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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焦点”的“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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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2005/10/08 出处： |
——对《焦点访谈》的一种解读
潘知常 李绮
一、写作本文的几点说明
（一）、研究的动机与目的
2004年4月1日，是中国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节目播出10周年的纪念日。对于今天的中国和中国人来说，作为新时期电视新闻史上的标志性节目，作为透视中国电视文化的最佳文本，«焦点访谈»的意义与影响力已远远超出一般新闻节目或电视节目的层面。«焦点访谈»已成为当代中国主要的权力监督手段之一，甚至可以说，已成为代表舆论监督的一个象征性符号。而与此同时，众多境外媒体却一直对《焦点访谈》的“横空出世”和“神圣”地位感到费解。
然而，倘若从从意识形态叙事与修辞的角度去看，一切却又并不“费解”。在“为百姓主持公道”的神话背后，是意识形态霸权的缤纷图景，也投射出主流意识形态通过传媒缝合社会矛盾，将新的社会合理性要求、社会正义要求与执政者的政治合法性要求、国家权威要求统一的种种努力。因此，所谓《焦点访谈》，实际却偏偏是一场没有焦点的访谈！
（二）、研究的对象与方法
《焦点访谈》：1994年4月1日19：38分，随着“眼睛”栏目片头的腾空而起，一个以深度报道为主，以舆论监督见长的电视新闻评论性节目——《焦点访谈》在中国中央电视台正式诞生。这是一个意义深远的文化事件。十年来，《焦点访谈》以它的近四千期节目，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舆论监督之路。江泽民、李鹏、朱镕基、胡锦涛、李岚清等五位领导人曾亲自过问《焦点访谈》报道的问题并督促查办；李鹏、朱镕基还曾先后视察《焦点访谈》并亲切题辞。而成千上万的中国民众更是把《焦点访谈》视为自己利益的代言人——据统计，每晚收看这个栏目的观众多达三亿，在CCTV收视率排行榜中，仅次于《新闻联播》。可见，收看《焦点访谈》已经内化为国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它创造着世界上任何一个电视托拉斯也难以企及的神话。“今晚你看《焦点访谈》了吗？”一度成为街头巷尾、茶余饭后中国老百姓寒暄时的问候语；甚至有人说，每晚19：38分准时锁定中央一套，已成为中国的“新民俗”，《焦点访谈》与今天的中国老百姓之间已建立一种“约会”的关系；每天有数千观众通过电话、传真、书信、E-mail等各种形式为这个栏目提供线索、反映情况；更蔚为壮观的是，每天有数百人在中央电视台东门排着长队要求上访。一个电视栏目能如此深刻地影响到一个社会的方方面面，这在中国乃至整个世界新闻发展史上都是罕见的。一时间，不少地方电视台也纷纷创办类似的栏目，以 “透视”、“写真”、“话题”、“纵横”、“观察”等词汇命名的电视新闻舆论监督节目在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风起云涌，世人称之为“《焦点访谈》现象”。
研究的方法：选取2004年4月1日至2004年7月31日的《焦点访谈》共122期（即总第3593期至第3715期）不同内容的节目作为实际研究的“样本”，进行读解式文本分析。在这里，需要说明的是，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在“样本”的选取上未能按照随机抽样原则加以抽取，代表性是有限的。因此，从严格的意义上来说，本次分析的结论可能不具有推论《焦点访谈》10年来三千多期节目全貌的意义，但从“窥一斑而略知全豹”的意义上，这项分析的结论对于我们深入认识《焦点访谈》节目的真实景象还是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的。之所以选择这段时间的节目，一个最为重要的原因就是这段时间正是《焦点访谈》在10周年庆典之后，决心加大舆论监督力度，掀起新一轮高潮的举措实施之时。
（三）、研究的发现与分析
笔者将这122期节目按照其内容分成了四大类九小类。
“样本”统计的结果如下：正面报道：27．1℅；社会新闻：5．7℅；国际新闻：2．5℅；批评性报道（舆论监督节目/“曝光”类节目）：64．7℅。
以下根据统计做相关分析与讨论
2004．4．1—2004．7．31《焦点访谈》节目内容频数统计表，略
二、从意识形态到新意识形态：二元结构的缝合与“焦点”的消解
