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越南历史教科书中的中越关系（中）
|
| 时间：2005/11/06 出处： |
结束外国封建统治制度和争取完全独立的人民斗争运动
(公元七世纪一十世纪初叶) 在隋、唐的统治下
后李南帝(李佛子)失败以后，我国沦于隋朝封建统治者的统治之下。隋朝废除州的行政单位，重新建立郡。交趾(北部)、九真(清化)、日南(义安、河静)三郡列入户籍的户数有五万六干一百零六户。隋朝还在新占领的占婆国的领土上(自广平到承天省)建立了三个郡，共有四千一百三十五户。交趾郡的首府由龙编(河北)迁到宋平(河内)。从此以后，现在的河内地区变成了整个北部的中心。
名义上，各郡直接附属中央封建政权。但实际上，正如隋朝皇帝所承认的：过去交州的各个郡只是“松弛的羁縻地区”。隋朝末年大乱时期，我国与北方封建王朝又完全隔绝。官吏、地主趁机在江南进行割据。太守则在我国领土上割据。隋朝皇帝死去时，连交趾太守邱和都不知道。邱和残酷剥削我国人民和外国商船，“富湾王者”。
公元618年，在华北地主的拥护下，李渊父子结束了割据局面，建立唐朝。邱和投降唐朝，受封为交州大总管。九真太守黎玉(其妻是越南人)同自己的几个儿子分兵修筑城垒抵抗唐朝，后被唐朝打败。太守李皎割据日南，直到公元622年才投降唐朝。从此，唐朝在我国领土上的统治得到了巩固。其统治手段更加狡猾毒辣。
中国唐朝时期，由于对内残酷剥削人民和对外压迫周围各个弱小民族，所以是一个在物质和文化方面很兴盛的帝制时期。
唐太宗傲慢地宣称“近代平一天下拓定边方者，惟秦皇汉武。……朕提三尺剑，以定四海，远夷率服……”。在西边，唐朝的势力有时达到帕米尔。唐朝的军队曾进入西藏。建立了安西都护府来控制中亚地区；安北都护府防御北方的突厥族、维吾尔族和蒙古族。安东都护府控制中国东北地区和朝鲜半岛。日本也受到唐朝文化的强烈影响。
唐朝发展对外贸易，特别是发展与南方和西方各国的贸易。
京都长安有许多外国人、商人和传教士：来自西方的叙利亚人、波斯人、阿拉伯人与在长安的西藏人、日本人、朝鲜人相遇……广州是唐朝海上对外贸易的中，以在那里有许多信仰回教的阿拉伯人，甚至还有犹太人。在海南岛上有波斯的商店。唐朝的《酉阳杂俎》一书曾经记载非洲索马里沿海一带的情景。
我国的山上和海里有许多奇珍异宝，又有很优越的地理位置；南方和西方各国的商船、使者和传教士常常经过越南转往中国。因此，对于唐朝说来，我国是一个重要的基地。
唐朝废除了各个郡，恢复了南朝时期的各个小州。公元622年，唐朝设立了交州都护府，到679年改成安南都护府。“安南”的名称是从这儿来的，都护府是唐朝管辖周围各个附属国(即“域外”地区)的机关。李贲起义以后，外国封建统治者在形式上不能再继续维持汉朝时期那样的残暴、露骨的统治方法和手段了。设立都护府，说明管辖方法比过去“灵活”些，同时也意味着外国统治者的同化政策以及要把我国变成其“内地”的阴谋的破产。另一方面，这又是统治者妄图磨灭和挫败我们民族争取完全独立的意志的新手段。
唐朝把我国分成十二个州五十九个县。县以下是乡和社。小乡有七十至一百五十户，大乡有一百六十至五百四十户。小社有十至三十户，大社有四十至六十户。
对于山区，唐朝设立“羁縻州”(松弛的羁縻)，由山区的酋长管辖。安南都护府管四十一个羁縻州，主要是现在的越北地区(岱依族、侬族地区)。公元711年，唐朝又设立峰州都护府(山西、兴化一带)兼管红河上游各羁縻州[属于傣——岱依话系和藏缅话系的各个民族地区)和疆州部护府(义安、河静一带)兼管与老挝交界的长山以北一带的各个羁縻州(当时那一带是属于陆真腊的地区)。
安南部护府以“都护”或“经略使”为首开始时直属中央封建政权，但自757乍以后，则直属岭南(两广)节度使。到九世纪下半叶，唐朝在我国地区单独设立了节度使。节度使是唐朝皇帝派往边疆地区代表其权威的官员，权力非常大，后来常常发展成为割据政权。
在唐朝的整个统治时期，都护们大力建城筑垒，加强首府宋平(河内)和骆州(义安、河静)、
爱州(清化)等地的防守力量，以防御邻近各个民族的进攻和镇压我国人民的起义运动。
这样，与过去时期相比，唐朝对我国的控制更加严密。另一方面，它也非常狡猾，用“羁縻”和放松的手段，收买一部分社会上层人物来对付人民运动，压服我国民族。
很多地方豪长受任为各州的“刺史”如杜存诚(爱州刺史)、杨洁(驩州刺史)等等。有人做“副都护”(杜英策)。其他许多首领担任“长吏”的职务，指挥军队。
但我国人民是坚强不屈的人民。人民起义日益蓬勃发展。“安南”地区几乎没有什么时候安宁过。越南封建阶级日益成长壮大。出现了很多有势力、有威信、爱国的豪长，他们日益自觉地与全体人民一道起来争取民族主权。这是在唐朝统治时期民族解放斗争运动日益发展壮大的重要的政治因素。
关于经济方面
唐朝主张加紧开发属国的经济、加强对各个弱小民族的剥削和开展对外贸易。安南都护府被看成是一个重镇。
唐朝仍然推行过去历代封建王朝的传统剥削手段——纳贡制度。
属于“安南”的各个州县，每年要向唐朝朝廷贡纳许多贵重的林、土产品(象牙、犀角、玳瑁、翠鸟羽毛、蟒胆、鱼皮、沉香、金银等)和很多地方手工业产品(绸、纱、藤制品、白蜡等)。每一州的贡品约等于五十匹绸的价钱。
唐朝初年，安南部护府每年向朝廷贡统“蕉布十端、槟郎二千颗、鱼皮二十张、蚺蛇胆二十枚、翠毛二百合。”日南郡每年贡纳“象牙二根、犀角四根、沉香二十斤、金箔黄屑四石。”
除了纳贡制度外，又增添了许多新税。税目繁多，连唐朝史书也承认安南的官吏收税非常重。仅盐税和铁税，每年在岭南就收四十万贯钱。此外，还有珠宝税(采珍珠朗每一户每年要缴一百斛米的税)、麻税、棉花税等。但这还只是名之为“外份”的税。剥削的主要形式是租、庸、调(之后，一律改成税，每年收两次，称为“两税法”)。除了租、庸、调外，还有户籍税。在南方，唐朝根据财产的多少，把各户分成三类来收论上户纳一石二斗，次户纳八斗，下户纳六斗。少数民族(俚僚)各户只纳一半的税(但是，封建统治者仍然经常强迫少数民族各户按照一般的定额纳税)。
唐朝是一个生活上极端奢侈的朝代。在长安的仓库里堆满了谷子。唐朝想要掠夺南方的贵重物品和金钱。它规定：扬州的租和调用钱缴纳，江南的租和调用布缴纳，安南的租和调用丝缴纳。
除了长安朝廷的剥削以外，还有派来的封建统治者的巧取豪夺。唐朝史书也承认，在安南的大部份官吏都“贪冗”。安南是一个富庶的地方，要想被委任到那里去做官，必须向宦官行贿。官吏们都是“由钱、谷而升官”的。因此，为了弥补行贿买官用去的钱和为自己积累财产，他们更加肆无忌惮地搜刮百姓。人民的负担成倍地增加。
唐朝封建统治者对当地的上层人物采取了松弛的羁縻政策，封给他们官职，分给他们人丁和土地(称“职份田”)，把他们变成统治政权的支柱。农民在外国封建统治者和当地地主的双重压迫下，遭到更加沉重的剥削。
许多越族豪长是世袭的封建领主，管辖的地区相当大，拥有几百户到几千户农民。杜存诚父子“自祖父”时起就管辖四个乡，“丁口和税收相当于一个郡”(《唐书》)。李由独是林西原(兴化)(《蛮书》)的“洞主大首领”。他们都是贮存谷物上万仓、有大量土地的“巨族”、“富家”和“有家产”者，这使得他们能够缩减“家宅”来修建大庙(《禅苑集英语录》)。他们家里经常有数千“食客”，“养子”(即农奴、奴婢和隶属于他们的农民)。
他们不仅占有大量的土地和农民(即有巨大的经济势力)，而且还是有自己私人军队的领主，其军事力量也很雄厚。唐朝史书称其军队为“土军”，“家兵”。这些土兵都是从他们管辖范围内的农奴、奴婢和隶属于他们的农民中招募来的。
关于社会方面
由于唐朝封建统治者推行残忍的掠夺政策，由于遭受双重的压迫和剥削，在各阶层人民中间出现了规模越来越大的迅速贫穷化的现象。自公元八世纪下半叶开始，水灾、旱灾连续发生，再加上战争连绵，使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唐朝史书记载：安南地区连续多年遭受天灾、饥谨，不能每年缴纳贡品。强迫百姓做奴婢和买卖奴婢的现象经常发生。社会阶级分化日益明显。
