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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懂“文革”就不懂毛泽东
    时间:2005/10/11 出处:
      A朋友要我了解一下文革时期“道县屠杀事件”,道县属湘南,相离颇远,无
    时间精力调查,不便发表议论;几十年前神州大地上那场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一
    度狂风席卷,波及每一个角落,亦难免会在某些地方产生过激行为,本不足为怪


      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其目的主要有两个。一是改造干部队伍。二是改造
    中国国民性。权力斗争固然也是一个不能忽视的因素。

      毛泽东与刘少奇的斗争实际上是两种不同的治国理念之间的斗争,即理想主
    义者与实用主义者之间的斗争。或者说是精神倡导者与物质崇拜者之间的争斗。
    这其实是贯穿整-个人类文明的过程中的两大思想理念和行为理念的碰撞。

      笔者虽历经文革期间,但属早年无知,还记得父亲曾被“打倒”,下放农村
    劳动改造,全家老小一度十分困苦。有段日子甚至靠捡生产队秋收后土里剩下的
    红薯、土豆度日-。对“文革”的认识,亦是有很长一段时间的反感。然而对一段
    历史的审视,决不能简单地站在个人得失的立场看问题,必须跳出历史局限站在
    人性乃至人类学的角度去解-剖,方有可能悟到本来面目。

      任何一次重大社会变革,或新的政权建立,都是起因于财富占有及社会地位
    的巨大差别所产生的不平等。旧的不平衡一经打破,又将产生新的特权阶层和新
    的不平等,这就-是人类历史的怪圈,没有一个历史上的巨人能走出这一怪圈。毛
    泽东的可贵之处在于他敢于向这一怪圈挑战。“文革”可视为毛泽东挑战历史怪
    圈的一次“尝试”。虽然失-败,但却是悲壮的。

      这一挑战的性质从一开始就注定了毛泽东斗争的对象即是自己夺取,建立新
    政权时共同奋斗的战友。-他们已成为新的特权阶层,新生既得利益者。毛泽东称
    之为“走资派”。因为他们在不断地“变修”。我想毛泽东肯定敏感地意识到执
    政党一经进入和平年代其自身内部迅速出现蜕化变质,贪婪享受的趋向。这一趋
    向称作“资产阶级思想”侵蚀。


      基于这一前提,我们就不难理解毛泽东的“阶级斗争”理论。毛泽东认为人
    性中勤奋、无私、利他、奉献的精神是无产阶级思想,而人性中贪婪、自私、懒
    惰、享乐、情情-爱爱等成分被界定为资产阶级思想。所以在每个人的“灵魂深处
    ”都有两种思想在起作用、在斗争。阶级斗争理论的实质是号召每个人“灵魂深
    处闹革命”。“要斗私批修”用自己灵魂深处的无产阶级思想战胜资产阶级思想
    。用人性的至善战胜人性的恶。以达到“毫不利已,专门利人”的至高人身境界
    。其本质是一种彻底的无我利他精神。从这个意义上看,无产阶级思想和资产阶
    级思想确实是水火不相容。


      遗憾的是许多歪嘴和尚念歪经,屈解圣意,或有它图。反反复复地把地主、
    富农子女抓来批斗。然后把这笔帐记在毛泽东头上,实属天大冤枉。尽管毛泽东
    反复强调“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


      这种混淆其实可以追朔到当时的中央高层。早在一九六四年,毛泽东就提出
    阶级斗争的主攻方向是“党内当权派”,而刘少奇则反复强调是“地、富、反、
    坏、右”,这种高层不统一亦是造成基层行为错误的根本原因。故而文革中毛泽
    东认为刘少奇“企图转移斗争大方向。”(如果你尊重历史,认真反思,你会发
    现对地富子女的迫害是“刘少奇转移斗争大方向”的行为,曾被毛泽东指责)。