长期以来，中国以意识形态立国，意识形态在社会的凝聚力与社会政治权力的合法性方面起着根本的作用。但是事实上意识形态又是中国的“阿里斯之踵”，是最为薄弱的环节所在。按照宗教意识形态、主义意识形态和国家意识形态的分野，中国的意识形态，显然没有神圣宗教的痕迹，是“主义”与“国家”的混合，可以称之为党-国意识形态。党-国意识形态瞩目的是“阶级利益”，它往往把国家的本质界定在阶级本质方面，从阶级性、历史性来为意识形态定性，不惜以“阶级”去重新书写历史。“国”是“党”的影子，“国”甚至被当作“党”的私有财产来使用。借鉴林兹（Linz）关于“极权”与“威权” 的理论模型，我们可以称之为一种“极权”型的“旧”意识形态。从上个世纪的最后二十年开始，这一“极权”型的“旧”意识形态开始了艰难的“去政治化”的“绥靖”历程，逐渐变党-国意识形态为国家意识形态。所谓国家意识形态，瞩目的不再是阶级本质，而是“共同利益”。它转而从国家的社会公共职能方面去揭示国家的本质，强调社会各个阶层的利益，强调从 “阶级利益”走向“共同利益”，强调国家超脱于所有阶级之上，具备了一种共同的公共性。仍旧借鉴林兹（Linz）关于“极权”与“威权” 的理论模型，我们可以称之为一种“威权”型的“新”意识形态（参见我的论文《新意识形态与中国传媒》）。
《焦点访谈》就正是新旧意识形态转换之前新意识形态的一个成功例证。
我们知道，就中国传统意识形态而言，由于将国家的本质界定在阶级本质方面，从阶级性、历史性来为意识形态定性，不惜以“阶级”去重新书写历史。“国”是“党”的影子，“国”甚至被当作“党”的私有财产来使用，执政者的政治合法性要求、国家权威要求就必然成为传统意识形态关注的重中之重。舆论监督类的新闻节目在中国如此难产，如此长时间不容存在，道理也在这里。因为，它有可能损害执政者的政治合法性要求与国家权威要求。然而，改革开放以后，尤其是上个世纪90年代以后，意识形态开始了艰难转型，逐渐变旧的党-国意识形态为新的国家意识形态，瞩目的不再是阶级本质，而是“共同利益”，并且转而从国家的社会公共职能方面去揭示国家的本质，强调社会各个阶层的利益，强调从“阶级利益”走向“共同利益”，强调国家超脱于所有阶级之上，这无疑就会使得长期以来被压抑着的社会合理性要求与社会正义要求破土而出，并且与执政者的政治合法性要求与国家权威要求形成差异、矛盾乃至冲突。
更为重要的是社会现实。我们国家的改革可以称之为“精英改革”。这使得它的成绩有目共睹，但是缺憾也众所周知。其中最为根本的，就是社会的多元化与主要群体的弱势化。所谓社会的多元化，是说社会飞速发展，因此而逐渐从单一走向多元，其结果，就是多元的利益与要求无法在瞩目阶级利益的框架内得到满足，而必须在公共利益框架内才能得到满足。这多元的利益与要求就是我所谓社会合理性要求与社会正义要求，而阶级利益的框架则是执政者的政治合法性要求与国家权威要求。显然，二者存在着尖锐的矛盾。而所谓主要群体的弱势化，则是中国的一个特殊情况。从世界各国的情况看，在社会巨大变动期间，弱势群体的出现是一个普遍现象。但是却主要集中在老弱病残等丧失劳动能力者的阶层，而并非社会普遍现象。而中国却不同，是社会主要群体的弱势化。在中国社会的一些主要群体中，如工人阶层和农民阶层，我们都清楚地看到了弱势化这一特征。本来，改革应该是聚合不同社会阶层而最终形成一个金字塔，但是在中国却成为一场马拉松赛跑，逐渐将中国社会的一些主要群体中例如工人阶层和农民阶层都完全甩在了后面。更为严重的是，中国社会的一些主要群体，例如工人阶层和农民阶层，还在被逐步地边缘化。参与社会事务程度大为降低，也没有一个表达自己意见的渠道，自己的切身利益难以维护。其结果，就是公共社会失去了公共性，市场经济也失去了起码的公平性。于是，一贯沉浸在“当家作主”的宣传中的中国社会的一些主要群体，例如工人阶层和农民阶层，就日益萌生着社会合理性要求与社会正义要求，而且，更为严峻的是，还日益萌生着对于执政者的政治合法性要求与国家权威要求的怀疑与怨愤。
不难看出，《焦点访谈》正是应运而生，而且，也正是这一现象的正面回应。
也因此，通过大众传媒，将90年代以后出现社会合理性要求、社会正义要求与政治的合法性要求、国家权威要求统一起来，最终实现新意识形态的霸权，就成为《焦点访谈》得以成功的公开的秘密。具体做法是：容纳由于社会的多元利益分化与主要社会阶层的弱势化而导致的社会合理性要求、社会正义要求，但是又偷梁换柱，把它作为证明政治的合法性要求、国家权威要求的新的话语资源，从而，通过一系列的新的话语策略和新的话语实践关系，一方面将自己所代表的主流意识形态塑造成公正、理性的化身。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赢得社会的公信力，使得社会合理性要求、社会正义要求得以满足，另一方面，又把对社会合理性要求、社会正义要求的再现转化为证明政治的合法性要求、国家权威要求的叙事与修辞，从而将社会整合到承认政治权威的合法性话语体系中，最终实现社会的稳定与凝聚。
我们在《焦点访谈》中看到的，正是这样一幕。
在《焦点访谈》中，传媒第一次坦然以“共同利益”作为自己“铁肩”所担的“道义”，因此而毅然面对这样或那样的矛盾与冲突，公然将社会中的多元利益要求以及社会统治力量内部的不和谐再现于公众的面前，其结果，就是从传统的关注重大政治事件和社会整体秩序转向关注普通个体的利益，尤其是转向关注地方的执政者与弱势阶层之间的利益冲突，这意味着对于社会差异作为社会正常而合法的现象的默认，从而，不但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长期以来中国社会单一而封闭的自我想象，而且也迎合了日益强化的社会合理性要求、社会正义要求。不过，这样做的根本目的却并非日益强化的社会合理性要求、社会正义要求的全面高扬与彻底满足，而是要给人以社会合理性要求、社会正义要求的的公正代言人的形象，从而将问题的解决与政治的合法性要求、国家权威要求全面高扬与彻底满足统一起来。
