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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钊·胡兰成——文化界的新客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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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2005/11/01 出处：世纪中国 |
忽然看到胡兰成做客世纪周刊，一种难以言的感受又起。论胡的文学成就，可能是值得议论的，夏志清在他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中，推出张爱玲时，也曾提及过这位“胡才子”，对他的文学成就有所肯定。前几年，紧跟张爱玲热，胡氏也随之浮出历史，成为一时显俊。但没有想到的是，胡氏从历史的尘封中出来，自然也把的历史污点也带了出来。现在，网络上，对日本人的情绪十分激烈，反对日本人企图抹杀历史，为自己的历史罪行进行掩盖的做法义愤填膺，对日本军国主义分子恨不能食其肉，寝其皮。可是，对于在日本人侵略中国期间，帮着日本人残暴地对待中国人的中国人却常常是“抑恶扬善”。在最需要讲良知的文化界，似乎也是如此。这不免让人感到困惑。前一段时间，写过一篇有关的文字，只是一些小感想，在此请教于方家罢！
从漂白胡兰成说起
近来，“翻新”文化成了文化界的一大景观，比如改写旧著，翻拍“红色经典”，以及为历史文化人物翻案等。对此，很难用一句话来评断是非，说得动听一点，可以说是这种翻新是在进行文化链接。反之，则又可以说这表明文化界的人江郎才尽，失去了创新力和创造力。当然，也可以说是关于文化的框框太多太死，人们无法去开荒拓土，只好回过头去翻弄旧箱底子。
翻旧箱子也不要紧的，而且现在也是开始重新评价旧人物的时候。但等到连胡兰成这样的满身污点，翻出来仍一身臭气的人物，也要给他漂白，捧为文化红人，则又使人感到那岂止是才思枯竭，简直是良知尽失。
去年9月，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胡兰成的回忆录《今生今世》为肇始，胡兰成一下子火了起来，多家出版社不问青红皂白，跟风而上，翻印了胡氏的许多作品，出现了“争卖胡兰成”现象。此间，虽有不少有良知的学者、作家出来批判这种不问香臭、只管印书的做法，但也有人发出了“不可因人废文”，“文品与人品不可混为一谈”，为胡氏“辩污”的大论。对这种论调，真不能不佩服他们“一分为二”的辩证法学得好。胡兰成是一个左手执着滴了中国人鲜血的屠刀，右手执着妙笔写着“生花散文”的人。现在呢，则是许多人抱着胡氏的右膀子亲吻得啧啧有声，并拥着这胳膊把他送进了中国文学的殿堂。
送进文学殿堂尚不罢手，还要把他捧进学者的阵列。近日在书坊购得今年第八期的《万象》，载有刘铮先生的《读胡兰成〈中国乡党制度沿革考〉》。据作者考证，胡氏的“乡党制度沿革考”是胡氏刊布最早的作品，对“乡党制度”的研究，胡氏起步相当早，且有其独到的见解和方法，“在胡兰成一生的思想发展中占据不可忽视的地位”。作者断言，“正是从这里，开出了他（胡兰成）日后的虹气飞雨，日月山川。”作者对胡氏的推崇由此可见一斑。
值得注意的是，凡推崇胡兰成的，都有意无意地避而不谈胡氏人生中尤其得意的一段日子，就是他在汪伪政府里做高官的历史。胡兰成，1906年生于浙江嵊县。1927年从燕京大学中途退学，曾作汪伪政权掌控下的《中华日报》的主笔，并由此得汪精卫的赏识，1939年12月出任汪伪政府的宣传部次长，伪行政院法制局局长，是汪的得力儒将。在此期间，胡兰成除了尽心做官外，还写了大量的政论文章，为汪伪政府作政治和理论上的鼓吹。后来，胡兰成将这些文章结为集子印行于世。如1940年胡氏出版的《战难和亦不易》，宣扬放弃抗战，鼓吹委曲求全；1945年，在日本行将战败之际，胡氏又出版了第二本政论文集《中国人的声音》，宣扬“日本战胜比美国战胜好”。