封建阶级包括本地的豪长和北方来的一部分在我国“创家立业”的士大夫、地主和官吏。
农民包括许多阶层。根据《新唐书》的统计唐朝在安南地区管辖五万六千八百七十八户。这些户大部分是各乡、社的农民。他们耕种公田，直接隶属于唐朝封建政权。依据他们财产的多少，分成三级向统治政权纳税。与汉朝时期相比，唐朝封建政权直接管编的户数明显下降。这是因为越来越多的农民破产和流亡外地，投靠到各个封建领主和寺庙的门下，变成了农奴和奴婢，因此从封建国家的户籍册中把他们除了名。
我国人民虽然遭到沉重的压迫和剥削，但他们仍然英勇战斗和辛勤劳动，他们忍受艰难困苦，越过一切障碍，又善于利用唐朝封建统治制度无形中创造出来的积极因素(生产技术、物质条件、文化成就等等)。因此，使农业、手工业、交通运输和商业等。比过去有了很大的进步。
经过六世纪末和七世纪初连绵不断的战争，我国的经济遭到严重的破坏。唐朝初期，我国农业有些恢复和发展。种植双季稻、薯类和其他各种杂粮都获得很大的发展。为了织布，农民种了许多纤维植物麻、芋麻、棉花。种桑养蚕业特别发达，自峰州(河西以北、永富一带)到爱州(清化)，每年都养八次蚕。园艺和果树也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在畜牧业方面，除了养猪、狗、鸡，鸭、鸽子等以外，还有很多家庭养孔雀，取其羽毛做扇子。—一种优良的“蜀马”(产于四川、云南)输入到我国。
炼铁业日益发展。这可以从唐朝封建统治政权对炼铁业征收大量的税款得到证实。
在安沛，我们发现了一座属于唐朝时期的古墓，墓中有铁斧、铁砧和大量铁制的箭头。在另外的一些墓里，也普遍地发现了铁钉、铁刀等。总之，这个时期的工具和武器完全是用铁制造的。铜也得到广泛的使甩主要是用来制造家庭用具(铜盘、铜盆等)和铸钱。
在河北、河内郊区和演化等地发掘的唐代古墓中，也普遍地发现了瓷器和半瓷器。在河北和清化等地还发现了属于唐代时期的许多烧制陶器、瓷器和砖瓦的窑。
在发展农业、养蚕业的同时，纺织业在我国农村仍然是最重要的手工业。除了古传的麻布、柠麻布、芭蕉纤维布和棉布等纺织品外，唐朝史书还称赞我国的绸、经、纱、锦缎等等。纺织技术和印染技术都得到改进，各种红霞花布、锦缎、绉纱等被看成是“上等”货，作为贡品向唐朝朝廷纳贡。藤制品和金银制品仍然是有名的商品。在采矿业方面，特别是金、银、铁、铜的开采也比过去有很大的发展。
技术熟练的手工工匠被唐朝封建统治政权强迫征招去建筑衙门、庙宇(用砖瓦)，制造兵器和战船等。公元808年，张舟派工匠制造了四百多艘“艨獞”船，每艘船上有三十二把桨和二十五名士兵。这是官营的手工业。至于民间手工业，一般说来仍然没有脱离农业。
交通运输和商业
经过几百年的发展，到公元七、八世纪，在我国领土上已经形成一个水、陆交通网。各县治与州治之间以及各个州与宋平(河内)之间都有道路相通。
自宋平有公路通峰州，然后沿着红河流域经过岱依、倮倮、哈尼等少数民族居住的西北地区到达晋宁(云南)，从那里有通往蜀地(四川)、膘国(缅甸)、天竺(印度)和西域(中亚各国)的道路。这是我国古代通往中国西南、中亚和印度的道路。
自驩州(义安、河静)有越过横山到占婆(中部中区)的道路，还有越过务温隘(河静省香山)到陆真腊和到万象(唐朝史书称其为文单国，亦即后来的万象国)去的道路。
在海上，各种商船熙来攘往。我国和广州(唐朝最大的对外贸易中心)之间经常有商船来往。
考古学家在我国发现了唐朝各代的大量铜钱，如开元通宝(713—741年)、乾元重宝(758—760年)……。到唐朝末年，除了由朝廷铸的铜钱外．各个地方也自动地铸铜钱。我们在太原市附近的象山地区发现了铸开元铜钱的石模。
平原和山区之间的经济交流经常进行。驩州山区每隔—1—天有一次定期的市集。在北部边界地区有许多贸易中心。“蜀马”通过红河流域的道路卖到我国。很多中亚地区的商人(古史称为“胡商”)到我国来做买卖，其中有从亚述两河流域来的康居商人。真腊人也越过长山到我国来买马和买武器。
昆仑(马来亚)、爪哇、印度、波斯、阿拉伯等国的帆船，常装载着香料、药品、玻璃器皿、铁器、锡器、调味品等货物，到交州和广州来贸易。各国商船还进行奴隶买卖。
中国内地各道的商人带着瓷器、茶叶、中药等到我国来卖。
我国的出口商品有林、土产品和各种丝绸。
我国地区的对外贸易受到唐朝封建统治政权的严格控制。唐朝官吏常常禁止我国人民和外国人做买卖。对于各国商船，唐朝官吏还收抛锚税，检查货物时强迫外国商人摆酒席，低价收购贵重商品。
对于山区各少数民族，除了强迫他们缴纳与平原地区同样的租税外，唐朝统治政权还利用山区人民对盐的迫切需要，采取不平等的交易方式(一斗盐换一头牛)进行剥削。加强对各少数民族的压迫和剥削以及各阶层人民日益迅速的贫穷化，是唐朝统治时期最重要的社会、经济现象。这就说明了为什么在唐朝统治时期，我国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运动带有普遍性——从平原到山区，各地的人民纷纷崛起，参加运动的劳动人民群众一天比一天增多。
唐朝和其他政权在我国的战争
唐朝不仅加强对我国各民族的压迫、剥削，他们还用“安南”做根据地和利用安南都护府做工具来侵略和奴役南方其他国家。到八、九世纪，唐朝封建王朝日益衰败，在安南的统治政权也更加腐朽。我国北方人民在唐朝封建统治下已经过着非常痛苦的生活，又由于来自爪哇、昆仑、占婆、南诏等国的多次进犯而遭受严重的损失。
很久以来，我国和南方各国之间就有着许多经济和文化交流的关系。爪哇和南方各国的使者、商船常到我国北部和中部的各港口来。唐朝时期，很多越人僧侣在到印度学习佛教的路途中．顺便访问了南海各国，其中有许多人懂得南方语言(马来语、梵文等)。
八世纪中叶，爪哇岛上有一个非常强密的沙连德拉王朝(即“山皇帝”)。沙连德拉王朝的各个国王曾多次进犯印度支那半岛，袭击占婆国的芽庄、藩朗沿海一带。公元767年，爪哇军和昆仑军(马来半岛)侵入交州沿海一带，进而围攻宋平(河内)。安南经略使张伯仪向武定州(越北地区)的高政平求援。高政平率领军队在朱鸢(红河下流地区)打败了爪哇军。
刘方打败了占婆国(公元605年)之后，占婆国各代皇帝表面上臣服隋朝，但在其内部却大力恢复占婆国家，夺回失去的土地——日南郡。
唐朝控制不了横山以南的各州，这些州的州府部设在驩州(河静)南部地区。公元803年，占婆军进攻横山以北地区，占领了驩州、爱州(义安、河静、清化)，并派遣官员进行管辖。唐朝军队抵挡不住占婆军的进攻。一直到809年，张舟才把占婆军驱逐出驩、爱二州。当曲承格在北方建立起独立国家时，占婆国北边的边界已经推进到横山地区。
峰州以北的红河两岸地区，自古就是各少数民族居住的地区。据《蛮书》记载；自峰州到甘棠州(老街)都是“生佬”(即没有臣服的佬族人)居住的地区。自七世纪以后．唐朝设立了一些直属于安南部护府的羁縻州，但仍然由地方首领担任刺史。
自甘棠州直到龙武州（现属云南省临安)是“安南境内xing族蛮民的土地”(《皮书》和《蛮书》)，即属于藏缅语系的各民族地区。唐朝在这一地区设立了汤州(汤泉郡)——安南十二州之一，即现在云南蒙自地区。公元791年，唐朝设立了十八个羁縻州直属峰州都护府管辖，其目的在于压迫剥削西北各个少数民族。
乌蛮人民饲养许多牛、马。各个羁縻州必须向封建统治政权缴纳斌税。人民每年赶着牛马到林西州(兴化)换取盐和其他必需品。为了对付乌蛮人，唐朝派遣“防冬特使六干人”驻扎在林西州、真州、登州(兴化)各州的边界上。
公元854年，以贪婪残暴著称的安南经略使李琢派人带着盐到林西地区去换取乌蛮人的牛马，每一头牛、马只能换一斗盐。乌蛮人很气愤，从此再也不带着牛马来交换。他们给南诏军引路来攻打我国。