      毛泽东把矛头指向“党内当权派”,值得深思的是广大民众积极拥护,一轰
    而起。可见当时的政府机构已呈现官僚、腐化迹象(固然不可与今日相比),民
    众当有不满情绪。其结果是“毛泽东再度发动贫民对新特权阶层进行一次灵魂深
    处的洗涤”称作“反修防修”。实质上是防止执政党蜕化衰变的一次创举性尝试
    ,这种不怕天下大乱而放手一博的精神,无论如何都气魄惊人。没有巨大的个人
    威望和精神凝聚力是不可能收拾局面的。


      这场运动中,从中央到地方几乎所有的党政部门全部被推翻,所有的“当权
    派”一夜间从“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文革术语)的地位打倒下来:戴高帽
    子游街、无休止地批斗、跪搓衣板、扫街挑大粪、贴大字报......(群运动难免
    不用过极手段。)很难想象巨大的地位落差给当时干部们的内心带来什么样的震
    动。恐怖、沮丧、失望、忏悔......实在无法惴度。可以肯定的是绝大多数干部
    无法理解这一行动。


      如果认真考究古代帝王的“御官之术”或“驯官之术”或可寻出些端倪。一
    是“大字报”,近似古代的“风闻言事”,从周朝开始即有“诽谤言官”(此处
    诽谤无贬义),即大众可捕风作影公开参奏官员,其目的不在于究其罪过,而在
    于警醒官员。若被参罪十条只有两条属实;则其余八条在于防犯于未然。二是改
    变其生存状态以磨砺观其心志。如罢官、充军、下狱。改变身存状态才能触及灵
    魂,改造灵魂。能适应不同的生存状态并真正反省自己在官位上的行为的官员才
    能堪当大任。


      古代帝王只不过驯化小部分官员采取“帝王之术”。毛泽东要改造的是全国
    所有的官员,这件事只能发动全部民众阶层起来帮助完成,从这个意义上讲不失
    为一大创举。但民众运动又是最难把握驾驭的。其行为过激,其产生的破坏性亦
    是无法控制的。但不论怎样夸大其破坏性也无法抹去那段时间出现于中国的匪夷
    所思般的建设成就,包括原子弹、氢弹爆炸、地球卫星上天、支柳、川黔、成昆
    铁路开通、杂交水稻的研试成功,还有遍及全国的农田水利基础设施。我始终认
    为去争议破坏性大小不是文革的本质。


      如果你没有掌握过权利,你就很难体会权利对人性的巨大浸染力。它不仅使
    你产生强力的支配欲和占有欲,还会迅速溶入你的身理和心理需求中去,并产生
    极强的虚荣心理。这点在高级知识分子中尤盛。直至周边的恭维,巴结成为你的
    生活所必需。在当权的氛围里能保持清醒的人其实极少,而要改变其心态极难。
    最好的办法就是改变其生存-状态。使之从高高在上掉下来体会低下的民众生存状
    态。


      文革中被“打倒”的干部从中央到地方可分上、中、下三层。依照文革后期
    某些报刊上的观点,干部改造情况大致亦分三类。一类是跳楼自杀的,被称为“
    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这类人应该属于从心理上只能适当高高在上的状态,
    不能适应巨大的身份落差(不包括群众过激整死者)。这种情况决不到百分之一
    。第二类是被打倒下放改造,但心怀不满,图谋再起,这种人占百分之二十,被
    称作“牛鬼蛇神”。第三类据说是大多数百分之八十以上。通过群众运动,下放
    劳动改造以后,能从“灵魂深处改造自己世界观”的人。称作“改造好的干部”
    大都于七十年代初复职,在各条战线上“为人民服务”。当时的主流思想是要人
    民群众提高警惕,防止“牛鬼蛇神心不死”而翻案。因为“牛鬼蛇神”大都来自
    上层。如今再度回顾,忽觉十分有趣。这其实有某种人性学道理。越是上层大官
    ,既得利益越多,对权利的依赖性强,自然就“难以改造了”。或者说,如果人
    性的占有欲和贪欲随着官位上升而跟着膨胀的话,则必须反省官吏体制和教化体
    制了。


