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戈尔巴乔夫回忆录节选：公开性
|
| 时间：2005/11/05 出处： |
第九章 多一点光亮：公开性
复杂的遗产
“多一点光亮”，布尔什维克党处于地下状态的时候，列宁常常这样说。我早
在大学时代就读到了这句话，它已铭刻在我的记忆之中。
随着岁月的流逝，我的政治活动经验愈来愈使我确信，列宁的这个口号被忘得
无影无踪绝非偶然。原来，它非常不合由上级任命的官员们的口味，不合所有那些
与权力有瓜葛的人的口味。相反，“少一点光亮”这才是他们的原则和内心的愿望。
如果某位高官显宦也曾喜欢过公开性的话，那只能是因为当时他需要揭发论敌或者
低毁其竞争对手的声誉。也就是说，是出于一心追求名利的目的，而绝非将其视为
社会生活和管理机构正常运转中不容剥夺的要素。
在革命后的最初年代，“公开性”被当作党的武器。人们利用它来辱骂“反革
命”，诅咒帝国主义，批判新的“无产阶级浪潮”中的官僚主义分子。仅此而已。
因为并非别人，恰恰是列宁自己下令对新闻报道实行严厉的国家监督。这是为什么
呢？难道布尔什维克害怕同自己的思想论敌公开交锋？
这个问题一直激发着我的好奇心。何况早年在党内并未对公开性加以限制。至
今我还记得，当我第一次读到七大至十大的速记记录时，曾经大为赞叹。尽管当时
面对国内战争、外国干涉，年轻的苏维埃政权陷入绝境，执政党却并不害怕辩论，
并不认为可以限制发表意见、言论、批评的自由。我的心中形成了一种印象：列宁
有意地鼓励“敞开”党内的意见分歧，至少在初期确是如此。不信可以回忆回忆，
当时因布列斯特和约问题而反对列宁本人的论战是何等不留情面，围绕新经济政策
的争论又是何等尖锐和紧张。“工人反对派”也曾毫不留情地指责党的领袖背离了
无产阶级、劳动人民的利益。
列宁在位时，世所公认的领袖人物中谁也不曾被撤销领导职务，这个事实难道
不值得注意吗？相反，当时倒遵守一条独特的原则：领导成员中必须有各种不同立
场的活动家。在第七次党代表大会上，针对布哈林不时产生的“头脑发热”，列宁
曾写信给他说：认为中央委员会里所有的人都应当想法一致，这就意味着将党引向
分裂和灭亡。再看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托洛茨基反对派，其中的两人“务
必吸收进政治局”；而工人反对派，其中的两人“则务必吸收进中央委员会”。
这种气氛一直保持到20年代中期。正进行着激烈的大辩论，但刚刚将托洛茨基
开除出中央委员会并流放外地，就结束了！由于惯性的作用，党内的“审查”一直
持续至1929年，随着布哈林反对派的被粉碎，极权主义的铁罩便彻底地扣到了党的
头上。
如此看来，一方面，列宁曾经是党内自由辩论的拥护者；而另一方面——正是
他在十一大的讲话中宣布了关于禁止派别的决议，这事实上意味着对异己思想进行
无情的斗争。一方面，他反对党的工作官僚化和用官僚集权制偷换民主集中制。另
一方面，却又在清查与自己持不同意见的人的关系时，采取了直至将他们驱逐出党
甚而分裂党的作法。这种矛盾可不可以用条件变化了来加以解释呢？在一定程度上
当然可以。一个处于地下状态的党决定自身的战略，这是一回事；一个已经掌握政
权并为了保有政权而迫切需要团结一致，则是另一回事。
然而我认为，性格特点，对自己正确性的绝对相信，在这里也起了重要的作用。
列宁喜欢争论，不到以自己的论据和颠扑不破的逻辑将对方击败决不甘休。但遇到
