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质疑林彪“9．13”事件
|
| 时间：2005/09/16 出处： |
内容提要：
本文中笔者将要对“9．13”事件提出以下新的、不同于通常说法的核心结论：
一、林彪在1971年9月12日夜出走去机场的汽车上没有说过“到伊尔库茨克多远，要飞多长时间”这句关键性的话。这是林彪事件关键性证人李文普说的谎话，做的伪证。
二、林彪在9月12日夜乘机要出走的目的地是广州（香港），而不是想叛逃苏联。最终没有去往广州的原因是所乘三叉戟２５６号飞机燃油不足。而后来飞向蒙古、苏联的行为应由林彪之子林立果负责。
三、256飞机在外蒙古境内没有一直飞向苏联，而是在飞到苏联、蒙古边境处调头，向中国方向返回。这个举动不是因为燃油不够导致寻找机场迫降，而是因为林彪不想叛国，所以强令256飞机返回中国。
四、256飞机在外蒙古的温都尔汗着陆前，在空中就已经发生爆炸并起火。
五、256飞机在空中爆炸起火是由于在温都尔汗附近被驻蒙古的苏军导弹击中所致，飞机在受伤后，进行带火迫降时又发生事故，最后迫降失败，机毁人亡。
六、林彪事先并不知道谋杀毛泽东阴谋，也未参与，那是林彪之子林立果盗用林彪的名义进行的冒险。
进入2001年后笔者见到了两份最新出版的林彪事件亲历者的回忆书刊。一份是我国当年驻外蒙古的武官孙一先写的《在大漠那边－－亲历林彪坠机事件和中蒙关系波折》（中国青年出版社，2001）。另一份是2001年2月号的《中华儿女》杂志上刊登的林彪专机机组成员康庭梓的文章《林彪座机强行起飞之后》。
康庭梓的文章提供了一些重要的新信息，其中最最引人注目的是在杂志第41页上的“林彪出逃航线示意图”。在外蒙古的一段航线中清楚地标注出：飞机在飞到接近苏联与蒙古的边界线后，却突然掉头向返回中国的方向飞来，并在返回途中坠毁于温都尔汗。
“256飞机在温都尔汗坠毁之前是向着返回中国的方向飞行的。而不是向苏联方向飞去。”笔者第一次见到这种说法是看王兆军所着《谁杀了林彪》（台湾世界书局１９９７）。王兆军在书中是这样叙述的：……林彪和他的妻、子都死在飞机上，三叉戟坠毁的时候，不是在寻求庇护的路上，而是正向中国方向飞行。林的妻、子可能强迫林改变意志逃窜苏联。……
……苏联官员的证词说：“飞机先向西飞，后来改向北飞。在飞到苏联和蒙古边境时，又折回来向南飞”。彼得（指PETER HANNAM－笔者注）采访了两次去调查林彪之死的克格勃小组。该小组一成员说：“我们花费了一年的时间，才查清楚林彪死亡的情况，但我们既不能告诉中国人，也不能告诉蒙古人。只有四个人知道林彪死亡的真相：勃列日涅夫，安德罗波夫，亚历山德鲁和我。”……
必须说明的是，王兆军书中的这段叙述是引自美国《新闻和世界报导》资助的记者彼得·汉纳姆的报导。这位记者于1993年亲自跑到苏联和蒙古采访，采访了大量当事人（包括克格勃人员）。其中经过采访，由克格勃人员提供的林彪确实死于蒙古的结论，已经成为一项来自第三方的铁证，彻底打破了诸如“林彪死于国内”的传说。我国已公认petr hannam的采访报导具有很高的可信性。
其中，“飞机先向西飞，后来改向北飞。在飞到苏联和蒙古边境时，又折回来向南飞”，这一说法来自苏联官员，苏联人当年通过雷达是很容易监视256飞机的航线的。这一结论是很容易核查、对证的，所以petr hannam在这一点上的报导应是可信的。最近笔者又看到一则报导，是日本每日新闻系周刊《sunday每日》于2000年独家专访前蒙古外交部次长云登的报导。云登谈到：“……林彪的飞机似乎为了闪躲雷达，因此一直是低空飞行地进入蒙古境内，当时的说法好像是蒙古完全不知情，其实是一开始便掌握了该机的飞行轨迹，因为该
机在极低的低空飞行，因此轰隆声响，蒙古系循声而追踪的”。可见，蒙古当时都能掌握该机航线，以苏联的军事技术水平跟踪一架民航飞机就更无问题。
笔者当初从王兆军的书中第一次听到这种说法时感到无比吃惊，因为我们以前听到的9．13事件的正式的说法中从来就没有这一条。我们一般人接受的信息是：林彪是有意叛逃苏联的，他的座机一直向着苏联飞去，即使不是笔直，大方向也是朝着苏联。在直飞到温都尔汗附近时，由于燃料不足坠毁。这种看法应该是一般老百姓得到的通常信息。比如，在孙一先的书中，也反映了这种大众观点：在2001年刚刚出版的孙书263页中，孙一先也给出了一幅林彪飞机的航线图，在这幅图中，就标注出256飞机在外蒙古境内是一直飞向温都尔汗的－－没有从苏蒙边境返回的信息。看来这位当年的驻蒙武官，亲自向周恩来汇报林彪坠机情况的“知情人”至今还是与大多数人一样，认为256飞机是直飞温都尔汗坠毁的，不存在回返一事。我们普通人以前谁听说过256飞机到了苏联和蒙古的边境却不再跨前一步，而是向返回中国的方向飞来，并在返航途中坠毁于温都尔汗？
不过对于王兆军书中提供的这些海外消息，笔者当初持怀疑态度，只看为一家之言（按说王书引用的材料是苏联克格勃的调查，应该有极大的可信性），因为仅听一方的说辞难免有偏颇。
但是，现在我们看一看康庭梓文章中的“林彪出逃航线示意图”，想一想康庭梓就是256飞机的幸存的驾驶员，再想一想这篇文章并不是发表在一般的猎奇小报上，而是刊登在非常严肃的，由团中央主办的，声称“不允许有任何虚构”的《中华儿女》杂志上（它的一些文章的发表甚至专门经过中宣部审查）。我们还会认为“256飞机在飞到苏联、蒙古边境处调头，并向中国方向返回”一事是无端的谣言吗？
为什么我方书刊几乎一概不提２５６飞机从苏蒙边界掉头返回一事？笔者认为并不是我方故意隐瞒此事，而是我方当初根本不了解这一情况，因为我方雷达无法监测这一现象，从而做出了错误判断。我来简单分析一下：我方出版的书籍几乎很少介绍２５６飞机在外蒙古境内的详细飞行轨迹和飞临各处的详细时间。笔者见到的最详细的叙述是当时任军委空军指挥所值班作战参谋的朱秉秀的叙述（见周敬青的文章《是周恩来不让外逃的林彪返回着陆？》，发表在《党的文献》杂志1999年第４期）：……眼看目标靠近边界线移动，1：50飞出国境，进入蒙古人民共和国境内，并在逐渐下降高度，直到我地面雷达上的信号于温都尔汗以南消失。李德生立即向周恩来报告了雷达信号最后消失的位置。……
请大家注意一下上述引文中的一个细节，即：雷达信号消失于温都尔汗“以南”。而256飞机实际上却是坠毁于温都尔汗“东北”（不是“以南”）60公里的苏布拉嘎盆地（孙一先书278、263页）。既然消失于温都尔汗“以南”，而实际坠毁于其“东北”。也就是说256飞机在我方雷达上消失以后，并不代表它坠毁了，实际上仍在飞行。
我们可以肯定地说，256飞机于温都尔汗以南，从我方地面雷达上消失并不是由于它坠毁了，而是由于它飞出了我方雷达的监测范围。这以后它虽然还在飞，但其后来的举动我方实际已经无法通过雷达监视了。
我们这样说是因为：温都尔汗附近离中蒙边界近１千公里以上，加上256飞机在外蒙境内“在极低的低空飞行”，这都会造成飞机脱离我方雷达监视范围。这一点并不难理解，例如：在康庭梓文中就提到：他自己在山海关机场调度室通过雷达仅监视了256飞机14分钟，距离120公里，256飞机就从山海关雷达屏消失了。
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后来256飞机从苏蒙边界掉头返回一事我方就无法监视，因而不了解，反而想当然地错误认为：256飞机从我方雷达消失就意味着它坠毁了；或者是错误地认为：飞机从雷达上消失后直飞温都尔汗附近坠毁。