我们看《焦点访谈》的样本统计。如前所述，在79期舆论监督节目中，共有52 期涉及到的都是普通民众与基层政府或政府相关职能部门之间的冲突，占总数的65.8℅，见表二，（略）。
我们不难发现，《焦点访谈》的上述节目都通过批评或披露一些地方政府在具体运作过程中所存在的违背中央政策的恶行或弊政来传达一种主流意识形态的声音，从而维护中央利益、重塑国家威严，即：最高决策层总是很英明的，其执政不但具有合法性而且具有合理性；在执政过程中出现差错、干了坏事的总是位于基层的领导干部；之所以涌现这样那样的社会问题，关键就在于上面的政策在下面未能得到很好的落实，关键就在于中间执行层在具体操作时，或是未能深入理解、领悟上层的精神政策而在执政时出现了偏差，或是个人私欲膨胀、贪污腐败而导致权力的滥用；而中国共产党和13亿人民的利益永远是一致的，党和13亿人民永远是肝胆相照、荣辱与共、休戚与共的。于2004年4月9日播出的《网吧寻子记——关注未成年人（一）》中的当事人就说过这么一句话：“政策是好的，只是我们下面的管理不严。” 。又如在《透视运城渗灌工程》这一期节目的结尾，山西省省长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说来说去，老百姓是好的，关键是干部。”这两句话或可视为《焦点访谈》的基本立场。
而在《焦点访谈》异常庞杂的社会议题当中，“反腐败”和“减轻农民负担”始终是出现频率最高、所占比例最重的两个话题。显然，这两个命题关联着转型期政府所面临的两大难题，也是普通百姓所关注的政治焦点。对同一话题的共同兴趣为电视媒介弥合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断裂提供了某种可能，而《焦点访谈》也成功地确立了国家意志相对于个人、利益集团和社会的普遍性和绝对性，成功地转移了人们对社会结构和制度的不满。按照《焦点访谈》的叙事逻辑，政治与国家权威无疑合理而且合法、尽管确实存在部分或个别的破坏整体统一存在的因素，但是社会整体却毕竟不需要予以怀疑，而只需剜除那部分或个别的破坏整体统一存在的因素即可，换言之，需要监督的只是个别不合法的利益集团或者利益个人，而不是本来与这一切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的政治权力本身。这样一来，我们甚至看到，《焦点访谈》在报道弱势群体的利益被损害之时，毫无例外地只一味陈述事实，而从不去涉及当事人的权利意识，更不去引发当事人的深层次的社会怀疑，而在报道与弱势群体冲突的另一方或者腐败者时则又毫无例外地强调道德、能力的背景，却避而不谈他们与权力机制之间的关系，从而，巧妙地将权力机制置于批评的锋芒之外（“焦点”因此而被隐秘地消解）。同时，《焦点访谈》在做负面报道时也只是意在对于不同利益进行整合、对激烈冲突进行抑制并且重返统一意识，对于制度性存在的关注乃至质疑则从未有过更绝不允许，除非权利核心已经宣布要予以改革。
如果我们稍加留意，就会发现，《焦点访谈》有一个必不可少的访谈对象群，那就是一些国家权力机关的领导，如……省省委书记、省长等。这些权力机关既赋予监督者以一定的监督权，直接领导监督，又是监督者所要服务的机构。作为舆论的主控者，他们在电视文本中要么直接登台亮相，要么就是作为缺席的“在场者”。《焦点访谈》一向惯用的策略，就是在揭露了部分地区的问题、批评了个别官吏的腐败后，总要将相应的上级主管部门的领导找来发发言、评论评论。毫无疑问，后者的评说在舆论上具有较强的示范性和导向性，试图通过表明对下级执行者的恶行进行严厉打击的决心来强化政策甚至政权的合法性。然而，稍加反思就会省悟，这些访谈对象绝对不会把自由地发表自己的看法，不会将对于事件的讨论引向多种价值取向的交锋，而只会在规定的话语框架内予以表达。因此，他们从来就不是一个可以对政治问题进行公共讨论的权利主体，而只是一个政治的合法性要求、国家权威要求全面高扬与彻底满足的工具。他们的出现，将理解事件的无数种可能性固定化为一种，也将事件的无数种意义简化为一种，并把对于事件的理解引导为事先预设的一种。
众所周知，《焦点访谈》的节目有着严格的审批程序。制片人孙玉胜曾撰文明确指出，该节目的任务就是“引导、沟通、平衡、监督”， 这也决定了该节目批评和暴露的指向只会也只能局限于政策的执行和操作层面。“尽管从逻辑上说，舆论监督至少存在三种可能的状态，一是自上而下的监督，二是平级的横向监督，三是自下而上的监督。但由于政府行政系统是一种按照等级制原则建立起来的垂直命令型组织，因此从结构上彻底排除了 ‘对上监督’的可能性，并大大降低了横向监督的生存机率。从实际情况看，同级党报不能批评党委，中央媒体不能公开批评中央政府和最高领导人（除非已经下台或将要下台）。” 正因如此，“只打老鼠不打老虎”、只打“小老虎”和“死老虎”已成为《焦点访谈》进行舆论监督的常态。尽管从1998年5月开始，《焦点访谈》在节目正式开始之前专门增设了一个反馈版，取名为“追踪•反馈”，从经典传播学理论上来说，这是为了满足受众对事件结局的知情需要；但在实际操作中，则是为了平衡地方政府的利益，并且重建受众对地方政府已所剩无几的信心；但我们必须看到，这一操作模式如使用得过于频繁，实际产生的效果便很有可能是——被打击的地方政府可以在“反馈”当中获得一定的安抚甚至得到“知错就改”、“亡羊补牢、犹未为晚”的免费宣传，而老百姓对地方政府的信心却绝不可能在如此短暂的时间内得到修补或恢复。