“镰刀碰石头”硬对硬的场合，对手不肯认输的时候，他便不惜采取极端手段了。
这就是我意在弄清列宁对待公开性和民主化的态度的尝试。这种尝试促进了我
自己对待这些重大问题的立场的形成。
事有凑巧，有一次在魏玛参观歌德故居，我方才得知 “多一点光亮”一语出
自弥留时刻的这位伟大思想家和作家之口。
最初的步骤
公开性的第一个行动，我认为应是我1985年5月的列宁格勒之行。领导人和人们
有了一次不同寻常的接触。我的讲话既无任何底稿，又未在事前与同事们磋商，这
给政治局出了个很大的难题。3月和4月中央全会未经公布的材料中本来是在高层接
“内部方式”传达的许多东西，第一次“扩散”到了全体百姓。
接下来又发生了些什么事情呢？
在飞机旁与扎伊科夫道别时，我从他那里得到一盒录像带，里面有我在斯莫尔
尼宫与该市党组织积极分子会见时的讲话。回家后的一个星期日，我决定在别墅里
让全家人看看这盘带子。大家都很激动，赖莎·马克西莫夫娜说：
“我觉得，这应该让人人都听到，让人人都明白。”
于是我产生了一个念头：要不，把录像分发给各州委？让大家完整地听听那次
讲话，因为作为新闻报道，电视和广播只播报了一些片断。当时我很难下决心，不
愿意突出自己，那样做颇有自我宣扬之嫌。我给利加乔夫打电话并让人将盒带送过
去，我在电话里对他说：
“叶戈尔·库兹米奇，你看一看，然后说说自己的意见。要不要分发给各州党
委？”
他看过录像后给我回电话说：
“我认为，除了几句话以外，也许应该在电视上全文播发。济米亚宁也是这个
意见。”
既然利加乔夫（当时是我的“左膀右臂”）和济米亚宁（“首席思想家”）这
样讲，我也就同意了。当时关心时事的人都应当还记得，这次转播在全国引起了何
等热烈的反响。人们产生了真正要开始有所变化的希望。
公开性的第一步已经迈出，但前面的道路还很漫长。在中央委员会机关，刻板
陈旧的宣传毫无变化。1985年夏天便撤换了宣传部长。但是党整个庞大的意识形态
机器（机关工作人员、报刊、党校、社会科学学院等等）仍然在按照自己习以为常
的制度运转。要想改变局面，除非在事事秘而不宣的体系上一个接着一个打通“窗
口”，这个只有总书记能够做到。
我接受美国《时代》杂志采访时的讲话（9月初）和与法国三个电视记者的交谈
（10月），便成了通向公开性的这种突破口之一。《时代》负责人提出访谈要求，
建议将问题寄来，亦即“按老规矩”进行采访。书面回答已经写好，但在约好的那
天美国人到来之后，却展开了现场交谈。《真理报》全文发表了这次谈话，在国内
和世界上都引起了极大的兴趣。与法国记者会晤的情形可说是一模一样，时间正值
我出访巴黎前夕。我在完全公开的自由环境中与这些人接触，他们谈起话来咄咄逼
人，有时甚至出言不逊，总是“单刀直入”地提出各种问题。不过，看来我并没有
输掉这场舌战。
对我而言，这两次访谈无异于一次崭新的经验，一种特殊的收获。留下的感觉
仿佛是跨越了某种障碍。在台上讲话，并且还是面对怀着友善心情、“遵守纪律”
的听众，这是一回事；而和人面对面地讲话，人家随时都可能打断你。反驳你，这
又是另外一回事了。我也并非一下子就觉得无拘无束，刚开始还是小心翼翼的，但
逐渐便兴奋起来，“开足了马力”，不再去考虑人家正在给我录音或者正在进行直
播了。
总书记同大众传播媒介打交道的新风格为党的其他领导人树立了榜样。现在这
样做已经司空见惯，显得十分正常和平淡，可一开始还被当作新鲜事儿，使得一些
人满心喜欢，也遭到另一些人的指责。
鼓励在报刊、电视和广播上对我们生活中各种各样的丑陋现象、不足和缺点发