正由于苏联方面的雷达可以全程监视２５６飞机的行踪，所以笔者认为苏联人得出的“256飞机从苏蒙边界掉头返回”的结论要比我方结论可信得多。而康庭梓给出的令人惊讶的“林彪出逃航线示意图”，恐怕是他们今天也看到了外方相关报导，并赞同了苏联人的说法吧！
以上的叙述无非告诉大家一个我们过去从未听说的结论－－“256飞机在外蒙古境内不是一直飞向苏联，而是在苏联、蒙古边界掉头向中国方向飞来”。这样就自然引发一个问题：既然早想叛逃，为何往回飞？发生了什么事？这是为什么？
256飞机从苏蒙边境的掉头回飞是不是仅仅因为飞机燃油不够，所以只是想回头找机场迫降（若是这样的话就跟现在的通常说法只有小细节的差别，而没有什么本质区别了）？
笔者的回答是否定的。我们分两种情况讨论一下：
第一种情况：２５６飞机机组成员技术过硬（虽然未带领航员等人），在飞机飞到苏蒙边界附近，发现燃油不够时，仍然能够大致知道自己所处位置。如果是这种情况，那么，他们就知道此时已在苏蒙边界附近，则他们一口气飞过边界到苏联机场降落岂不更好？苏联的机场应该比蒙古机场多很多吧。所以，在这种情况下，256飞机调转回返找机场迫降是不合理的。
第二种情况（也是最可能的情况）：由于２５６飞机起飞时未带领航员等人，所以飞机飞临苏蒙边界时，机组人员搞不清自己精确位置。如果是这种情况，当机组人员发现燃油不够时，他们将面临“是向前飞找机场迫降，还是回头飞找机场”的选择。笔者认为，当２５６飞机对准苏联方向飞行后，通过飞行时间和飞行速度，驾驶员还是能大致判断出此时离苏联不会太远了。一口气向前飞，在发达的苏联境内找到机场的可能性当然大于往回返在落后的蒙古境内找到机场的几率。再说，就算驾驶员一点也不了解自己的位置，则往前飞找机场和往后飞找机场的难度不是一样吗？而往前飞还免去了费劲掉转机头的麻烦－－何必要转头呢？最要命的是：往回飞找机场，在不知自己确切位置的情况下，他们就不怕一不小心飞回中国？所以，在这种情况下，256飞机调转回返找机场迫降也是不合理的。
再从另一个角度看：在搞不清自己精确位置的前提下，如果256飞机转头是为了找机场，则因为它需要边飞边寻觅，它的航迹就应该是曲折的，徘徊的，犹豫的。虽然从康庭梓文中的“林彪出逃航线示意图”中（该图比例尺太高，不太精细），我们现在还不易判断它是否是在曲折地寻觅，但是我们可以从苏蒙方面对256飞机采取的举动看出一些端倪。
在hannam采访中，苏联官员也认为“三叉戟坠毁的时候，不是在寻求庇护的路上，而是正向中国方向飞行”。从这段字面可以看出：苏方并不认为256飞机是想找机场迫降，而是向中国方向飞。而在后面的详细分析中我们将看到恐怕正是由于苏蒙方面也做出了判断，认为256飞机转头是为了返回中国，而不是为了寻找机场迫降，所以才将它击落（详见后面的论述）。
从以上分析，我们就可以大致否定“256飞机从苏蒙边境掉头回飞是因为缺油而想找机场迫降”的观点。
既然256飞机的掉头回飞不是因为缺油而想找机场迫降，那么，它从苏联、蒙古边界掉头向中国方向飞回来这是干什么？发生了什么事？这是为什么？
要想令人信服地回答这个问题，必须对整个事件前因后果有个交待。在此笔者通过长期的资料积累和分析，以严肃认真的态度全面谈谈自己对1971年9月13日这一天事态的看法。对有兴趣的读者，相信不会浪费你们的时间：
一、林彪出逃是什么性质？
其实，林彪出逃是应该分成两种情况来分别讨论的。因为他们的恶劣程度是完全不同的。第一种是出逃广州（香港），第二种是出逃苏联。如果林彪真的出逃广州（香港）的话，属于党内矛盾。可以说从千百年的历史角度说，林彪顶多是当时的党的叛徒，却不是民族的、中国的叛徒。对林彪在中国的历史评价没多少影响。这就象历史上的各派党争一样，不论属于哪一派别，只要他不出卖民族利益，他就不是汉奸卖国贼。
如果林彪真当时中苏关系严重对立，中苏间矛盾就是民族矛盾，国家矛盾。这个时候出逃（叛逃）苏联，那么不管什么原因，叛逃者都将是背叛民族，背叛祖国。他都是汉奸、卖国贼、民族的罪人。如果林彪走上了这条道路，那么，不管他过去有多大功勋，他都将和历史上的大汉奸张邦昌、秦桧、汪精卫一个性质（顶多是程度的不同，没有本质的区别）。他将被同样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遗臭万年，真是一万年也翻不了身。
二、林彪有没有叛逃苏联，当汉奸，卖国贼的动机与思想基础？
笔者的分析是肯定的：没有！至少是非常不充份！一个人的行为是受他的思想支配的，我们先来看看林彪的思想基础是什么样的。
以下摘自林彪着《战术思想研究－－论一点两面及战术作风》： “……我们是人民起义军，……，是为了广大人民的解放，而不是为了自己或哪一个。不是为了吃粮。我们的每一个胜利，都会影响到人民的吃饭、住房、种地。我们每一个胜利都与人民利益直接联系着。我们自己吃得坏些，穿得坏些是没有关系的。我们的生命，只是沧海一粟。无数万人的生命，他们后代的生命，才是宝贵的。……”
林彪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战争年代的林彪无愧于他说的这些话。林彪平时不讲吃，不讲穿，想的就是部队，就是打胜仗，就是为穷苦人民能过好生活而打江山。
上级发什么衣服他就穿什么衣服，从不计较长短尺寸，合不合身，款式美不美观，穿在身上潇不潇洒。周赤萍回忆林彪总是穿一套灰布军衣。1958年他在昆明看到林彪时穿的是很普通的黑色呢子衣服，袖口上还打了补丁。
林彪吃得很简单，两菜一汤，青菜，豆腐，平时唯一的零食是炒黄豆。有一次在法库，林彪到地主家吃饭，桌上有个酸菜炒白肉，他吃了几口。从来没有讨论过吃喝的林彪，回来后不同寻常地连连说好吃、好吃！说过了又说再不能吃了。好吃的东西林彪为什么再也不吃了？为了减肥？不是！是为了怕吃了地主的饭，就不再想为劳动人民打江山了。这可是立场问题。从这个例子我们看出林彪并不是不爱吃美食，而是有高尚的理想，并且对自己要求严格。战争年代，他工作，起居都是简陋的农舍里。他经常深入火线上，打起仗来一夜一夜不睡觉是家常便饭。（参见韦力编《1965年前的林彪》西藏人民出版社292页）
林彪家的保姆王淑媛在9．13后“揭发”林彪“艰苦朴素，别看他外表穿得好，里面的衣服都是林立果穿剩下的，他补补再穿”。王老太太还揭发林彪“从来不玩女人！不象那些人喜欢玩女人。”。林彪不玩女人是他从来没这欲望，还是他玩不动？都不是！林彪的前妻张梅号称陕北一枝花，叶群也是延安八美。看来林彪不是没有好美之心。解放后有一次叶群参加一个老干部的婚礼，那老干部娶的是年轻貌美的文工团员。林彪为此训斥叶群道：“老配少，参加这种婚礼干啥？什么思想作风？我不去是我看不惯，你去你是什么思想作风？”。寻常的夫妻吵架最能真实地反映出一个人的品德，我们可以看出：林彪并不是没色心、没色劲。而是对自己有高尚的道德要求。看不惯声色小人。
实际例子当然远远多于这些，我们从林彪长期的言行中可以看出：他的道德是高尚的，他的言行是一致的。
有人可能会指责林彪在文革中的言行。我们应该承认他在文革中有所投机（有一部份可能出于无奈），他当然应该为此担负他应付的责任。但是林彪在文革中主动攻击的少（这是和江青集团的巨大差别），在大局已定情况下跟进的多。但也有很多事明明不是他干的，也被当作文革的替罪羊统统推到林彪身上，这从林彪秘书张云生的书《毛家湾纪实》中可以大量看到。
林彪这样一个有道德基础的人，那么聪明、睿智的人，一个对自己有严格要求的人，怎么会分不清好坏，不顾大节，以自己老残的身躯，还贪那么一点苟活，去做遗臭万年的民族败类呢？这实在令人难以置信。