南诏的地盘在云南省西部和西北部，其中心是大理。“诏”是民族首领的称呼。总共有六个“诏”，即六个大的部落。蒙舍诏在南边，故称为“南诏”。八世纪上半叶，南诏强盛起来，占领了另外五个诏的领土，建立成一个大的国家，逐渐征服了骠国(缅甸)，向西发展与印度接壤，西北和吐蕃(西藏)为邻，南面与我国的西北地区相毗连。
自八世纪下半叶，趁唐朝衰弱，南诏多次进犯我国的边界地区。公元816、832、846……车南诏军侵犯安南，在公元853、858、861、862几年里，南诏军曾多次攻打宋平(河内)。公元863年2月，南诏军侵占了宋平。唐朝统治者，被杀的被杀，逃跑的逃跑。几十万人民被残杀和被捉走。唐朝军队的将领逃回国去。但是，敌国人民在各地奋起保卫村庄和山寨， 英勇抵抗南诏侵赂军。到公元865年年底，唐朝将领高骈才率领军队打退了南诏军。之后，紧接着又转过来镇压人民和各个地方的首领，重新组织起唐朝的统治机构。从此。唐朝把安南都护府改为静海军节镇，为首的官员是节度使。高骈加固大罗城(河内)，增加军队防守，重新建立了户籍册，整顿了税务，把我国农村分成为一百五十九个乡。
关于文化方面
在唐朝时期中国文化得到了辉煌的发展，其文学、艺术、宗教……的影响遍及整个远东地区。统治者依靠唐朝时期灿烂的文化，大力把儒教、佛教和道教输入我国，以便进一步奴役我国人民。
为了传播其文化，在越南社会的上层人物中学习汉字的人数有所增加。他们可以参加朝廷举办的科举，考中后，就能够在北朝内做官。与此同时，一部分人被挑选到唐朝在安南的统治机构
在我国，儒学还不是很盛行，但在社会上层人物中传播深入、广泛。爱州(清化安定)有一户姓姜的，做过舒州刺史，他的两个孙子姜公辅、姜公复被送到唐朝京都长安学习。公辅中进士，官做谏议大夫，后来因为敢于向皇帝直言相谏，被贬职。公复官做礼部郎中。
然而，在安南，学习和科举仍然受限制。公元845年的唐朝法令规定安南考进士的土子不得超过八人，考明经的不得超过十人。
佛教在我国北方传播得也很广泛。
隋、唐时期，中国佛教的禅宗两派传人我国。第一派(以毗尼多流支为首)，于公元六世纪末期传人我国，其中心是法云寺(河北顺城)。第二派(以毋言通为首)，于公元九世纪初叶传人我国，其中心是建初寺(河内城郊扶董地区)。
那时，在我国已有很多大的寺庙(交州有八十八座寺庙)，有的寺庙僧侣多至几百名；越南人中也出现了很多高僧。寺庙是一种封建的庄园组织，它拥有很多土地和田奴。这就是说，那时在我国就形成了一个僧侣阶层——封建阶级的重要的知识阶层。很多僧侣曾渡海到天竺求道、请经，并到长安给唐朝皇帝讲经。
与佛教发展的同时，道教也很盛行。唐朝让很多道士、巫师(其中以节度使高骈为首)到我国来，特别是为了魇除“龙脉”，派来了风水先生，这是一种散布异端邪说的手段：说什么安南不再是“帝王”之乡(意思是说我国不能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
据《交州八县记》一书的记载：除了八十八个寺庙以外，在交州(我国北部)各地还有二十一个有名的道观。很多道观直到以后还很兴旺，比如白鹤(越池)的通圣观，修建于公元650一655年，一直保存到十四世纪。通圣观也供奉三江神(白鹤地区的福神)。这证明那个时期的道教和我们祖先供奉山、河等神的传统结合起来了。佛教、道教与越族人民古传的民间信仰相融合。
这样，在唐朝时期，儒、道、佛三种宗教在我国地区都比较盛行，后来这些宗教还有所发展。这三种宗教都相互影响，相互渗透。它们又都与我国人民传统的信仰相融合。
在唐朝统治三百多年的时间里，我国人民懂得吸收外国(中国、印度和其他各国)的物质和精神、文化和技术，并使之民族化，与我国传统文化的精华相结合，为十世纪以后的真正具有民族性的独特的文化打下基础。
唐朝统治时期的人民起义和民族解放斗争运动
唐帝国的强盛，唐朝灿烂的文化以及唐朝统治者的扩张政策、同化阴谋和狡猾的统治手段，都没有能使我国人民屈服和被同化。相反地，在唐朝统治的三个世纪里，我国人民却不断崛起反抗残酷的压迫和剥削，为争取民族独立而斗争。这个期间大规模的起义有：李嗣先和丁建起义(公元687年)。梅叔鸾起义(公元722年)，冯兴起义(公元766—791年)，杨清起义(公元819—820年)。李嗣先和丁建起义(687年)
根据唐朝的规范“夷僚”人民按常规缴纳一半的租税。但唐朝都护官刘延佑强迫我国山区人民缴纳全部租税。公元687年，李嗣先趁民情激愤之时发动了一次大起义。刘延防率领军队镇压起义军，杀害了李嗣先。李嗣先牺牲了，但他的同事丁建、白慎等人继续领导起义。义军围攻府城宋平(河内)。唐朝在城内的军队抵挡不住，只能加固城垒与义军相持，等待援军。义军攻破了宋平城，杀死了刘延佑。但这时唐朝的援军汹涌而来。义军领袖丁建、自慎被杀害。义军溃败。七世纪的高宗和武则天时期，唐朝还非常强盛。我们的力量正处在成长时期，没有足够的力量来争取独立。
梅叔鸾起义(722年)
梅权蛮的故乡在枚埠——今河静省石河县沿海一带专门晒盐的一个村子。后来，他母亲迁移到玉征一带(现在的南坛县)。梅叔蛮家里很穷，被迫到山上捡柴、给富户人家红活、放牛、种田。他非常健壮、聪明，肤色渤黑，是达一带有名的摔胶能手。也和每个越南人一样，梅叔蛮被迫成年累月地为唐朝统治者服沉重的摇役。
在义安还流传下来一首揭露唐朝统治者的罪恶的歌谣，诉说我国人民遭受的痛苦、唐朝官吏和士兵到村里打骂百姓、掠夺丝绸和财物、强迫人民缴纳荔枝做贡品、抓夫等。
“想起北属唐朝时期，故国江山多么凄切。荔枝树为谁长叶，红尘马已经憔悴……”
公元722年，梅叔鸾号召挑荔枝向唐朝政权送贡品的民夫起义。临近地区上百个猎人以及驩州、演州、爱州(清化、义安、河静)地区的爱国志士也都聚集在梅叔鸾的义旗下。义军的势力一天天壮大。梅叔鸾利用沙南地区的有利地形，建立根据地。这里森林密布，是蓝江最险要的一段地区。
他以卫山为义军的大本营。义军沿着蓝江，建立定上千米长的战垒。这里是有名的万安城。城背依雄山，山里有一个数十亩宽的盆地，可以储存粮食和武张山外的半山腰上有许多营寨；蓝江环绕着山，好象是天然城壕。在中心区(卫山)的四周，义军又建筑了能够相互配合的营寨群。葫芦形的瓢山保卫左翼，辽山保卫正面玉带山好象一条玉带，屹立在万安城旁，是统帅水陆两军的总指挥部所在地。
梅叔鸾称帝，建都于万安城。史称梅叔鸾为梅黑帝(黑皇帝)。属于骆州都护府的各个羁縻州的山区酋长和人民都热烈响应梅叔鸾起义。为了增加抵抗唐朝的力量，梅黑帝还与南边的占婆国和西边的真腊国相联合。义军北上进攻府城宋平，唐朝都护光楚客弃城逃跑回国。国家获得了解放，各地人民热烈拥护梅黑帝，义军的力量发展到数十万人。
不多久，唐朝皇帝派其爪牙杨思勖和光楚客一起统率十万大军前来镇压起义军。梅黑帝败阵，义军溃散，一部分义军撤到森林里。侵略军残杀人民，起义军的尸体堆积如山，侵略者的罪恶也越垒越高。
冯兴起义(766—791年)
公元八世纪下半叶，唐朝的统治日益衰弱。“藩镇”(管辖边疆地区的节度使)与朝廷之间的战争，使得唐朝更加衰败。节度使和都护官员的权势日益增强，他们擅自征收赋税。高政平在朱鸢打败了爪哇军之后，被委派为安南做都护。他大肆搜刮我们人民的钱财，随意加重税收。
大历(766—779年)年间，唐林地区(今河西省三位县甘霖乡)的豪长冯兴，趁民情激愤之时，利用驻扎在宋平的士兵起来反抗统治者的时机，发动了一次规模巨大的反抗统治者的起义。
冯氏的祖辈世世代代在唐林州做郎官，家中富有，在这一带人民当中有很高的威信。冯兴、冯骇兄弟俩非常健壮，能够摔倒牛，打倒虎，背着沉重的船走数十里。冯兴、冯骇兄弟俩领导义军起义，占领了唐林之后，又占领了周围广阔的地区，并且在这一带建立了根据地。按照同乡杜英翰的建议，冯兴进军包围了府城宋平。高政平率领军队出城截击义军，吃了大败仗，因过于忧虑而病死。冯兴进占宋平，组织管辖机构，打算建立起永久的自主政权。七年之后，冯兴逝世。很多人想要立冯骇继冯兴的职位，但有一位叫蒲破勤的头目，已经立冯兴的儿子冯安继其父位，随后率兵攻打冯骇，冯骇被迫逃走。冯安尊其父为布盖大王。