表批评意见，便成了扩大公开性顺理成章的下一个阶段，而以上种种事情以往是不
允许公开讲出来接受社会舆论评判的。社会已经被无所不至的压制和禁铜折磨得奄
奄一息，只消给记者们稍稍输点儿“氧气”，他们便立即充满了批判哲学的激情。
但他们随即遭到了靠委任得到职务的那些官员们的抵制甚至迫害，地方上尤其如此。
我本人也注意到了某些偏差：批评逐渐带有侮辱、谩骂的性质，往往发表一些
公然诽谤的材料，歪曲事实，颠倒是非。另一方面，报纸版面和荧屏上充斥着专职
的写作者：专家、教授、作家，首屈一指的则是记者们自己。而“来自生活”的普
通群众又一次成了聆听教导和训诫的角色。并且每家传媒机构准许“公开露面”的
只是些“自己人”，根本客不下与自己持不同观点的人。对于公开性的这一类“下
脚料”，开始时我们还试图用往日惯用的方法加以屏除：总书记提醒“首席思想家”
注意，那人则向宣传部长作出指示，部里再召集编辑记者开会，指示他们应当怎么
做才对。
但是这些久经考验的方法渐渐不起作用了。编辑们开始“顶牛”，有些人干脆
就不听话，用自行其是的作法考验党的领导的耐心。几乎每星期都要出现一批“大
胆”文章，它们对当时公开性所允许的限度心中有数。最早扮演“领头羊”角色的
是《星火》、《莫斯科新闻》、《论据与事实》等报刊。因此如前所述，在几次中
央全会上、在机关和领导人中，一时对新闻界的为所欲为议论纷纷。我却愈来愈趋
向于得出结论：必须保障公开性免受侵犯，但大众传媒也应当承担明确的责任。要
办到其中任何一点，都不可以采取“喝令”编辑的办法，而只能诉诸有关新闻出版
的法律。我的这种想法最早考虑成熟大约是在1986年，但待到其得以付诸实施，已
经耗去了不少时间。
由于有了公开性，改革开始获得越来越广泛的社会基础，其意义是难以估量的。
而只有真正“富有参与精神”的人才能做到公开性，他们在报纸和广播电视台的编
辑部里日复一日地传播和阐释着新思想。没有公开性，便很难指望相应的实践活动
能沿着改革政策的轨道进行。
当我感到出自上层的意图被日益“架空”，在党政机关垂直领导部门卡壳的时
候，便更加对公开性的意义作出了高度评价。言论自由能让你越过机关工作人员直
接与群众打交道，激发他们的积极性，获得他们的支持。“反馈”形成之后，同样
会对改革的发动者产生巨大的影响。
禁区
“批评禁区”很快就成了一个急迫的问题。勃列日涅夫认为还是给自己在“高
层”的战友们留点情面为好，因为无论如何也离不开他们。什么时候容许过对库纳
耶夫、谢尔比茨基、拉希多夫、阿利耶夫或者莫斯科“格里申帮”提出批评意见？
这根本就是不可思议的。
问题并不仅止于此。当时究竟是一种什么情形呢？在区里可以批评所有的人，
甚至区执委会主席。但是第一书记嘛，只要上面还没有撤掉他，你可千万别碰。这
曾是一条铁定的规矩。因此，当级别越来越高的一个个党员领导如今相继脱出了
“批评禁区”的时候，反应就近似病态了。有多少电话打到了编辑部、党中央，指
控电视和报纸竟然“胆敢”将久居高位的土皇帝们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对《真理
报》主编维·阿法纳西耶夫的埋怨也很多。各州都扳着指头计算，看看党中央机关
报正面报道这个州或那个州有多少次，提出批评又有多少次。甚至干脆要求“保持
平衡”，以免“委屈州里的共产党员和劳动群众”。还通过中央委员会的院外活动
集团施加压力。
当年举凡牵涉到实际军费开支、军队的整体状况、军工综合体科研情况、国防