在这里笔者认为：林彪没有叛逃苏联，当汉奸、卖国贼的充份动机与思想基础。
三、林彪在直到9月12日晚的心态都表现出他拒绝叛逃苏联：
以下选自1994年8月10日《中华读书报》的图门的文章（图门是中央军委法制局第一任局长，林彪案办公室负责人之一，特别法庭公诉人）：９月２日下午…………林彪说：“北戴河的房子不要盖了，反正我活不了几天了。”
……9月11日12：30，内勤听到……林彪说：“反正活不了多久了，死也死在这里。一是坐牢，二是从容就义。”－－转引自《风云9、13》张聂尔，解放军出版社p311－312
从以上看出，到９月１１日时，林彪有的是“从容就义”的心，连去广州的心都没有，更别说叛逃苏联。
以下选自林立果未婚妻张宁写的《自己写自己》（作家出版社）243－244页：（９月１２日晚）十一点多了…………不一会儿，小陈（指林彪内勤陈占照－－笔者注）端着茶盘从林彪那边走廊上的小侧门里冒出来，急步走向林立衡：“我悄悄进去，刚走到沙发后面就被林立果发现了，凶巴巴地推我出来，差点把我推倒，吓坏我了。”立衡和众人急问：“听到什么呀？”小陈说：“我刚进去的时候，听到首长哭（呜咽）着说 ‘我至死是民族主义者’，听到这句，就被立果发现我了，立果推我的时候，首长回头望了一眼，我看见首长正淌着眼泪。”……
由于林彪出走是在9月12日晚11：40左右，而这一段叙述距离林彪上汽车出走只有几十分钟了，对了解林彪出走前的最后心态具有重要的意义。我们有必要先辨析一下它的可靠性：
首先，陈占照本人没有任何理由骗人。林彪的女儿林立衡倒是有可能编造有利于翻案的说辞。但是从上文可以看出：听陈占照叙述的不止有林立衡，还有“众人”，应该不难找到陈占照及其他人对证。另一方面，林彪最后几天说的每一句话，每一个举动都会倍受林彪案件专案组的关注。这句话应该有林办工作人员的揭发材料，所以可以查阅当年的揭发材料。由于证人众多，所以林立衡敢于在此说谎的可能性极小。此段材料应该可信。
那么林彪为什么要说自己是民族主义者呢？或者是林彪说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
既然提到所谓“民族主义者”，那一定是涉及了外族，此处肯定指苏联。在这种时刻，林立果在与林彪的谈话中谈到苏联，那只可能是与林彪讨论逃往苏联的一种选择（当然也会讨论去广州的选择）。而林彪又为何流泪呢？很简单，逃往苏联就是出卖民族，当卖国贼，想来林彪一世辉煌，而现实却真要逼着他往这条可耻的路上走。临老临老却要面对这样尴尬的选择，他怎能不感慨伤怀呢？而林彪说自己是“民族主义者”就表明了他要坚守民族气节，不愿意叛逃苏联的态度－－真想背叛自己民族的人，还谈什么“民族主义者”？而出逃广州（香港）林彪应该是同意的。所以，林彪出走之前几十分钟时，他仍然不同意叛逃苏联（但跑到广州是同意的）。
总之，在与毛泽东的关系已不可挽回之后，林彪有“坐牢”的心，有“从容就义”的心，也有南走广州（香港）的心，但是不同意叛逃苏联（叛逃苏联作为一种选择，林立果向林彪讨论过，这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但被林彪拒绝了）。
四、林彪的行动也表现出他要去的是广州（香港），而决非苏联：
我们请看8341部队大队长姜作寿发表在《中华儿女》上的访谈录：回到大队值班室不大功夫，刘吉纯副科长带着林立衡来找我，说有要紧事情。…… “叶群，林立果要带着首长逃走。他们先到广州，然后再去香港……你看怎么办？”林立衡急切地问。
“你说的这些可靠吗？”我惊异地问。
“可靠。这是叶群当面给我布置的，她让我马上回楼准备，让我跟他们一起走……我不能跟他们一起走呀。你看我该怎么办？”在夜暗中，我仍然能感觉到她那真诚期待的目光。
她所讲的，使人不能相信。象林彪这样的党的高级领导人，怎么可能跟老婆孩子去香港呢？
这个细节（转引自张聂尔书315页）发生在9月12日晚9：20左右，而林彪踏上出走的汽车是在9月12日晚11：40左右。也就是说：在林彪出走前2小时的时候，叶群、林立果对林立衡交待的仍是逃往广州（根本不是苏联！）。
再请看张聂尔书313页：大约（9月12日）晚上10时，林，叶和林立果又进行密谈。密谈中，林办工作人员听到林立果好像对林彪说：“黄吴李邱……你都交给我了嘛！到了香港就好办了。”
这是引自图门的文章。这一段话是工作人员听到的“密谈”，既然是“密谈”就不会是掩人耳目的假话，它真实反映了林立果当时的打算－－是要去香港。而晚上10点－－这已经离林彪出走只有１个多小时了。
正如张聂尔分析的“……至少在9月12日晚10时左右，林彪还是准备去南方……更能证明林彪原来去广州的打算”。（还有许多细节分析，请参见《风云9．13》Ｐ314，张聂尔，解放军出版社）。
总之，林彪在9月12日晚11：40左右踏上出走的汽车的时刻，他的目标是去广州（香港），而决非苏联。
五、到底是什么证据证明林彪是主动逃往苏联呢（请注意“主动”两字及含义）？
笔者不否认林彪想主动出走广州（香港），而前面笔者提过，这“南逃广州”和“叛逃苏联”性质可是相差十万八千里－－前者是党内矛盾，后者可是出卖民族和祖国。那么究竟是什么证据可以证明林彪是想主动叛逃苏联从而遗臭万年呢？找来找去笔者惊讶地发现：只有唯一的一个证据！就是林彪说的一句话（即“到伊尔库茨克多远，要飞多长时间？”）－－精确地说是由林彪警卫参谋李文普口中得知的这一句话。
我们不禁要问：这么大个林彪事件凭什么仅靠李文普的一句证词－－这是孤证嘛！－－难道就没有什么更多的证据？令人惊讶的是：没有！就是没有！所有论定 “林彪是主动逃往苏联”的权威证据唯一就靠李文普这句话。
我们先看党史专家，中央党校教授于南在《说不尽的毛泽东》中的说法：在审理两案时，曾就林彪是否被劫持作过调查。结果证明被劫持的说法站不住脚。这里的关键人物是林彪的警卫秘书李文普，……他在车上听到林彪问林立果：到伊尔库茨克有多远？（转引自张聂尔书第310页）－－笔者注：这里李文普的话被认为是“关键”。
我们再看林彪事件研究专家肖思科（上校，解放军总后勤部后勤学院政治处主任，调查研究“两案”10年，出书５本：《超级审判》、《林彪元帅叛逃最新报告》……）的说法：针对“绑架出逃之说”，肖思科找到林彪事件的关键人物，在林彪身边做警卫和生活服务工作的总参办公厅警卫处副处长李文普。 －－笔者注：“关键”还是李文普。
我们再看林立果未婚妻张宁写的《自己写自己》第295页（作家出版社）：……换取李处长石破天惊的一句话：“林彪是自己走的，他说‘到伊尔库茨克’。”……鉴于李处长的特殊身份，他讲的证据，便成了林彪叛逃的权威铁证。 笔者注：李文普的话成了“权威”、“铁证”。
读者诸君不用再看了，再看还是李文普。我们可以说李文普这句话要了林彪的命。真能让林彪一万年也翻不了身。但是由于这是一个人的“孤证”，听到这句话的其他人全死光了。所以，现在全靠李文普一个人的一张嘴，连个旁证都没有。李文普说什么就可以是什么。那么，是不是也给作伪证提供了条件呢？
六、笔者经过份析后得出判断：林彪在汽车上没有说过“到伊尔库茨克多远，要飞多长时间”这句话。李文普的揭发很可能是迫于某种政治压力说的假话，作的伪证。
我将在下面作出分析。让我们先看一看李文普发表在《中华儿女》杂志1999年２月号上的文章《林彪卫士长李文普不得不说》对这一段情况的叙述（这与肖思科所作的采访大同小异）：我拿了林彪常用的两个皮包走到外边。杨振刚把车开上来，林彪第一个走进，叶群第二个，坐在林彪旁边，第三个是林立果，第四个是刘沛丰，我最后上车（简录）。当时已是深夜，天很黑，车开动了。叶群对林彪说：“李文普和老杨对首长的阶级感情很深。”我和杨振刚都没有说话。车到56楼时，我突然听林彪问林立果：“到伊尔库茨克多远，要飞多长时间？”林立果说：“不远，很快就到。”汽车开到58楼时，姜作寿大队长站在路边扬手示意停车。
