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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革初期中国人为什么不仇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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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2005/10/30 出处： |
（本文收入《2004中国杂文年选》）
作者：黎明
“1980年代初，中国人如果有件日货，算地位、财富的象征物。青年人把一个半、两个、四个喇叭的收录机挂在车把上放着铜管乐上下班，各地部门接待日本商务人员很热情，对日本商人的彬彬有礼、精明强干很欣赏。那时，中国各级当权者中，和日本侵略者打过仗的不少，对日军暴行记忆犹新的老百姓更多，但开放初期的中国人好像对这个仇家来的人并不记仇。也许，正是由于当时中国人宽容的心态和“区别”的思想，为中国技术、经济上达到目前状态打下了铺垫。”
这段话，是在《南方周末》发表的《平心看待身份证风波》一文中的一个段落。限于篇幅原因，我没有就“为什么改革初期中国人不仇日”的问题展开论述。 我所提及的现象是符合历史真实的，没人指责我歪曲历史。问题是在“抗日呼声”高涨的今天，这样的简单叙述也会引起“责任”的争议和“动机”的诘难。民族间历史怨恨一般有随时间减弱、淡化的趋势，但中日密切交流了30多年后，“民间情绪”却不一般地“逆向”演化着。探讨这一问题，有着“历史和现实的意义”。
我的前辈和“社会关系”中，多有反侵略战士，小时候连身边挑水的炊事员也是老八路（文革期间老红军登三轮、干粗活还不算稀奇）。机关周围邻居中，有当过汉奸兵的汉子，也有曾被日军轮奸的妇女，当时他们多是四五十岁的人。说起敌伪时期故事，我并不觉得那是遥远的事情。哪里曾打过一仗，谁在哪里活动，前辈们怎样锄奸，当地各种势力派别以及他们头目的姓名、事迹等等，这些似乎是一个老根据地机关子弟的常识。十几岁时，对日伪时期档案保持比较完整已有深刻印象，那时谁要是想隐瞒历史问题几乎不可能。有这些感性的东西再加上较好的文字、音像资讯环境，如果和现在网上的“爱国青年”比“民族意识”及“历史知识”，那是不会比他们“浅薄”的。所以，对放弃索赔权始终愤懑不已并在1980年代后几年就有所表现的，正是和我类似的一些人。也由于这种“历史积淀”，我鄙视某些网友随意给人扣“汉奸”帽子，觉得这是心理阴暗歹毒的表现，往好处想，则是不知称人“汉奸”意味着什么，算不知深浅吧。尽管没人说我“汉奸”，我还是在抱不平时说过：如果当面被人强加如此罪名，我会动刀，这没商量。
“民间情绪”今日如此，原因我不太清楚。不过我要指出“日本右翼猖狂”的理由经不住推敲。 1960年10月12日，日本社会党委员长浅沼稻次郎在东京发表演说，呼吁“尽快使日中邦交正常化”，话音未落，一名右翼分子就把利刃刺入他的心脏；1970年11月25日，日本才子三岛由纪夫绑架自卫队长官，召集部队演说，号召发动政变修改和平宪法誓死“爱国忠君”，受抵制后迅即循“武士道”切腹而死；田中角荣访华前，接到许多以死相威胁的电话，为访华做了被刺杀的准备。看这几个例子，不难想像当时的日本右翼何等猖狂。如今，他们的猖狂远不及以往，但对中国民众的心理刺激程度却强过了以往任何时期。甲级战犯是1978年10月合祀在靖国神社的，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战后首次正式参拜靖国神社是在1985年8月15日，这么严重的“开先例”性质的事件在当时并未对中日关系和民间意识形成多大影响，也说明当时中国人对日本的“右翼猖狂”不如现在敏感。至于“贸易摩擦”，有贸易可摩擦比没贸易可摩擦好得多。至于“修改教科书”，历史又不只是他们写的，咱明白也不是不管用。促使他们实事求是反而更促成他们更强大，也说不上是多好的办法，要是会有很大作用的话，咱们发狠抢先一步据实修改一番倒是扎扎实实的强国行动呢。
中国人当初仇日不切，由“内因”所规定。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政府视日本为美国傀儡，没把日本当重点敌手，属于又打又拉的对象。宣传上先是极力仇美，后又极力仇苏。“民族恨”分阶段地集中在两个超级大国身上。抗日文学、电影等作品不少，但刻意披露日军暴行不是重点，所侧重的是渲染游击的抗战功绩和紧密的“鱼水关系”。国内大规模的“阶级斗争”，火力也不在集中在“汉奸”身上。“地富反坏右”等明确属于专政范围的类别中，没有“汉奸”一说。担任过伪连长、乡长以上职务的划在“反革命”一类中的“历史反革命”里，专政或批斗活动中，单纯的汉奸罪行并不被特别重视，对“地富右”、“现行反革命”、“隐藏的阶级敌人”、“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和“国民党分子的历史问题”，要比斗争“汉奸”来的狠，抗战阵亡的国民党将军，也免不了毁坟砸碑。我的印象，许多“汉奸”的生活环境和“土匪”及“阶级兄弟”差不多同样宽松。对走资派、国民党（特别是特务和还乡团）、美帝、苏修的滔天罪行揭露到位，日本侵略者和他们相比并不显得大罪滔天，至少大家觉得这些敌人无论内部外部这国那国都是相近级别的坏蛋。是故，中国民众也不对日寇抱特殊的仇恨心理。
