧。咸丰二年丁忧之后，曾国藩回家，成了一个在籍绅士。
那个时候，太平天国势不可挡，绿营不堪一击，于是朝廷不得不任用汉人和加强地方势力。
曾国藩有感国家危难，愤然而起，出任湖南团练。
不要以为这是个什么好职位，看看官名，“帮同办理本省团练乡民搜查土匪诸事务”，权利有限的很。
在那个时候，苏、皖、闽、浙、赣、黔、豫、鲁和直隶还有四十二个团练大臣，但是也就曾国藩一个人把团练当成了一回事，要知道曾国藩在团练之前，一直都是文官啊。曾国藩的团练也不是我们想象中的一帆风顺，他最先受到的挑战竟然是来自大清内部。
那个时候，“营兵既日夜游聚城中，文武官闭门不肯谁何，乃猖狂公围国藩公馆门。公馆者，巡抚射圃也，巡抚以为不与己公事。国藩度营兵不敢决入，方治事，刀矛竟入，刺钦差随丁，几伤国藩，乃叩巡抚垣门，巡抚阳惊，反谢，遣所缚者，纵诸乱兵不问。司、道以下公言留公过操切，以有此变。国藩客皆愤怒，以为当上闻。国藩叹曰：“时事方亟，臣子既不能弭大乱，何敢以己事渎君父？吾宁避之耳。”曾国藩在长沙受到了排挤，有委屈还说不得，只能逃到衡阳去练兵。
好不容易等到“粤贼之据武昌、汉阳也，进陷岳州以逼长沙；曾文正公以丁忧侍郎起乡兵，逐贼出湖南境，进克武汉黄诸郡，肃清湖北。”曾国藩好不容易立下大功。
文宗显皇帝喜形于色，谓军机大臣曰：“不意曾国藩一书生，乃能建此奇功。”
结果被祁隽藻一句话，“曾国藩以侍郎在籍，犹匹夫耳。匹夫居闾里一呼，蹶起从之者万馀人，恐非国家福也。”于是皇帝“默然变色者久之”。
于是“曾公不获大行其志者七八年”。
可是清军的绿营死不争气，江南江北大营被一破再破，朝廷只得请曾国藩再次出马。
曾国藩文人出身，战略战术并非其长，他亲自指挥的几次战役，还真是败多胜少，两回都要跳河自杀，可见一斑。然而说到知人善用，却是天下皆服。
湘军崛起。
李续宾、胡林翼、左宗棠、刘长佑、蒋益澧、曾国荃、彭玉麟、扬岳斌、刘锦棠、刘坤一、杨昌濬，李续宜都是大名鼎鼎的人才，当时湘军将领担任“总督、巡抚，其它专阃、监司，以勋伐昭著于时者，不可胜数。”另一方面，和湘军有很深渊源的大官，有沈葆桢、李鸿章、严树森、李瀚章、李宗羲、阎敬铭、许振韦等等。曾国藩的学生李鸿章创立淮军，这一批人中间又产生了张树声、潘鼎新、刘铭传、刘秉璋、丁日昌、钱鼎铭、郭柏荫、王凯泰、刘郇膏、周馥等等。同治二年，容闳到安庆拜访曾国藩时看到：
“当时各处军官，聚于曾文正之大营中者，不下二百人。大半皆怀其目的而来。总督幕府中亦有百人左右。幕府外更有候补之官员、怀才之士子。凡法律、算学、天文、机器等等专门家，无不毕集，几于举全国人才之精华，汇集于此。此皆曾文正一人之声望道德，及其所成就之功业，足以吸引之罗致之也。”这些可都是同治中兴的人才，洋务运动的骨干，也是中国的脊梁。
曾国藩曾经说，“方今大难削平，弓知载橐，湘中子弟忠义之气，雄不可遏抑之风，郁而发之为文，道德之宏，文章之富，必将震耀于寰区。”果不其然，在曾国藩以前，湖南名人极少，而历经湘军的崛起，湖南开始在中国近代史上以强势的形象出现。对左宗棠曾经有过这样的评价，“中国不可一日无湖南，湖南不可一日无左宗棠”。
这位自称“今亮”的左公为收复新疆，抬棺出阵，愣是收回了1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即算到了年老体衰时候，仍然坚持对法作战，甚至亲临前线，直至去世，不负盛名。杨度说：中国若为古希腊，湖南当为斯巴达，中国若为德意志，湖南当为普鲁士，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谭嗣同的“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为宪法流血，公真第一人”的宋教仁，“无公即无民国，有史必有斯人”的黄兴，如此等等。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十九世纪的中国没有真正意义上的革命家。
我们也不可能奢求曾国藩成为革命家，强求他推翻满清王朝，这既是实力不济，也不符合他的一贯思想。但是曾国藩思想，或者说中国文化传统的精髓，留给了后人，能够让中国拥有变革的力量。英勇、刚烈、无畏，这是湘军的正义，也将是中国的正义。
洋务运动的成就，我们今天看来，或许不觉有什么了不起之处，但是中国精英的忧患意识和强国理念，作为宝贵的精神财富，却始终激励着中国。
5.1. 洋务运动
从1851年到1865年，经过十四年的战乱，全国减少了一亿一千二百万人，也就是说中国的人口减少了四分之一。太平天国军和清军的绿营、湘军的战场是经济最发达的江浙和长江流域。
左宗棠在行军中看到“浙中光景已是草昧以前世界” 。
然而大动乱的破坏和杀戮，对外国人来说，不过是中国人的自杀残杀而已。
在满清方面。
“（太平军）自去岁屡战屡败，各城精锐散亡不下十万。今年春夏间窜皖北，我军（清军）截杀解散又十数万。其自九洑洲过江，仅存四五万人。”“（曾）国荃令闭门（南京城门）封缺口，搜杀三日，毙寇十余万，凡伪王以下大小酋目约三千馀”。
太平天国方面。