叶群说：“8341部队对首长不忠，冲！”杨振刚加快车速，过了58楼。听林彪说要去伊尔库茨克，我才知道不是去大连，是要到苏联去。当时一听去苏联的地方，脑子里第一个反映就是叛逃，所以，在这一瞬间，我思想上产生了激烈的斗争。跟着跑，这不是当叛徒了吗？自己的老婆、孩子不成了叛徒的家属了吗？便决心下车。我本能地大喊了一声“停车！”杨振刚把车停下来，我立即开门下车。
叶群气冲冲地说：“李文普！你想干什么？”我说：“你们究竟要到哪里去？当叛徒我不去！”我转身朝58楼喊了一声：“来人哪！”与此同时，我听到了车门响声和枪栓声，林立果就向我开枪。当时距离很近，只一米左右，我侧着身，手扬着，所以子弹从前胸擦向左臂。受伤后，我倒在路边，先后听到三辆车通过……后来，是8341部队二大队的卢医生给我包扎的。……子弹穿透手臂，造成粉碎性骨折。医生问我怎么受的伤，我不好说林彪父子如何如何，因为这是重大机密，我们做这项工作不用谁教都知道的。所以，只好说是自己“枪走火”。
对这一段材料笔者提出几点疑问：
第一点疑问：如果林彪在车上就问“到伊尔库茨克多远，要飞多长时间？”这不是明摆着告诉李文普和司机杨振刚：“我要当叛徒，我要叛逃苏联？”，林彪是不是有神经病啊？他就不怕李文普和杨振刚拔抢反抗？或到机场后，趁机场人多反抗或逃走？林彪一点都不怕叛逃苏联的举动在上飞机前就暴露？有哪个劫机犯会傻到在上飞机之前就宣布“我要劫机”？最合理的方式是先把李、杨骗上飞机，再用枪逼着他们服从。比如：同一事件中的周宇驰，李伟信，于新野就给出了好例子。
他们骗直升飞机驾驶员陈修文时，也是告诉他去北戴河汇报，等上了飞机，再拔枪威逼去蒙古。哪有一上来就告诉陈修文去苏联的？林彪会如此不谨慎和弱智？李文普此说不合逻辑。
第二点疑问：林彪问“到伊尔库茨克多远，要飞多长时间？”，见到这句话，笔者的问题就来了：林彪指挥对苏战备那么多年，他会不知道离中苏边界不算远的著名大城市伊尔库茨克有多远（后来的苏联远东战区总司令部就设在伊尔库茨克，可见此城的重要意义）？如果连苏联南西伯利亚靠近中国的这么重要的大城市都不了解，那么，从伊尔库茨克飞来的苏军导弹、飞机要多长时间到北京？有多长的预警时间？林彪就都无法判断，那么林彪还搞个什么战备！这明显不符合林彪的作风。林彪当年教杨成武当师长时就告诉他要把地图看熟，最后达到背熟，地图要印在脑子里，做到不看地图也能指挥作战。（见杨成武的文章《林彪军团长教我怎样当师长》）。地理，地图是林彪的强项啊？当年林彪经常比第一线指挥员还熟悉地形。怎么一遇到李文普，林彪作风都变了？
关于这个问题我们也别只是空头推理。来个有说服力的实际例子让大家看一下。
以下选自林彪秘书张云生的《毛家湾纪实》第319页（春秋出版社）：林彪煞有介事地发出了“第一号战斗命令”，他本人当时也大概是确估10月20日那天会发生苏联对中国的突然袭击。根据预报，苏联外交部副部长库兹涅佐夫率领的代表团从伊尔库茨克（请各位睁大眼看这个地名－－笔者注）乘飞机起飞后，定于20日中午抵达北京东郊机场。林彪平时在中午12点前开始午休，但这天他却坚持不等苏联代表团从飞机上走下来，决不睡觉。他判断苏联人坐的飞机，很可能不是运来什么谈判代表，而大半可能是携带原子弹的不速之客。因此，从这架飞机起飞开始（应该是从伊尔库茨克起飞的吧！－－笔者注），何时经过蒙古的首都，何时进入我领空，何时经过张家口，何时飞近北京上空，何时在东郊机场降落，何时见到苏联人从飞机上走下来，他都不厌其详的听取从北京及时传来的情况报告。直到最后一次报告，才使他放心地去睡午觉了。
张云生的回忆录一向以准确，真实著称。所以，似乎可以这么说：从伊尔库茨克到北京东郊机场的每分每秒林彪都曾关注过。“多远？多长时间？”，这种问题林彪还用问吗？怎么一遇到李文普，林彪就弱智了－－不但故意问他早该知道的傻问题，还故意暴露了叛逃的贼心。
第三点疑问：林彪的司机杨振刚的举动也不太合理。林彪汽车上一共６个人，他们是：林彪、叶群、林立果、刘沛丰、李文普、司机杨振刚。前４位是林彪“阴谋”的核心人物。而李文普和杨振刚是局外人，特别是杨振刚，可以说基本不了解内幕。过去人们从来没有关注过杨振刚的举动。其实很值得研究一下他。如果林彪问了“到伊尔库茨克多远，要飞多长时间？”，而李文普又大喊“你们究竟要到哪里去？当叛徒我不去！”，则杨振刚当然应该明白林彪是要叛逃苏联。他应该有什么举动？杨振刚也是有老婆孩子的，他一个小小司机又不是死党，犯得着替林彪卖命吗？他应该也象李文普那样逃跑才对呀！即使汽车上怕林立果用枪打他，在下了汽车上飞机这个空当，应该是有机会跑的。受共产党教育那么多年，层层筛选出来的人，面对叛国者即使没有抵抗的勇气，跑都不敢吗？但是我们没有看到杨振刚反抗。
另外，据李文普自己的文章谈到：“……这一切，山海关机场的许多工作人员都亲眼所见。林彪是跟在叶群身后从飞机舷门的软梯子自己爬上飞机的。如果他不想走，在登机前说一句话，机场上的工作人员、飞机驾驶员和随机工作人员都会上前保护林彪制止飞机起飞……”。从李文普的这段叙述中可以看出：“机场上的工作人员”就在林彪一行的附近。在山海关机场的许多工作人员众目睽睽之下，杨振刚此时想跑是有机会的嘛。但他并没有想反抗的举动，这合理吗？ 而反过来，假设林彪没说过那句要命的话，那么，杨振刚就并不知道林彪要叛逃。在这种情况下，则杨振刚的一切举动就都是合理的，也不会让人觉得反常。
第四点疑问：9．13以后，专案组在毛家湾多次组织林办全体工作人员开集体会揭发林彪罪行（即：面对面揭发）。在会上李文普都没有揭发林彪讲过那句话。别的林办人员也没在别的场合听李文普说起（见张宁书288、295页，由于这个情况当事人至少在20人以上，所以应当可信）。这一情况非常重要。我们不禁要问：林彪如果真说过那句话，这当然是最重要的证明“林彪主动叛逃”的证据。但李文普为什么在大会上不揭发？他没有可能忘掉这句话。也没必要替林彪隐瞒什么，他只需要实话实说，揭发这句话对他李文普本人没有任何伤害，相反故意隐瞒倒可能给他招灾。但是他为什么当时不当着大家揭发？笔者分析道理很简单：因为林彪根本没说过“到伊尔库茨克多远，要飞多长时间？”这句话，所以李文普当时怎能揭发？
只是在后来，专案组对林办人员的交待不满意，将李文普单独关押审讯后，由于某种原因，李文普才揭发林彪说过那句话。
据林立衡和张宁了解的情况：后来，李文普与林办秘书于运深被单独关押审讯。经过专案组多次审讯，李提了３个条件后（①为李保密；②保留党籍军籍；③保证全家老少不受政治歧视），李才交待林彪讲过“到伊尔库茨克多远，要飞多长时间？”这句话（参见张宁书295页）。李文普在自己的文章《林彪卫士长李文普不得不说》中对张宁进行了大量反驳，但对于张宁叙述的这部份重要情况，他却未作反驳。
这当然引发我们判断是专案组急于找到林彪主动叛逃的证据，但又苦于找不到。于是对李文普进行诱导。李文普原本无材料可揭发，但迫于压力只能“顺杆爬”，作伪证，并趁机向专案组提作伪的条件，作交易。
附带一个小问题：李文普会不会撒谎？笔者曾看到林立衡的同父异母的姐姐林晓霖（张梅－刘新民的女儿）的一个说法：“李叔叔是老实人，跟我爸爸十几年，任劳任怨，忠心耿耿，不会说假话”。真是这样吗？
我们现在就重复摘出前面李文普的文章：后来是8341部队卢医生给我包扎的……医生问我怎么受的伤，我不好说林彪父子如何，因为这是重大机密，这是我们做这项工作不用谁教都知道的。所以，只好说自己“枪走火”。