冯安主宰国家两年，唐朝就派赵昌来做安南都护。赵昌派使者带了礼品送给冯安，引诱他投降。公元791年，冯安投降唐朝。赵昌立即率领重兵驻扎在安南都护府，重新修筑罗城，加紧镇压我国人民。
到803年，在一位越南将领王季元指挥下的士兵起义，赶走了都护裴泰。老奸巨猾的赵昌再次被派来做安南都护。这次兵变被镇压下去。
杨清起义(819—820年)
元和(806—820年)年间，唐朝宗室李象古带着一千多个部属到我国来做安南“都护”，统治我国人民。此人非常苛刻、残暴、不得人心。
杨清是一位越南人首领，做骆州刺史，祖辈为地方豪长，有很多权势。他非常厌恶外国封建统治者，为了容易控制他，李象古把他调回宋平，做“牙门将”。他更加仇恨敌军，等待时机，准备起义。
那时，在左右江一带(唐史称之为“黄洞蛮”)的岱依族、侬族和壮族人民，不断起来反抗唐封建王朝。唐朝皇帝下诏派李象古带兵前去镇压。李象占分发武器，委派杨清带领三千大军去打黄洞蛮。杨清手中有了军队，就跟他的儿子志烈和亲信杜士交共同商量，号召士兵不要去镇压黄洞人民，应当反戈一击，打倒李象古及其他外族封建统治者。在爱国士兵的热烈拥护下，杨清就在出发的那天晚上，率领土兵返回袭击了安南都护府——宋平，杀死了李象古和他的一千多名部下，占领了宋平。诡计多端的唐朝皇帝，下记宽恕杨清的“罪行”并派他到琼州(海南岛)做刺史——实质上是流放到别的地方，然后再设法暗害他。杨清没有上当，抗拒唐朝皇帝的命令，坚决守住宋平城。唐朝派桂仲武到我国做安南都护，他用阴谋诡计离间杨清与义军各位首领之间的关系，收买了杨清手下的士兵，然后派大军进攻宋平。城破，杨清和他儿子志贞被杀害，家产被没收。志烈和杜士交率领义军撤到长州凿口(宁平省安模)，但不久就遭到失败(820年7月)。
从此以后，在爱国封建阶层的领导下，我国人民和爱国士兵曾先后举行了多次起义(在828、841、858、860、880等许多年份里)。起义的规模日益壮大。每一次起义，“都护”官员们几乎都逃跑回国。
唐朝统治时期，我国人民的起义带有普遍性。在整整三个世纪的时间里，起义几乎是连续不断。就地区来说，从平原到山区，从西北到横山，到处都有。起义还带有明显的群众性，它包括各阶层人民、爱国士兵、官吏和爱国的豪长。山区各少数民族人民也起来进行斗争。他们和平原地区人民一起反抗唐朝的都护政权。几次大的起义(梅叔鸾、冯兴……)都打垮了唐朝在地方上的都护政权，建立了根据地夺取了一个地区或一部分政权。人民起义运动富有进攻性，起义常常发展成为民族解放战争，多次起义都直接打进了唐朝统治者在我国的巢穴——大本营宋平。在义军的进攻面前，敌军很快溃不成军；经略使、都护、刺史等，或者被杀，或者逃跑。在这些因素中，最重要的因素是广大人民群众参加起义，进攻的气势日益增强。
曲氏及其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
在越南建国和卫国的历史中，十世纪标志着一个伟大的转折。我们民族为独立、自由所进行的连续、坚韧和勇敢的斗争，已经取得了辉煌的成果——结束了外国封建统治者的残暴、苛刻的统治时期。在建国和卫国的长期斗争过程中，我国人民很早就有了民族意识，并且表现出高度的爱国精神。我国人民在外国封建统治者的枷锁下长达一千多年，曾经接连不断地起义，争取民族独立。二征夫人领导的具有广泛群众性的英勇的起义，在全国范围内取得了政权，揭开了争取民族独立的序幕，接着是赵夫人、李员、梅叔鸾、冯兴等人领导的起义和民族解放战争。社会经济虽然遭到严重的摧残，但由于我国人民辛勤劳动和勇敢战斗的精神，仍然开辟了一条前进的道路。农业、手工业、交通运输和商业与公元前相比，都有很大的发展。到这时，已有可能保证人民在吃、穿、住、行等方面的需要，并且还能保证统治阶层的奢侈需要。
敌人的同化阴谋完全破产。在不断吸收外国文化精华和词语并把它民族化的过程中，民族古传的文化精华和民族语言得到了保存和发展。民族古传的社会基础——越族人的公社制度的优良传统——得到了巩固。外国统治者的魔爪从来没有伸到越族人的村庄——越南社会的基层单位。
总之，在一千多年的北属时间里，我国人民连续遭受外国封建统治者的残酷统治、压迫和剥削。但我国人民也连续不断地崛起、举行武装起义。我国人民懂得利用一切机会来发展民族的才能。在斗争的过程中，我们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各方面的力量都得到成长壮大——在保存和发扬民族的传统和精华的过程中成长起来，在学习、运用和吸收外国好的东西并且消化和掌握这些好的东西的过程中成长起来。
我们民族的强大的生命力就表现在这里。正是这种强大的力量为十世纪争取民族独立和民族发展的事业创造了物质和精神的基础。
九世纪末期，唐朝朝廷已土崩瓦解。北方各个封建集团的封建割据日益严重。以黄巢起义(874—884年)为顶峰的农民起义已彻底动摇了唐朝的统治。不久，朱温篡夺了唐朝王位。中国出现了“五代十国”(907—960年)的分裂局面。这在客观上就必然会给我国人民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创造了有利条件。
朱温背叛了农民起义，投降了唐朝之后，爬上了元帅的宝座。他请求唐朝皇帝派遣他哥哥朱全昱做安南节度使(892年)。朱全昱后来被封为“同平章事”， 意即在我国领土上有生杀大权。这是一个粗鲁的、不学无术的家伙，朱温于905年初不得不请求皇帝赐给他“致仕太师”的称号，罢了他的官。唐朝派遣独孤损替换朱全昱做静海军节度使。独孤损本来是唐朝的宰相，因被罢官而到我国来统治我国人民。仅仅来了两个月，他就以残暴而臭名远扬。当时人们给他起了个绰号叫“狱尚书”(罪恶的尚书)。
因为独孤损不是朱温的党羽所以被贬职流放到海南岛，不久被杀死(905年中)。这是唐朝派遣到我国进行统治的最后一个节度使。
我国人民抓住唐朝中央政权奄奄一息以及它在我国的统治政权也好象蛇丧其首的有利时机，再一次坚决站起来掌握了国家的命运。鸿州(海兴省)地区的豪长曲承裕得到人民的拥护，自称节度使，利用旧政权的机构和名义，采取稳健的步骤赢得独立。
唐朝朝廷被迫承认既成事实。公元906年2月7日，唐朝皇帝又加封静海军节度使曲承裕为“同平章事”。 虽然在名义上还是唐朝的官员，但实际上曲承裕已建立起自主政权。他从外国封建统治者手中夺取了政权，基本上摆脱了北方封建统治者一千多年的统治枷锁。历史记载了曲承裕的功劳，把他看成是民族独立的奠基人之一。
公元907年7月23日，曲承裕逝世，其子曲颢继承父业(907年9月1日)，也自称节度使，担当起巩固越南民族的年青的自主政权的重任。
那时在北方，朱温已篡夺了唐朝的王位，建立起梁朝(后梁)。梁朝推行两面派的政策：一面封曲颢为静海军节度使，一面又封广州节度使刘隐兼安南都护府静海军节度使。这就清楚地表明，北方封建统治者没有放弃再次侵略我国的野心。曲颢发扬其父自立自强的精神，坚决保卫国土，注意建立民族独立的基础。他在许多方面曾经进行了重要的改革。
那时在广州，刘隐已死去，他弟弟刘岩代替了他，占据这一带，建立了南汉(917年)。南汉阴谋侵占我国。曲颢逝世(917年)后，其子曲承美接替父位，仍然继续称节度使。
为了依靠梁朝的力量抵抗南汉，曲承美特派使臣到北方臣服后梁。梁朝封曲承美为节度使。公元930年，南汉派其将领李守庸和梁克贞率领军队侵略我国。曲承美抵挡不住，被俘带回广州。梁克贞的军队进犯到爱州、骚州一带，然后越过横山，攻打占婆，掠夺了许多财物之后，返回南汉。南汉派李进做交州刺史，和梁克贞一起驻守宋平。
杨氏恢复自主权