资金和物资有效利用的资料等等，一切都是秘而不宣的。不仅是老百姓，就连政治
局委员也不了解真相并在实际上成了“人质”，对高度秘密的问题只能在现成决定
上签字画押，根本无权提问和议论。在乌斯季诺夫主管国防口的时候，实际上他就
一手垄断了这方面的工作。除了勃列日涅夫以外，政治局委员中谁也不敢过问一句，
更不必说要求了解这方面的什么情况了。顺带提一句，军队中的老兵倚老卖老欺负
新兵的现象早就存在，但对这类消息却一直讳莫如深。
对外贸易是又一个封闭的领域，尤其是在武器销售方面：数量、品种、交货地
点、货款金额等等。几乎同样的规矩也扩大到了粮食、石油、天然气、金属的贸易
活动。这方面的详细资料在外国所有的参考手册中向来都公开发表，而在我们这里
却作为头等的国家机密对公众严加提防。
克格勃也完全处于报道与批评的范围之外。最多也就是从那里偶尔传出一条语
焉不详的消息：驱逐了一名间谍，要么就是说某一位持不同政见者与帝国主义谍报
部门有着瓜葛之类。
事实上全部统计资料都被审查的铁盖子捂得严严实实。有关经济、社会问题、
文化、人口的资料，只有在党中央作出特殊决定的情况下才能发表，并且还要大加
删削和粉饰，居民生活水平的问题尤其如此。犯罪率资料和医疗卫生指数同样被重
重封锁。
不仅军事预算，而且国家普通预算的真实数据也是保密的。预算赤字对社会公
众秘而不宣。千百万存款人从未料到，为了弥补赤字曾一次次非法地从储蓄银行挪
用资金。又有谁了解国防支出的增长速度，多年来都高出国民收人计划增长数和实
际增长数50～100％呢！
发给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们的预算草案完全正常。其中有一项“其他支出”拨
款达1000亿～2000亿卢布。这些人民代表谁也不敢斗胆问上一句：“其他支出”究
竟是什么东西？这可不是鸡毛蒜皮的小事——占全部预算的五分之一哩。
当时又是如何对待极为少见但终归偶有发生的要求了解“微妙问题”情况的行
为呢？要么干脆对这种“胆大妄为”置之不理，要么就解释说这是国家最高利益所
不能容许的。工会代表大会上有一位来自西伯利亚的代表（记不起姓名了）发言时
就预算问题委婉地批评了政府，还点了勃列日涅夫的名，说了句这人干吗不管一管。
马上麻烦就来了——这一 “非常事件”被提交政治局讨论，中央委员会机关大为
震惊，负责干部工作的中央委员会书记卡皮托诺夫奉命“明查”。
突破“禁区”异常艰难。每一次都会引起有关部门的强烈抵抗、秘密保有者们
的嘟囔埋怨和思想家们的痛苦呻吟。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揭开神秘的帷幕使某
些机关受到了“寿终正寝”的威胁——它们的毫无作为和百无一用暴露无遗。然而
作为“制度的看门犬”的思想家们并非毫无根据地认为，真相将会动摇对我们的那
些教条永远正确的迷信，不单是一个国王、而且整个“宫廷”都将赤裸裸地展现在
人们面前。
《阿尔巴特街的儿女们》及其他突破口
公开性也意味着重新放映“束之高阁”的被禁影片，公开发表尖锐批判现实的
作品，在国内再版几乎所有“持不同政见的”和旅外作者的著作。
或许，雷巴科夫的《阿尔巴特街的儿女们》、杜金采夫的《白衣》、贝克的
《新的使命》等长篇小说堪称问路石。
阿纳托利·雷巴科夫给我写了一封信，随即又寄来书稿。稿子在艺术方面并未
给我们留下太深的印象，但其中再现了斯大林主义时代的环境气氛。已有数十人阅