前面刚说“林立果向我开枪”，后面就说“自己枪走火”。好一个老实人，这简直是现炒现卖的说谎。李叔叔这“老实人”、“大老粗”脑子反应真是快，“不用教”都说谎如此及时，如果在一定压力下，当然可能说谎。
以上这些疑问如果仅是单个、孤立出现，我们或许还可以用“偶然性”来解释。但是同时出现还“偶然”吗？李文普作伪证是不是昭然若揭！
请大家注意：李文普是9．13事件的关键性证人，如果关键性证人在关键性证词上说了谎话，那么对本案将造成什么影响？读者可以自己想象。
笔者在这里作一下小结：林彪在出走的汽车上没有说过“到伊尔库茨克多远，要飞多长时间？”的话。这是李文普被迫作的伪证。林彪有南下广州（香港）的打算，但不同意叛逃苏联（虽然林立果与他讨论过这种情况）。而林立果的计划中首选去广州，去不成就叛逃苏联（这小毛孩子心里是没有多少民族大义的，只要能活，去哪都无所谓－－所以请读者一定将林彪、林立果分开看待。如果想当然地认为父子一定一致，那么林彪事件永远会是一锅粥）。
七、笔者现在可以勾勒一下9月12日夜林彪出走的梗概：
林彪决定去广州（不是叛逃苏联）－－－－〉登上汽车去机场（这里不存在林彪被绑架的问题，因为一方面，去广州是林彪本来就考虑过的一种选择，不需要被强迫。另一方面，如果林彪被绑架，那么上车之前那么多工作人员，警卫战士，他完全可以呼喊和反抗，但他都没做。他的人也是清醒的，这没问题。所以不存在绑架的可能。林立衡总坚持“绑架说”，虽然父女情深，急于替父洗冤的心情可以理解，但是她的说法是错误的。这无助于替父洗冤）－－－－〉林彪在车上并没有说过“到伊尔库茨克多远，要飞多长时间？”的话。
而由于李文普是了解不少政治内情以及林、毛不和内幕的（比如：9月12日下午林立衡就对李文普说，“林立果尽干坏事，要害毛主席，他们还要去广州。万一不行就让首长去香港，你不能让首长上飞机走。”－－引自李文普的文章）。所以当看到路上8341部队（如：姜作寿）拦截林彪座车。他应该已经完全判明了时局，知道自己该站在什么立场上，所以他下车逃走了。（也就是说：李文普的逃走，并不是由于林彪说了那句话引起的，是由于李文普本身精明地判断出了时局造成的）〉林彪一行上了飞机后，起初目标仍然是广州，然而经过一小段飞行后，由于某种原因发现广州已经去不成了（究竟什么原因？笔者认为是：潘景寅告知林立果：由于没来得及在山海关机场加油，机上的12·5吨油飞不到广州－－当时机上所存油料的数字见《林彪元帅叛逃事件最新报告》一书第69页。而飞到广州需要16吨油。同书第87页）。于是守在驾驶舱里的林立果按照另一套方案命令潘景寅飞向苏联。此时的林彪应该坐在飞机机舱中，对驾驶舱中的这一变故还不知情。〉飞机进入蒙古，并一直向苏联飞去。当飞机飞临苏联，蒙古边界时，林彪终于被告知这是在飞向背叛民族与祖国的路上，于是强令飞机返回。于是就出现了那一幕“飞机飞到了苏联和蒙古的边境却不再跨前一步，而是扭头向返回中国的方向飞来”的怪事。
总之，假如笔者这些分析符合实际，那么如果说林彪在9月13日这一天的行为犯了什么罪的话，肯定不是“叛国罪”、“汉奸罪”。以上这些是笔者对“256飞机从苏联，蒙古边境掉头飞回中国方向”的这一奇怪现象的原因的分析。
笔者最近还有另外一些重要的新发现，这将引发我们得出判断“可能是苏蒙方面击落了256飞机”： 我方在谈到256飞机在外蒙古境内坠机原因时，都是认为256飞机由于燃料不足，又没有领航员等，所以在温都尔汗强行迫降。我方调查组用大量证据说明飞机不是导弹打下的，是着陆过程中发生的事故。比如当年我国驻蒙古大使许文益在《黄沙作证》一文中就有这样的观点：“飞机不象是空中着火爆炸，而是着地后爆炸起火”；“可以肯定，该机不是空中爆炸”。（见《世界知识》1998年12期，转引自《林彪家族纪事》19－21页，光明日报出版社）。空军司令员王海当年直接组织了这个调查，他在文章《我的战斗生涯·我负责调查林彪座机坠毁原因》中也是此观点。
然而我方却没有注意到以下这样一个鲜为人知的事实：256飞机在着陆前就发生了爆炸，并已经起火－－读者诸君，你们似乎没听说过这个细节吧。
我们先来看一下王兆军书中的叙述：一位在当地莹石矿（指贝尔赫莹石矿－－笔者注）上工作的蒙古目击者说：“那天晚上两点半左右，飞机的哀鸣声把他吸引出来。他看见飞机降落时尾巴着火。坠落地点离他只有九英里，他看见了全部过程。”文中提到：“飞机降落时尾巴着火”。
以上是王兆军书中的介绍。这还是引用peter hannam的报导。如果有人认为这仅是一家之言，还可能是恶意伪造，不足凭信的话，那么我可以再举出两个我刚刚在不经意间偶然发现的，在我国正式刊物上刊登的重要证据。
以下是本人收藏的《环球时报》（这是人民日报下属的目前很流行的报纸）发表于1997年11月23日第一版的报导《今日温都尔汗》。署名“本报驻蒙古特派记者 敖其尔”：……最早发现飞机坠毁的是拉哈玛大娘，大娘原来住在离飞机坠毁地点近３公里……拉哈玛大娘回忆说，1971年9月13日凌晨2时，一阵“嗡嗡”的声音把她惊醒。她急忙穿好衣服，出门一看，发现这难听的声音是空中传来的。这时牛羊惊散，马嘶狗叫。
她仔细一看，从西南向北飞过来一架冒着大火的飞机，飞得相当低。在巴图脑尔布苏木上空，绕图门山转一圈后顺着扎森山谷向西南方向飞行，声音越来越大。大概不到20分钟在苏布尔古盆地坠毁。当时没听到大的爆炸声，现场大火连天，……请注意：拉哈玛大娘看到的是“冒着大火的飞机”。
关于这个证据，有一点值得提一下。笔者刚刚看到在孙一先的书359－360页也提到了拉哈玛大娘的回忆。但孙书说：“至于拉哈马大娘说空中飞来冒着大火的飞机，据空军专家分析，她可能把机上耀眼的着陆灯错当成大火”。笔者不同意这种意见。
拉哈玛大娘当时就住在离飞机坠毁地点近３公里处，在夜晚２点没有灯光的空旷大草原上，距离短短的30000米难道还分不清着陆灯和大火的区别？况且紧接而来的“现场大火连天”应该很容易对比什么是灯光，什么是火光。飞机在空中盘旋时的火光和坠地后的连天的“大火”难道不是轻易可以对比？拉哈玛当年也就40岁左右，年富力强，她观察飞机盘旋达20分钟以上，在如此近距离难道还会判断错？
如果这么明显的例子还不能说服我们的专家，那么再请看下一个证据，又将如何解释？
这是沈阳军区的李人毅写的《平型关大捷》（第580页，春风文艺出版社1996）：这位商人（指邬经理－－笔者注）同时还找到了9．13事件的目击者－－一位仓库保管员。保管员告诉他，那天夜里他正在外面巡视，突然听到一声剧烈的爆炸声之后，看到一架正在燃着熊熊烈火的飞机从天上掉下来。
文中的邬经理是海拉尔的一个农垦公司的经理。他1993年到蒙古把256飞机的一个发动机买回了国内。这是李人毅引自北京晚报大概是93－94年的报导，原报导记者是纪从周。
对同一件事的另一个版本的报导是发表在解放军报1998年7月24日上的由康松乔，邢邦明，阿勇采写的《林彪出逃座机残骸收藏始末》，文中有类似的证据：在温都尔汗时，邬经理还找到了当年的一位目击者，这位年迈的目击者简略地回忆，1971年9月13日他正在值班，忽然听到一声巨大的爆炸声。他出去一看，一架起飞（“飞”字应该是“火”吧？－－笔者注）的飞机正往下掉。后来听说上面的人全死了，其中有个中国大官。
虽然以上两段文字细节不尽相同（不同转述者有所脱衍是正常的现象），但我们还是可以看出：飞机在空中先爆炸，再起火，最后下落。