《万象》上关于胡氏的论文里，开头有一个对胡兰成写作时期的划分，但不是以时间为标尺，而是以地点为坐标的。作者将胡氏的“写作划分为六个时期：杭州时期、广西时期、香港时期、沪宁时期、武汉时期和日台时期。”也列出了胡兰成在每一时期的主要著目，但将《战难和亦不易》列入了香港时期，把《中国人的声音》列进了武汉时期。如此设计，胡兰成的汉奸痕迹便被漂洗得干干净净，在字面上连一点影子也看不出来了。
面对胡兰成风行大陆的现象，我实在是想不出文化界如此作为的原因所在。因为炒作胡兰成的手法，除了隐恶外术外，还有一个名星捆绑法，那就是以张爱玲与胡兰成的恋情为卖点。张爱玲热恋着胡兰成时，胡正作着汉奸政府里的高官，但在上海文学界已是颇有名气的张爱玲，却是一个“纯爱主义者”，为胡兰成的“才情”所折，二十三岁的小资一头扎进了三十八岁的汉奸的怀抱。据说，这还是文坛上的一段佳话。如今，历史的佳话成了现实的卖点，用情色作招牌、招顾客，实在是现今文化市场上最流行的法术。
由胡兰成在大陆的热闹，我想起了《文化顽童·李敖》（中国友谊出版社，1999年6月第一版）中关于胡兰成的一段文字。文章的作者为王棠仪，发表于1979年。文中涉胡的文字不长，摘录如下：
“出版人要力求避免污点，污点足以影响一个出版人的历史地位。出版人一旦受玷污，除了篡改历史，否则永远是一个污点。
“远景出版社，不知出于有意或无心，竟出版了胡兰成的《山河岁月》，很严重地玷污了出版人的声誉。
“胡兰成是一个伪官职位属于中上级而辱国心肠最狠毒的汉奸。当汉奸可能是一时失足，事后如能知罪补过，多做些有益于国家民族的事，则可以获致戴罪立功的成果，没有人会随意翻他的旧账。胡兰成则不然，他借《山河岁月》来歪曲民族国家的历史与中国人的奋斗精神，其中尤以‘抗战岁月’一篇，存心抹杀我国同胞抗日图存，与自由世界盟国携手反侵略的史实，全篇充满了汉奸媚敌的罪恶感。想不到‘远景’出版社公然在我国抗战牺牲一千多万同胞生命血渍犹未干的年代印行这本书。
“有了这个污点，‘远景’日后无论有多大发展，能拉拢拥有多少名家，也无法漂白这历史性的黑点。”（P110）
这一段话，主旨是评论出版人的，但字里行间也使我们看到了台湾学者们是如何看待胡兰成的。正因为如此，是胡兰成无法在台湾立足，不得不到日本去了，最后死在那个他爱了一生的东瀛。
我们知道，在中国大陆，出版一本书是慎之又慎的，通常是要一审二审加终审的。所以，很多作品因为其中“不合时宜”的内容而无法正式出版。去年底，康晓光先生经过实地采访，针对李思怡案写出了一本催人泪下，使人反思，令人警醒的惊世之作《起诉——为了李思怡的悲剧不再重演》，展转了几家出版社但都无人愿意出版，最后是康先生自费印刷了3000册，分送读者。（《中国青年报》2004年8月25日）但“辱国心肠最狠毒的汉奸”的书，却用着漂白的方法，一本又一本地正式出版了，不但形成了风气，而且又有学者来研究，这实在是不能不让人感到奇怪的，也不能不使人想那“严格审查”又是怎样的审查和审查什么。
关于出版的事，近日读到丁东先生的一篇文章，题目是《王芝琛与〈一代报人王芸生〉》。（《湘声报》2004年8月26日）文中提到了一段关于出版老报人王芸生先生传记的周折。大约在2001年，“东北一家出版社的编辑也向王先生（王芝琛）约稿，请他写一本《王芸生传》。２００２年新年春节期间，他废寝忘食地赶写此书，按时完稿。那家出版社的编辑将书稿交给领导审阅。领导看了却说，这本书既不能得大奖，又不能赚大钱，出它干什么？出版社拒绝履约，而且不作任何补偿。王先生一介书生，失望之余，只有长叹！”细细品读这一节文字，也许正可看出当前一些出版社的深心所在，那眼晴的所向也是看得再明白不过了，再由此想到胡兰成的红火，也许便不难理解其中的缘故了。而所有那些忧心于此事的人们，也只能像王芝琛先生那样“失望之余，只有长叹”了。但从中可以明白的是，一些人费心地洗白了胡兰成，可是却用从胡氏身上洗下来的钱染黑了自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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