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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储安平去了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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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2005/09/20 出处： |
储安平思想敏锐、才气横溢，曾是九三学社中央委员、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同时担任《光明日报》总编辑。
1957年6月1日，储安平发表《向毛主席和周总理提些意见》的讲话，说“这几年党群关系不好”，“关键在‘党天下’这个思想问题上”，从而成为中国著名的大右派。
储安平宣布“向人民投降”后被撤销一切职务，“文化大革命”中自杀未遂后失踪。江苏一座寺院的方丈，形貌皆似储安平，但他摇头否认，一笑隐去……
储安平1909年生于江苏宜兴；1932年从上海光华大学毕业后，担任国民党《中央日报》副刊编辑；1936年赴英国伦敦大学深造；1938年回国后，担任《中央日报》编辑、复旦大学等校教授、《观察》杂志社社长兼主编；1949年9月出席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新中国成立后，他先后担任新闻出版总署专员、新华书店总店副总经理、新闻出版总署发行管理局副局长、《光明日报》总编辑、九三学社中央委员、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和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
储安平是社会知名人士。他在中国的第一次出名，在于创办了《观察》周刊。这本于1946年9月1日创刊的杂志，因敢于抨击国民党政权的昏暗和腐败，提倡“民主、自由、进步、理性”，大受人民群众和知识分子的欢迎和喜爱，订数从创刊时的400来份上升到1948年12月24日被国民党查封时的10万来份。储安平曾非常自豪地宣称：“本刊的经营足以为中国言论界开辟一条新的道路。”
正因为如此，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二个月，胡乔木和胡绳即给周总理写信，请求批准复办《观察》杂志(后改名为《新观察》)，请储安平再担任主编。周恩来在百忙之中，还专门去看望了储安平，令储安平引以为豪。
后来，储安平担任的重要职务多了，不得不离开《新观察》，但他始终没有放下手中的笔杆，仍以人大代表和《新观察》杂志特派记者的身份，到全国各地视察和采访，写了许多有分量的文章，发表在国家级的各大报刊上。他是名记者、大作家型的官员，在上层知识分子中很有些名气和影响。
1957年初，根据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和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中共中央决定将原是民主党派创办的《光明日报》，再交还给民主党派去办。由《光明日报》社社长章伯钧提名，经过各民主党派充分协商，并经中共中央统战部、宣传部批准，储安平于4月1日出任了《光明日报》总编辑。上任的第一天，储安平就在各部主任的会上宣称：“我来这里工作，李维汉部长支持我，党是我的后台。”又说：“李维汉部长曾对周扬部长说过，以后有人批评储安平先生，你要为他撑腰。”从这些话可以看出，此时的储安平踌躇满志、有信心干出一番大事业。
果然，储安平上任后不久，凭着他在知识界的声望和影响，向著名的专家、学者、教授组稿，把《光明日报》办得有声有色、不同凡响。
1957年4月30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召集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座谈，请他们积极提意见，帮助共产党整风。为消除党外人士的思想顾虑，中国共产党特地宣布，向共产党提意见以“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为原则。
于是，储安平响应号召行动了起来，积极鼓动对共产党有意见的人出来说话。他派出大批记者到一些大城市采访，召开专家、学者座谈会，鼓动他们向共产党提意见，并且亲自安排版面发表了多篇有关鸣放的通讯，文章的措辞极为辛辣激烈，有很强的鼓动性和号召力。
6月1日，中共中央统战部邀请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举行座谈会。储安平同时参加了民主同盟和九三学社，又是新闻界和知识界的著名人士，所以也在被邀人员之列，他还在座谈会上发表了题为《向毛主席和周总理提些意见》的讲话。
储安平说，“解放以后，知识分子都热烈拥护党，接受党的领导，但这几年来党群关系不好，而且成为目前我国政治生活中急需调整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的关键究竟何在?据我看来，关键在‘党天下’这个问题上”。他认为，“领导国家并不等于这个国家即为党所有，大家拥护党，但并没忘了自己也还是国家的主人”。“政党取得政权的主要目的，是实现他的理想，推行他的政策。为了保证政策的贯彻，巩固已得的政权，党需要掌握国家机关中的某些枢纽，这一切都是很自然的”。“但是在全国范围内，不论大小单位，甚至一个科一个组，都要安排一个党员做头儿，事无巨细，都要看党的颜色行事，都要党员点了头才算数，这样的做法，是不是太过分了一些”?“这几年来，很多党员的才能和他担任的职务很不相称，既没有做好工作，使国家受到损害，又不能使人心服，加剧了党群关系的紧张。但其过不在那些党员，而在党为什么要把不相称的党员安置在各种岗位上”。他由此得出结论：“党这样做，是不是‘莫非王土’那样的思想，从而形成了现在这样一个一家天下的清一色局面。”而且进一步指出：“这个‘党天下’的思想问题，是一切宗派主义现象的最终根源，是党和非党之间矛盾的基本所在。”
储安平所提的意见，如针尖对麦芒，与会人士震惊万分，可储安平言犹未尽，又说：“共产党是一个有高度组织纪律的党，对于这样一些全国性的缺点，和党中央的领导有没有关系?最近大家对小和尚提了不少意见，但对老和尚没有人提意见。我现在想举一件例子，向毛主席和周总理请教。”直接把矛头指向了毛主席和周总理，并且非常不恭地把受全国人民爱戴的毛主席和周总理称为“老和尚”。确实惊世骇俗!