曲承美虽然被俘，但是我国人民对南汉并不屈服。刘岩在广州割据，建立起南汉小王朝的皇帝，也不得不承认：对于交州，“但可羁縻而已”。李进和他的走卒的权力，实际上只局限于宋平城内。在各个地方，曲氏的旧将领和各位豪长仍然牢牢地掌握着管辖自己人民的权力。爱州人杨廷艺(曲氏的一位老将)决心继承曲氏争取民族独立的事业。他养兵三千，日夜操练，准备好了力量，然后北上进攻交州。李进抵挡不住，弃城逃回国去。南汉皇帝派陈宝带兵接应，结果援兵也被打败，陈宝当场丧命。公元931年，我国又重新获得了自主权。
杨廷艺也只称节度使。他的女婿吴权是一位优秀的将领，镇守爱州。丁公著(丁部领的父亲)担任驩州刺史的职务。公元937年，杨廷艺被自己手下的一位将领矫公羡(峰州的豪长)杀害，篡夺了他的节度使职位。
吴权和白藤江大捷
听到杨廷艺被杀害的消息以后，吴权自爱州挥军北上讨伐叛徒矫公羡(938年11月)。矫公羡派人带着财物到南汉，卑躬屈膝地向南汉求援。他的卖国行径更加激起了人民的愤恨。本来就没有打算放弃侵略我国野心的南汉皇帝，于938年年底封其子万王弘操做交王，派遣他带领水军侵略我国。南汉皇帝亲自率领军队驻扎在海门(广东博白县)，准备随时接应弘操。
吴权(899—944年)——唐林人(河西省和冯兴是同乡)，是唐林州州牧吴呈的儿子。他非常健壮，胸怀大志，深谋远虑。当南汉军还正在窥伺我国的时候，吴权在士兵和人民的拥护下，已经打下了大罗城，杀死了卖国贼矫公羡，除掉了内患，稳定了国内形势，接着加紧组织力量准备抗战。
听到弘操即将侵略我国的消息，吴权对将领们说：“弘操一痴儿耳。将兵远来，士卒疲弊，又闻公羡死无内应，气已先夺，吾众以力持疲，破之必矣。然彼利于舰，不先为之备，则胜负之形，末可知也。若使人先于海门，潜植大弋，锐其首，冒之以铁，彼船随潮涨入弋内，然后我易制．无有出此者”。
知道了敌人从海上入侵我国的路线后，吴权动员军民砍伐树木，制造木桩，木桩顶端包上锋利的铁皮，在白藤江入海的险要的江心里插满了木桩，建成一个隐蔽的阵地，并在河岸上埋下伏兵，等待来犯之敌。
弘操带领水军气势汹汹地朝白藤江口进发。当时海水正上潮，把江中的木桩全部淹没。吴权机智地用小船佯攻南汉军，引诱南汉军从下龙湾进入白藤江。我军战船佯败而走，年青、骄傲的弘操中了计谋，催促战船紧紧尾追，越过了我军所设置的隐蔽阵地。我军与敌军相持。等到海水退潮时，吴权下令全军反击。南汉水军被打得慌忙掉转船头逃跑。逃到白藤江口，敌船碰上木桩，许多船被木桩撞破、撞沉。敌军有的被击毙，有的被淹死，损失过半。弘操也在这里丧命。这样，侵略军完全被击溃。南汉皇帝正调动军队来接应儿子，但半路上听到弘操丧命的消息，只好收拾残军逃回南汉。南汉的侵略阴谋遭到彻底破产。
白藤江战役说明，我国人民具有无穷的智慧和力量，它不仅能够用游击战打败敌人，而且能够用正规战战胜敌人；它不仅在陆地上能够打败敌人，而且在水上也能够战胜敌人。白藤江战役是我们民族反抗外来侵略战争史上的一个典范，它充分地反映出我们民族在战争艺术方面具有足智多谋和正确判断的才能。
在谈到吴权和白藤江大捷时，史学家黎文体写道：“前吴王能以我越新集之兵，破刘弘操百万之众，拓土称王，使北人不敢复来者，可谓以一怒而安其民，善谋而善战者也。虽以王自居，未即帝位改元，而我越之正统，庶几乎复续矣”。
公元938年年底，在民族英雄吴权的领导下，我国军民在白藤江上取得了辉煌的胜利，从此完全结束丁延续一千多年的亡国时期。我们民族赢得了自主权，揭开了民族长期独立的序幕。
白藤江大捷，为我们民族的历史开创了一个新时期——越南独立封建国家发展和越南民族迅速壮大的时期。这一胜利粉碎了南汉妄图侵略我国的阴谋，肯定了国家的存在和提高了人民当家作主的信心。在军事上取得辉煌胜利的基础上，吴权——反侵略抗战的英雄——在巩固民族独立的大道上又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公元939年春，吴权决定废除北方封建王朝的节度使职务，自称为王，建立起一个堂堂正正的独立王国。古螺(安阳王时期瓯越国的古郡)又重新被选为十世纪独立王国的京都。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它发扬了我们民族长期建国、卫国的光荣传统，表明了我们民族保卫那经过一千多年不屈不挠地反抗外国封建阶级的侵略和统治后所取得的独立的坚强信念。
（吴朝建立和覆亡，丁部领建立大瞿越国，968年）
抵抗宋朝侵略军的抗战(981年)
在中国，宋朝已经建立，并且完成了统一国家的事业。与南汉朝(唐朝崩溃的产物)相比，宋朝则是亚洲当时最强大的封建国家。宋朝是一个正处在上升时期的封建王朝，她自认为是“天朝”，有权统治周围各个邻国，所以趁丁朝衰弱的时机，发动了侵略我国的战争。
民族的命运正遭受外来侵略的严重威胁。年青的独立政权正面临着严峻的考验。
那时，丁朝皇帝还很年幼，没有能力也没有威信来组织和领导抗战。为了保卫民族的独立，兵士和一部分官吏推崇黎桓做皇帝。黎桓是朝廷里有威信的一位官员，当时正担任“十道将军”——军队总指挥的职务。黎桓即位，建立了一个新的王朝。史称前黎朝。摆在我们全民族和前黎朗面前的首要的历史任务是：紧急动员起来反抗宋朝侵略军。
公元981年初，宋军分水陆两路大举侵入我国。陆军从邕州(广西)沿着谅山侵入。水军从广州(广东)越海而下。敌人打算水陆两路相互配合，围攻京城华闾。
黎桓直接组织和领导抗战。他发扬了四十年前吴权创造的战术，派兵在白藤江里打下许多木桩，阻拦敌军的战船。在敌人进军的各条路上，他都布置好了抵抗敌军的力量。
公元981年春末，在白藤江上多次展开了激烈的战斗。我军具有民族的优良的水战传统，战斗得非常勇敢，打退了敌人的水军，粉碎了敌人水陆两路相互配合的阴谋。在其他各个战场上，我军也英勇狙击敌军。敌人的步兵进抵支棱河(谅山)，但遭到重大损失，又失去了水军的配合。我军发起猛烈进攻，打败了敌军，并乘胜追击，消灭了敌人大量的有生力量。
宋朝侵略军吃了大败仗，指挥官侯仁宝被水毙，其他许多将领被俘虏。军事上这一辉煌胜利，迫使宋朝下令罢兵，承认远征军遭到惨重的失败。
抗宋战争取得了辉煌的胜利。我们民族的历史上又增添了一个为祖国争光的新的战功。抗宋战争的伟大历史意义在于：它清除了外来侵略的危机，保卫了民族的独立，并使我们全体人民更增加自豪感，坚信自己的力量和民族的前途。战胜了宋朝侵略军之后，黎桓想办法又重新与宋朝建立了邦交关系。黎朝采取了一个既坚决又灵活的对外政策。
（1009年前黎朝为李朝代替）
1075年，越南李朝建立科举制度。
抗宋战争(1075—1077年)
国家建设事业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都取得了许多重大成就。但是在我们民族的历史中，建国过程总是与保卫祖国的斗争交织在一起的。在独立的初期，和平建设的时间往往不超过一个世纪。
前黎朝的英勇抗战扦退了宋朝军队的第一次入侵，在一段时间里挫败了宋朝的侵略野心。但宋朝是一个强大的封建国家，它仍然不肯放弃侵略我国的野心。十一世纪中叶，这种野心再一次促使宋朝扩大自己的势力，同时也是为了适应对内对外形势的新要求。
当时，宋朝的北边和西北面边界上正遭受辽、夏各国的威胁。在国内，阶级矛盾日益尖锐，开始爆发了农民起义。宋朝皇帝和他的宰相王安石为了挽救危机，不得不实行某些改革。但是王安石的“新法”仍然没能解决社会矛盾，反而引起了反对派的反抗。这种形势促使宋朝君臣主张侵略我国，他们希望“如果胜利，宋朝的势力将增强，辽、夏各国对宋就要敬而畏之”根据王安石的估比“……一举灭交趾，则威立矣，以尝胜之众，布之陕西，则陕西之兵，人人有胜气。以其事临夏国，不足吞也。吞夏国则中国之气，孰敢于扰！”
这样，大越国就第二次变成了宋朝的侵略对象。宋朝对这次侵略战争作了非常周密、慎重的准备。在邕州(广西南宁)和沿海一带的钦州、廉州(广东)以及紧靠我国东北边界地区的各营寨，都建立了军事基地和后勤基地，作为侵略军出发地点。宋朝下令驻扎在上述地区的各位将领储备粮草、抓丁、建造战船和组织演习。宋朝还大力收买边界地区少数民族的酋长，同时派遣使者到占婆，怂恿占婆在南边对我国进行挑衅。