      当今世界对人性自由和思想自由的追求成了主流思潮。许多学者从中推波助
    澜;他们不懂得人性中有善、恶两面。怎样采取有效手段压制人性恶的膨胀,推
    动人性善的张扬才是创造和谐社会的前提。古人云:“世道人心。”没听说过,
    世道金钱、物质、美女。再就是混淆了“自由的思想”与“绝对的精神”之间的
    区别。在此特划分一下:思想是方法论,是手段,是知识领域。而精神是绝对的
    善、恶理念。绝对的至善精神是不容猥渎、诋毁的。崇尚资本主义体制的人很少
    懂得资本主义精神,很少有人去研究代表资本主义精神的路德和开尔文。他们鼓
    吹资本主义的自由思想可以公开骂议会、骂总统,可他们不问一下谁公开骂“上
    帝”骂“耶酥”。因为代表绝对至善精神的上帝是不容诋毁的。


      “文革”中的毛泽东,事实上已充当了一代中国民众的精神偶像。成了完美
    无缺的道德象征(这种角色通常只能由挑不出毛病的神来担任)。人性中本来就
    存在一种对至善精神的企盼,向往乃至皈依的属性。所以一个时期中,谁敢诋毁
    毛泽东,必遭民众坚决批斗,行为十分过激。这其实是大众的自动行为,亦有些
    下级官吏贪图邀功。远在北京的毛泽东并未有此提倡,反而再三反对个人崇拜。
    事实上不是毛泽东想当神;而是任何一个民族都需要神,失去了神必然是群魔乱
    舞!


      站到人类学的高度看,人类社会的发展,始终存在一种精神与物质的矛盾,
    似乎生产力的进步必须附出人性堕落的代价。如果我们能进一步认识生产力的本
    质,又将发现影响生产力的因素除了外在工具还有内在人性为潜在动力,人性中
    的私欲,贪婪是最强的推动力,但它是邪恶的背离绝对至善精神的。人性中的利
    他、奉献是健康正确的动力,但它脆弱而难以恒常,非长期有效的人性改造工程
    不能激发出来。正统资本主义被工业化和启蒙运动推入了激力的竞争机制中。为
    了抑制这种机制下所释放出来的人性恶的膨胀,在采取有效的监督体制的同时,
    他们选择了宗教作为其精神系统。寻找到某种暂时的平衡。但这种平衡迟早将为
    激烈的竞争所打破。


      回顾毛泽东晚期的思想,你会发现他已完全脱出于马克思主义框架。马克思
    认为,社会的发展是为了“不断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这个“日
    益增长的需求”恰恰是人性的“私欲”。贪欲是不可能满足的。所谓“欲壑难填
    ”。毛泽东提出“狠斗私字一闪念”,“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实际上已经挑
    战人性。他号召他的国民要做“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
    ,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这种至善不染的精神倡导
    ,本质上更接近于大乘佛学的菩萨道精神。


      斗转星移,物是人非,毛泽东思想作为一代中国民众的精神支柱无疑地是崩
    塌了,同时也宣告理想主义的破灭、现实主义的胜利。也许现实主义更顺应世界
    潮流和发展趋势。但决不等于这个潮流代表了公正、合理。(说不定它正迅速奔
    地狱而去)。


      值得一提的是,那些勇于为民众创造一个正确理念和精神家园的人,是真正
    的“圣贤”“哲人”。而那些浑身绑满炸药,雷管挑战神圣,炸碎一切至善精神
    ,当面对一片精神的荒漠却又无所适从的斗士们其实是思想诈骗犯。他们还将继
    续作出愤世嫉俗之状、玩世不恭之状不断地喧众取宠败坏世风。


      任何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可以任意选择有利于本民族的机制、方法、手段
    ,可以学习其它民族的知识系统。唯独精神,不能随意取舍,他必须体现一个民
    族的传统性、特征性。说穿了,它要凝聚一个民族的魂魄。如何重新创建民族的
    精神,这一课题,我们无疑地需要认真面对,无可遁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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