储安平要“请教”的到底是什么问题呢?他非常坦率地直说：“解放以前，我们听到毛主席倡议和党外人士组织联合政府。1949年开国以后那时中央人民政府，6个副主席中有3个党外人士，4个副总理中有2个党外人士，也还像个联合政府的样子。可是后来政府改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副主席只有一位，原来中央人民政府的几个非党副主席，他们的椅子都搬到人大常委会去了。这且不说，现在国务院的副总理有12位之多，其中没有一个非党人士，是不是非党人士中没有人可坐此交椅，或者没有一个人可以被培植来担任这样的职务?”储安平的此番言论，当场就引起了激烈的争论，有人赞许不已，但更多的人是极为愤慨地进行了批驳。
第二天(6月2日)的《人民日报》发表了储安平在座谈会上的发言，像是在全国范围爆炸了一颗原子弹，全国上下义愤填膺，开始了对储安平“党天下”言论的批判、驳斥。6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了《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的党内指示，并在《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亲自撰写的社论《这是为什么?》，从而在全国吹响了反右派斗争的号角。在这形势下，储安平理所当然首当其冲，成为口诛笔伐的众矢之的。别看储安平在座谈会上雄赳赳、气昂昂，勇气十足地提出了最尖锐的意见，其实他的精神和心理都是非常脆弱的。据他在检讨时的自述，在全国上下一片讨伐声中，他胆战心惊、坐卧不宁，惶惶不可终日。邮递员给他送来了信件，他不敢去门口拿，怕人家要同他当面辩论；到医院看病不敢说姓储，因为姓储的人实在太少了，怕被人认出他就是储安平；更不敢去《光明日报》社上班，怕被群众围住批判。
储安平审时度势，自知地位已保不住，便于6月8日下午向《光明日报》社社长章伯钧送去了辞呈。
据报纸上刊登的揭发材料，章伯钧在接受储安平的辞呈后问：“你的负担重不重?”储安平打肿脸充胖子说：“不重。”章伯钧说：“有以下三种情况就困难了：一、身体不好，二、名利心重，三、生活担子压迫。有这三种情况非出来做事不可。”储安平说：“我没有。”章伯钧又说：“你可以超脱一些。你年龄不大，可以多研究一些思想工作。今天能够看到50年以后的事的人，还没有。”
储安平辞职以后，对他的批判并没有降温，而是进一步升级。6月10日，民盟光明日报社支部召开批判大会；6月13日，民盟中央小组召开座谈会批判；6月14日，光明日报社工厂和行政部职工开会声讨；6月14日，九三学社中央常委召开在京委员和北京市分社委员座谈会批判；6月21日，九三学社举行中央常务委员会第十六次扩大会议，通过了“对于光明日报被章伯钧、储安擅自篡改政治方向的追究责任问题”和“撤销储安平代表九三学社担任光明日报社务委员会委员的声明”；报刊上的批判文章更是天天都有，连储安平的儿子也在6月29日的《文汇报》上发表了《储安平长子储望英反对储安平反动言论的一封信》。
储安平众叛亲离、四面楚歌、形影相吊。7月7日，他在九三学社中央整风委员会召开的扩大座谈会上，开始交代他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和行动”。7月13日，他在第一届全国人大第四次会议上，发表《向人民投降》的谈话，并全文刊登在7月15日的《人民日报》上。
储安平在《向人民投降》的发言中说：“我6月1日在统战部座谈会上的发言及我在光明日报的工作，都犯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严重错误。经过全国人民对我的批判，我现在认识到自己的错误，真心诚意地向全国人民低头认罪。”接着，他列数并批判了自己所犯下的罪行，最后表示，“我必须勇敢地向自己开刀，剥去我自己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皮，坚决地站在6亿人民的一边来”。“我今天在这个庄严的会场上，并通过大会向全国人民真诚地承认我的错误，向人民请罪，向人民投降”。“我把向人民投降作为我自己决心改造自己的一个标志”。“我以后一定老老实实接受党的领导，全心全意走社会主义的道路”。储安平虽然这样表态，但对他的斗争仍在继续，一直到反右派斗争胜利结束，储安平因此名列中国十大右派之榜。1958年1月13日，第一届全国人大召开第五次会议，决定取消储安平第一届人大代表的资格。1月18日至24日，九三学社第四届中央委员会召开第三次全体会议，决定撤销储安平中央委员、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的职务。