我们都知道，被《焦点访谈》所曝光的各种地方利益的争夺手段不仅违法而且违反道德。吉林大学邓正来教授从政治学角度对此所作的分析可谓精辟：“《焦点访谈》对这些违法和违反道德的地方政府的所作所为的批评和揭露，无疑对民众的福利极有助益，然而我们并不能因此而忽视作为一种新闻力量的《焦点访谈》的结构性位置。无论是《焦点访谈》的机构身份──国家领导的中央电视台，还是主持人所拿着的采访话筒的性质──不是一般的话筒而是一种自上而下的力量的象征，都使《焦点访谈》在中央与地方的结构中的位置完全处于中央一方。仅就此而论，我们虽可以赞同《焦点访谈》本身的存在就意味着中国新闻取向的转换，但是我们仍必须指出这种转换实是在中央与地方关系发展结构下的特定产物，其根本性质乃在于中央政府在过去不仅不需要而且也没有必要运用新闻手段去制约地方政府，而在中央与地方利益分化的格局当中，中央政府不仅要依赖过去的行政手段，而且也更需要运用媒体手段、通过批评和揭露某个地方政府的弊政来警告其他地方政府──从这个意义上讲，《焦点访谈》乃是中央政府在新的历史进程中所创制的一种新型的治理技术手段。” 如此看来，《焦点访谈》并非纯粹的新闻舆论监督节目，而是政治的合法性要求、国家权威要求的满足的“一种新型的治理技术手段”，显然，我们的新闻媒体距离独立的舆论监督，还有很漫长的道路要走。
中国的老百姓喜欢看《焦点访谈》。据《南方周末》见习记者陈一鸣报道，在中央电视台东门的传达室里挂有一块牌子，上书这么一行字：“找《焦点访谈》和《今日说法》的同志，向北走50米，那里有人专门接待。”向北走50米，有一座面街的白色房子，这就是《焦点访谈》公开面向社会的窗口，每天都有许多来自天南地北的热心观众来到这里，向《焦点访谈》反映情况，提供新闻线索。10年来，《焦点访谈》每天用“事实”“说话”13分钟，盯紧社会生活中的“焦点、热点、难点”，与“舆论监督”的进程紧密相连。《焦点访谈》节目播出十周年之际，每天都会接到热心观众的祝福和问候，每天平均接到电话500余个，电邮1000余封，短信500余条，信函300余封。
那么，中国的老百姓为什么如此关注一个电视节目？一言以概之，因为它能够切实解决一些关系到老百姓切身利益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社会转型期的中国民众情绪需要得到适度疏导的心理，遗憾的是，它将这种需求扩大并且无限地拓展延伸了。“焦青天”的出现让今天的中国老百姓产生了这样一种幻觉——中共最高领导层确实是非常关心我们的，坏就坏在中间层。传媒话语在此建构了一个非常独特的“镜像”世界。“电视里头都是这么说的”已成为当今老百姓评判是非曲直的一条潜在的标准。这个世界一方面使生活在现代社会的老百姓的生存焦虑在一定程度上得以弱化或减轻；另一方面，又使千千万万的老百姓迷信《焦点访谈》，君不见中央电视台门前要求激浊扬清、弘扬正气的长长队伍这一蔚为壮观的景象？人们仿佛在一夜之间恍然大悟，原来“我们可以找《焦点访谈》的”、原来“生活可以更美的”。其实，这是《焦点访谈》所提供的一种幻觉、幻影；是《焦点访谈》所制造的一种想象、假象。通过这种幻觉、幻影与想象、假象，消解了民众与中共最高层之间的矛盾，使得全民陷入到一种对“焦青天”的景仰之中，为民众提供了一种想象性的心灵慰藉。
曾因《北京出租车垄断黑幕》、《兰州证券黑市狂洗“股民”》等新闻报道而享誉中国新闻界，荣登2003中国传媒八大风云人物榜首的《中国经济报》著名记者王克勤在一次演讲当中说过的一句话给笔者留下了异常深刻的印象——“我在中国新闻界小有名气，被老百姓称作‘王青天’，一个记者被称作‘青天’，是中国制度的悲哀。”确实，中国新闻工作者的“青天意识”未免太浓厚了一些，这并非《焦点访谈》独此一家。作为现代社会最重要的信息传播工具，中国的许多新闻传媒，尤其是不少新闻舆论监督类节目都异化成了一种畸形的舆论力量，远远逾越了自身的权限，不幸沦为政治的化身。在20世纪末21世纪初、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社会经济、文化大转型的中国，《焦点访谈》在一定程度上扮演了“人间正道”的意识形态角色，为我们带来了一场无可挑剔的精神上的“正义盛宴”。人们置身于这种幻觉之中，表面上是自觉和自律的，实际上却是屈从和从属的，人们在这种意识形态中被表征、被塑造。