对日军暴行记忆犹新而不特别仇恨，是由于这份仇恨被别的仇恨和苦难、痛苦冲淡了。有此“基础”，“亲日”现象乃至“亲日思潮”方可发生。但这仅是一个起码条件，还不具备“亲日的必然性”。走向必然，决定因素是两个：一，中国人实在是斗够了；二，在中国人不想和任何人再苦斗下去的时候，日本最大规模地进入了中国人的精神和物质生活。
1972年两国“结束战争状态”，中日邦交正常化。其时，文革如火如荼的全面内战基本平息，虽然高层依旧保持强烈的内斗精神，而老百姓已是筋疲力尽，整个国家千疮百孔。打前锋的红卫兵们伤痕累累，“紧跟毛主席干革命，把革命红旗插上白宫、克里姆林宫”的豪情壮志破灭消散，已经明白自己是被愚弄被糟践了。中国人心身受到重创，大痛之中意识有些清醒，有史以来最好斗的最富“肉弹精神”的一大群人，身被内斗的残酷和痛苦，产生了“厌斗情绪”，行为取向开始脱离纯政治纯精神的轨道。随之，日本的技术和产品，让他们看到了外部世界并非“水深火热”，让他们知道中国已经远远落后于时代。
放弃对日索赔权，这可是“网上汉奸”拼死命也犯不下的事，但这事和周恩来提出的“弃权三理由”，没有引发抵触的言行。这个问题比较复杂，主要原因有四点：一是民众和基层干部没有起码的表达权利和任何表达机会，权利长期丧失和久经管制后，习惯于领袖所说所为一贯英明的认识而无话可说；二是不了解外部世界，认为祖国强大到美帝来朝，小日本那点钱我们根本不必在乎；三是在当时已经成功地形成了一种宏观氛围――谁对经济利益重视谁就是觉悟不高人格低下；第四个是最深层的最有决定意义的却似乎从来没有人指出过，即中国人的生活长久远离法治秩序，侵权、伤害、剥夺等罪行融入生活并成为生活常态，平时罕见“合法赔偿”的生活，早已将“法定赔偿”概念从意识中剔除了。也就是说，和嘲笑外国人要求中国归还他们资产的逻辑一样，和中国老百姓不能索赔的逻辑一样，大多数人其实觉得日本不赔偿才是正常现象，才合乎革命的道理与政治的逻辑。
日本化肥，是普及到中国千家万户的“教材”；日本电器，则是中高层的“教材”。在中国改革时代到来之前，日本给中国当了“启蒙教师”。
“X地干部真正富，一人一条尼龙裤，前面是‘日本’，后面是‘尿素’，腰里掖着百分数”。我一直没忘这条“民谣”！现在对年轻人提这，就得解释一番了：日本援华的尿素，包装袋是国内少见的尼龙织品（一度使用过太平洋被单作外包装），结实耐用，两个袋子可裁成一条裤子。分到各地后，化肥袋到不了农民手里，供销社以五角至两元的价格卖给“走后门”的公职人员。袋子上的黑字，是怎么弄也去不掉的（这是中国人佩服日本印刷技术的开始），以最佳裁剪方案做成的裤子，裤腰下面显“日本”二字，屁股后面带“尿素”二字，印着“含氮量40％”的那部分就作裤腰。这就是上述“民谣”的由来。建国三十多年后，这个国家连许多公职人员都是拣战败国破烂遮体的叫化子！一般“没门子”的老百姓连“拣破烂权”都没有！于是，我一直视此为“国耻”。
一条尼龙袋，只是一条尼龙袋，就把“真理独占者”的优越感自豪感一兜而空。其中多少辛酸，多少懊悔，如今的爱国青年难以理解――但是，你千万别跟我说那些穿“尼龙裤”的人丧失了“民族自尊心”，别跟我说他们不爱国！
民间传言：日本货轮空船开往中国，边走边提取海水造化肥，等到了港口，一船尿素就满了。民间评论：小日本很争气很有本事，我们太落后了。尔后，日本的文学、电影让普通人领教了非常“新鲜的”爱情、人性、幽默和法治，又发现日本人要比国人素质高、讲文明。国内也推出《一盘没下完的棋》等作品，进一步营造了“友好气氛”。
改革开放、接纳敌国的原因极其简单：“再也不能那样活，再也不能那样过”。于骨肉相残血泪飞雨之后，于饥寒交迫形影相吊之时，中国人发现，和平、和睦、脱贫、发展才是真正好东西。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我们需要换一种活法了。于是，欢迎人来，更欢迎带着善意和财富的人来，并且，“脚步开始移动，就不管他是谁”。
对外心态的现代化，客观、务实、双赢的指导思想，符合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这是我的高级愿望；最低的愿望，借日本友好社团很朴实的一句话：“中日不再战”。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公众是不是比现在更成熟更大气呢？是的，那是死里逃生后的沉稳，那是历经大痛大穷后的争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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