还有一个现象可以作为256飞机着陆前就已爆炸起火的旁证：256飞机着陆时，由于草原土地松软，所以不能使用起落架着陆（那样的话起落架会插入土中，引起飞机翻滚。参见孙一先书247页），只能用机腹擦着地皮降落。由于256飞机的主油箱就在机腹处，这样的动作是非常容易引起油箱爆炸的。所以“按照航空规程，飞机迫降时如要擦肚皮落地，必须在空中把油耗尽，避免着陆时起火爆炸”（孙一先书265页）。而实际上飞机在迫降的时刻还有约2·5吨油，还可以至少飞20分钟（孙一先书277页）。
但是令人惊讶的是，驾驶员没等飞机盘旋将油耗尽就迫降了。而这个举动后来也确实引起机腹处的主油箱爆炸和一片大火。我们不禁要问：潘景寅是最优秀的驾驶员，他不可能忘掉这一规程。而别的紧急迫降规程如：摘掉手表，脱掉鞋袜，这些细小的迫降规程机上乘员都做得很完满，为什么唯独耗尽机腹主油箱中的油料这一更重要的，决定生死的步骤却不做？
笔者认为道理很简单：正是因为飞机此前已经中弹爆炸起火，所以等不及再在空中飞20分钟耗尽油料了。只能在大火中，带着2．5吨油料强行迫降。这就帮助旁证了笔者认为的“256飞机着陆前就已爆炸起火”的观点。
从上述引文和旁证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256飞机在着陆前就已经起火”。而且是由爆炸引起。
256飞机是先发生爆炸，并引起大火。然后在燃着大火的情况下迫降的。这和前面许大使及调查组的判断：“飞机不象是空中着火爆炸，而是着地后爆炸起火”；“可以肯定，该机不是空中爆炸”差的太远了吧－－在空中真是又爆炸又起火！
海外与国内的不同角度的报导应该能充份肯定了这样一个事实：“256飞机在着陆前就已经起火”，而且此前发生了爆炸。这自然引发一个问题：这着陆前的爆炸起火是怎么来的。当然有一种说法认为是我军导弹打的。但我方以大量分析否认了这一点。到底怎么回事？
笔者对此认为：并不是我军发射了导弹，而极有可能是苏蒙方面发射了导弹将256飞机击中，引起爆炸并着火。请看分析：大家都知道，林彪飞机临出境前，周恩来曾请示毛泽东是否击落它。毛说“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由他去吧”。想来周恩来与林彪并无旧仇，即使文革中关系也不错，周没有必要致林彪于死地。况且毛泽东都发话了，周恩来绝不可能（也不敢）公开对抗毛的指示。他若动用导弹打256飞机，绝不可能瞒得过毛。（笔者非常不同意王兆军认为的“林彪事件中，是周恩来想主动致林彪于死地”的观点）。
而从现象分析来看，恐怕真如我方所说，我方“并未发射导弹”。这是因为：
１、256飞机在飞出国境之前，在我国境内上空曾经犹犹豫豫徘徊很长时间（0：32起飞，1：50出境。在国内绕了１个多小时。孙一先书169页），只要我方决心将它打下，作为一架民航飞机，它不可能逃过导弹和歼击机的打击而飞出国境－－可见我方是有意放走它的。
２、如果认为在256飞机出境前，我军就用导弹将其击中受伤，则恐怕256飞机不可能再在外蒙古境内飞那么长时间－－这也很难解释蒙古保管员在温都尔汗听到空中256飞机的爆炸声。
３、如果认为是在256飞机返回中国途中，我方发射导弹，在温都尔汗附近将其击中（王兆军就是此种观点）。则由于温都尔汗距离我国边界至少１千公里，中国防空导弹，大炮都不可能有那么大射程，根本不可能击中它。既然我方并未发射导弹，而256飞机在没有遭到外界攻击的情况下，在空中由于自身故障造成爆炸起火的可能性几乎不存在（哪有那么巧的事，一叛逃就自爆？）。这样就只剩下一种可能性：是苏蒙方面将其击中，发生爆炸并引起大火。
其实，我们可以从苏联和蒙古的角度审视一下这种分析的可能性：当256飞机越境进入蒙古领空后，苏蒙方面全程监视它，也能判断出它是民航客机。但开始时苏蒙方面也判断不清：它是迷航？还是来叛逃？或者故意以民航飞机身份刺探苏蒙防空系统雷达（类似八十年代大韩航空客机事件）？此时苏蒙方面还不会下命令击毁它，因为在情况还没判明时，就立刻将越境中国飞机打下，苏联岂不是一切中国叛逃的飞机都不要，一切中国迷航的民航飞机都打掉，未免太绝了吧？所以，苏蒙方面此时只能进行密切监视，看它后面的举动。
在256飞机飞到苏蒙边境转向之前的这一段路程中，苏蒙方面是无法具体判断256飞机的目的的。只能让它继续飞，进行观察。而当256飞机在蒙古境内几乎横穿了一遍，却又突然从苏蒙边境调转机头返回，直接向中国方向目的明确地返回，并到达温都尔汗附近时，它返回中国的趋势已经明显。苏蒙方面很可能做出判断认为：既然目的明确地返回中国，这就不是叛逃，也不是迷航，而在当时中苏关系极度紧张的情况下，这很可能是中方利用民航飞机刺探苏蒙防空雷达，现在目的达到了就想溜回中国。于是下令将其击落。其实苏联当时的心态和决策完全可以对比八十年代苏联在库页岛附近击落南朝鲜大韩航空客机时的情形（美军通过此行动也确实了解了很多诸如苏军防空雷达频率等情报）－－而且以当时中苏关系高度紧张的态势，苏蒙方面的击落决策更具可能性。
补充说明一点：从这里也为前面我们认为的“256飞机返转不是由于缺油在寻找机场迫降”的观点提供了又一个旁证。因为，如果256飞机返回时显示出徘徊，寻觅，找机场迫降的样子，则苏蒙方面就也判断不清：它是迷航？还是来叛逃？则恐怕苏蒙方面当时还下不了决心将它击落。而恐怕正是由于256飞机返回得坚决，且返回了不短的距离，从航迹和飞行趋势上分析，也足以使得苏蒙方面认为它是想飞回中国－－而不像是找机场迫降－－所以苏蒙方面才下决心将它击落。从这里也为前面我们认为的“256飞机返转不是由于缺油在寻找机场”的观点提供了旁证。
苏蒙方面几十年来对这件事进行保密，恐怕是有意不让我方了解苏蒙方面的防空效率，我方在这件事上恐怕真的是不了解情况。现在如果认为256飞机遭到了苏蒙方面导弹的袭击，那么读者还会提出一个问题，这就是：这个结论与我方从技术上分析认为不可能是导弹击落的证据无法协调起来。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下面是笔者的分析：
首先，我们还是有理由怀疑我方调查组的证据本身是否准确。比如前面许大使引用的调查组认为“飞机不象是空中着火爆炸，而是着地后爆炸起火”的结论，在蒙古方面众多目击者的证词下，就显然是错误的结论。我们当然也有理由怀疑调查组别的结论是否可靠。特别是我方专业技术调查组无法亲临蒙古观察，只能靠我国驻蒙古大使馆人员孙一先拍摄的相片进行研究（这是空军司令王海的回忆《我负责调查林彪座机坠毁原因》讲的），难免有不准之处。
其次，我们再从纯技术角度分析一下，反驳一下调查组的部份结论：我们先看一下调查组的结论，当时由王海牵头组织了一个专家班子，承担调查任务。以下选自王海的文章《我的战斗生涯·我负责调查林彪座机坠毁原因》：……该飞机不是在空中爆炸的。我们在照片上可以清楚地看到，在失事现场，有一道相当长且清晰的轨迹，这显然是飞机在地面高速滑行时留下的；飞机的残骸散布呈带状，比较集中，根据测算，如果飞机在空中爆炸，残骸碎片抛落地面，其散布面会很广，甚至可以抛落到十几公里乃至几十公里的范围内；机上人员的尸体也散布在一小片面积内，而且形状清晰可辨，如果从高空坠落，不可能呈现此种状态。另外，飞机若是在空中起火，机上燃料很快会在空中散掉，不会像我们在照片上看到的那样形成地面大面积燃烧的痕迹。其二，飞机被击落的可能性可以排除。除上述根据外，大量证据显示，飞机接地时是完整的，机身上引起种种猜测的大洞，是飞机上油箱里的油同时向外燃烧爆炸时形成的。……王海想说的无非两点：
１、飞机“不是在空中爆炸的”及其理由。
２、飞机不是“空中起火”及其理由。