李朝密切注视着宋朝的阴谋，并以坚决、主动的精神准备抗战。为了自卫先发制人。
公元1072年，李圣宗逝世，刚满七岁的李仁宗继承王位。宋朝认为这是一个好时机，更加积极准备侵略我国。
这时，宋军的侵略阴谋已暴露无遗。边界那边，以邕州城为小心的敌人的许多侵略基地，正象许多把尖刀指向我们民族的躯体。
李常杰担任辅国太尉，掌握朝内兵权，他直接担负起组织和领导这次反抗宋军侵略的使命。李常杰(公元1019一ll05年)故乡在太和坊(河内)。幼年时期，就表现出他是一个有志气的人，喜欢读书，尤其喜欢研究兵书和练习武艺。李太宗和李圣宗在位时，他在朝内就担任了重要职务。李仁宗做皇帝时，他担任了象宰相一样的要职辅国太尉。
李常杰认为：不能被动地等待宋军的侵略，而是要先发制人主动进攻，使敌人从一开始起就处于被动地位，为全民族的抗战创造最有利的条件。他说：“静坐待敌，不如率兵出击， 斩断敌人的魔爪”。为了贯彻先发制人以便自卫的思想，李常杰主强组织一次直接打到宋朝国土上摧毁敌人侵略基地的袭击行动，然后迅速收兵回国，部署防守。进攻的主要目标是宋军在边界上的各个营寨、钦州和廉州港口，尤其重要的是要攻下邕州城。
动员了十万大军参加这次大胆的袭击行动。这支力量分成水、陆两路向宋朝进攻。陆路的军队是由宗亶、刘纪、黄金满、申景福、韦首安等酋长指挥的各少数民族士兵组成的。这支军队先集中在东北边界地区的几个据点，然后出其不意地袭击宋军边界上的各个营寨。由李常杰直接指挥的主力军集中在永安州(广宁省芒街)，乘船越海，占领钦、廉二州，随后与陆路大军配合进攻邕州城。由李常杰主动、灵活地部署的这次袭击深刻地体现了积极的战略指导思想——为了自卫，先发制人。
公元1076年10月27日，我军开始进攻。由各个少数民族酋长指挥的军队分成了许多股，越过边界直捣宋军各个营寨。李常杰的主力军越海占领了钦州和廉州港口。我军发起了出其不意的猛烈的进攻。当我军进入宋朝疆域时，李常杰又大力争取中国人民的支持。他派人到各地强贴告示，让中国人民知道我军进攻的目的是为了自卫，是为了粉碎宋朝蓄谋已久的侵略阴谋。
宋军在各个战场上连续遭到失败。我军的两支军队象把铁钳似的向前挺进，包围了邕州城。邕州是一个坚固的城堡。苏缄指挥宋军坚决固守，等待南下的援军。邕州城的战斗非常紧张、激烈。我军紧缩包围困，展开了猛烈的进攻。与此同时，按照李常杰的命令，一部分兵力埋伏在昆仑关(邕州北面)，阻止和消灭敌人的援军。
经过四十二天勇敢而机智的进攻，公元1076年3月1日我军占领了邕州城。李常杰下令毁坏城垒，烧毁粮库，用石头填平河道，阻止敌人的运输。这次袭击的目的已胜利完成。公元1076年4月，正当宋朝君臣商讨对策还没有来得及调动大军南下的时候，我军已经迅速地撤退回国。
进攻邕州城的目的是为了积极的自卫。这次袭击与抗宋战争密切相关，是其不可分割的一个部分，同时也是抗宋战争的第一阶段。通过这次大胆的进攻，李常杰使敌人处于被动地位，为我军后来打败入侵之敌创造了许多有利条件。宋朝经过长期才修建成的军事基地和后勤基地转眼间变成了废墟。宋朝内部的矛盾因此更加深化。中国人民更加怨恨宋朝。在朝内，以王安石为首的主战派更加受到打击。因此，公元1076年10月，宰相王安石被迫辞职了一段时间。宋朝是侵略我国的敌人，但在开始时就失去了主动权，并且在各个方面遇到了许多困难。相反，李常杰的为了自卫先发制人的战略给我国军民争取主动进行抗战创造了有利条件。
这次越南入侵中国广西南宁我方的记载和态度
位于今南宁市兴宁路红星戏院及市公安局兴宁派出所一带，原在北宋时曾为邕州州署衙门所在地。北宋熙宁八年（公元1075－1076年），为抵抗交趾（越南）李朝10万人马入侵，知州苏缄带领全城5万军民在邕城奋战，后因外援不至，城被攻破。苏缄以"吾义不死于敌手"的英雄气慨，率全家大小36人引火自焚，以身殉国。邕城光复后，宋神宗追赠苏缄为"奉国节度使"，溢号"忠勇"。邕城人民敬仰他一家崇高品德在原州署衙门废址建起一座"苏忠勇祠"。以资纪念，相传苏缄爱城隍神，尔后人们又将祠改为"城隍庙"。1920年在他一家殉难的地方竖立一块刻有"宋苏忠勇公成仁处"的大石碑，并沿着山坡地势，砌筑石壁护墙。邕州知州苏缄殉难遗址于2002年公布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北宋熙宁八年（公元1075－1076年），为抵抗交趾（越南）李朝10万人马入侵，知州苏缄带领全城5万军民在邕城奋战，后因外援不至，城被攻破。苏缄以"吾义不死于敌手"的英雄气慨，率全家大小36人引火自焚，以身殉国。
南宁军民自知州苏缄以下58000人全部为越南所杀，极为残忍。
建立裘江防线和制定抗战计划
李常杰撤军回国之后，预料到宋朝为了复仇、为了实现其蓄谋已久的目的，必然会调动军队入侵我国。他派遣了很多探子到中国去探听消息，继续密切注视着宋军的准备情况和侵略计划。
宋朝，首先是主战派竭尽全力加速准备侵略我国的战争。调动了一支包括十万步兵、一万匹马和二十万民夫的庞大的队伍逐渐南下。此外，宋朝还组织了一支水兵，配合步兵和骑兵作战。全部远征军置于主将郭逵和副将赵点的指挥下，他们都是宋朝有名的将领。邕州城及其周围的营寨重新得到了修复，作为集结军队和储备粮食的地方。宋朝又派使者到占婆煽动占婆国王骚扰我国南部边疆。
掌握了敌人的情况后，李常杰制定了一个主动而又富有创造性的抗战计划。
首先，他亲自视察了南部边疆，派人绘制地图，加强边防力量，以防止占婆的进攻。因此，当战争发生时，占婆国王派军队到它的北部边界上，但不敢进行挑衅。宋朝拉拢占婆的阴谋遭到了失败。
宋朝的主力军——集中在邕州的步兵和骑兵——将通过高平、谅山、广宁进入我国北部和东北部。李常杰在上述各条路上部署了兵力，其任务是钳制敌人和消耗一部分敌人的有生力量。跟上次进攻昌州一体这项任务主要是由各个少数民族酋长领导的军队来承担。在反抗宋朝侵略的抗战中，北部和东北部山区的各个少数民族对全民族的卫国事业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并且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自东北地区南下到升龙的所有陆路都要经过袭江。因此，我军的主要防线是沿着袭江建立的。在这条江的南岸，李常杰从三岛山麓直到陆头江建立了一长条的防线。在这条战垒上，有一部分兵力分布在许多营寨里。在战垒的后边，由李常杰直接指挥的大军集中部署在一些要害地带，以备支援受敌威胁的地区和反击突破我防线的敌军。袭江防线确是李常杰所创建的一个奇功，是李朝军民的一个巨大的军事建筑工程。由于有达一道坚固的防线和进行了上述的兵力部署，李常杰就确有把握阻止敌人的前进，切断通往升龙的道路，以便保卫京都和人口众多、物产丰富的平原的安全。这条防线的建立，充分体现了我们民族的主动精神和抗战决心，同时也体现了李常杰善于利用地形地物的艺术以及他建立和部署防线的出色才能。
敌人的水兵必然要从海路进入白藤江与步兵相配合。由李继元指挥的一支水军镇守在东北海域一带，不让敌人的水兵进入内地。由弘真、昭文二位王子指挥的大部分水军驻扎在万春(河北)，以便随时机动支援水、陆各个战线。
打败宋朝各路侵略军
公元1076年年底，宋朝的步兵和骑兵从许多条道路越过边界侵入我国。边防部队和部署在上游地区的部队在各地阻击敌人，但阻挡不住敌军的大举进攻。宋朝的各路军很快南下到达裘江北岸。敌人的军队集结和驻扎在从如月江渡口到岩骈山长约三十公里的战线上。正如李常杰所预见的那样，敌人被袭江和我军在南岸的坚固防线所阻挡。就是在这条防线上，展开了决定宋朝远征军命运的激烈的战斗。