1856年，天京事变，9月2日东王杨秀清“及其统下亲戚属员文武大小男妇尽行杀净”；9月20日开始，又进行惨绝人寰的大屠杀，有两万多将士死于屠刀之下；11月2日，杀杨秀清的韦昌辉和所有姓韦的也全都被杀。这场屠杀直杀得天国元气大伤，宛若一场恶梦，身经百战的老兄弟在起义后的六年中，不过牺牲四千余人，而在不到一个月的内讧中，牺牲的人数就在两万以上。十九世纪的中国就在大清和天国的夹缝中艰难生存。
1875年，天国的战争结束已经有12年了，郭嵩焘仍向皇帝报告：“江浙财赋之邦，经乱已十余年，而土田之开垦无多，或七八成，或仅及五六成。皖南积尸填塞山谷，至今未尽收掩，田卒污莱不能辟，人民离散不能归。”对中国来说，战乱之后，一片废墟，百废待兴。
洋务运动的开展并不容易。
不过，当时世界的形势却相对好转。
美国历史上唯一的一次内战，南北战争爆发，这个时候未来第一强，无暇顾及其他。
欧洲方面，普鲁士的俾斯麦发动了统一德意志的普法战争，法国节节败退，两个国家打得不亦乐乎。
托俾斯麦的福气，当时的中法战争中，法国心不在焉，无法进攻，中国总算没吃亏。
纵然如此，中法战争也不过是一个平局，虽然对中国来说，已经是难得的胜利。
英国的注意力被吸引到了欧洲和美洲。毕竟一个统一欧洲大陆的德意志对英国不是一件好事，失去美洲利益的英国也不是一件好事。俄国也陷入了焦头烂额，十二月党人起义和民粹主义运动，搅得俄国动荡不安。
中国因此也挽回了一些损失。
左宗棠在收回伊梨时候，外交大臣曾纪泽（曾国藩的长子）和俄国谈判，改定了前任使俄大臣崇厚所定约章，“障川流而挽即逝之波，探虎口而索已投之食”，收回了伊犁和特克斯河两岸地区。那个时候的日本正在忙于自己的明治维新，还没有精力骚扰中国。
世界各国都忙于自身的事务，中国算是赢得难得的稳定环境来发展自己的洋务运动。
当世界各国都缓过气来的时候，中国又一次的变得不堪一击。
十九世纪的中国已经垂垂老矣，步履蹒跚。
洋务运动改革虽然强盛一时，却还不够彻底，洋务这三十年是当时中国唯一的振兴机会，其崛起在“师夷长技以制夷”，其完败也在“师夷长技以制夷”。历史从来没有后悔药吃。
1862年曾国藩建立“安庆军械所”开始，清朝建造了20个新式军工厂。
李鸿章在上海建造的“江南制造局”，到了九十年代已成为“远东最大的综合性军工厂”。
福州马尾造船厂已建造三十四艘机械舰艇；全国修造铁道四百多公里。
已有一百多家大型民族商业、企业，和更多的官办、官商合办、中外合办企业。
1888年北洋海军成立，成为“远东最大的海洋武力”。李鸿章就此夸耀：“就渤海门户而论，已有深固不摇之势”1862年专责翻译引介外文科技图书的“京师同文馆”成立，1864年上海、广州同文馆相继成立；1867年福州成立了“船政学堂”，江南制造局成立了翻译馆。70年代始清政府公费派出大量留学生，学习西方科技文化，到了80代很多人已学成回国服务。
从1885年开始晚清不但还清了全部外债，还出现财政盈余，到1894年止每年高达400万两。
这就是晚清最辉煌的“同治中兴”。这些惊人的成就，大概不会比我们今天的改革开放逊色吧。
当时在中国的英国著名学者李提摩太曾经评论道：“大清帝国从1860年的愚蠢的战争到1895年间迅猛的进步，实不能不感惊异！”“同治中兴”， 在今天很多人看来不屑一顾，认为是帮助封建统治苟延残喘。
在我们的思想里，满清是罪恶的，那么一切强国的努力也是罪过，而我们是正义的，即算是使历史倒退也是正义。同治中兴的那些成就，在历史教科书上不过是要背诵的要点，然而洋务运动背后是当时中国最具开放意识和先进理念的一批精英，观念的改变使得中国在十九世纪末的面貌焕然一新。二十世纪初的辛亥革命正是建立在了洋务运动的发展，对国人的开拓思路，对西方的理念引进基础上。
有个人很饿了，一连吃了5个馒头，吃到第6个时，饱啦，于是他很后悔，抱怨说，早知道我就只吃第6个馒头啦，前面5个真是既浪费时间又浪费钱啊。有些人毫无根据的指责洋务运动其实就和那个吃馒头的人毫无区别。
洋务运动的辉煌是中国一批踏踏实实做事的人造就的，这里面有慈禧的支持，也有中兴名臣的努力，更有中国精英们强烈的忧患意识和强国意识。如果中国的精英们不思进取，得过且过，慷慨激昂多而行动少，把一切认为是洋人的错，然后听天由命，那才真是国家的悲哀。李鸿章说过：“士大夫囿于章句之学，而昧于千年来一大变局，狃于目前苟安，而遂忘前二三十年之何以创钜痛深？以中国之大，而无自强自立之时，非惟可忧，抑亦可耻？”关于指责李鸿章割地赔款卖国的说法也是空穴来风。
孙中山1912年曾对日本人说过：“当此次举事之初，余等即拟将满洲委之于日本，以此希求日本援助中国革命。”谭嗣同甲午之战后，给挚友信中说：“今夫内外蒙古、新疆、西藏、青海、大而寒瘠，毫无利于中国，反岁费数百万金戍守之。地接英、俄……不如及今分卖于二国……每方里得价五十两，已不下十万万。除偿赔款外，所余尚多，可供变法之用矣。”李鸿章以后的孙中山和谭嗣同都提出过类似的想法，我们应该不会怀疑孙中山和谭嗣同的爱国吧。
至于缔结不平等条约，本身不足已成为罪名。
只是我们的历史责任感和中国传统的“经世致用”使我们昧于真相，不肯承认中国落后的必然命运而已。
固然，洋务运动最终不能突破中国文化传统的瓶颈，技术上的成功也不能掩饰政治上的失败。
甲午海战的惨败使得洋务运动以失败告终。
《甲午海战全景纪实》说，“中国，输掉的不仅是一场战争，也输掉了国运，输掉了希望，输掉了本该生存与发展的一个世纪。”可是，中国并没有颓废放弃，新的希望在升起，二十世纪初的中国开始对宪政改革的思考。