同时，应该由政治、法律和社会来管的问题，全寄希望于媒介，也完全是非正常的。实际上，许多问题都要依靠健全制度、依法行政方能得到较为妥善的解决，尤其是在依法治国的今天。施拉姆早就指出过：“大众传播本来不是对传播对象产生效果的一种必要的和充分的因素，而是属于和通过中介因素和影响的关系来起作用的。”也就是说，对于被监督的人和事，舆论监督本身并不能起决定作用，其作用在于通过曝光后营造出一种强有力的舆论氛围，再经由若干环节作用于政治，从而产生一定的效应，其功能恐怕也仅限于此。在《焦点访谈》当仁不让地成为中国新闻舆论监督类节目的重中之重的同时，我们亦替其扼腕叹息：作为我们这个时代的镜像，《焦点访谈》以其特殊意识形态身份，承担了中国其他电视栏目所无法分担的社会角色：诠释重大社会问题，抚慰受伤民众心理，其有限的职权范围在社会心理上被无限畸形地予以篡改和扩大。从这，我们也可以相当清楚地看到中国通过传媒缝合社会矛盾并将新的社会合理性要求、社会正义要求与执政者的政治合法性要求、国家权威要求加以统一的种种努力，清楚地看到为了这样一种努力甚至不惜以传媒去制造种种神话的尴尬。然而，何时，“焦青天”的幻象才能消逝？何时，中国新闻舆论监督才能走上独立、健康发展的康庄大道？
三、从“人民”到“老百姓”：话语的置换与修辞
在笔者重点考察的《焦点访谈》这79期舆论监督节目当中，发现几乎所有的节目最突出的是“老百姓”，最刻意强调的是“老百姓”，最要捍卫的也是“老百姓”的利益。在这79期节目当中，共有52 期节目涉及到的都是普通民众的切身利益受损，占总数的65.8℅；其中，有21期是反映农民的问题，占总数的40℅。
显然，《焦点访谈》擅长以“老百姓”概念来置换“人民”概念，。而且，这样一种修辞手段是《焦点访谈》屡试不爽的法宝。而且，这样一来，民众与政府之间的矛盾冲突就容易得到较高职能部门的支持与重视，也容易得到中共最高当局、最高权力机关的积极处理。从而，使得“青天大老爷”这一精神领袖的神话在故事的叙述当中巧妙地得到进一步延续、渲染并强化，使“焦青天”的形象得以深入民心。不难看出，从“人民”到“老百姓”的话语的置换，在强化了“为百姓支持公道”的媒介形象的同时，亦弱化了“为党和政府立言”的真实立场，从而用“百姓主义”话语范式完成了官方话语的叙事功能，建构起了国家、社会、个人三者之间的新型关系。
而从“人民”到“老百姓”这一“话语置换”的本身正是对新闻领域宏大叙事的政治乌托邦的一种解构。然而，这却并非问题的真正解决。在2001年美国伯克莱大学中国研究中心的一次年会上，曾有学者提问，“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这个口号中的“老百姓”和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工农兵”有什么关系？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也极富挑战性的问题。事实上，所谓“老百姓”实际就是将日益觉醒的禀赋着新的社会合理性要求、社会正义要求的“公民”转换为满足执政者的政治合法性要求、国家权威要求的工具。在这里，“老百姓”仍旧置身“弱者”（弱势群体）以及“被救济”的地位。它所关注的也往往是“Power”（权力）而并非“Rights”（权利）。看来，如果主流意识形态只是把有限的“让说话”和“说真话”当作一种可以施于人又可以收回的关怀,如果只是处处将社会合理性要求、社会正义要求处心积虑地转换为执政者的政治合法性要求、国家权威要求，那么它便不可能回答“什么是公民”这个对民主政治的社会来说实在是极为关键的问题。
大众传媒的存在并不完全是负面的。它固然可以妨碍人们的交流,把他们扭曲为被动的“老百姓”，也可以推进人们的交流,使其转化为能动的“公民”。“公民”出自主动的自我想象,而“老百姓”则出自消极的被想象,是一个被执政者的政治合法性要求、国家权威要求所想象的群体。“老百姓”是由某个“他”为另一个“他”所想象的其它的“他”和“他”组成的“他们”，“公民”则是由“我们”所想象的“你”和“我”所形成的“我们”，这是一种“去空间化”(de-spatialized)和“非对话性”的一种公共的关于“我们”感受的“公民”，也是一种彼此素不相识但拥有共同问题并共同需要解决这些问题的人由于通过对公共事件的参与而成为的“公民”。因此，我们发现，“公民”并不能先于公共行动而存在,有了围绕公共事件的公共参与,才会有“公民”。只有当大众在一起讨论共同问题并试图将之合理解决的时候，他们才成为“公民”。最要紧的是“聚合”和“陌生人”。人们共同关心的时事把素不相识的人们聚拢成为互相可以交流并得出共识的“公民”。这样，必须说，“公民”不只是信息市场的消费者，也不只是社会事件的旁观者，更不只是民意调查的随机抽样者，而是具有自我意识、社会问题意识和价值意识者。这一切都绝非“老百姓”一角所能够胜任。而只有当人们从个人性的、相互隔离的事务转向公共事务时,只有当人们互相对话和讨论时,人们才进入公共领域。
显然，传媒在这个方面并没有真正承担起自己的神圣责任。本来，传媒介应该致力于培育社会公众在获得新闻信息的基础上的行动能力，提高社会公众之间对话和交流的质量，帮助社会公众积极地寻求解决问题的途径，告诉社会公众如何去应对社会问题，而不仅仅是为他们排忧解难。然而，《焦点访谈》选择的却恰恰是后者。它使"由人民"(by the people)参与的新闻报道变为了"为人民"（for the people）的新闻报道。但是，知情和监督只是“公民”参与的基本条件，但却并非就是“公民”的参与。同样，强调“知情”和“监督”(即“解释性”和“揭露性”)，也只是新闻报道的起点，而远非终点。严格地说，传媒如果无法最大限度地放大与保护“公民”对于社会公共问题的讨论与参与，就无论怎样为自己辩护，我们也只能说，它根本没有尽到自己的应尽之责。
