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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代神话之赖宁同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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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2005/10/28 出处： |
一
我们这一代人应该不会忘记一个人的名字：赖宁。
读小学时，这个名字不知道被我们在嘴边念道了多少次，因为他是典型啊，是值得学习的好榜样，是我们同龄人当中的一个样本，大人们要求我们要像他那样学习、生活和做人。
我看过关于赖宁的电影，电影讲的是一个学习勤奋、生活简朴、思想高尚的小学生，这孩子除了认真学习之外，最大的爱好就是读雷锋先生的日记，于是，在一场山火中，他为了扑火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我这么简单概括赖宁的事迹肯定会招致不满和愤怒，可事实上，我在当时能了解的也就是这么多，至于现在产生上纲上线的想法我觉得已经不够纯粹和纯洁，如果那个时候我就明白应该保持良好的道德风尚会比现骄傲多了。
看完赖宁的电影后，在我们开专题演讨会的时候，我被震动了，因为同学们都说做人就要像赖宁那样做人，应该牺牲小我，成全大我，应该灭私为公，我们班的班长还说，就算所谓的“公”是一棵小树、是一张纸片也是国家产财，应该用生命去捍卫，现在想来，当时的孩子真是了不起，我直到当兵也没学会这样的表达方式，我还是拿着我姥姥教我那套做人方法，即：“别在外面瞎逞能，出了乱子大人着急”来要求自己，所以，我有一段时间很恨我姥姥灌输给我的毒害思想。
我当时还做了一个推已及人的想法，如果我遇到大火会不会奋不顾身地去救火，而且是在毫无保障的情况下只身闯进火海，那样做除了会有生命危险外，会不会有人暗地里骂我“十三点”、“二百五”或者是干傻事？看完电影后，老师让我们写读后感，我就写自己应该向赖宁同学学习，学习他为了国家财产奋不顾身云云，我敢肯定我当时说的是假话，因为我不敢死，有时候和同学打赌从煤棚上往下跳，我都心有余悸。所以，我当时能只怪自己觉悟和境界不高，认为那种情形不会发生在自己身上，自己注定是个默默无闻、忍辱偷生的小人物。
最可恶的是，这种胆小和怯弱还导致了我养成说谎的习惯，每次让我表示决心，我都在说一些自己根本办不到的假话和空话，而且形成了习惯，变得一天比一天虚伪，我不否认我这人意志不坚强，可能大多数人在这样的表决心活动中都变得坚硬无比。这些假话中有诸如：“大公无私”、“为国牺牲”、“与XX行为做斗争”的伟大理想，我一点也没实现，比如我在初中时因为老师出于爱护而骂我，我就骂了老师；比如我在部队时，大家都去听事迹报告，我躲在一边看爱情小说，慢慢地，我为自己发了那么多誓言感到脸红，我也尽量不让自己参与到那种气势宏伟的表决心活动中。
人一旦变得虚伪，就很难从这种惯性中抽身而出了。
二
以前，我读过一本介绍明末黑社会团伙的书。这部书里面就有一个关于表决心的笑话，说得是有一个土匪向老大表决心，说他可以在三天内，将方圆二十里的家舍全部洗劫一空，没成想，老大听了后气得要打他屁股，老大说，你他妈的这么快都抢绝了，我们以后难道去做慈善事业啊？老百姓被你这样一次抢光，吓得全家搬走，你还抢个鬼啊！
这个故事看完，我一下变聪明了，就是说，我们在表示忠诚和敬业的时候，首先要考虑一下客观环境。把客观环境考虑进表决心的内容中就显得很科学、很理性了，不然的话，决心表了，还要被人笑你二百五，就算没人笑你，你也如此依决心行事，那么就算起不到坏的作用，至少也是些没“营养”的结果，不如不做。
比如说，赖宁这件事，现在我长大了，对社会生活有了新的看法，我在想，当时那场大火烧得如此厉害，那么，消防队的同志应该为晚到场拿一份失职的检讨书，让一个孩子葬身火海，这在一个民主法制的国家应该不是一件什么值得表扬的事情吧？
还有一点就是，作为赖宁的老师和家长，平时对孩子的教育，就应该讲明，遇有麻烦，首先要考虑报警或者通知有行为能力的人来处理，自己擅自处理，就算基于一颗热心肠，也容易适得其反，算一下，自己长这么大所需要的各项成本怎么也要比一棵小树值钱吧，这种算法有些小资产阶段情调，但我是想，像赖宁这样的人才，如果活到现在，也许会对国家有更大的贡献，我们应该鼓励像这样的人才好好活下去，做点比救小树更有意义的事。像救火这样的事，如果是一泡尿就能解决的话，顺手解决也无妨，如果眼见得大火烧天，消防队都要救几天几夜，还是省下力气着眼于实际，保护好自己这个具有更大价值的“国家产财”，毛主席说，“更好的保护自己才能消灭敌人”讲的就是这层意思。