中国虽然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但是还有强烈忧患意识、强国意识的中国人，也只有他们，才能使中国走上独立、自由和民主之路。以空谈、以批评为己任者，从来无利于国家。
这段时间读了一些军事幻想小说，他们就是认为通过一场技术改革或者反腐败运动，中国就能够战无不胜。
在十九世纪末的洋务派这么想不足为怪，他们倾注了极大的热情，也取得了相应成就，但是还是失败了。
不是因为中国人比西方人、比日本人低能，而是我们的积弊太深。
甲午海战后，清政府也兴起了宪政改革，他们最终还是意识到唯有制度的革新才能拯救中国。
虽然洋务运动是为了维护清朝的统治地位，并且最终以失败而告终，但是我们必须承认中国这艘大船在清朝的领导下也曾做出过积极的努力，这种努力是强国的热情和理性造就的，未来的中国也同样需要热情和理性。令人惊异的是，我们二十一世纪的现代人还像十九世纪的洋务派一样思考，可是除了精神胜利之外，已经没有任何建设性了。
5.2. 义和团运动
义和团时期的尴尬其实仍然是我们现在的尴尬。
从宪政角度看，义和团的兴起无疑是历史的倒退，然而事实绝非我们所见到了那么简单。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
如果说义和团是十九世纪的怪物，那么也是中国这片土壤才能培育出来的。它发源于民间的愚昧和无知，并且受到了慈禧和清朝政权的鼓励。意味深长的是，义和团运动出现在百日维新失败以后。
那时候的清朝政权，已经失去了对世界和中国局势的把握能力。
我们可以抛开教科书，分析一下义和团运动产生的原因。
那个时候，洋务运动因为甲午海战的惨败而宣告结束，改良派的戊戌变法也因为皇朝内部斗争而不能完成。
即将进入二十世纪的中国面临局面依然严峻，尝试使用理性的方法已经被扼杀。
中国在寻找救国之路，但是中国民众已经没有耐性等待。
义和团运动爆发。
是十九世纪的中国选择了义和团，还是义和团选择十九世纪的中国？我们已经不得而知。
义和团的行径在西方人看来不可思议，清政府宣布同时对八国宣战在我们今天看来不可想象，然而这是中国历史的真实。我们知道义和团运动的结果是导致八国联军入侵，被吹得神乎其神的义和团分子不堪一击，最后被清政府抛弃。这一次八国联军同清政府签订了《辛丑条约》，赔偿金额为所有不平等条约之最。
美国竟然将一部分赔偿金退还，并且规定必须用作办学，建立中国的清华学堂。
1899年义和团运动时期，“举国若狂”地崇奉神明与巫术，宛若全国皆病，的确只有教育才能够治疗。然而首先开出药方、并付诸实施的，竟然是侵略列强之一的美国，而且是美国要求清政府必须把返款用于办学，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绝妙讽刺。关于义和团的进步意义问题，实在不用过多讨论。
焚毁洋教堂，破坏铁道和电线，攻击外国传教士和教徒，围攻北京东交民巷的外国使馆，处死德国公使……
义和团强令“各家不准存留洋货，无论巨细，一样砸抛；如有违抗存留，一经搜出，将房烧毁，将人杀毙，与二毛子一样治罪”。有学生因为被义和团搜出身上带的一支铅而丧命，更有人只因为家里有一根火柴，结果“八口同戮”！
这些，绝不会给中国带来任何进步。
太多国人这样无辜死去，可是他们的政府和同胞毫无怜悯和歉意，后人也满不在乎。
二十世纪初，科学和民主之光未能照耀在这片号称有五千年文明传承的土地上，大概是太多亡灵的哀怨与生者冷漠残忍的共同诅咒吧。令人嗟叹的是，经历了洋务运动和百日维新的中国，居然依旧这样毫无理性。
难道千百年来的国民理性如此贫弱幼稚吗？
在中国长期的封建统治中，皇帝是至高无上，其他人都是奴才。所以我们的国民没有独立的人格，一旦要挑战合法的权威，要造反，就必须有意无意假借神灵的作用。这种背景下的农民运动，注定了他们的非理性。他们对自己的信仰狂热拥戴，必然伴随着对所谓异教和异教徒仇恨的强烈欲望。绝对权威，疯狂崇拜，对异己残酷杀戮，毫无人性，这是中国历代含宗教色彩人民运动的特点。
在中国文化背景下，“信仰上的蒙昧、政治上的专制主义、世界观上的狭隘”始终相伴随。
我们知道，现代的公民社会，是建立在承认个人权利、公共权利和人类的普遍权利基础之上。
这些，还离我们很遥远。
而义和团的遗毒，我们今天还没有彻底清除，联想起中国今天网络上那些的叫嚣狂热的“义愤”，真是不寒而栗。义和团时期的尴尬在于，号称“五千年辉煌灿烂的历史”的中国一败再败于西方列强之手，毫无招架之力，最后我们还必须向西方学习，学习他们的先进制度和科学技术，这种精神上的杀伤对中国人是难以承受的。义和团选择了盲目排外，可他也部分承担反抗帝国主义的使命。
五四运动选择了全盘西化，实质上也是国民强国愿望的体现。
妄自尊大、乃至盲目排外，极度自卑、乃至全盘西化，这些情结在中国已经十分常见。
以中华民族的得失为准绳，义和团的反抗精神值得褒扬，而方式不能接受。
然而即使是到了今天，我们的精英仍然陷入“义和团”时期的尴尬。
一方面，我们要学习科学、民主，我们需要理性的思维方式，在这一点上，我们需要向西方，尤其是向美国学习。另一方面，我们需要维护自己的国家主权和民族主权，要反抗破坏它的力量，这一点很明显的表现在中国和美国的利益冲突上。其实，当前流行亲美和反美两种看上去截然相反的思想，实质上是一致的，强国永远是中国人的梦想。