以下是笔者的反驳论点：
１、以前的分析者总是认为“飞机空中爆炸”，就必然意味着是在空中炸个粉碎－－所以就不可能在地面留下着陆滑痕；飞机残骸就不可能集中分布；尸体散布也不可能集中，就不可能是人为操纵的迫降 ……。其实凭什么一定这样？飞机中导弹后凭什么一定在空中炸个粉碎？为什么就不能是飞机部份受伤受损呢－－为什么不考虑这种情况？256飞机在空中机翼中导弹后，完全可能只是部份被炸坏，也就是飞机受伤了－－并未被炸得粉碎，所以它还能勉强飞行一段。256飞机机翼中弹后，引起大火，不过并未“粉碎”，只是不能远飞了，只能带火迫降，并在着陆过程中也不顺利，又发生了新事故－－这着陆过程中的新事故的情况倒可能与调查组的分析相似了。
所以按照笔者做出的结论也仍然可以满足王海举出的失事现场情况：地面有轨迹；飞机残骸集中；尸体散布集中；“飞机接地时是完整的”。
２、“飞机在空中起火”，可能仅是弹片击中位于右侧机翼部位的油箱引起。而256飞机在机腹也有油箱（这是主油箱）。所以也可以保证：机翼中弹，所以机翼油箱爆炸起火。迫降时，用机腹着陆，由于此前已没时间进行盘旋耗尽燃油，所以机腹油箱破裂，燃油导致“地面大面积燃烧”。
这样一分析，王海在上文指出的失事现场的几个问题，笔者的说法也能解释得通。256飞机中弹在空中爆炸（只炸坏一部份）失火，并进行着陆失败是完全可能的。王海的分析不能否认“导弹击中说”。
另外，还有一个飞机机翼上著名的大洞问题。
我国驻蒙古大使许文益在《黄沙作证》一文中写道：“……右机翼的内展部份，上有‘民航’二字。‘航’字旁边有一个直径40厘米的大洞”。又写道：“飞机右翼根部那个直径约40厘米的大洞，曾令人怀疑是防空导弹击中的。但机翼的顶面并未穿透，而且洞孔形状不规则，边缘是向外翻的，说明它是从内部爆炸冲击形成的”（《林彪家族纪事》Ｐ8，Ｐ21）。
正是由于大洞处的铝刺是“向外翻的”，所以他认为大洞“是从内部爆炸冲击形成的”。是着陆时油箱爆炸引起的，这一证据想必不少读者都听说过。但是这“外翻”的证据本身就并不一定可靠。
我国驻蒙武官孙一先对大洞的铝刺的情形描述就不同。他在自己的书Ｐ195中描述道：“……我登上去仔细观察，洞在翼根处中央，直径40厘米。周围不规则的铝刺尖，有的朝里，有的朝外。……”。可见对同一个洞的铝刺方向的描述，许文益说“外翻”－－并把它作为不是导弹击中的重要证据。孙一先说：“有的朝里，有的朝外”。我们到底听谁的？
在肖思科参与编写的《林彪元帅叛逃事件最新报告》（香港中华儿女出版社2000年）一书Ｐ50、54中，他显然采用了孙一先的说法。既然林彪问题研究专家采用了此说法，笔者也采用之。即大洞“周围不规则的铝刺尖，有的朝里，有的朝外”。
在孙一先书260页中有一段李耀文的相关分析：256号右翼根部的洞是油箱着火向下冲炸开的，所以翼面没有穿透，洞口铝刺也不规则。如果是导弹打的，不可能不穿透机翼，而铝刺也都应该通通向里翻。
笔者不同意这段分析！一般来说，机翼内部油箱爆炸，则大洞的铝刺全部“外翻”的可能性大；若是外部导弹击中，则大洞的铝刺全部“内翻”的可能性大。现在的情况是：铝刺不规则，“有的朝里，有的朝外”，则既有可能内部油箱爆炸，也有可能导弹所致。所以单凭铝刺的状态凭什么肯定不可能是导弹击中？另外，导弹击中机翼也不一定非要穿透机翼的顶面。
对于大洞问题笔者总的观点是：不能排除大洞就是导弹击中造成的。但是，也有可能弹着点在别处，只不过未发现。因为一方面调查组全靠照片进行研究难以精确，另一方面，一些部件已被苏联人拆走，现场已被破坏。可以这么说：从纯技术的角度，整个调查组就没有认真考虑“256飞机仅只是被导弹击伤，而不是立刻被击落或击碎”这种情况，即使在调查报告中提了一句这种情况，却根本未展开分析，否定这种可能性－－而是与分析别的情况混在一起，悄悄滑了过去。（也可参见孙一先书Ｐ276－278）。
孙一先书Ｐ279中还有如下的说法：9．13过后，来自蒙军和驻蒙苏军的一些内部情况表明，他们在纵深没有发现这架中国飞机，因此不可能发射地空导弹，或者起飞战斗机拦截。
苏蒙空军真是如此水平低下？连一架民航飞机的闯入也监视不了？其实，我们只要看一下前面提到的日本刊物2000年采访前蒙古副外长云登的那篇报导中的话：“当时的说法好像是蒙古完全不知情，其实是一开始便掌握了该机的飞行轨迹”。以及peter hannam采访克格勃的话。就知道：苏蒙方面当时就完全了解256飞机的航迹。苏蒙方面只不过当时佯装防空效率低下，骗中国而已。我们怎能今天还上这个当？所以笔者认为我方调查组从纯技术角度否定“导弹击中说”的证据靠不住。
我们现在甚至可以分析一下是谁打下了256飞机：请看《林彪元帅叛逃事件最新报告》（Ｐ51，香港中华儿女出版社2000年）：在伊白（即孙一先－－笔者注）随许大使从乌兰巴托乘飞机赶往温都尔汗时，曾在飞机上看见离现场不远有一个某国空军基地，驻有一个师的航空兵。
笔者推测可能就是这个苏军航空师的导弹将256飞机击落。而笔者研究了前面提到的日本刊物采访蒙古副外长云登的那篇报导（本文中并未引用全），笔者认为：恐怕不是蒙古军队发射的导弹。
这样我们就可以补充前面的“9月12日夜林彪出走梗概”：256飞机从苏蒙边境调转机头，向中国返回--向中国方向飞行一段距离后，到达温都尔汗附近--苏蒙方面在跟踪了256飞机的航迹后认为：此机既非迷航，也非叛逃，而是在有意利用民航飞机刺探完苏蒙方面的防空雷达后想逃回中国。于是下令向其开火－－256飞机机翼中弹发生爆炸，并引起大火。飞机仍能飞行一段，只好盘旋寻找迫降地点，并带着大火进行迫降。由于火太大，256飞机已经没有时间进行盘旋以耗尽机腹主油箱的燃油了，所以只能带着2·5吨油用机腹着陆。飞机着陆时动作有误并且机腹油箱破裂引发大火，大爆炸，导致机毁人亡。
笔者在以上较多运用分析推理的方法探讨了1971年9月13日林彪出走事件，而笔者发现其实还有另一条道路也可以有力地帮助我们揭开9．13之谜，那就是256飞机上的黑匣子。256飞机上有无黑匣子？很多人认为没有（比如张聂尔书中Ｐ293即这样说），现在看肯定有黑匣子。
前面提到的我国驻蒙古武官孙一先的书《在大漠那边－－亲历林彪坠机事件和中蒙关系波折》有这样的话：据我国民航专家讲，三叉戟飞机从“１Ｅ型”开始，已装有70年代稀有的黑匣子。它由两部份组成，一部份是飞行数据记录仪，另一部份录制机上相互通话和同地面的通话，名称是“驾驶员座舱语音记录器”，飞机一起飞他们就自动开始工作，……似乎可做出这样的判断：三叉戟256号的黑匣子，连同中间的发动机，都被苏联人拆走了。孙书Ｐ190以下是孙一先引用彼得·汉纳姆的采访：最后，他（指彼得·汉纳姆－－笔者注）问了一下这架飞机有没有黑匣子，扎格沃兹丁说黑匣子找到了，但克格勃鉴定时没有发现录音里有飞机和地面的通话。－－孙书Ｐ334
显然，256飞机中有黑匣子。虽然“没有发现录音里有飞机和地面的通话”，但驾驶舱中的其他人员的对话应该有吧？对揭开林彪登机以后的迷雾一定大有帮助。我们希望俄罗斯归还原本就属于中国的黑匣子。
以上笔者讨论的是1971年9月13日－－9月13日发生的事情。也即： “林彪出走问题”。下面笔者将讨论对所谓“林彪指挥谋杀毛泽东问题”的看法。需要说明一下的是，笔者对这个专题的研究不如对前一个专题的研究那么深入、持久。再加上写此问题时时间较仓促，不妥之处难免，敬请读者指教。
对于“林彪指挥谋杀毛泽东问题”，笔者看到过张聂尔以及网络上一些网友的观点。有一些与笔者的思考不谋而合。但笔者感觉他们的观点还有欠系统与深入，故而提出自己的全面看法。