由此我们想到，“讲述老百姓的故事”实在是一句颇值得我们玩味的口号。“讲述”就不得不联想到由“谁来讲述”、“讲述谁”和“如何讲述”的问题，显然，讲述的话语权依然在国家和政府手中，因为进入国家电视台，就是进入主流社会、进入社会中心的象征。而讲述的对象也由昔日的‘人民’替代成了‘老百姓’，然而，却仍旧不是“老百姓”自己在“讲述”，而是把“老百姓”作为一种塑造的形象呈现在受众面前。当然，作为一种文化符码的出现，“老百姓”似乎确立了一种“百姓生活”的存在。然而，如果对于“老百姓”一词还要多说几句的话，那么我们只能说，它让我们联想起宗法制下被救济的臣民（臣服的民众）与弱者（弱势群体）。中国是一个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宗法社会，在中国，只有“百姓”而没有个体的生命。相对于君主、王权来说，大众只能被迫成为只有肉体而无精神、只有生活疾苦而无社会权利的符号化的“百姓”。在封建宗法社会中，“百姓”状告无门，往往会把伸张正义的希望寄托在“明君”、“贤臣”身上，正如我们前面所述，历朝历代被“民间叙事”所塑造的“青天大老爷”的形象已屡见不鲜。“路见不平一声吼，该出手时就出手”，《焦点访谈》正善于采用“为民做主”、“为民请命”、“为民请缨”而并非“让民做主”的模式来进行批评报道。一般来说，《焦点访谈》的出镜人物不外乎这三类：地方官吏／非法者、老百姓／受害者、上级主管领导／拯救者；而常用的影像符码则总是——法律文件、卷宗、证章、合同等。在这里，记者“愤而拔剑”，代表无辜受害百姓的利益行使“江湖义士”之“神圣”职责，而这些物品则幸运地充当了豪气冲天的“英雄”手中逞一时之快的利刃。
在传统的意识形态当中，“百姓”是缺席的，只作为空洞而抽象的“人民”存在于宪法当中。而在《焦点访谈》的节目中，“老百姓”却替换了“人民”这一延用已有些时日、曾代指广大劳苦大众的词汇，这一“替换”在一定程度上削弱或抹杀了“阶级”的存在，为“人民”的存在寻找到了新的话语载体。确实，“老百姓”这一称谓极易使受众产生一种温暖、体贴、亲和的感觉。如果我们再联想到另外一个语词——“小老百姓”，那么，正如我们在前面所分析过的，“老百姓”一词颇有几分社会弱势群体的情感色彩，如此定位，确实会使那些面临或即将面临下岗、离异等社会或家庭危机的中国普通受众获得一种心理上的平衡。而让成千上万的受众油然而生一种温情脉脉的心理归属感，这，就正是《焦点访谈》通过话语的置换与修辞所要传达的意义。
四、从《焦点访谈》到“焦青天”：故事化的叙事模式与实践话语
正如美国学者罗伯特·C·艾伦所言，“过去，我们的前辈常听人说些荒诞不经的故事，或读一些吓人的小故事，或打开收音机听听广播剧，而现在我们则聚在起居室里那个有亮光一闪一闪的盒子周围。我们对故事的不断的渴望便由此基本上得到满足。” 当今社会，电视已成为最普及的新闻媒体、文化载体和最主要的故事叙述者。因此，作为一个电视文本，我们首先从叙事的角度对《焦点访谈》进行研究。
“叙事(narrative)：在修辞意义上，指某人在特定场合出于特定目的向某人讲述某事的发生。” 我们所赖以生存的这个社会处处充斥着叙事。我们可以通过叙事来“理解”世界，也可以通过叙事来“讲述”世界。一年365天，每天一期，每次13分钟的《焦点访谈》就通过这一个又一个精彩纷呈的故事构建了一个又一个五色斑斓的文本世界。
既然要讲故事，就存在一个怎么讲的问题，这实际上也触及到了叙事理论的两个核心问题，“一是故事，也就是说什么人碰到了什么事；二是话语，也就是说，这个故事是怎样被人讲出来的”。
作为新闻舆论监督节目的典范文本，《焦点访谈》具有自身独特的叙事模式，即具有一个完整且封闭的叙事流程。
如表一所统计，在这122期节目当中，共有79期舆论监督节目。而在对这79期节目的深入剖析当中，我们发现又有73期节目是遵循一定的叙事模式来讲述故事的，占据93℅还要强。这些故事当中都蕴涵着一个由五个叙述功能所组成的共同的叙事结构，即：
百姓利益受损→记者调查取证→上级领导惩罚非法行动、执法者出面→百姓利益得到补偿→对其他非法行动（主体）形成威慑、询唤（达到稳定政治的功效）
例如，在2004年7月7日播出的题为《慈善义演幕后》的一期节目当中，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四川省慈善总会在今年的6月11日举办了首届“希望之声”大型慈善公益演出。由于主办单位、承办单位的违规操作，组委会曾经宣传的将捐献给失学儿童、孤寡老人和贫困家庭的100多万元门票收入，最终全部落入了演出中间商和一些内地与港台大牌演艺明星的口袋，而那些失学儿童、孤寡老人和贫困家庭却未得到一分钱善款，未能受益。CCTV记者前往调查取证，分别面访了当时观看演出的数名观众、四川省民政厅厅长姜保山、四川省慈善总会秘书长杨秀华、“希望之声”慈善演出组委会常务副秘书长黄光仁、“希望之声”慈善演出组委会副秘书长邹力、成都市演出公司演出申报科科长张洁、四川省文化厅文化市场处处长盛宗毅、北京天堂文化公司经理盛育彬，还电话采访了当时参加了演出的著名歌星田震、斯琴格日勒的经纪公司以及川剧变脸大师彭登怀，分别请他们从各自角度展开多维叙述。