我们不能说哪种思想一定谁对谁错。但是我们应该清楚地认识到，这两种思想互相促进，互为依存，国家才能真正得到发展。我们恣意嘲讽义和团，可是我们运用的仍然是义和团的思维，只是比他们胆怯和自私多了。
如果一种声音强势而且试图压制异己声音，这绝对不是正义和真理，而是我们的劣根性。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山高千仞，无欲则刚。
无论是“恨铁不成钢”的训斥，还是赞扬夸奖的激励，对一个国家的正常发展都是必要的。
宛若教育孩子，父亲扮黑脸，母亲扮红脸，相得益彰。如果为了教育方法问题，父母两个人经常争吵不休，还大打出手，这样言传身教下长大的孩子，不是野蛮暴戾，就是懦弱无能。而我们还在喋喋不休，没完没了。
不要忘了，中国还有一个最主要的特色，那就是国民劣根性。
因为个人的权利长期被漠视，所以我们也毫不在乎他人的权利，乃至公共权利。
我们也许痛恨强势，但是我们宁愿狂热的叫嚣而不愿付之建设性的行动，我们轻易的把矛头正对自己的同胞，极尽能事，却从未有一拳一指加身于所谓的敌人。但愿义和团的悲剧不会重演。
最基本的前提是我们需要学习到更多的教训：中国的强大必然依靠的是理性，而不是发热的大脑和膨胀的血管。然而，放弃努力并且嘲笑着的人，连义和团都不如。
5.3. 清末新政
无论积极还是消极的态度，无论偏见还是迷信的主张，我们都能够从近代史中找到自己需要的东西。
然而，这积极或者消极，这偏见或者迷信，从来只是属于寻找者本身，而不属于历史。
如果说，中国要最终摆脱“兴，百姓苦，亡，百姓苦”的命运，我们就不得不学习西方文明所产生的民主宪政思想。很遗憾，民主宪政思想不是由中国产生，而且看上去，中国似乎也无法独立产生出民主宪政思想。
在很大程度上，民主宪政思想在一个国家的深入和发展是体现在宪政发展基础上的。
甲午战争的失败宣告了洋务运动的破产。
作为洋务运动的执行者，在现实面前，也只能承认日本能战胜中国的根本原因是制度上的优越。
这个时候张之洞、盛宣怀等洋务精英提出变法要求，甚至连洋务派中稳健派代表李鸿章也认为“至于根本大计，尤在于变法自强”。他们已经认识到，由于中国传统政治体制本身的专制，文化的弊病，只进行技术上的调整已经不能够解决国家生存危机问题，只有发动深层次的、大规模的制度改革才能摆脱危机以及使国家强大起来。戊戌变法因为权力斗争而失败，中国走上了一段时间的历史倒退，但是八国联军和辛丑条约又使得中国重新走上了正确的道路。慈禧太后痛定思痛，以皇帝的名义下罪己诏，同时命令各省督抚及政府大员议奏改革的具体办法。
1901年，上谕中称。
“此次内讧外侮，仓猝交乘，频年所全力经营者毁于一旦。是知祸患之伏于隐微，为朕所不察者多矣。惩前毖后，能不寒心？自今以往，凡有奏事之责者，于朕躬之过误、政事阙失、民生之休戚，务当随时献替，直陈无隐。当此创巨痛深之后，如犹恶闻诤论，喜近谗险，朕德虽薄，自问当不至此。”上谕又说。
“我中国之弱，在于习气太深，文法太密。庸俗之吏多，豪杰之士少。文法者庸人借为藏身之固，而胥吏借为牟利之符。公事以文牍相往来，而毫无实际。人才以资格相限制，而日见消磨。误国家者在一私字，困天下者在一例字。”这种反省来自最高层，可以说很不容易，甚至我们今天都缺乏这样沉痛的认识。
1901年1月29日，清政府诏今变法，开始了晚清第三次新政，史称清末新政。
清末新政的主导力量仍是洋务派那些人，只是他们现在已经变成了立宪派。
1904年驻法公使孙宝琦上述，“吁恳圣明仿英德日本之定制为立宪整体之国”可谓中国宪政改革的第一提出者。1905年载泽等五大臣出洋考察，对日本的立宪君主制表示出浓厚兴趣，于是再派达寿等人到日本专程考察。
1906年，清廷发布“预备立宪”的上谕，诏示天下。
1907年，宪政讲习会向政府呈递请愿书，要求速开国会。
1908年公布由宪政编查馆编写的《宪法大纲》，宣布以9年为预备期限，承诺在“光绪四十二年”实行君主立宪政体。清末的新政还是取得了很大的成功。
经济上，创建了军事工业企业、民用工业企业，以及近代开矿、交通、通讯、金融业设施和企业。还制订了一批近代工商业的政策和法规。军事上，从西式武器的购买、制造，到新式陆军、海军的编练，以及军事人才的培养，军事制度的建立和完善等，从而初步建立了一个近代国防体系。教育上，1905年，清政府上谕宣布：“自丙午科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至此，隋唐以来历时一千三百年的科举制度被废止了。
清末新政以来，全国学堂总数从1904年的4222所增加到1909年的52348所，增长了12.4倍；全国学生总人数从1904年的9万多人增加到1909年的150多万人。民初教育总长、著名教育家蔡元培先生曾说：“（民国）新学制的组织托始于民元前十年的学堂章程，自蒙养院以至大学堂，规模粗具。”政治上，1908年8月，清政府公布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宪法——《钦定宪法大纲》。
