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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践自由的典范：李敖战斗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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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2005/09/22 出处： |
一个从大陆流到台湾“优哉游哉”的浪子，一个专剥蒋介石的“皮”，挖国民党老根的“文化顽童”，一个总让老顽固们皱白眉高血压不知天高地厚的“傻小子”，一个“被告永远处于“缺货中”的从小人告到总统的善霸，一个可以主持节目进行政治模仿反讽现任总统已卸总统的“刁汉”，一个特立独行的“大侠”……这个文化的基督山，社会的罗汉宾，大作家兼大坐牢家——他是怎样从蒋介石、国民党的高压统治下，从“戒严”时期到“解严”时期一路为台湾的民主自由摇旗呐喊，冲锋陷阵打杀过来而至今没有一声突变为“鬼雄”呢？
李敖作为一个实践自由的典范，其形而下的“战斗”史值得我们关注。
人们常说“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既然明知有理说不清，何不自己先就来点“兵”的味道，以毒攻毒，以保证“秀才”的使命？李敖既是秀才，也是“兵”，甚至剽悍的“大将”，他知道怎样吃掉“兵”——他是奸雄，乱世里被强逼出来的奸雄。为了保存实力，保住火种，为了继续战斗，他不得不学会“游”，学会对付“兵”的战斗——而这恰恰史“清高”的知识分子们所学不会的，所耻言谈的。李敖能混到今天，得在文海称雄，而没有早早和老蒋一起去云游西方极乐世界，就因为他是奸雄。（这不是明哲保身、审时度势、察言观色、尔虞我诈、争权夺利的那一套处世之学，而是在强权底下，怎么“游”才能更好地战斗，它的重心是“战斗”，而不是“游”，“游”只是为了最好地战斗并取得最大的战果。）李敖说，奸雄有一个大特色，就是永远不泄气，永远战斗个没完。他们不论多么失败，却绝不做失败主义者；不论处境多糟，却绝造次心于是，颠沛必于是。他们绝不灰心、绝不意懒、绝不怀忧丧志、绝不“不来了”。相对的，所谓一般的好人，他们反倒是没有力量应付失败的，一旦失败，就泄气了。就丢下武器跑了。人们会说，知识分子是“行动的矮子”，原因之一，就是他们甚至不懂得如何保住自己的“高谈阔论”，如何继续“高谈阔论”——而这，没有形而下的战斗智慧是万万不行的，试想一下，刚一张口就被强权所扼住，就已喑哑，还谈什么战斗来？纵观李敖的浮沉，无论是坐牢，还是被软禁，书屡被查禁，他都能后死而再生，他到底有什么“魔术”呢？
“有勇气、不怕独立，都得有它的支撑力量，其中最重要是经济基础。”李敖说他是精明的“个体户”、“单干户”，绝不使自己陷入穷酸潦倒，他能挺直腰杆，可以不求人，不堪老板脸色，不怕被封锁就跟他的薄有财富有绝对关系。假如是在我们“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一切皆公的年代，饭碗就在当权者手里，你不合作，就去饿死，还能谈什么待立独行来？假如他还要拜国民党之赐，还能写什么《蒋介石怎么暗杀革命元勋？》、《国民党细姨史》来？在不能为文时，他下海去卖牛肉面，靠卖旧电器维生，甚至以赌博为补。至于因官司而大发“横财”更是屡见不鲜，作电视节目主持人收入也不匪（每小时30万，首期就付2000多万），出书也是一大款项（如最近《李敖大全集》卖了1500万）……李敖称自己是有钱支撑的伟大文人，早就脱离了“一钱难倒英雄汉”的穷困。唯有经济上的独立，“我手写我口”，并加强打击力度才会成为可能。（有两个小插曲十分有趣，一是殷海光住院时，李敖不但没钱，而且财政赤字，掏不出三千元住院保证金，便和会计小姐挤眉弄眼，开了一张空头支票做抵；一是蒋介石之孙东吴大学校长章孝慈重病时，李敖拍卖收藏品为他捐献七百万，而又在当日发表了和汪荣祖合写的《蒋介石评传》来鞭他爷爷的尸。）
在李敖被软禁时，有一段广为人知的“吃警察”轶事。在督视他的警察不小心撞坏了他的车后，去向李敖赔理道歉，李敖佯装没关系，背后却大修特修大美容特美容了一番，修出了八千多块来，威逼之下待警察们凑足钱后，他便悉数给他小女朋友买花衣服去了——而实际上车是全保的。以前是警察吃老百姓，现在却被老百姓吃了回来，有李敖刁民如此，不亦悦乎！