读过这部手稿，他们纷纷向党中央发来信件和评论，认为该书乃是长篇小说的“传
世之作”。早在其出版面世以前，它已经构成了一个社会事件。作者的名气也起了
作用，我是通过《叶卡捷琳娜·沃罗宁娜》和《沉甸甸的沙子》等书了解他的创作
情况的。总体看来，我认为该书可以出版，利加乔夫也表示同意。围绕雷巴科夫这
部小说所发生的事件，有助于消除对揭露极权主义后果的种种顾虑。
领导层对田吉兹·阿布拉洋的影片《忏悔》的反应也属于足以打消顾虑的一例。
该片是在谢瓦尔德纳泽的“掩护下”拍摄的，起初只是在电影之家为“小圈子”里
的人放映过，后来便开始在其他许多内部礼堂放映。影片所产生的作用有如引爆了
一颗炸弹，它不仅成了一个艺术事件，而且也是政治事件。思想家们提出要在政治
局里进行讨论，以决定是否允许其广为出租公映。我表示反对，认为这个问题应当
由电影工作者、创作协会自己去决定。那边巴不得如此。这样就确立了一个先例，
很快那些原来被出版检查打入冷宫的作品纷纷出笼。出版社也开始毫无阻碍地出版
艾特马托夫。阿斯塔菲耶夫、拉斯普金、莫扎耶夫以及其他一些作家的著作，这些
作品超越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准则，力图恢复以批判现实主义为基础的我国
文学的伟大传统。卡拉姆津、C．索洛维约夫、克柳切夫斯基、科斯托马罗夫和其他
历史学家的著作，也开始以很大的数量印行。紧随其后的俄罗斯侨民经典作家的书：
布宁、梅列日科夫斯基、纳博科夫。扎米亚京、阿尔达诺夫。同时，革命后遭到迫
害的那一代伟大思想家也应运“回归祖国”：B．索洛维约夫、费奥多罗夫、别尔嘉
耶夫、弗洛连斯基、伊林。
我不准备—一列举了。这里所提到的，只是我对其作品已略有所知的一些人。
知道吗，当时我脑子里首先想到的是：真可惜，大学时代竟然没能读到这一切！是
的，我们这一代人缺少精神营养，只准许吃一份单纯意识形态的可怜口粮，却被剥
夺了亲自去比较、对照不同流派的哲学思想并作出自己选择的机会。
阻碍的因素
社会上很快就意识到了公开性是何等强大的武器。人们开始按另一种标准生活。
送到莫斯科、中央机关的虚假的胜利捷报少了，更多的是各种工作真实情况的材料。
反馈机制建立起来，政权落入了公开性的“探照灯”之下。从工作和道德的观点去
看，谁在领导机构中配任什么角色，显得一清二楚。面对这种新局势，要么是学会
适应，要么是与之进行斗争。上层人物对新形势作出的反应正是这样两种。
当我们在莫斯科召开各州和地方报刊负责人会议的时候，大家简直是叫苦连天：
领导上不断施加压力，动不动就撤销职务，想方设法进行迫害，指使人败坏那些将
家丑外扬的记者的声誉。而从“领导上”听到的则是另一番诉苦之声：墙角快给挖
空了，有人蓄意破坏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大厦已经摇摇欲坠！我们的这帮土皇帝，
无论是企业、集体农庄、区或州的领导人全都一样，对来自上级的批评习以为常，
总是逆来顺受。但是每个人，而且是他的下属，都能自由地品评他的所作所为——
这种事从来不曾有过，就会被当作脚底下发生了地震一般。领导干部的不满情绪与
日俱增，对克里姆林宫的抱怨纷至沓来。
在前面提到的那次总编辑会议上汇集了大量的材料，足以证明官僚们还死守着
坚固的防御阵地，不肯放松他们对报刊的严密控制。不过他们这帮人也并非任何时
候都表现得勇敢好斗，更多地倒是胆小怕事，习惯于卑躬屈节。于是我们便开始在