清政府建立近代三权分立雏型的立宪政体，在全国范围推行了地方自治制度，还制订了民法、刑法、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以及律师制度，且这一政治架构，基本上被民国所接受。1909 年，奉天、吉林、直隶、江苏、湖南等16省的咨议局代表上海聚会，第二次进京请援，要求速开国会。
1911年清政府出台“皇族内阁”，政治形势恶化。
10月，辛亥革命爆发，清政府倒台，宪政无疾而终。
清政府的倒台，中国封建社会的结束，没有带来中国迅速的繁荣昌盛，中国改革之路依然老态龙钟，步履维艰。英国公使欧格讷解任归国前的说：“中国非不可振也，欲振作，亦非至难能也。前六个月，吾告贵署曰：急收南北洋残破之船于一处，以为重立海军之根本，而贵署不省。又曰：练西北一枝劲兵，以防外患，而贵署不省。今中国危亡已见端矣：各国聚谋，而中国至今熟睡未醒，何也？”中国之熟睡不醒并没有在辛亥革命后发生改变。
辛亥革命后，中国一样没有摆脱传统的束缚，甚至在国家建设方面，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超过清政府的洋务运动和清末新政。孙中山在他的临终遗嘱中，仍大惑不解，为何中国“去一满清之专制，演生出无数强盗之专制”。
二十一世纪初的今天，也许我们还要反思这个问题。
6. 西方的崛起
十九世纪的世界，东方已经全面落后于西方。
然而西方的文明并不是在十九世纪才突飞猛进超出的，如果回顾历史，我们将会发现这一切绝非偶然。
欧洲经历了漫长的中世纪，“黑暗世纪”已经开始出现光明的曙光，文艺复兴的前奏已经敲响。
出生于13世纪《神曲》的作者但丁，被誉为“中世纪最后一个诗人，也是近代第一个诗人”。
西方文明的兴起，首先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地理大发现。
1492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
1522年，麦哲伦完成环球航行。
欧洲人把目光从地中海转移向大西洋，转向了世界，在欧洲商人的不懈努力下，16世纪，世界市场便已经逐渐形成。欧洲的地理大发现使我们联想到中国明朝时期，郑和曾经七下西洋，最后因为耗资巨大，被迫中止了航海。明朝中期，实行海禁政策，不许民间进行海外贸易。导致商人和倭寇勾结，扰害海疆。平定倭寇后，明朝宣布解除海禁，但是中国始终没有能够走向世界。其实欧洲航海的冒险精神应该归功于文艺复兴。
文艺复兴打着希腊、罗马古典文化的再生的招牌，做得却是中世纪向近代过渡精神革命的事情。那时候的欧洲人创造了很多艺术的奇迹，其中有莎士比亚、达芬奇、米开朗基罗、拉菲尔这些大师。更加意义深远的是，文艺复兴标志着人文主义的兴起，肯定了人和人的伟大，肯定了人的价值和创造力。
文艺复兴提出人要获得解放，个性应该自由。
在这一点上，中国的儒家学说始终是做不到的。
明朝推崇程朱理学，程颢提出，“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朱熹提出，“存天理，灭人欲”。
明朝独有的恐怖统治，东厂、西厂、锦衣卫纵横大明帝国，以谋反或者贪污的罪名大肆屠戮功臣宿将、士人和普通百姓，株连而一次杀人成千上万人也屡见不鲜。也许中国就是这个时候开始显示出年迈体衰了吧。
接下来轮到振奋人心的科学革命。
近代科学的奠基人是伽利略，他首创了望远镜以观察各种天体的运行，坚持哥白尼的日心说体系，还破除了亚里士多德物理学的思辨传统。科学巨匠哥白尼、第谷、开普勒、伽利略以及笛卡儿、牛顿等先后驰名于欧洲。
科学精神比技术突破更加重要。在十八世纪以前，中国的技术水平绝对是世界领先，可惜的是我们只有技术，纵然把四大发明吹破了天，也无济于事。明朝万历年间，意大利人利玛窦来到中国，徐光启、李之藻等人开始接受西学，大量西洋文献介绍到中国来，中西科学技术合流，史称“西学东渐”。然而这些不过是原始的“师夷长技”而已，中国既没有感受到落后的压力，也没有认识到科学的本质。万历年间依旧是那么平静，科学革命对那时的中国来说，并不那么激动人心。
经历了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科学革命的欧洲却开始狁量更大规模的民主和科学革命。
最具代表性的首推启蒙运动和第一次工业革命。
启蒙运动已经具有近代民主思想的产生和推广。
思想上，启蒙学者狄德罗、爱尔维修、霍尔巴赫等否定上帝，从自然规律和人的本性来论证人的解放的合理性。还有孟德斯鸠、洛克、卢梭等人提出了“天赋人权”、“社会契约”、“人民革命权”的思想，这些都是现代共和政治的原型。启蒙运动反对迷信，提倡科学，宣扬用理性去批判世界的一切，他们反对教会、专制、王权，提倡启蒙、科学、民主，推动了历史向现代发展。另一方面，在科学技术上，与科学革命一脉相承的工业革命，首先发生于18世纪后期的英国。
第一次工业革命用蒸汽代替木头燃料为动力，用机器代替手工劳动，煤、蒸汽机到1860年普及到欧洲。
英国成为最早富裕起来的国家，依靠工业革命的成果，就足以称雄世界，建立了一个前所未有庞大的殖民帝国。看到此处，我不竟掩卷长叹。
即使我们只看到十九世纪的欧洲历史，我们也只能承认在东西方文明的竞争中，西方文明已经彻底胜出，而且绝非偶然。中国的衰弱已经成为必然。