我现在活到24岁，经历了好多被人“号召”去“牺牲”的事，只要有人光荣牺牲，我就要被活着人号召向牺牲者学习。当时还觉得挺激动的，现在想一下，总觉得牺牲是个偶然事件，是每个客体生命都不希望发生的意外，如果把这种意外和偶然变成努力方向，就有点说不过去了，多少有点恨人不死的意味，我觉得这样做有失伦理，要是周围有同志为公而亡，我们要是要想一下，以后怎样杜绝这样的事情发生，比如说，现在有一名市民因与恶徒搏斗而牺牲，我们就不要劝所有市民向他学习，到是应该想一下，报警机制是否健全，防护机制是否合理，我们向国家交了这么多的税金用于公共安全维护，政府的领导们却天天要求我们与恶徒搏斗，那公安机关的同志听了肯定会脸红，都是成年人，都受过教育，咱总不能白吃纳税者的饭不干活儿吧？
要是全中国人民都乐于做烈士，四化建设怎么办？
三
李敖先生讲，他出狱后从心里觉得不应该鼓励其他人也来做这事件，虽然光荣和伟大，但不是所有人都能承受了与蜈蚣和老鼠同床的情形。
讲到李敖，我就想起一桩旧事，台湾很多文人站出来号召慰安妇不能向日本政府妥协，因为日本政府想以每个慰安妇50万台币的代价来维护本国形象，这些老人就有人觉得要了钱也就算是讨回一种说法，可是知识份子和社会精英们愤怒了：“50万台币就想息事宁人？不行，我们得回要尊严！讨个说法！”这种号召被李敖得知后，便做出一件实际的事来，他将自己100件艺术品拿去拍卖，所得的钱全部给这些受害者，每人也是50万台币，用李敖的话说：“我支持他们告下去，但是50万块钱对于这些老太太来讲太重要了，所以，这件事我来解决！”
号召别人去革命，去牺牲，去奋斗，倘有李先生这样的风度也算一种样板，因为号召的同时总要考虑一下别人的感受，倘使号召者本人便是实践者到还情有可原，最怕的是号召者本人亦是道听途说，出于感动，站在领导者位置上要求下属如是牺牲，这多少有点下流。
言人所不能言，行人所不能行，这是人类中的另类份子。他们的意志坚强、头脑聪明、行为果断、舍生取义是其个人信仰，董存瑞、黄继光、罗盛教这样的舍生取义者都是其个人行为，这种个人行为值得人学习是一回事，拿来号召别人学习是另一回事，这种问题讲来讲去，就会产生恨人不死的感觉。
个人英雄行为值得肯定也许有理，但是不是具有实用意义而普及推广却应该考虑一下，个人行为只能用来做以价值判断和观摩欣赏，我们这个社会应该有被公民普遍认可的制度来框范社会行为。当这个制度没有较好的完成框范任务的时候，就是应该考虑修改和完善它的时候了；当个人典型被号召用以完成框范所有人行为时，则是我们应该考虑制度是否出了问题的时候了。
四
公民社会和市民社会是不一样的，在一个具有现代意义的公民社会里，其情形应该是，公民依法向国家交纳用于公共品支出的税金，然后通过间接民主选出政府，政府分派出各项机构来负责为老百姓服务，各个机构按部就班各司其职，如果老百姓花了钱请了佣人，还要自己来处理各项事物，岂不成了冤大头？
我们知道，国外有很多自愿团体，这些团体来自于大学生或者是社区居民，他们基于一种普遍意义上的道德认可后，聚集一处，共同来实现他们的愿望，比如说帮助艾滋病人或者是反暴力、反色情协会等等。
这里有一个前提就是自愿。
我们的做法通常都是很暴力的那种，比如说，每年到了什么什么纪念日，小学生都要背着铁锹去做一些自己根本干不动的体力劳动，把孩子累得直翻白眼儿，大人还狼心狗肺地说这是孩子们应该做的，孩子们应该做这些体力劳动，还要环保部门和市政部门干什么？号召者们说这是实现教育和提前适应社会，编了N个理由来证明孩子们干点体力活的合理性，可是，孩子们拿着锹眼看着路边街角一片脏兮兮，这又给孩子们灌输了些什么，难道是告诉他们将来自己去环卫处工作不能这样马虎失职？
最搞笑的是，孩子们做完壮丁回到学校，老师们还要讲做苦力也是为社会做贡献，没有什么丢脸，而回到家，大人就恨不能马上把他们踢到书桌前做功课，还警告说：“不好好学习，将来就去扫大街。”孩子们被搞得像喝了半斤二锅头似的，就完成了所谓的教育。
从小到大，就这样被一些教育界大亨和流氓知识份子以及政治界的有闲一族号召来号召去，等孩子们变成长辈们就再去号召下一辈人。
五
号召是什么呢？无非就是一些以为自己掌握历史规律、发现社会危机的人提醒大多数尚未看清真相的人，通过自己的提醒，让国家和社会变得更美好，这本身是无可厚非的有责任感的行为。
可是，经过很长时间的考验后，我们发现，那些被号召的东西有一大半是没过脑子的决定，比如我妈妈他们那一代就被号召把家里的铁盆铁箱全拿出去放在一个土制的炉子里化掉，号召者说，这样做可以超英赶美，结果是我们的狂热真的超英赶美了，得到的却是一堆像马粪一样的铁砣子。
敢想也许是个能够继往开来的前提，但是瞎想就一定是断送理智的最直接的方法。
我小的时候曾得到不知哪传来的信息，说是日本的彩电里面有炸弹，于是大家开始支持国货，开始买北京牌和熊猫牌彩电，可是，多年后，熊猫彩电只出声不出人时，日本的电视机还是没有出现爆炸事件，后来，我们又讲要扶持本土产业的发展，像德国当年拒绝外国汽车一样扶持本国工业的壮大，如果这个时候，我拿出理论说，所谓的货易核心就是比较优势，我可以用我生产的棉花换你生产的白糖，但这样说一定会被人说不爱国，不爱国的帽子又太大，经历过特殊时期的中国人对不爱国的恶名心有余悸，所以只能接受号召，但背地里又做与号召相反的事情。
一旦学会用理性来思考问题，也许得到的不是一个完美的结局，但至少不是一个疯狂的过程，我想，只要我们脑子都不坏掉，大家一定会想出一个办法来解决困难，来面对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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