中央机关报上赞扬一些文章，以此对地区性报刊表示支持。还不断刊登地方报纸上
最有意义的言论和简介，从而保护那些因为敢于批评而遭到迫害的记者。
不单单是那些由上级任命的官员们的态度阻碍了公开性的开展。根子可以追溯
到领导大众传媒的体制本身，这种制度则是从斯大林时代承袭而来。中央总揽着对
这个领域的控制权，“从莫斯科直到最遥远的边疆”。无论是党报还是工会、共青
团、作家协会的报纸，甚至连渔民、猎人、老战士组织的报纸在内，不管是什么人
办的，反正是宣传部凌驾于所有报纸之上。那时候全体编辑都相信党的规定是正确
的。每月一次或两次在党中央宣传部举行与总编们的碰头会，有时部长会议副主席
和一些部长也前来参加。会上对报刊发表的文章提出表扬或批评，指示应该写些什
么和怎么写。凡有关报刊的刊期、印数、栏目等事项的任何变动，均需经党中央书
记处批准。中央委员会机关日常“追踪”发表了些什么文章，督导员向领导报告自
己的观察结果和评价，驯服听话的人得到鼓励，“爱挑刺儿”的人受到严惩。
我不能不提一提报刊检查机关，它在“捍卫”这个体制方面发挥着巨大的作用。
正式讲来，这个机关被客客气气地称为报刊保密检查总局，它应监视是否有人泄露
国家机密。事实上这是特殊类型的意识形态“克格勃”，编辑和出版者们面对它真
的是战战兢兢。在该局的职能中还有一项就是监督各种期刊，特别是监督图书馆和
档案馆。必须按照它的旨意确定禁书的目录，听它指示什么应该在专门保存处保藏，
什么属于“秘密”、“绝密”、“仅供公务使用”。
这种做法1988年被废止，这也是公开性的成果之一。报刊保密检查总局仍然保
留，但已丧失了原先的功能。特别馆藏制度也逐渐被废除。属于禁止和半禁止的图
书目录已进行了数次重新审查，暂时还没有全部都放回对所有人开放的书架上。首
批开禁的书单中便有亚·伊·索尔仁尼琴的作品。
报刊失控
与此同时，读者开始区别对待那些只顾严格遵循党的路线、很少注意印刷装帧
的官方出版物。1986年秋季报纸杂志的征订结果令人倍感兴趣：《共青团真理报》
增加 300余万份，《苏维埃俄罗斯报》增加 100万份，《消息报》增加 4万份，
《共产党人》杂志增加7万份，《真理报》增加得不多。
以打破一潭死水为己任的“自由”出版物纷纷面世。首开先河的是《莫斯科新
闻》，它那些大胆的文章不时引起有关部门一片惊慌。只好不止一次地将主编叶戈
尔·雅科夫列夫保护起来，尽管他也给我找了不少的麻烦。紧随《莫斯科新闻》跟
进的是《星火》杂志。在此之前这是一份神气十足的半官方刊物，先后为格里巴乔
夫和萨夫罗诺夫所把持这家杂志的主编空缺时，我们就开始讨论任命谁的问题。大
家一致同意，应当使这家图文并茂的大众化刊物成为改革思想积极的向导。提到了
好几个候选人，最后利加乔夫推荐了科罗季奇，于是便定了下来。为什么选中此人
呢？因为此前他在 《真理报》上发表过几篇很有意思的文章。引人注目的还有一
点，就是他似乎是个“局外”之人，与莫斯科的帮派毫无牵连。给利加乔夫印象最
深的是，科罗季奇的言论总是、“从阶级立场出发”，反对资产阶级的思想和文化。
新头头上任后《星火》顿时振作起来，针对许多牵动人心的现实话题发表了一
批尖锐的言论，激起了很大的反响。然而可惜的是，随后编辑方针便滑到了片面的、
一定程度上还有拉帮结派意味的立场。它所引发的与其他倾向报刊的论战显得冷酷
无情，往往有失体面。人们纷纷呼吁文学界不同的派别停止争吵，更多地为社会关
注的各种问题着想。然而，科罗季奇在争取当选人民代表未能如愿之后，似乎对
