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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的”香港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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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2005/10/28 出处： |
香港特首曾荫权自命为“香港仔”，自然有他的“香港故事”。新任律政司长黄仁龙，也被说成是一个典型的香港故事。
唐英年在一个扶贫活动时说：“穷并不代表一个人没有意志，不代表一个人出身低微，不代表我们社会没有上进的机会。
“最近很多人揣测律政司长继任人是谁，我相信接盅（宣布）的时候，她的继任人是一个好好的香港故事。”
成功的香港人
一个“好好的”香港故事。今年41岁的黄仁龙，在公共屋村华富村长大，父亲是买雪糕、汽水的小贩。小时候的黄仁龙常扛着两条（48罐）罐装汽水，沿上坡路走到花园道缆车站，帮老爸摆摊档。黄仁龙入读的学校，也是有“平民名校”之称的香港皇仁书院。
这位“皇仁之龙”学习成绩优异，成功取得李国宝创办的“菲腊亲王奖学金”，赴英国剑桥修读法律。在英国取得大律师资格后，翌年回香港从业。
其实，唐英年也有他的香港故事。他父亲唐翔千早年从上海到香港创业，开办工厂经营纺织产品，改革开发后投资大陆。唐英年在美国密西根大学学成，1976年返回香港，帮父亲打理香港生意，从最底层做起，一步步管理企业。没有巧取豪夺，没有一夜致富，能说这不是一个“好好的”香港故事吗？
前几天，在波兰，被喻为音乐界诺贝尔奖的肖邦国际钢琴大赛上，24岁的香港女孩李嘉玲，身穿一袭深红色长裙，轻柔的手腕，灵巧的十指，在黑白琴键上跃动。她的琴声获得第六名，为香港人赢取第一个肖邦钢琴大赛殊荣。李嘉玲的学琴之路始于4岁半，6岁参加校际音乐节，7岁被演艺学院录取为初级生，从此练琴占了她生命的2／3时间，2002年于香港演艺学院毕业，再转德国汉诺威音乐学院深造。
政府官员说，李嘉玲也是一个“好好的”香港故事。
每一个香港人心中，都有一个属于自己的“香港故事”。
失意的港人也有好故事
香港荃湾芙蓉山半山木屋旧居，没有电也没有水。失业的印度尼西亚华侨阿扬居住在此，他吃着用木柴火煮成的即食面（方便面）笑着说：“李嘉诚住在半山，我也住在半山。他能呼吸清新空气，我不也同样呼吸清新空气吗？”
李嘉诚是香港首富，赤贫如洗的阿扬却说：“别看富人有钱就没烦恼，烦恼不会少，不是为钱不够多而发愁，就是担心失去钱。”
六年前认识了他。近60岁的阿扬于八十年代从印度尼西亚来香港，早年曾在船厂和地盘打工，虽没有高学历，但收入最高的时候也拿过月薪2万港元。
香港经济滑坡，阿扬失业多年，妻子也离他而去。困境中，他只能跑到芙蓉山，找了间破旧的木屋居住。最贫困的时候，他身边仅有3港元，连一只面包都买不起。他去政府社会福利署申请失业援助，官员告诉他最快也要一个月才能批出援助金。他不能等着饿死，只能靠自己闯出生路。
他开始四处拾荒，在山上种植木瓜、辣椒。感到孤独了，就去荃湾市区拣回一条被人遗弃的小狗作伴，下山与同乡跳舞作乐。乐观的阿扬找到了第二次恋情，还有了一份临时工，每天随区内的乡郊大队四出除草，为独居老人清洁家居。
中午收工，他由山下攀半小时山路回到木屋，品尝妻子为他准备的即食面。每天晚上，夫妻俩望着夜空，对着山脚下璀璨的灯火，收听电台广播。他凝视着妻子，平淡地说：“临时工很快会结束，找不到新工作，我还会外出拾荒，吃不上米饭，就吃木瓜。在香港有手有脚就不会饿死。”
阿扬的香港故事也是“好好的”。他告诉人们，知足是一种平衡。知足不是安于现状。懒散不是知足。绝望不是知足。社会有穷有富，自古皆然。穷也要活出尊严。
移居香港，挑战贫困
多年前，看到一部电视片。牛头角下村一户主刘振初，那年快60岁了，20多年前从中国大陆来香港，长年在油漆行业打滚，多年前开始，每月仅一半时间开工，全家收入仅五六千港元。他天天四处找工作，但每天都是竹篮打水回家。
他太太和四个子女，从广东农村陆续来到香港定居。六个人住的是10平方米的居所，家中太小，放不下书桌，13岁的大女儿素玉懂事，总是等弟弟妹妹在床边做完功课自己才动笔。她说，她的梦想就是有一部计算机，只是有了计算机也没法安置。
四个孩子生活在如此贫困的家庭，却能寻找不用花钱的娱乐。素玉常常到图书馆借书，两三天就读了10本小说。小儿子汉立，则爱去社区中心学计算机、玩游戏机。三女素晖则爱画画，问她的希望，她说，希望有一张乘坐地铁的八达通卡，与家人一起去海洋公园。500港元，对许多香港人来说，只是三口之家在外吃一餐并不算丰盛的饭。但对刘家而言，却是半个月的生活开销。
这是一个赤贫家庭。但他们享受着天伦之乐，没有怨天怨地，没有自悔恨人。刘先生说：“穷人也有穷人的办法，捱到孩子长大，有了工作就会好的。”
这不也是“好好的”香港故事吗？这正是一种精神。有腰骨，有胸膛，先挑战自己，再挑战贫困。
政府版本的“好好的”香港故事，都是成功人士的故事。“好好的”香港故事，并非一定是成功人士的故事。在香港，“好好的”香港故事，就在人们身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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