接下来的情节发展达到了高潮——“节目播出以后，引起了国家文化部的高度重视，文化部已经就这一事件向全国通报。”而故事的尾声是这样的—— 风波的核心人物之一——北京天堂文化公司总经理盛育彬已经将４０万元人民币退还给四川省文化厅，他本人也已辞去在天堂文化公司担任的职务，并称从今起“退出这个圈子”。田震和斯琴格日勒等参与了这场演出的明星也已相继退还了数额不等的出场费。“看来，这次‘慈善义演风波’在文化部相关部门的干预下正在向好的方向转变。”我们可以看到，整个叙事流程都是统一在“事情暴露（开端）→记者行动（发展）→政府出面（高潮）→事情解决（结尾）”这样一个封闭的叙事逻辑下进行的。在这122期节目以及与之相匹配的“追踪•反馈”节目当中，笔者发现，“节目播出以后，引起了……（笔者注：一般都是上级主管部门）的高度重视”这样一种特别的新闻语式出现的频率异常的高。
“与人民同行，用事实说话”是《焦点访谈》所标榜的口号，亦是其动人的修辞。“话”终究是要“说”的，“事实”就是用来“说话”的——换言之——叙事就是为说理服务的。通过透视这种叙事模式，我们不难发现，《焦点访谈》想要传达的意义昭然若揭：百姓利益是至高无上、天经地义的，百姓利益必须得到坚决的维护，一切损坏百姓利益的非法行动都必须受到毫不留情的严厉打击，作为执法者的政府始终是百姓利益的忠实代表，无论何时何地都完全值得信任。我们不得不承认，这正是一种彻头彻尾的主流意识形态的建构。这样一种叙事结构引导人们如何去适应社会秩序，从而使现存的权势、权威、财富、收入的分配方式以及人人遵从的传统得以维系。
湖南卫视的名牌谈话节目《背后的故事》在2003年的春天喊出了这么一个口号：“您可以拒绝一个观点，但您一定难以拒绝一个故事。”而一个带有观点的故事又如何做到被受众认同呢？紧张的悬念和戏剧性冲突是故事的基本构成要素。《焦点访谈》也不例外。从2004年5月15日到6月18日，《焦点访谈》连续五次报道震惊全国的西安宝马彩票案，可谓重拳出击。如5月24日播出的《重重迷雾待揭开——西安宝马彩票案追踪》的导语是这样的——“目前，前6次抽奖的情况仍然是一团迷雾。在迷雾背后还隐藏着什么？是否还有人在其中扮演不光彩的角色？只有把这一切彻底查清，使违法者受到惩处，才能给广大彩民一个交待，真正起到警示的作用。”让我们再来看6月18日播出的《宝马彩票案舞弊内幕》的导语：“今年3月发生的西安宝马彩票案为人们所关注，《焦点访谈》栏目对此案进行了追踪报道。随着案件调查的步步深入，彩票案的真相也逐步被揭开。”故事情节宛如剥笋式层层展开，象极了一篇篇悬念性报告文学，以记者视点为线索来寻找隐藏在事件背后的真相并使其最终“大白于天下”。坐在电视机前、如痴如醉的观众总是处于悬念和期待的状态之中，总想知道接下来的情况怎样？再接下来的情况如何？这种安排既符合电视线性传播的特质，又迎合了观众从事情发生的连续过程中推导前因后果的阅听习惯。中国的老百姓是具有一种故事消费的传统的——过去老百姓从最早的时候，无论是看戏曲，听评书，其核心就是想去看、去听一个故事。而今天的《焦点访谈》利用电视这一新的视听手段来讲故事，正好符合中国老百姓故事消费的心理，借助老百姓喜闻乐见的表现形式来完成栏目的架构，而通过叙事所建立的封闭的逻辑系统又可以将其所讲述的故事“自然化”。
除了借助固定的叙事模式和紧张冲突的悬念，《焦点访谈》还不可避免的采用了“访谈”的形式——据说，这一新闻评论节目惯用的手段可以增加民本主义色彩。记者从对社会问题的揭示入手，追踪案发线索，采访知情者或当事人，直至真相水落石出，传播者的观点、倾向也就在对事实进行访问的过程中逐步展现出来，藉此增加受众的参与感和节目的真实性。访谈的过程本身就是一个正在进行时，记者在观众的注视下参与事件的调查，其访谈过程也就成了观众“可经历”的事件，具有一定的真实性。故事化离不开情节流程的展示，能了解或亲自参与某一过程应是一种特权。这种特权式的体验足以将普通观众牢牢地锁定在电视机前，成为一个又一个虔诚的“沙发土豆”。记者在节目中让普通民众出镜，采用其身体形象、口头声音来制作节目的策略似乎能在满足公众知晓权的同时，亦满足其“话语权”。在这里，正如我们在前面已经分析过的，后者的所“谈”只是其被前者所“访”的内容，这种话语权的设置是被严格限定的，再佐以编辑机器的友善配合，足以完美地缝合、修补这些话语，使主流意识形态自然而然地在“访谈”之中流淌。
巴赫金曾说过，“实际上，我们任何时候都不是在说话和听话，而是在听真实或虚假，善良或丑恶，重要或不重要，接受或不接受等等。话语永远都充满着意识形态或生活的内容和意义。” 但是，赤裸裸的意识形态教化与当今电视人本化传播的追求已格格不入了。而当电视引入“故事化”这一颇具人文气息的理念之后，意识形态的权力意志色彩就消退了许多。我们知道，在中国较早启动“故事”概念的电视节目是曾经红遍大半个中国的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的子栏目——《生活空间》。该栏目的制片人陈虻是一位在体制内对中国纪录运动有着重要意义的人物。在他任《东方时空》的制片人期间，曾成功地使一种短电视记录片模式成为中央电视台每天运作的一个常规节目，开创了纪录运动的全面体制化，确立了在中国的电视屏幕上留下“由小人物写下的历史”的宣言。由他提出的栏目口号——“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曾成为各路媒体和广告争相效仿的对象，一时间变得非常著名和响亮。可以毫不客气地说，红极一时的《生活空间》就是仰仗这一句口号而发家的。而同样脱胎于《东方时空》的子栏目《焦点时刻》的《焦点访谈》则严格遵循用新闻语言来讲故事的准则，记者和当事人之间的交谈有着相当清晰的脉络和层层递进的结构。它通过对新闻人物、新闻事件的采访将新闻事实的背景、过程或后续进行深度解析，着力探求“背后的新闻”，因而具有了新闻深度报道的特性，也使得里面的故事具有了异常鲜明的意识形态色彩。