《星火》已毫无兴趣，突然跑到美国去了，抛下杂志任其在某些人的卵翼之下日渐
衰颓。一家曾经与《莫斯科新闻》一道充当过早期改革拥护者传声筒的刊物，竟然
落得了一个可悲的结局。
苏共中央的理论、政治机关刊物《共产党人》从改革一开始便对新思想持反对
态度。使人不得不感到惊奇的是：主办这份杂志的怎么竟是一个刚愎自用的哲学家、
“发达社会主义”经济哲学的狂热信徒科索拉波夫。头几个月我对此未加计较，不
想让人觉得我喜欢“收拾”前任安排的人。但这种忍耐逐渐引起了误解，而且工作
也迫切要求加强对当时所谓主要党刊的领导。首先想到的人选是伊万·季莫费耶维
奇·弗罗洛夫。此人是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当年以勇敢反对李森科主义而崭露头
角。一度成功地领导《哲学问题》杂志，但被著名的蒙昧主义者、党中央科学部部
长特拉佩兹尼科夫撤掉了这一职务。他还在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的杂志《和平与社
会主义问题》工作过。总而言之，“符合一切条款”。
弗罗洛夫成为《共产党人》主编后，这家杂志的水平很快就大大地提高了，他
积极地参与研究和宣传改革思想的工作。此时我才更近一步了解了其人，很欣赏他
的独立思考。在我面临意识形态问题的时候，这也成了选择他做我这方面的助手的
决定性因素。同他合作的那些年头恰逢一个最重要的阶段，当时我们正在探讨、分
析过去，对改革中的现实问题进行理论上的研究。
在批判社会从停滞时期继承下来的一切负面事物方面发挥了积极促进作用的是
《真理报》。开始时它在除旧布新的工作中常常指明方向，其他报刊唯它马首是瞻。
该报“逮住”的批评对象的职位越来越高，也提出了经济改革的许多重大问题。
但是，怪事出现了：公开性的潮流变得越是壮阔，其他报纸发表的言论越是大
胆，这家党的中央机关报所刊登的文章却越来越枯燥、沉闷、道貌岸然。《真理报》
逐渐从领头地位滑向殿后地位，从改革派的阵地堕落为保守派的阵地。它的受欢迎
程度不断降低，印数节节缩减，而且这种情况是在各级党委以不同方式帮助发行的
情况下发生的。
主编维克多·阿法纳西耶夫并不掩饰自己对已经进入新阶段的、超越了意识形
态正统思想的民主进程的反感。他事事都紧跟那些已擅自得出“改革方向不对头”
结论的政治局委员。结果《真理报》从某个时候开始完全变成了改革反对者的传声
筒。后来我读了利加乔夫所写的书，其中大肆吹捧阿法拉西耶夫，由此我再一次确
信，上述情况完全是在他一手支持下发生的。
社会舆论越来越对《真理报》持否定态度。同时在报社内部人员中也对“老总”
怨声载道。他的冷漠态度，对同僚意见的公然蔑视，他一直埋头写自己的书从而损
害编辑工作，无不令人感到气愤。总之，撤换主编的问题已经迫在眉睫。提到了普
里马科夫、博尔金、涅纳舍夫、甚至卡普托
最后我还是选中了那位弗罗洛夫。坦率地说，我希望担此要职的人不仅按职业
标准（院士、富有经验的编辑）完全合适，而且也足可信赖。
社会舆论的两极分化
报刊逐步从宣传部的专制之下解放出来，显示了人们对内正在发生的件的看法
和立场日益分化。形成了两极：一极是改革派，当时主张横扫一切的激进派也附属
于此派；另一极是顽固守旧派，当时公开复仇帮尚未从中再次分化出来。
这是概略的说法。意见和立场的歧异十分巨大，在上述两大阵营的内部还有许
多“骑墙分子”和持中间派观点的小派别。报纸、杂志好似散兵各自据守“掩体”，
成了各种不同的社会趋向和政治流派的代言人。一场怒气冲冲的斗争业已展开：粗