后几次的工业革命与中国无缘，早在意料之中了。没有前面的积累，我们凭什么超越别的西方？不能够正视自己的历史，我们拿什么来和别国竞争？西方的这些努力足以使其强势保持到二十一世纪，甚至绵延上千年。
西方的这些贡献对全人类也是有益的。
到今天，我们的衣、食、住、行，我们的政治、经济，我们的语言、文字、哲学思想，我们的教育、音乐、雕塑、建筑、文学、艺术、医药、科学技术，我们的世界观、人生观，没有不受到西方文明和西方文化的强烈影响。中国人前所未有的享受着现代化的生活，然而我们今天生活中所熟悉的一切现代化成果，有哪一项是中国人发明创造的呢？我想起了中国文明唯一一次类似西方“文艺复兴”的“百家争鸣”，春秋战国时期出现的儒家、道家、法家思想使东方维持了上千年的繁荣和昌盛，可是我们的第二次文艺复兴在哪里呢？中国在十九世纪的失意只是因为满洲人的奴化教育和西方列强的入侵吗？
我们何时能够好好反省我们的文化，好好反省我们自己，而不是将责任别人头上，也许才是中国振兴的开始。西方文明兴起民主和科学革命绝不是对中国的险恶用心动机下产生的，但愿我们能够明白这一点，希望我们凭良知和责任，把精力集中到建设性的工作上，为中国，也为人类做出贡献。太平天国的那个世纪，我们已经来不及悲哀和感叹。可是到了今天，我们仍然不明白自己为什么落后的话，那就是病入膏肓，回天无力了。
7. 日本的振兴
1853年美国人贝利叩关。
当时日本是德川幕府把握朝政，1603年由德川家康创立的江户幕府是日本史上极为强大的中央政府，不但操纵天皇，控制地方诸藩，而且也掌管外交事务。受到美国人的进入，德川幕府以无力应付。日本开始了倒幕运动。
1863年，中山忠光发动“大和举义”，开始倒幕军事行动。
1864年，幕府及21藩动员15万大军，发动“第一次征长之役”。
1865年，高杉晋作、伊藤博文起义，占领长州藩。
1866年，幕府纠集15万大军发动第二次征长之役，长州军以少胜多。
1867年，萨、土、长三藩达成举兵讨幕的约定。
1868年，德川庆喜以“清君侧”为名，举兵进攻京都，大败，各藩纷纷脱离幕府；保幕派成立25藩参加的奥羽同盟，共然对抗讨幕军，被击败。1869年：讨幕军攻克幕府军最后一个据点：北海道，倒幕革命至此完成。睦仁太子即位，定年号为“明治”。“明治”取自中国《易经·说卦篇》的“圣人南面听天下，向明而治”。
日本人用了十六年时间倒幕，中国在这个时候还是天国和大清的争执，日本的倒幕派人士不少留过洋，推崇民主平等的人士，在思考问题的理性方面，倒幕派更接近于洋务派而不是天国的精英。洋务运动倒是基本上和明治维新同时开始。
1871年，岩仓遣外使节团。
这个使节团几乎出动了“半个明治政府”，用近两年的时间考察了欧美12个国家的各种制度。
如此大规模的高官出洋考察不仅是世界创举，而且是在新政府诞生不久，政权基础未稳时进行。
而我们的清末著名的五大臣出洋考察是在1905年年底。
也就是说，认识到政治制度改革的必要，中国要比日本晚30年。
再来看世界史上著名的日本明治维新。
1871年废藩置县，同年成立新的常备军。
1873年实行全国义务兵制和改革农业税。统一了货币。
1885年实行内阁制，翌年开始制宪。
1889年正式颁布宪法。
1890年召开第一届国会。在政治改革的同时，也进行经济和社会改革。
明治政府的主要目标是实现工业化。军事工业以及交通运输都得到很大发展。
1872年建成第一条铁路，1882年成立新式银行。为了满足现代化的需要，大量介绍西方的科学技术。
到20世纪初，明治维新的目标基本上已经完成。
终在19世纪末日本以武力击败中国。
1904年，日俄战争，日本大获全胜，被誉为“立宪国战胜专制国” 的典范。
然而日本最终走上了军国主义的道路。
日本在几十年内完成西方国家200年才能达到的现代化工业水准，却没有学到西方科学和民主的理念，犹如将《九阴真经》速成练成了阴险恶毒的白骨爪，走火入魔了。1945年，日本战败。
二战的日本死了几百万人，在三十年代奠定了日本国力基础的贸易业、工业荡然无存，食品奇缺。
一场日本人全力以赴投入的“圣战”的惨败，以及日本的精神象征裕仁天皇宣布放弃历代天皇的神威，这些都使得日本国陷入崩溃的危机。可是经过二十年的努力，日本已是一个兴旺的、活跃的国家，正在建设成为世界的第二经济大国。
我们那个时候在干什么？大跃进，或者文革？
日本人有着“攫取别国文化的悠久传统。”“但他们总是小心翼翼地控制着新的影响，以便使日本社会富裕起来，而不是使之瓦解”。日本，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民族啊？
我们真的了解我们曾经和现在的对手吗？
伊藤博文，日本首相，幕末时期曾偷渡到英国，伦敦大学专修西方政治、军事和法律学。
回国后，投身到反幕运动。
1882年赴欧考察普鲁士宪法，回国后成为制定日本宪法的核心人物。
在戊戌变法时，伊藤博文和英国的李提摩太一起被聘为清廷的国事顾问，后来因为变法失败未果。
百日维新失败后，伊藤博文为营救变法人士不遗余力。
其时，黄尊宪已经被捕，伊藤博文向中国总理衙门提出：日本公使非黄尊宪接见不可！
最后竟然李鸿章出面将黄尊宪放了出来。
还有这么一段传闻逸事。
据说1895年，正在日本马关与日本议和的李鸿章，与伊藤博文私下会晤。