而由于能被普通民众指认的意识形态是失效的意识形态；控制舆论的一个有效办法就是，尽量模糊甚至隐蔽意识形态框架的轮廓，使之达到“自然化”的境界。在新闻实践中，中国的媒介生产者们总结了很多行之有效的策略，所谓的“硬焦点软着陆，软焦点硬道理”就是要“吃透两头”，也就是要在“上”、“下”两头之间寻找平衡点；而所谓的“批评性节目往表扬上说，表扬性节目往批评上说”更是体现平衡策略的一大法宝。2004年7月3日播出的《面对爱滋病》中主持人在节目结束的时候说了这么一段似乎足以令国人好好振奋一下的话——“在人们的印象中，得了艾滋病是一件可怕的事，但是我们从文楼村艾滋病患者的脸上看到的不是恐惧和绝望，而是对生活的热爱和希望。随着河南省艾滋病救治救助工作的不断深入，党和政府真挚的关爱，一定会使越来越多的艾滋病患者枯木逢春，重获新生。” 这正是《焦点访谈》一以贯之、颇具代表性的结语。媒介生产者们以其娴熟的平衡报道手法，从救治艾滋病工作成绩的角度来进行灾难报道，而事实的真相是，正如每一个中国人都知道的—— 由于1995年以前的非法采血，河南省相当一部分贫困村的农民感染了艾滋病病毒。经过八到十年的潜伏期，近年来这些艾滋病感染者相继发病，生产、生活受到严重影响，不少人在痛苦与挣扎中悲凉地死去……这些主流的价值取向和道德观念重重叠叠地隐匿于故事当中，使观众在分享新闻故事的同时，亦不知不觉地认同了其中观点的教化。这些观点“让人们沉湎于一种意识形态活动中，人们维护主导意识形态并使之合法化。”
这些故事化的叙事策略无异于一个温柔的陷阱——当观点、事件由一个个独立的个体所表达、演绎出来之后，现象便遭遇个人化、特殊化，必然性就会被偶然性所遮蔽，这无形中必然会削弱其普遍意义。毕竟，生活是难以用“故事”来穷尽的。对千千万万早已认同CCTV为皇家电视台的中国普通受众而言，由CCTV这一中央媒介以新闻形式所讲述的一切故事，其真实性都是毋庸置疑的。但是，正如一个问题往往存在多种求解的方式一样，生活本身就是多元、开放、复杂的，而《焦点访谈》用其特定的故事化叙事策略闭合了生活的多种可能性之后，往往提供给我们的就只会是一种完全封闭的可能——一个人世间一切不平事皆“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定论，一个一切问题都可在其舆论监督的利刃下迎刃而解的“圆满”结局。但我们总是在现实生活中找到并非如此的论证——我们经常耳闻目睹的是——善无善报，恶也未遭恶报。将具有各种各样起因的问题，将无确定解决方向的事件都变成单向度、有确定解决方向的事件，将多元开放的格局篡改、扭曲成单一闭合的模式，正是《焦点访谈》通过叙事来传达意义的过程。更为残酷的是，这些故事化的叙事是否又在展现出生活的某个部分的同时遮蔽和置换了另外的某些也许更为重要的部分？如果一切都是“事先安排好的”或“事后经过处理的”，那么“老百姓”还能够相信自己亲眼所见的“真实”的吗？而如果不能，那么会不会反而激发起人们对“真实”的更大的焦虑与渴望？
总之，《焦点访谈》的叙事已不再是纯粹的叙事，而成为了一种具有极强政治色彩的实践话语，它本身亦已演变成当今近4亿中国人的一种社会实践模式。正如施拉姆所言：“我们阅读新闻是透过新闻叙事确认自己与社会之间具有某种心理或文化的联系，新闻叙事的功能可能就是在满足大众某种心理需要，或是帮助大众完成某种社会心灵仪式。” 简而言之，我们是从新闻叙事中获得对社会生活的参与感：我们希望从新闻中获得的不仅仅是5W，而是希冀新闻叙事能够协助我们解读周遭这个千变万化的五彩世界，或者说了解叙事中所隐含的世界本体，因此，一切叙事都是人对自身命运的关怀。须知，当人们对过去进行叙述时，是在将过去的世界通过话语同现在联系起来；而当人们在讲述他人的故事时，是通过话语把他人同自己联系起来，个人自身的、现实的状况就是通过与他人、与过去的联系呈现出来的。
就是在这样的叙事逻辑当中，《焦点访谈》突出了“焦青天”的作用与魔力，新闻“故事”在此最深地侵入到意识形态领域，并由于观众（新闻阅听人）的回应而成为一种意识形态实践，由此也使得自己在大众传播中成为一支不可小视的独特力量。通过传媒缝合社会矛盾，将新的社会合理性要求、社会正义要求与执政者的政治合法性要求、国家权威要求统一起来这一目标，也最终得以完成！
（上文中所引原文未注明出处者均为《焦点访谈》所播出的节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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