李敖为人好勇斗恨，有仇必报，快意恩仇，没完没了。他的闹衙记更是好戏连台。李敖的观点是如果被欺负的一方，挺身而斗、据理力争，不甘被欺负，而要跟衙门斤斤计较、纠缠不休，则衙门未必胜算，而大官人未必得可偿失。迄今为止他已打官司三百多场，从小人告到总统，不一而足，真是让不少大官人灰了头、土了脸，让“刁民”吐了好几口“鸟气”。这些官司往往很有趣，如台北市政府、高雄市政府被连番象征性地罚了一块钱（因违法扣押未经查禁之书）；经过五年七个月地“乐”斗，让台中市政府赔偿了234万多（因非法搜查其住宅并抢去一万多册藏书），其间给市政府的“追钱信”写得更是气壮山河，并差点把市政府贴上封条（直到逼出钱来）。这还不止，今年他又似“内乱罪”、“贪渎罪”及“泄密罪”把刚卸任的李登辉告上了法庭。看来历史上要有这样剽悍的作家，少唉！李敖说打司是他“正义的娱乐”，”成固欣然，败亦可喜”,失败了，就让判决书遗臭万年，留为历史话证。他编了一本《你不知道的司法黑暗》，“点名批判”法官当司法人员四百五十人，公布姓名，找到庙也认了和尚。
李敖既是“刁民”，也是“善霸”。“善霸”可以使好人做好事，可以诱好人做好事，可以逼好人做好事。在他看来，所谓好人，其实是最胆小的，懦种的，偷懒的，伪君子的，逃避现实的，害怕坏人的，什么也不做的，只会独善其身不会兼善天下的。李敖促使方豪写《从三件事看辅仁大学文学院》揭其内幕，致使辅仁大学大改组，头目下台就是一例。也因他的“善霸”，他屡告别人，他屡告别人诽谤便屡受赔偿。当买的房子质量有问题时，他径直去见建筑公司的老板便说：“告诉你，我也是流氓出身的。不过我会写字，你不会，要不要打官司、上报纸，你看着办吧！”老板一听就软，赔钱了事。而当朋友被枪杀，八家保险公司联手拒赔两亿多元时。李敖出山，使出浑身“流气”，予以分化、予以摆平，结果各个击破，一一“就擒”。正是这种“善霸”气，使得他对付国民党、蒋介石得办法便是“国民党过去欺负你，现在把它欺负回来”，“老蒋生前他下我牢，老蒋死后我鞭他尸”，“鞭尸之外，旁及其妻其子，无一幸免，一一大书伺候”。
在李敖被软禁十四个月后，他就做“政治犯”二次入狱了，共坐了六年两个月的牢。战士就是战士，即使在牢中也还是战士。早在软禁期间，在前天候的监视下，他就营救过柏杨，接见“国际特赦协会”的秘书长马丁.埃纳并公布泰源监狱的“政治犯”名单，还和外国记者接雷震出狱使消息传播，并且把特务装在他家的窃听器寄给联合国人权委员会，足见其“刁”！在狱中，本来不准有镜子、刀片、剪刀、报纸这些东西，但李敖应有尽有。他还通过狱友建立秘密运出稿件的管道：狱中规定，可寄出的信盖一个印，狱友正好掌此印，李敖便把写好的文章一篇篇寄回家。他竟在狱中办了六期的《千秋评论》，而后三期有十七篇是狱中之稿，足见“传奇”！就在他出狱的当天，他就招待读者，公布四五万字文章，揭露牢中黑暗，致使新竹少年监狱千人暴动，足见其“侠”！李敖的观念是：监狱要关得让你怕，你就要证明让它关得无效！因此，狱方对他洗脑无效，他出狱后反过来写一百多本书洗官方的脑，足见其“悍”！
李敖能在牢中出书，牢外更是一绝。他《千秋》的出版，是利用出版法的一个漏洞，出版法规定作者可以自己出书，并且不需要经过书店登记，但没有料到一个作者可以定期每月出一本书，因此李敖便自己定期出书。《千秋》在作业方面，李敖分了很多股，有明股，有暗股，有的是跟国民党捉迷藏，有的是明着让他们知道——“当一群狼在追你时，你必须丢半条死猪给他们去抢，或者让他们回去交差，否则他们骚扰得更厉害。”李敖如是说。对付警总的抢书大队，他就是用半条死猪来喂他们，以使损失减少到最低。（有一次被连抢了三四次，李敖还是屡抢屡印，直至走狗们力不从心才告罢。）从《孙中山研究》到《蒋介石研究》，从《拆穿蒋介石》到《清算蒋介石》，从《国民党研究》到《民进党研究》，从《蒋经国研究》到《论定蒋经国》，从《共产国李登辉》到《李登辉的真面目》、《李登辉的假面目》……李敖这一路走来可谓辛苦，查禁之书竟达96种之多，真真是字字看来皆喊打。
在“字字喊打”的笔伐时期后，李敖进入了口诛时期。最精彩的当属作节目主持《李敖笑傲江湖》时，其骂人威风所致，让人钦羡不已。而《李敖TALK秀》进行的政治模仿更是让人叫绝。模仿李登辉，模仿陈水扁，模仿江泽民，妙趣横生，令人捧腹。说什么“外国的马英九抱着小女孩痛哭”，说什么“两岸猿声啼不住，扁舟已过万重山”（谈两岸问题）……利用媒体进行战斗，也是李敖的一大“绝招”。早在柏杨被捕时，他就促使《纽约时报》和《新共和》对柏杨的冤情进行长篇报道，而他入狱时《纽约时报》也有相关报道，这些，都是对国民党最狠的报复。在他竞选“总统”时，他对李登辉、对各党派的冷嘲热讽更是叫绝，他说第一流的知识分子应该影响政治而不介入政治。