伊藤博文对李鸿章说：我曾经给过大人一句忠告，希望贵国迅速改革内政，否则我国必定后来居上，如今十年过去，我的话应验了吧？李鸿章叹了一口气说：改革内政，不是我不愿意做，但我们国家太大，君臣朝野人心不齐，不像贵国一样上下一心。李鸿章又说：如果我们两人易地以处，你认为结果会如何？
伊藤博文陷入了深思，最后表示：如果你是我，在日本一定干得比我强；如果我是你，在中国不一定干得比你好。不论这个故事是真是假，却也反映出某些中国和日本的现实。
我们在内讧和喋喋不休的怀疑对方动机的时候，他们已经在团结一致的前进了。
如今的日本在我们看来还是咄咄逼人。
但是他们的天皇已经没有了往昔的权威，甚至都不能干涉政治。日本人也没有认为《和平宪法》是不平等条约，心甘情愿的放弃了天赋的国家军队权，而只保留自卫队，将自己置于美国保护下。一直以来，是中国看透了日本，还是日本看透了中国？
我不知道，我只知道中国还远远没到看清自己的程度，更不要说了解世界。
8. 十九世纪大历史
从某种角度看，在十九世纪，可以说国家只是需要一部宪法，就能够跃上强国的台阶。
强国的过程甚至可以简略为追求宪法的过程。
我们首先来看十九世纪的强者——“日不落帝国”。
1689年，英国《权利法案》制定，明确规定，从立法权、司法权、税收权、军权等方面限制王权，同时将议会拥有的自由和权利用法律的形式予以肯定。英国没有成文宪法，一般以历来涉及国家根本问题的惯例、传统、宣言、法案为行宪准则。
主要有大宪章、人身保护法、权利法案、议会法以及历次修改的选举法、市自治法、郡议会法等。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英国的辉煌现在已经成为过去的荣光。但是宪政的精神保留继承下来，为二十世纪的巨人——美国所发扬光大。我们看看美国宪政的简略经历。
1776年，美国《独立宣言》的发表。该宣言宣告北美殖民地正式独立。
1787年美国通过美国，并且也是世界上第一部宪法，并且一直延用至今。
1803年，美国最高法院判决国会通过的《司法法》第13条违宪，宪法高于普通法律的地位经受住了考验，并且在今天成为人类的共识。1862年，林肯颁布《解放黑奴宣言》。
当然，受英国宪政影响的欧洲也没有落后。
1791年，波兰议会通过宪法，史称“五·三宪法”，是欧洲第一部、也是继美国宪法后世界第二部宪法。
同年，法国通过其历史上的第一部宪法。
1848年欧洲革命，彻底改变了维也纳会议确定的欧洲统治秩序和国家体系。
伟大的俄罗斯帝国最终也走上了宪政之路。
1861年俄国进行废除农奴制的改革。
此处有一个社会主义苏联的断层，不予置评。
1993年，俄罗斯通过独立后的第一部宪法，规定俄罗斯是共和制的民主联邦法制国家，确立了总统制的国家领导体制。我只想说，绝对不要小看俄罗斯的主动改革，那是需要很大勇气和智慧的。但愿在二十年后，中国不会望而兴叹。最后我们来看二战后日本和德国的宪改情况。
1889 年，日本仿效普鲁士宪法制定大日本帝国宪法，即明治宪法。
1947年，日本战败后，在美国的影响下，被誉为和平宪法的《日本国宪法》正式生效施行。
另一方面，德国的经历也令人唏嘘不已。
1949年，德国战败后，分裂为联邦德国和民主德国，联邦德国制定宪法《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基本法》。
1990年，民主德国退出华约，正式加入联邦德国，民主德国的宪法、人民议院、政府自动取消。
今天的世界，无论政治、经济上，都是强大的美国，强大的欧洲，强大的日本。
或许未来还会有强大的俄罗斯和强大的中国吧。
中国的第一部宪法，应该是1912年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
比起欧洲上百年的奋斗和无数代人民的牺牲才换来宪法的制定，我们拥有这部宪法是如此的轻易，就像西方轻易的学走我们的四大发明一样，然而，我们的第一部宪法从来没有真正实施过。1915年，袁世凯称帝。
1917年，张勋复辟，不久段祺瑞公开宣布“一不要约法，二不要国会，三不要旧总统”。
孙中山发动护国运动、护法运动，疲于奔命。
没有经历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和科学革命的中国艰难寻求着民主和科学的强国之路。
当然我们知道，强国并不只是一部宪法就可以做到的。
邹容的《革命军》可谓中国的《人权宣言》。
“吾悲夫吾同胞之经此无量野蛮革命，而不一伸头于天下也。吾悲夫吾同胞之成事齐事楚，任人掬抛之无性也。吾幸夫吾同胞之得与今世界列强遇也，吾幸夫吾同胞之得闻文明之政体、文明之革命也。吾幸夫吾同胞之得卢梭《民约论》、孟德斯鸠《万法精理》、弥勒约翰《自由之理》、《法国革命史》、美国《独立檄文》等书译而读之也。是非吾同胞之大幸也夫！是非吾同胞之大幸也夫！”一言以蔽之，民主和科学产生是世界人民之大幸。
现代意义上的强国概念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所谓强国，并不是指军事和经济上实力超群，能够侵略别的国家，将别的国家领土纳入自己的版图，将别国人民变为自己的子民。民主和科学的“强国观”和中国传统的天下观截然不同。
当今世界上有200多个国家，有的国家小到甚至没有军队，但是他们一样能够独立自主。
