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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是怎样发动文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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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2005/10/07 出处：何新论坛 |
文革的发动过程======
1964年12月，中共中央召开关于社教运动的工作会议。会议召开之前，邓建议毛泽东，身体不好可不必参加。 工作会议进行期间，中央常委于12月20日开会讨论社教运动的对象问题，刘少奇的观点与毛泽东的观点尖锐不同。毛强调运动重点是“整当权派”。
刘少奇则认为，运动重点是整下面，整社会上的“地富反坏右”，整社会上对体制不满的敌对力量。会上，毛说：“地、富是后台老板，前台是四不清干部，四不清干部是当权派。你只搞地、富，贫下中农还是通不过的，迫切的是干部。地富反坏还没有当权，过去又斗争过他们，群众对他们不怎么样。主要是这些坏干部顶在他们头上，坏得很，受不了。对那些地富已经搞过一次分土地，他们臭了。至于当权派，没有搞过，没有搞臭。他是当权派，上面又有他的人，他又给定工分，他又是共产党员”。刘说：“有3种人，漏划的地主、新生的资产阶级，烂掉了的。多种情况是有工人出身，在立场、经济、组织上四不清，他们同地富反坏勾结在一起，有的地富反坏操纵，也有漏划的地富当了权的，还有已经戴了帽子的地富反坏分子当了权的”。
毛泽东说：“不要管什么阶级、阶层，只管这些当权派，共产党当权派，五大领袖和跟当权派走的。不管你过去是国民党、共产党，反正你现在是当权派。发动群众就是要整我们这个党。中心问题是整党，不然无法办，不整党没有希望”。“搞的结果戴帽子的户数不能超过7%至8%，人数不能超过10%，否则就太多了”。
毛泽东批评有那么多的地方将坏分子划成20%（包括地主富农、新生反革命、和平演变的）。他质问刘：“7亿人口划成20%会有多少人？可能要发生一个‘左’的潮流”。毛泽东主张“先搞豺粮，后搞狐理，这就抓到了问题。你不从当权派着手，分不清有两派，一个社会主义派，一个资本主义派”是不行的。毛主张运动必须针对当权派时，刘一直表示反对。他针对毛插话说：“情况很复杂，还是有什么矛盾解决什么矛盾好。”
在这里，毛泽东将斗争的对象直接指向了干部队伍，党的官僚组织。这与后来发动文化革命的斗争目标是一致的。实际上是主张进行针对党的第二次革命。但对此，刘少奇为代表的政治局多数是持有根本异议的。刘认为，主张走资主义道路的人，不能称作为一个“派”。斗争矛头，不能指向党的干部。他主张在“四清”中保护干部，矛头指向社会下层的“地富反坏右”（即文革中所谓“黑五类”）。他将毛泽东针对党内上层的阶级斗争方向作了扭转。
以上这些举动和分歧，激怒了毛泽东。因此在此次会议的后续进行中，毛泽东戏剧性地带了一本党章、一本宪法。他摇动党章，说：“作为党员我有开会权。”摇动宪法，说：“作为公民，我有言论权。”他指着刘、邓说：“这里有两个人，一个不叫我参加会，一个不叫我讲话。”这一举措，实际是在党的高级领导层前，公开暴露了毛泽东与刘、邓的分歧和矛盾。
不仅如此，在会议的第二阶段，毛泽东尖锐地直接抨击刘。1965年1月3日，三届人大选举刘少奇为国家主席。当天，在中央工作会议的小会上毛泽东批评刘的夫人说：“无事不登三宝殿，有事就死开会。有的同志集中15000人（指王光美的四清工作团）搞一个县，我看是搞了烦琐哲学。”
1月13日，毛泽东同一些省区的负责人谈话说：“去年10月，我在北京讲过，如果北京搞修正主义，你们地方怎么办？我总感到要出问题。我讲了以后，一路上从天津到南京，经过许多地方都没听到反应”。毛泽东还批评北京有两个“独立王国”，一个是邓小平的中央书记处，一个是李富春的国家计划委员会。
面对党可能发生分裂的危险，在周恩来的协调下，刘、邓作了不尊重毛的检讨。毛泽东的主要观点，被中央工作会议所通过，写入由他委托陈伯达、王力等起草，由毛泽东最后审定的《23条》之中。《23条》对干部情况作了如下估计：“干部的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看待干部，要用一分为二的方法，对于犯轻微四不清错误和交代好的干部要尽早解放出来”。但在总的指导思想上，文件接受了毛泽东对政治形势的基本估计，强调运动的根本性质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
这个文件特别提出：“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治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们有在幕前的，有在幕后的；支持这些当权派的人，有的在下面，有的在上面。”“在上面的是在社、区、县、地，甚至有在省和中央部门工作的一些反对搞社会主义的人。这为后来把斗争的矛头指向党的各级领导核心开展“文化大革命”作了理论准备。在这里，已经蕴涵了文化大革命的革命对象。