当然，在作战技巧上，李敖还有以“淫女”诱人，引起兴趣，然“后令人佛智”的“高招”。或许，你会反对他的某些作法，这确实多少带点玩世不恭，但是，在他的所作所为中，我们能看到的便是“个人”这两个字最鲜明的凸显，相对于“个人”的脉搏一直跳不起来，“个人”一直抬不起头，一直处于低糜的、无声的、萎缩的、羔羊式状态的大陆，我们不得不佩服李敖。
在中国相当长的时间里，个人总是喑哑的，无声无息的，个人的价值总是被无端地蔑视和践踏，个人的尊严和权利可以被随意地贬损和剥夺。人成了物，成了工具和阶级机器上的螺丝钉，思想多元、政治民主、言论、信仰自由始终消失在我们的视野之外。20世纪以来，伴随知识分子的是“麻木症”、“恐惧症”和“工具欲”，“中国知识分子曾一度在麻木和恐惧的变奏中膨胀着千年不易的工具欲，沦为一代屈权从势的犬儒”(摩罗)。
在大陆,要出现像李敖这样剽悍的大将，这种大呼喊、大喷涌、大“扫射”的人物，我们确实还没有其土壤。然而，在20世纪末,我们还是庆幸地看到了民间力量的逐步壮大,看到了知识分子从“从势者”向“求道者”位移的努力。我们终于拥有了余杰那铁屋中的呐喊，拥有了摩罗对“非人”最沉痛、最坚定的反叛，对“真的人”最真诚、最强烈的呼唤，也拥有了林贤治那一声五四之魂“魂兮归来”直抵心灵深处的深切祷告。钱理群的拒绝遗忘，朱学勤那带血的啼鹃，徐友渔为“个人主义”的正名和秦晖的实践自由……这一切的一切都使我们看到了一个个强大自我的生长，看到了那破土而出的希望。
不过，在形而下的现实生活中，我们还很难发现有哪个知识分子干过像李敖那样的“战斗事件”，更多的妥协与退让（没有与形而上的战斗精神匹配的形而下战斗生活的“战士”，总令人有点怀疑）。当然，李敖之所以能在台“兴风作浪”，“祸”台五十年又老而弥坚，跟台湾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背景有很大的关系，并不是每一个地方都能培养出李敖式的人物来。我们可以抱怨环境的恶劣，但比起李敖年轻时的战斗背景来我们又该怎么回答呢？60年代初还处于国民党的专制统治，此前，有1948年的“二·二八”杀害岛内精英的事件和1960年“雷震事件”。而1968年柏杨因“大力水手”事件被判十年，李敖本人在1971年被捕也判了十年，1979年的“美丽岛事件”有152人被捕，到了80年代中期竟出现了震惊世界的江南凶杀案……这一切都可以窥见蒋氏政权的残无人道。李敖能在这样的高压统治下，在牢中，尚能干得这么漂亮，游得这般逍遥，我们该反省反省自己了——对当代的知识分子来说。
徐友渔曾说：“要敢于面对不公道的世界，甚至是强权的和背谬的世界，不应该祈求别人的忏悔，期盼别人公正，要有勇气为世界的更公正而努力斗争。”（《南方周末》2000.7.14）秦晖也有着实践自由的情怀：自由主义无须论证，但是，自由主义必须实践，自由主义者之所以难当，不在论证难，而在于实践难，而且，特指在非自由秩序下的实践难(www.wtyzy.net《实践自由——再祭李慎之》)。在有了这样的信念和勇气，并准备随时“战斗而且失败”后，我想说的是：“战斗而且失败”是暴政强权下的无奈选择，在还有游余的间隙处，如果多点形而下的战斗“技巧”，能够尽量避免失败的话，我们就要争取多一点的胜利，以加快前进的步伐。
如今的李敖是“不幸”的，他所憎恨的，所攻击的对象国民党已成了在野党，他昔日的对手也一个个作鸟兽散，当年战斗的英姿只能成为遥想了。（要是李敖在大陆成长，又会是怎样一种情形呢？）但这种“不幸”何尝不是一种大幸，在一个民主的年代，如果你再以“战士”的姿态出现，就会显得有点作秀了（他竞选“总统”，主持节目，就有作秀的成分）。然而，现在还不是批评人家作秀的时候，我们还没有幸运到别人“不幸”到要作秀，我们还处于要作真正战士的年代。如果有一天我们到了像李敖这种战士处于“不幸”的时代——民主时代，我们再稍稍触足而立，转身骂一声“混蛋李敖”，那也不迟。
现在，还是上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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