而中国的天下观，以三国鼎立时期为例，三个国家并非友好相交、和平共处，而是各怀机心，因为实力不足以全面对抗他国，才采用抗衡连纵的大国战略，意图很明显，都是在制造自己最终统一的机会。今天我们习惯把世界比作战国春秋时期，把美国比作强秦，看上去不无道理，但却还是只停留在上千年前的思维方式上。今天的强国，既不是虚荣，也不是面子，既不是军事实力让小国战栗，也不是使得世界人人自危。
今天的强国，是对人的权利之体现。
今天的强国，必然是国民之自由，必然是民主和科学之光辉照耀，必然是理性而温和。
今天的强国，必然容不下暴君、专制和独裁。
我们看美国的宪法，确保信仰、言论、结社自由和民主程序，使得暴力反抗已不再必要。
因为宪法并不阻止人们为正义而抗议，甚至并不阻止人们批评现行法律和宪法本身。
宪法只是为追求正义的抗议行为提供合法的途径和依据。
这个世界上，法律制度还远远没有到达完善的地步，还需要世界各国人民的不断努力和争取，但是只要宪法从实质上保证人的天赋权利，建立法律的正义基石，我们绝对有理由相信人类将会走向真、善、美。宪法所体现的是，一个人的正义就是全社会的正义，甚至就是国家的正义。
试图利用民主和科学而行专制独裁的暴君，必将走向坟墓。
殖民主义的日不落帝国，德意志法西斯帝国，日本法西斯帝国，苏联帝国，他们从迅速强大，到不可一世，到横行世界，却终于不免最终败落。现在，俄罗斯也彻底抛弃了其冷战思维。
普京总统表示，俄罗斯目前正和世界其他国家及地区和平地生活在一起，它不再拥有自己的敌人。
普京说，这种情况是近几十年来的第一次。
强国就是人民自由、民主、科学、理性，这已经成为了世界的共识。
背叛真理之人，真理必厌弃之。
滥用自由，借民主之名行专制之实者必败。
知识的力量从来只会属于热爱他的人，而不是利用他的人。
今日之美国或许也需要警惕自己，毕竟美国的声音未必一定就是民主的声音。
今天之中国，飞速发展令世人侧目相看，我们也要时刻警惕自己，以免背叛民主和科学，而重蹈覆辙。
不管怎么样，认为中国强大就是为了“东京大屠杀”的报复，就是为了凌驾于任何一个国家之上，就是为了让我们的声音盖过别人的声音，这些思想绝不会使中国强大，反而会使中国陷入更大的危机之中。看看俄罗斯的说法。
普京说，在前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的生活历程“对于大多数俄罗斯人来说都是一个极为严峻的考验” 。
他说，在过去十多年里，很多社会问题变得日益尖锐，其中有一些成了长期困扰人们的桎梏，他表示：“现在，是到了解决这些问题的时候了。”普京说，他相信俄罗斯最困难的岁月已经过去，“我们已经引进了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已经站稳脚跟，从而开启了人们无限的创造力，这是我们的财富、我们的资源。”也许我们应该觉悟出一点什么来。
在人类几千年漫长的黑暗历史中，充满了杀戮、血腥、欺骗、野心和愚昧，能够使人类走向真诚、善良、美好的希望之光是那么的渺茫而不可捉摸。民主和科学不强调帝王之道的驾驭，不将个人的牺牲视作理所当然，而是推崇人的自由和自由的思想。
自由的思想促进民主的制度、理性的科学。
那些看上去冷冰冰的理性思考，毫无激情，毫无怜悯，却能够将人类带入从未有过的希望和光明。
人类第一次从 “专制到专制”的恶性循环中走了出来。
文艺复兴引发的启蒙运动和科学革命成果，对中国而言，能够引为借鉴，少走弯路。
我们需要知其然，更知其所以然。
如果不改变思维方式，我们并不会比太平天国那个世纪的人有任何高明之处，中国的振兴也不会有出路，那一切失败和惨痛的教训，将毫无益处。法国雅克·勒高夫说过，“拒不思考历史的民族、社会和个人是不幸的，同历史遗亡症引起的伤害相比，往昔的创伤微不足道。”中国跨越到二十一世纪，新千年的曙光照耀在东方这片悠久历史的大陆上，命运女神面带微笑向中国伸出了友好的手。有人说，二十一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也许有一定的道理。
毕竟，上个千年，中国人在思想领域可称为人类文明进步所作贡献者，一个字就可以概括。
无！
我们也到了必须超越自己的时候。
背后，已经是万丈深渊。
十九世纪已经成为过去，可是十九世纪的阴影会不会依然笼罩着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呢？
9. 后记
在我的文中，我是绝对的独断。
我习惯以绝对的口气对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作出判断。我任意的表达自己的观点，明白无误的说出我认为的真相，毫不掩饰对某些观点的反对，冷冰冰的进行无情攻击。其原因并不是我正认为自己的观点一定是正确的，而是我深知自己的观点会受到理性而强有力的挑战。
所以我必须把自己的论点、论据，甚至感觉、动机，以及所有的问题通通都暴露出来，希望得到批评和指正，从而提高自己。这，也算是自己一点私心吧。
qian_nian@hotmail.com 林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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