这次中央工作会议的一个影响深远的结果，是毛泽东由此下定撤换刘的决心。他认为，现实已改变了他建议搞“党委会一、二线，书记处”的初衷，党的政治局和书记处已经被反对他的坚持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政治力量所操控。
文化大革命的根本是什么？======
研究历史者会意识到，毛的文化革命在根本上是一场针对“走资派”、“当权派”，即官僚阶层的革命。从五十年代后期开始，毛泽东注意到他亲手设计和缔造的国家制度中，正在发生新的阶层分化。德热拉斯五十年代的名著《新阶级》以及托洛茨基的著作《被背叛的革命》，这两本书都于60年代在中国作为灰皮书出版，在高级干部中流传。这两本书对社会主义社会中官僚主义现象有深刻分析，当时给许多阅读过这两本书的人以深刻的印象。
1965年1月，毛泽东对农机部长陈正人社教蹲点报告的批示中，讲了这么一段话：“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这些人已经变成或者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他们对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性怎么会认识足呢？这些人是斗争对象，革命对象。”
毛讲的这些话，对当时中国的政治领导层无疑是一种深刻的震撼，但也因此受到了一些官员们强烈的反对和抵制。毛泽东深刻地观察和注意着六十年代在中国社会生活中出现的官僚主义现象。他显然认为，无论是从他所信奉的共产主义原则的立场，还是从中国社会长治久安的角度，这些正在露头的经济不公正的社会分化现象，都是一种危险的不谐和音。
自五十年代以来毛泽东不断从事对共产主义理想制度和模式的探求和试验，他认为，为此理想所付出的社会牺牲和一切代价，乃是必要和必然的，不可避免的。而对其他领导成员出于经济政治现实主义考虑所作的政策，毛泽东认为是对国内外资产阶级的让步和退却，是“右倾机会主义”即修正主义。当这些领导人拒绝他的批评告诫而继续坚持这条现实主义的路线时，毛认为这表明这些领导人已成为资产阶级在共产党内的代理人、代表人。
1962年在中共8届10中全会上，毛泽东重新提出社会主义社会内部存在阶级矛盾和斗争的问题。这是对斯大林认为社会主义制度下已不存在阶级矛盾这一正统理论的正面冲击。
但是，对毛的这一提法可以从左与右两方面作出不同的解释。右的解释是把阶级斗争引向社会下层，即针对当时已处在被剥夺和无权利的贱民地位的“地富反坏右”及其子女。左的解释是把斗争方向引向社会上层，引向掌权的官僚阶层本身，即“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从后来的实践看，毛泽东提出阶级问题的本义显然是针对于后者。
通过文革，毛泽东的确要从他认为是修正主义者的领导人手中收回权力。但他之所以衰年变法，之所以认为自己需要这种权力，并不是为了满足自己对权力的欲望或为私人或家族或小集团谋利益；而是因为他认为，只有通过重新把握这种权力才可以把握住国家向共产主义的发展方向，他认为这对于国家和人民是有利的。
这场革命的起因虽与高层的政策分歧、政治理念分歧和政治斗争有关，但仅仅从这个角度不能解释文革的全部过程。事实上，当这场革命一被发动起来，它的使命就决定了它似乎是一个遥遥无期的进程。
1976年，这场革命终于结束了。于是，人们在有意的引导和控制下，纷纷起而诅咒这场革命。但大家似乎都忘记了，当这场运动最初起来时，全中国的绝多数人们，曾经是以怎样狂烈的热情和喜悦的期待，欢呼着投入这场革命之中的。
后记=======
至今，许多人们仍然认为，毛是一位天才；在某种意义上，他甚至是洞彻以至试图掌握更遥远的历史未来的神灵。他的洞察与痛苦，他所奋斗的目标，是远远超越于现实之上的。
因此，在尘埃落定的三十六年之后，我们惊讶地看到一个新的现实中国向资本主义道路的全面转变。毛生前所曾预言的和试图遏止的“新生资产阶级的兴起”，“官僚与资本的结合”，“资本主义的全面复辟”，“以及美帝国主义主宰下的全球秩序”，“国内资产阶级和买办与跨国垄断资本的合流”，“工人阶级以及贫农下中农社会地位的急剧下落”等等；所有这些当时仅在两报一刊的社论中作为一种政治语词出现（没有人真正理解），对于毛泽东来说这是他发动文革所欲在历史中加以遏止的东西，而对大多数人在当时则似乎完全是一种意识形态的神话。但所有这些，在今天则都已成为似乎强不可摧的铁一般的事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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