从此，储安平从中国的政坛和新闻界、知识界销声匿迹了……
储安平的人事关系是在九三学社，所以又回到了九三学社，由九三学社发给他每个月100元的生活费(这在当时尚不是个太小的数目)。以后，储安平被下放到西山的一个农场，在长城脚下放了2年羊后，有关方面认为他接受劳动改造表现尚可，就让他回家。
这时，储安平的妻子已和他离婚了，但她和别人结婚后，和后夫同住在储家的南屋里。回到家的储安平在生活上极为尴尬。好在单位除了发工资外，并不要求他上班，也不过问他每天在做些什么。
那几年，储安平整日在家关门读书、写字，除了几个亲近的朋友外不和外界来往。为了消遣，他买了几头羊来养，还把喝不完的羊奶送给章伯钧喝。他说：“羊吃的是草，挤出的是奶。这羊是我亲手养的，这奶是我亲手挤的。羊奶有营养，你收下吧。”如果储安平真能像章伯钧对他说的“超脱一些”，解除思想负担隐居起来，日子倒也能过得安安闲闲。可惜好景不长，“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储安平就被揪了出来，又成了批斗的对象，被勒令每天打扫街道，并且饱受了红卫兵对他的打骂、侮辱。
1966年秋季的一天，当储安平扫完街道精疲力尽地回到家，发现又有红卫兵来揪他去接受批斗时，他从后院翻墙出逃，最后跑到数十里外的西郊跳河自杀。但他没有死成，被人救起后押回九三学社，交机关造反派看管起来。
于是，储安平提出要把存款单交组织上保管，但没有人接受他的存款单。
储安平从九三学社放回家后，单位里谁也没有再提起他，也没有人去找过他。一直到10月份的一天，储安平的女儿回家去看他的时候，发现家里的东西被翻得乱七八糟，只有在房间中央的一张椅子上，放着一个捆着的行李卷——这是储安平从九三学社机关背回去的，到家后就没有打开过。
储安平去哪里了呢?他女儿到亲戚朋友家找，但都没有找到。她意识到情况有些不妙，便找到九三学社向军代表报告。尽管按当时的说法，储安平已是一条“死狗”，但他毕竟是在中央挂了号的人物，军代表也不敢掉以轻心，就报告了中央文革和周总理。周总理指示公安部门组织了一个专门的调查组，一定要找到储安平的下落。调查组奉命在全国范围内艰难地寻找了2年，凡是储安平有可能去的地方都一一查询过，就是生不见人、死不见尸，最后只好作为悬案搁起来，事情也就不了了之。储安平就这样神秘地失踪了，谁也不能确定他是死了还是活着躲了起来。不过许多人都认为，中国的户籍制度是相当严密的，中国人的警惕性一向是很高的，一个没有户粮关系的“黑人”，而且是手无缚鸡之力的年近花甲的老人，即使躲在某个地方也是很难生存的。
这么说，储安平很可能是死了。如果还活着，他现在已经是90岁高龄的老人了。在中国的右派分子99%都已获得平反的时候，他为什么不现身社会提出申诉?但要说他已经死了，那他又是死在哪里?有没有死亡的证明?或者有没有权威的结论?笔者为此查阅了大量的资料，但对储安平的生或死都不见有说服力的说法。在1990年11月出版的《中国民主党派－－历史·政纲·人物》辞典中，“储安平”词条的生卒年，仍只写了(1909～?)。说明对储安平之死尚未有定论，起码不能确定他的失踪期即是死期。
那么，储安平有没有可能还活着呢?有一个在1985年为编书而辗转寻找过储安平的人，在1998年出版的书中写道：“不久前，一次友人聚会上，我听说，有一位老者在江苏某山某寺中，见一方丈，形貌酷似储安平，他即上前拜见，并探问：‘请问，你是储安平、储先生吗?’对方一笑，然后摇摇头，隐去。”这位作者说：“看来，他未必就已死去，也许真像那位长者说的，遁入空门，出家当了和尚。”但这位作者也不敢肯定，也只发出了“是否该继续寻找储安平”的问号。
这个故事真是太神奇了!太吊人胃口了!这个方丈真的会是储安平吗?可能是，也可能不是，谁也说不准，至今仍是个没有谜底的谜。其实，是或不是又有什么要紧呢?不是，储安平就永远神秘地失踪了；是，他也已不是当年的那个储安平了。重要的是，要记住中国的历史上曾有过一次极左的反右派运动，曾有过一个叫储安平的大右派。记住这个教训，是为了这样的历史悲剧不再重演!闻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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