暴的指责、攻汗、辱骂和诽谤盛行，众目睽睽之下公然抖露阴私。相互对立的看法
和观点往往发展成为无原则的勾心斗角，背后则隐藏着某些集团或大众传媒新主人
的私利。每当这样的时刻，我便去参加新闻界的会晤，目的在于使火气冷却下来，
提醒他们别忘了在人民面前的责任。这能让对立各方停止争吵一段时间，但随后论
战又会更加猛烈地爆发——完全符合升级的逻辑。实际上人人都参与了这场混战，
作出了各自的“独特贡献”。
公开性不断突破当初力图限制它的框子，开始具有不仰赖于某些人的命令和指
示行事的性质。从社会民主化的观点来看，优点是显而易见的。但也出现了许多缺
点。大众传媒上无原则的相互争吵向社会散播着仇恨、敌对和刻毒的情绪。
例如在对1917年十月革命后我国所走过道路的评价问题上就是如此。或许，公
开性的无论哪个方面都不曾引起过如此强烈的反响和造成如此巨大的心理震动，这
里说的是，恢复苏联时期真实可信的而非神话般的理想化和浪漫化的历史，这段历
史中除去众多的人民英雄主义典范和社会设施方面无可争辩的成就之外，还有骇人
听闻的官僚为非作歹，大清洗对自由思想的蛮横钳制。人们如饥似渴地争阅揭露当
年所犯罪行的报刊书籍，出现了二十大之后又一次令斯大林声名狼藉的浪潮，大张
旗鼓地谴责勃列日涅夫，随后事情已发展到了对列宁本人、马克思主义思想、社会
主义原则也进行重新评价的地步。
社会上冒出了许多浅薄的耸人听闻的东西。重提旧事往往缺少认真的分析，未
能揭示其全部复杂性和当时国内情况的矛盾性。撕去了紧紧掩盖着我国许多历史事
件的谎言和蛊惑宣传的层层面纱，但偏见和怨恨往往导致企图以“白色”神话代替
“红色”神话，否定那场革命的某些正面内容。
我的出发点是：通过认识自己的历史来明辨是非的过程是必要的，人们应当了
解有关过去的全部真相。必须废除关于档案的禁令，使任何文献都成为公开性的财
富，如实地恢复我们所经历过的一切的本来面目。我们都获得了什么，是以怎样的
代价获得的，造成了什么损失，推销共产主义模式对几代苏联人演变成了什么。在
这些问题上，谁也不应当全部抹杀所有的正面东西和70年间国家所取得的成就，贬
低人民的自我牺牲精神，人民曾经热切希望建设公正的新生活，不仅成功地提高了
祖国的地位，而且对世界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对与斯大林制度及其反复有关的一切，必须进行分析，集权政治的悲惨教训应
当永远记取。但也应当保持对我们父辈和祖辈的记忆的尊重，对他们所经受的种种
考验作出应有 的评价。尽管如此，他们仍然继续坚信革命的理想。只有这样我们
才能理解，为什么把苏联历史当成自己亲身经历的年长的几辈人会对不加区别地否
定过去倍感委屈、觉得自己遭到变化中的社会的排挤，于是开始发怒和抗议。
还有一个特别微妙的问题，需要进行深人的极其认真负责的分析。这就是国内
各民族之间的关系史。在这个问题上尤其需要“清理”、揭露过去被精心掩饰了的
各种悲剧性的事件。但是，当然应该将它们放到特定的历史背景中去考察，不能忘
记为了各民族的发展、它们在多民族国家里的和睦相处和友谊所作出的那些极其巨
大的努力。
可惜在这些问题上成见和偏执同样占了上风，那些对联盟思想本身展开攻击的
民族主义者，就靠着成见和偏执，实现了政治上的飞黄腾达，迫不及待地一头扑向
权力的宝座。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