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巴金逝世报道中的文化“丑闻”
|
| 时间：2005/10/25 出处： |
文/孤云
2005年10月17日夜，著名文学家巴金与世长辞。这是本年度一桩重大文化事件，同时也是一件重大新闻事件。各大媒体闻讯后，立即调动各种资源进行策划、报道。巴金先生逝世时所在的上海华东医院，当夜聚集满了媒体记者，而巴金老人的亲友、研究者以及国内许多文学家、评论家，也不同程度地被卷入这一场新闻大战当中。
在这场新闻大战中，反应最快当属新兴的网络媒体，有门户网站在巴金逝世几分钟后就发布了消息，并随后挂出纪念专题。在纸媒中，来自巴金先生家乡的《成都晚报》引起了许多读者的注目。这家报纸在次日当即出版了100个版的《巴金纪念特刊》。据该报称，“7个小时做完100个高质量的纪念版，不仅创造了成都报业的奇迹，甚至在整个中国报业史上，都是一个奇迹”。 该报还召集了一批当地文化界人士捧场，一致认为：“从文学史而言，《巴金纪念特刊》将是最为全面地概括“文学巴金”的权威之作；从思想史着眼，《巴金纪念特刊》将是最为高端地对“思想巴金”的瞻仰……”
但是，我要指出的是，事实完全并非如此。相反的，这份特刊创造了另一个奇迹，一个将庆祝巴金诞辰的“鲜花“当作敬挽的“花圈”的“奇迹”。在这份特刊上，可以发现，该报不是保持文献资料的真实性与历史性，而是有意模糊资料在历史中的本位，使“死”的资料人为地“活”了起来，为此不惜扭曲、篡改原作。
在特刊第15版，有一篇署名端木的文章，标题为《巴金的最后遗产》。这篇没有注明任何出处的文章，开头是这么写的：“老人已经不能说话，但他肯定知道又要发生什么，让女儿转达他的话……”而实际上，经查，这篇文章发表于2003年11月25日的《中国青年报》，标题为《最后的遗产》，文章第一句话则是：“一个老人的百岁寿辰到了，媒体上为老人贺寿活动的消息多了起来。老人已经不能说话……”可以看到，该报有意地删去了文章是为纪念巴金百年诞辰而作的字句。
让人纳闷的是，为什么特刊要这么做？如果从严谨的角度来讲，应该注明文章的出处，如果是从“文学史”和“思想史”的角度，则应该准确反映资料的发表时间，这样才便于读者从历史的角度了解巴金先生。对此，我的理解是，该报有意淡化文章发表背景、通过“技术处理”使读者认为这是巴金先生逝世后该报组织来的文章。说得明白一点，就是增加特刊的“原创性”。
在特刊第60版上的一篇《我们该如何纪念巴金》的文章中，这种思维更是表露无遗。实际上，这篇文章同样是为纪念巴金百年诞辰而作，发表于2003年11月25日的《新京报》，标题赫然是——《我们该如何纪念巴金诞辰》。
再来看，文章开头原本是这么写的：“今天是巴金先生的百年诞辰，各地的知识界都在举行有些庆祝活动，媒体纷纷以大篇幅进行了纪念性报道。……在这个特别的日子，我们不但要给病床上的巴金老人送去真挚的祝福，更要好好仔细盘点巴金为我们留下的‘遗产’……这也许将是对巴金先生最大的祝福与安慰。” 然而，到了这份特刊上，却成了这样：“听到巴金先生逝世的消息，相信各地的知识界都在举行悼念活动，媒体将纷纷以大篇幅进行纪念性报道。……在这个特别的日子，我们不但要给巴金之灵送去真挚的祝福，更要好好仔细盘点巴金为我们留下的‘遗产’……这也许将是对巴金先生在天之灵最大的祝福与安慰。”
原文的“庆祝活动”成了“悼念活动”，“给病床上的巴金老人送去真挚的祝福”被改成了“给巴金之灵送去真挚的祝福”，“对巴金先生最大的祝福与安慰”又成了“对巴金先生的在天之灵最大的祝福与安慰”——一篇为巴金诞辰而作的文章，就这么彻底地变身为悼念之作，为生者祝福成了为死者敬挽，“鲜花”被打扮成了“花圈”！这已经不是增加特刊“原创性”的问题。这样的“奇迹”，可谓是一桩文化“丑闻”了。
此外，在特刊其他一些文章中，也多多少少有着这样的“加工”痕迹。且不说，这份煌煌100版的特刊无非是一大堆资料、评论、作品选摘的罗列，真正的原创性报道少之又少，仅从该报自称的“如果说巴金是一棵大树，那么特刊的100个版面，就仿佛是对其年轮的生动刻画”的角度来看，这份特刊又如何能胜任如此历史“重任”？
说穿了，无非是借着巴金先生逝世的新闻事件，来博取读者眼球、提高报纸的知名度罢了。但是，正所谓今天的新闻就是明天的历史，如此篡改、涂抹历史的“新闻”，无异是给历史添乱。这样一份特刊，又怎么可能是该报自称的“文学的准则”、“良心的凭证”？更令人称奇的是，该报居然连续几天长篇累牍地自我吹嘘，甚至以此向有关机构递交书面申请，“向吉尼斯纪录发起冲击”！看来，该报所谓的“100个版只为纪念一个人”，无非是利用一个人抬高一份报纸。而这份报纸却又是来自于巴金老人的故乡，真是令老人蒙羞。
此前就有人指出，莫将巴金的寿辰当作“大家都来吃巴金”的年度大宴和公共狂欢，如今却有媒体纷纷加入“吃巴金”阵营，而一时间诸多报纸上也充斥着大量无病呻吟的所谓悼念巴金先生之作。我想，将一位世纪老人的离去演变为一场“媒体狂欢”，肯定不会是对一位生前提倡、追求“说真话”的世纪老人的最好的纪念方式。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