首先，郭逵派一支精锐部队架设浮桥，组织过河，突破我军在如月江渡口的防线，为大部队的进攻开辟道路。敌人集中优势兵力突破了我军在裘江的一段防线，其先头部队直奔升龙。但在李常杰的指挥下，我军及时地组织反击。敌军被包围，受到严重的损失。敌人不顾死活地杀出了一条血路逃回到裘江北岸。宋军的第一次进攻被粉碎。
在这一仗失败之后，郭逵焦急地等待水兵到来配合渡江。但敌人走了恶运，其水兵已被我军阻挡在海上，不让它进入内陆。郭逵等了好久都不见水兵的影子，只好下令扎筏子组织第二次进攻。靠着那些每次可以运载五百人的大筏子，一批批敌人登上了南岸。但面对着坚固的战垒和我军的英勇战斗，每批登陆的敌人都被消灭或被迫投降。敌人的第二次进攻又遭到惨败。这时，宋军进攻的幻想几乎破灭了。敌人从猖狂的进攻逐渐转入防御。郭逵再也不敢想到过问进攻的事情，并且下令“谁若再议论进攻将被斩首”。
敌人的速战速决的战略遭到完全失败。裘江战线和我国军民的坚强的抗战力量，使敌人的步兵和骑兵陷入日益因难的境地。他们已深入到一个地势险要、居民稀少、水土不服的山区，又远离后方数百公里。敌军被拦阻在裘江防线一个多月后，力量受到很大的耗损。由于道路遥远，民夫不足，军粮不能及时运到。在敌后地区，我军的小股部队与当地人民相配合，不断地骚扰敌人，消耗敌人的有生力量。特别是在杭榔(谅山)地区，岱依族人民在申景福的领导之下进入密林，组织打游击，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气候又逐渐转热，宋军不适应这种气候。形势已经到了允许我军转入战略反攻的阶段。
弘真和昭文两王子按照李常杰的计划，用四百只战船载着几万军队在北岸登陆，进攻驻扎在靠肃河(靠近岩骈山的袭江的一段)一线的敌军。我军深入敌人的阵地，目的在于把敌人的兵力都吸引到这一带，然后再撤退。在这次进攻中，我军受到了损失，弘真和昭文两位王子英勇牺牲。李常杰趁此机会，在夜里亲自指挥大军过河，出其不意地偷袭敌人的主要营寨。宋军大败，“死者什五六”。这是对侵略军的一次具有决定意义的打击。
从敌人踏上我国领土三个多月以来，士兵和民夫死亡过半，剩下来的也身患疾病。敌军疲惫，严重丧失战斗力。宋军已陷入进退维谷的困境要进攻，力量不足，驻扎下来，又有被全部消灭的危险，如撤退，又怕失去“天朝”的体面。根据这种情况，李常杰主动地提出议和，为敌军留一条出路，以便在对我们民族最有利的条件下早日结束战争。李常杰的主张是： “毋需劳累将士，避免流血牺牲，而又能保全宗庙”。
议和进行得很顺利。郭逵好象一个快要被淹死的人捞到了一根稻草一样，急忙答应“议和”，撤军回国。公元1027年3月，宋军在一片混乱中狼狈夺路逃回国去。宋军撤退时，李常杰派兵尾随，收复了失地。我军很快收复了光榔、门、苏茂、思琅等州。只有广源州(高平)，宋朝妄图长期占领它，但后来也被迫交还给我国(公元1079年)。当敌人的步兵遭到了惨败狼狈逃窜时，敌人的水兵仍被拦阻在海面上，对以上情况一无所知。直到接到宋朝朝廷召回他们的命令时，他们才知道战争已经失败了。
这次抗宋战争以我们民族取得了完全胜利而告终。祖国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得到了巩固。 宋朝侵略我国的幻想至此完全变成丁泡影。
宋朝在这场侵略我国的战争中付出了高昂的代价。战费用掉了五百一十九万两黄金。撤回国的军队只剩下二万三干四百名士兵和三千一百七十四匹战马。在我国领土上阵亡、病死的士兵和民夫以及在我军袭击邕州城时被消灭的敌军总共达三十万。尤其严重的是，由于这次侵略战争的失败，宋朝的统治地位更加动摇，在国内遇到了更多的困难。
由于抗战的辉煌胜利，北方宋朝统治者在以后的二百年间不敢再侵犯我们国家。在我们全民族坚强不屈的团结战斗的威力和聪明智慧的面前宋朝的侵略阴谋事实上已被粉碎。抗战的重大历史意义是：迫使宋朝于公元1164年承认我国是一个独立的王国。
抗宋战争的辉煌胜利，首先是我们民族取得独立(从十世纪起)一个世纪后，在精神、物质和组织各个方面飞跃发展的结果。正是由于这种强大，所以李朝军民深刻意识到当家做主和掌握自己命运是不可侵犯的权利，并以主动的精神、顶天立地的气魄和压倒敌人的姿态进行了抗战。李常杰的积极自卫的进攻战略，也体现了民族的这种精神和意志。他对抗战的胜利立下了卓越功勋并且作出了伟大的贡献。李常杰是一位民族英雄，是一位把天才的战略与卓越的政治和外交才能相结合的杰出的军事家。
抵抗蒙古帝国侵略军的第一次抗战(1258年)
1226年，陈朝代替李朝统治越南。
正当我国人民努力克服由于李朝末叶内战造成的后果和大力加强国家建设的时候，以残暴著称的成吉思汗和其他蒙古帝王的远征军团正在横扫欧亚大陆，给许多民族带来了无穷的痛苦，造成了巨大的创伤。
十三世纪初叶，生活在亚洲草原上的蒙古族游牧部落开始集合成为国家。这个国家形成的过程是一个各部落和部落联盟之间的血腥的战争过程，最后的胜利者是铁木真(即成吉思汗)。对于蒙古历史来说，第一个国家的成立是一个具有进步意义的重大事件。
但是，这个军事独裁国家的统治者蒙古帝王充分利用了本来习惯于在辽阔的草原和沙漠上过着游牧生活的蒙古人民的擅长骑马射箭的才能和无比刚毅的精神以及游牧社会的特别的军事组织，投入到征服其他民族的恐怖战争中去。蒙古帝王的远征军凭着骁勇善战的骑兵的优势，常常采取闪电式的猛烈进攻的战略，所到之处都遭到抢掠和破坏。从亚洲到欧洲的许多国家和民族在强暴的侵略军的铁蹄下沦为奴隶或从世界地图上被抹掉了名字，无数古老的京城和宁静的村庄被焚毁。
在成吉思汗和其他蒙古帝王征途上的大多数国家当时还处在封建割据的阶段，有的国家早巳统一，但当时的封建政权很衰弱，没有能力团结人民抗敌救国。分割的局面和各封建势力之间连绵不断的战争，再加上欧洲的血腥的宗教战争，这就损伤了国家的统一．使被征服各国丧失了抗战胜利的能力，虽然许多国家的人民曾经进行了英勇的战斗。
在长达半个世纪的征服过程中，蒙古帝王把世界推入残酷的战争深渊中，并建立了一个从太平洋沿岸到黑海海滨的幅员辽阔的帝国。蒙古帝国的侵略震动了整个亚洲和欧洲。
跟当时的欧亚各国一样，蒙古帝国的发展也正严重地威胁着我们民族的独立和生存。
1252年，蒙古王蒙哥派遣他弟弟忽必烈和兀良合台将军攻占大理国(中国云南省)。蒙古帝国的领土扩展到了我国西北边界。侵略战争的阴影笼罩在祖国的上空。
1257年，蒙古王发动了旨在消灭南宋的大规模进攻。兀良合台在云南的军队接到命今攻占大越国，然后展开钳形攻势，北上攻打中国南方，跟从北方南下的三支军队配合起来。敌人的阴谋是既要侵占我国，又要利用我国的土地作为出其不意地进攻南宋后方的基地。
忽必烈以在世界各地节节胜利的强大帝国的不可一世的态度派遣使者来诱劝陈朝皇帝投降。但是，几千年来为民族独立而进行的不屈不挠的斗争，锻炼了我国人民，使我国人民具有强烈的独立精神、坚强的自信心和坚贞不屈的意志。我们民族的这种英雄气魄和高贵品质的标志是，陈朝毫不犹豫地下令囚禁侵略军的使者，并加紧准备抗战。全国得到购置武器的命令，准备抗击侵略者。陈国峻指挥的水军和陆军北上到边界布防。
祖国处在危急关头，全国燃起了抗击侵略军的熊熊烈火。
当时，兀良合台率领的三万大军已南下到我国西北边界附近。他们等了很久，不见使者返回。1258年初，敌军沿着红河流域南下侵入我国。1258年1月17日，敌军到达平厉源(永富)。在这里，陈太宗直接指挥水陆两军建立了抵抗防线。敌军的阴谋足包围消灭我军主力。因此，在经过一场激烈的战斗后，我军按照黎秦(即黎辅陈)的计谋撤退到扶鲁。我军破坏了扶鲁桥。在架芦河南岸建立起新的防线；继续钳制敌军。敌人依仗其优势兵力渡过架芦河，对我军阵地发动猛烈进攻。陈太宗不得不下令撤退到升龙。
敌人正处于大举进攻的时候。为了保全力量，朝廷决定暂时撤离京城，沿着红河而下，驻守在天幕(海兴快州)地区。敌人占领了升龙城，但这是一座空城。朝廷和六十一坊的人民已暂时离开京城。敌军只能在监狱里找到他们派来的使者，其中有一名己死。他们对京城升龙进行了疯狂的破坏。
我军不得不从各条战线上撤退，甚至放弃了京城，但是朝廷、将士和军民毫不动摇。“臣首未至地，陛下无烦他虑”，这是抗战最紧强的时刻陈守度太师的钢铁誓言。
敌军占领了升龙城，但是看不到人影，找不到粮食。在这个空空如也的京城里，敌军驻扎了九天后就遇到了粮食上的困难。敌人的速战速胜和以战养战的战略遭到了破产。
反攻的时机已到。1258年1月29日，我军从天幕溯红河而上，对东步头(河内龙编桥以上的红河码头)发动了猛烈进攻。敌军被赶出京城，沿着红河朝西北方向逃窜。他们刚到达归化，就遭到少数民族英雄何俸领导的当地人民的出其不意的狙击。敌军遭到沉重损失惊惶失措，一溜烟逃回云南，不敢再象进犯时那样到处掳掠，我国人民嘲笑他们为“佛贼”。
第一次抗战以胜利而告终。蒙古帝国侵略大越的阴谋初步遭到失败，因此，从我国北上进攻中国南方的计划也跟着破了产。抗战的胜利在全国人民中间造成了一种欢欣鼓舞、信心百倍的气氛，并为陈朝进一步完善未来战争的组织和领导提供了许多宝贵的经验。
抵抗元朝侵略军的第二次抗战(1285年)
1279年，元朝打败了宋朝，侵占了全部中国领土。元朝大力开发这一丰富的人力和物力资源以便继续把帝国的疆域扩大到亚洲的南部和东南部。自此，大越国和占婆、缅甸、印度尼西亚等国变成了元朝的主要侵略目标。
为了寻找发动侵略战争的借口，元朝在外交关系中日益采用欺压、恫吓的手段。1279年年底，元朝囚禁了陈朝使者。战争危机已经迫在眉睫。陈朝和全体军民一方面秣马厉兵，另一方面想尽一切办法来拖延时间。
1281年，陈仁宗派遣以堂叔陈遗爱为首的使团到达中国。忽必烈收买了陈遗爱，封他为安南国王，成立了一个傀儡朝廷，派军一千护送他回国。元朝的阴谋是利用这个傀儡皇帝，并施加外交和军事压力，迫使陈朝投降。这样，必须采取紧急措施来粉碎敌人的阴谋诡计的时刻已经来到了。陈朝派兵到边界打垮了护送陈遗爱的元军，活捉了卖国贼，把他押回京城治罪。
推迟战争的斗争到此即将结束。1282年底，由唆都指挥的一支元军受命从海路进攻占婆，然后攻打大越国的南部，与从北方南下的大军配合。
元朝还阴险地强迫陈朝皇帝给攻打占婆的远征军供应粮食，并让远征军通过大越国土。陈朝不仅坚决拒绝，而且还派兵和战船帮助占婆战斗，反对共同敌人。这是越占两个民族面临元帝国侵略危机时协同作战的最生动体现。经过一年多英勇顽强的战斗，占婆人民终于打败了元朝远征军。但是唆都仍然没有放弃侵略野心，他把军队撤到占婆北部，长期驻扎在越里、乌里(广治一承天)地区，等待援兵和参加侵略大越的战争。
侵略军从我国的北方和南方形成了南北夹攻的阵势，妄图一举扼杀我国人民的反抗。
1285年1月底，各路元军开始越过边界。在第二次侵略战争中，元朝动员了一支巨大的军事力量，分兵三路进攻我国。仅从北方南下的两路进攻部队就达几十万人，据《大越史记全书》记载为五十万人。驻扎在占婆北部的唆都的军队将在我国南方开辟另一条战线。脱驩(忽必烈的儿子)受封为镇南王，为远征军的总指挥，在他的麾下有许多曾经参加过征服南宋和习惯于在中国南方作战的高级将领。
由脱驩直接指挥的主力军耀武扬威从广西猛攻谅山地区。陈国峻亲自担任这一拊背扼喉之地的指挥。我军在各要隘打了几次狙击战之后，按照陈国峻的计划逐步撤退到万劫。在这里，陈国峻集中了二十多万兵力，部署了一道阻击敌人的防线。脱驩回过头来想消灭我军主力。经过一场钳制和消耗敌人的激战后，我军后撤，据守红河防线。我军凭借这条防线，跟敌军相持了一段时间，以保证朝廷和人民安全地撤离京城，然后又沿着红河撤到下游地区。敌人攻陷升龙，但跟上次抗战一样，只剩下一座空城，宫殿里和街道上看不到人影，仓库里空空如也。
由纳速刺丁率领的元军从云南沿着明江流域攻入我国。陈日橘指挥的我军在收物(安沛省安平)狙击敌军，随后撤退到白鹤。我军在白鹤河河岸停下来，宣誓忠心报国、报皇恩，接着继续撤退，跟红河下游地区的军队汇合。
在南部战场，唆都的军队从占婆出发进攻义安地区。我军进行了激烈的战斗，但阻挡不住敌军的进攻。唆都的一部分军队打到了清化。在这里，陈键率兵一万投降敌人。由上将陈光启指挥的我军因而遇到了更多的困难。
这样，我军不得不从三条战线上组织暂时的战略撤退，以保全有生力量。敌军正处在大举进攻阶段，他们已侵占了京城和广大地区，抗战正处在最紧张、最剧烈的时刻。一些胆小的贵族和官吏开始动摇了，有的投降了敌人。但是朝廷和全体军民仍然保持着坚强不屈的气势，坚信自己为正义而战的最后胜利。当时的军队总指挥陈国峻说：“先断臣首然后降！”这表明了领导者的毫不动摇的坚强信念和抗战决心。在战场上，一些战士被俘，遭到敌人的虐待和残杀，但他们仍高举起刻着神圣誓言“杀鞑”两字的手臂。面对着敌军的恫吓、引诱、收买等各种手段，被俘将领陈平仲坚贞不屈，怒斥道：“宁为南鬼．不为北王！”这种英勇牺牲的精神是我们民族的爱国主义和英雄气魄的光辉体现之一。
敌军乘胜继续追击，陈氏朝廷退到天长(南河)、长安(宁平)。脱驩从升龙调动大军攻打天长，在清化的唆都的军队也得到命令进攻长安。敌人集中兵力，形成两面夹击，企图消灭我军的基地。但是陈国峻机智地组织了一次军事行动，以便打乱敌人的计划，摆脱敌人的包围。我军一部分从天长撤退到东北地区各路(海防、广宁)，诱敌尾退等唆都的军队过了清化进到长安时，就南下占领清化作为基地。唆都费了很大气力刚刚到达长安，又按到命令回军去攻打清化。敌人妄图包围消灭我军主力和我国人民的抗战中枢的阴谋至此基本上遭到了失败。
脱驩大力巩固所占地区。他建立了营寨，分兵把守各重要据点，并且建立了驿站进行联络。但是，越是长期分兵把守，敌军越不能解决分散和集中的矛盾。当时，各地人民实行“坚壁清野”，切断了敌人的粮草来源。在敌后，乡丁与分散的主力军密切配合，日夜加紧活动。游击战得到了广泛发展，连续进攻扰乱敌人，消耗敌人的有生力量。由于我国人民开展了游击活动，所以敌人的每次军事行动都要付出很大的代价。
有一次，脱驩派兵护送越奸陈键回国。他们刚到达麻六寨(谅山省支按)，由阮世禄和阮领指挥的岱依族乡丁跟朝廷的一部分军队相配合，对他们进行了日夜未停的袭击。陈国峻的家奴阮地炉把陈键杀死在马背上。敌人被我军打得落花流水，大部分当场丧命。
到了夏季，从北方来的士兵生病的越来越多，粮草缺少人马困乏。经过一段时间的占领后，敌军的基本弱点越来越充分地暴露了出来。由于进行了英明的战略撤退以及全民的英勇抗战，我国军民不仅保存和发展了抗战力量，而且还逐步置敌于势穷力蹙的境地，因而主动地创造了反攻时机。
1285年5月，抗战进入战略反攻阶段。陈国峻从清化率兵北上，切断唆都与脱驩之间的联系，然后对升龙以南的敌人防守的据点出其不意地发起猛烈的进攻。由陈通、阮可腊、阮传指挥的各路的乡丁，跟主力军并肩作战，积极参加了各次反攻。敌人在阿鲁(南河)、西结(海兴省快州)、咸子(海兴省快州)、章阳(河西省常信)的营寨相继被消灭。敌人在红河上的防御系统被彻底粉碎。我军乘胜包围了升龙城，并且发起了猛烈进攻。
脱驩不得不撤出升龙，驻扎在红河北岸，随后决定撤退回国，以免遭到全军覆没的危险。但是我军继续猛烈进攻，并在他们逃跑的道路上布置了埋伏。敌军遭到我军的紧紧追击和不断伏击。在裘江和万劫河的伏击战消灭了大量敌军。脱驩的败兵四处溃散，逃窜回国。脱驩钻到铜管里，让士兵拾着，才免于一死，逃过了边界；保卫脱驩的元将李恒、李理中矢身死。
其他各路元军也遭到了同样悲惨的命运。纳速刺丁率残兵逃回云南。由何特、何章指挥的山区各民族的乡丁在扶宁(永富)狙击敌人，给敌人造成了严重损失。唆都的军队从清化渡海，沿着红河而上，打算进入升龙，但到达西结时，大部分军队已被消灭，唆都当场身死。
I 285年6月底，我国军民经过了将近两个月的猛烈反攻，消灭了五十万的侵略军。第二次抗战是极其艰巨、十分剧烈的，但是敌人的失败因此也就更加悲惨，而我国人民的胜利就更加响彻云霄。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