值得提前说明一下的是，由于下面将较多地引用张聂尔所着《风云9．13》一书（解放军出版社）中的材料，所以有必要介绍一下该书材料的可信度。张聂尔是空军元老，高干的女儿。与不少9·13事件的参与者认识。她利用自己的特殊条件进行了采访，又经解放军出版社等部门的层层审查，其材料应是受到官方认可的。
林彪问题研究专家肖思科认为：“从林彪下达9．8手令上看，林彪是主谋，是知其核心的。”（见《林彪死因只一个》，2001年9月11日，《北京青年报》），也即：官方至今认为林彪是谋杀毛泽东行动的主谋。
笔者不同意这种观点。笔者认为：林彪事先并不知道谋杀阴谋，那是林彪之子林立果盗用林彪的名义进行的冒险。
（一）我们先看一看张聂尔与党史专家王年一对整个谋杀事件的评价：当人们细细琢磨“谋杀”和“南逃”这“两谋”时，不难发现这“两谋”实际上只停留在仓促的狂想上就宣告破产，甚至连会还没开完就宣布“作废”了。事实上，谁作出了谋杀毛的动作了？例如谁拔出了枪，放了炸药或点了火？没有；甚至，谁真的动手作谋杀毛的准备了？例如准备了枪支，准备了火种，准备了炸药？没有……“两谋”均未遂。一切只是林立果们的狂想。所以， “571”阴谋倒更像几位志大才疏，眼高手低者梦呓的“狂人日记”，或几个蹩脚演员在密室里表演的短命的《我的奋斗》。正如王年一在《大动乱年代》中所说：“他们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杂乱无章，反革命准备不是有条不紊地进行的。”张聂尔书Ｐ320
笔者同意这种对杀毛事件指挥水平的评价。那么，这种低水平的事可能是谁做出的呢？
（二）我们将通过比较林彪与林立果的指挥水平得出谁是杀毛事件的直接指挥者：
（1）首先，我们看看林彪的指挥水平：
以下引自李天佑的回忆文章《首战平型关》中介绍平型关战斗前一天的情况：我走进师长（笔者注：指林彪）的房子，林师长已躺下休息了，头上还戴着健脑器。他身子很弱，常常在地图前静坐几个小时，想了又想，把战斗的每个细节都想到，然后才肯休息。现在他睡着了，也就是说他已经把一切都想好了。军用地图还挂在墙上，那些红蓝笔迹已决定了敌人失败的命运。
我们再来看看时任115师侦察科长的苏静几年前对林彪在平型关之战中的表现的评价：林彪这个人打仗还是很厉害的！……。这个人打仗一个是巧，一个是细！而且很有创意。包括在哪里架几挺机枪，哪里配备多少火力，哪里埋伏一支预备队，他都考虑得仔仔细细。这一点确实厉害。你想想：那个年代人的文化水平，你让他能把千军万马在这大山川里摆得井井有条，用得得心应手，很不容易呀！
我们可以说林彪指挥作战的特点是：思考周密细致，对各种可能性，尤其是各种不利情况考虑得深入细致全面。能深入基层进行调查，注意侦察，对各种情况异常熟悉，订出的计划总是严密而切实可行。当他停止思考的时候也就说明他已经把各种可能性，各种情况考虑周详了。对手就已经难逃失败的命运了。林彪的这种特点就是他能成为常胜将军的最重要原因之一。
（2）我们再来看看林立果的指挥水平：林立果文革中从北大出来后进入空军，在军中“一年兵，二年党，三年当部长”。可以说是坐着直升飞机升上来的人物，没有多少实践经验，却仗着自己了解不少内幕消息心高气傲，是典型的志大才疏者，觉得自己干什么都是轻而易举，干什么都很容易。
我们看一个林立果在杀毛事件中的指挥的例子，这是空军作战部部长鲁珉的回忆：林立果找我原来是要我去谋杀毛主席！到硕放铁路上去放炸药！……。我说：不行，我空战次数不少，可从来没在陆军干过，对炸药从来没摆弄过，连看都没看过。林立果说，那就派个懂行的一起去。我又说不行，铁路上保卫工作很严密，根本不可能进去。林立果说，那就换上工人衣服进去，把铁路上的工人干掉。我还说不行，我说就算你进去了，炸药怎么点燃？你怎么计算得准爆炸时间？总之我就是说不行。－－张聂尔书Ｐ303
从此例可以看出，林立果把杀毛简直看成是小孩子做游戏。完全不考虑杀手的心理承受能力，不做深入，持久的思想动员。让完全没有心理准备的鲁珉去干，也不管他是否有完成此任的技能。杀毛的技术工作是很复杂的，但林立果根本不去考虑那些细节问题，在他看来一切都是一句话就都解决了。
如此看来，林立果确实不愧为脱离实际，异想天开，眼高手低，志大才疏的典型。
这样一来，我们从林彪与林立果的指挥水平的比较中可以看出：前面张聂尔和王年一对杀毛事件实际结果的评价绝不适合林彪，而绝对适合林立果的水平。退一步讲，如果林彪来指挥谋杀，即使时间再紧急，没有太多的思考与准备时间，以林彪丰富的大兵团指挥经验，也决不会是现在这个指挥水平，况且，杀毛事件的复杂程度远逊于辽沈战役。
所以我们有信心得出这样的结论：谋杀毛泽东事件绝对不是林彪直接指挥的。而只能是林立果直接指挥的。
（三）那么，杀毛事件可不可能是由林彪知情，同意，指使（但他自己不直接指挥），而由林立果直接指挥的呢？笔者认为：这种可能性极小！这是由林彪的另一个毕生的指挥特点决定的。
林彪军事指挥中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特点：在指挥上独断专行。林彪对于本级指挥事无巨细，亲历亲为，全面插手。叶群曾说：“首长过去打仗从来不依赖秘书。”（《毛家湾纪实》Ｐ３２２）。可以说，林彪的脑子就是一个小司令部，这一点与拿破仑非常相似。林彪不但牢牢掌握本级指挥权，而且常常越级指挥！林彪曾说过，他从辽沈战役中总结的经验，一曰“越级指挥”，二曰“越级指挥”，三曰还是“越级指挥”。
当年四野南下作战中，临时配属四野作战的二野四兵团司令员陈赓就曾经风趣地说：“在林总指挥下打运动战，兵团司令是‘空兵司令’，可以蒙头睡大觉。”。这是因为，林彪常常越过陈赓直接指挥到师一级，所以陈赓等于摆设。
在平型关战斗中，林彪是师长，大包大揽指挥权。而343旅的旅长陈光就只能闲着没事干。（《平型关大捷》Ｐ293－－299）。可以这么说：只要林彪出现在哪个位置，就会有几级的指挥员临时“下岗”。
经过这样一些分析，问题就来了：在谋杀毛泽东事件中，原先那个对本级指挥事必躬亲，面面俱到，大权在握的林彪；那个把越级指挥当作法宝的林彪，如果他决定谋杀毛泽东，怎么可能只满足于“知情”？而放手让林立果指挥呢？况且，杀毛这一举动在那个年代可是非比寻常，比打仗更有危险性。因为打仗失败还有一个“打不赢就走”的出路。而打个不恰当的比喻：杀皇帝不成功，只能满门抄斩，死路一条。
在这么重大的事关林彪全家生死（甚至也事关中国命运）的问题上，一向行事谨慎（甚至有时因谨慎失去机会）的林彪，指挥权独揽的林彪怎么可能一反旧有习惯当起甩手“大爷”，把杀毛的直接指挥权完全交给他那个没有多少实践经验的儿子呢？
这里还有一个旁证：从张聂尔书Ｐ321可知，林彪手下的亲信大将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都对谋杀毛泽东事件一无所知，没有参与任何行动。他们在1980年的审判中不是由于谋杀毛泽东事件被判刑，而是以别的罪名获罪。
我们不禁要问：如果是林彪策划政变，哪会放着自己手下经验丰富的得力干将不用，却去用林立果，周宇驰这些没有多少经验的小年轻呢？我们总结一下：如果林彪决定杀毛，则依他的风格及事态的严峻性，林彪必然会亲自直接指挥。而杀毛事件的实际实施结果水平极其低下，表明不可能是林彪的手笔。所以，肯定不是林彪直接指挥。使得林彪在如此重大的事件中却不直接指挥的原因只能是林彪对谋杀毛泽东事件事先不知情！
（四）那么我们又如何面对官方提供的林彪“主谋”杀毛的证据呢？
据现在的情况，林彪“主谋”杀毛的最著名，最核心的证据就是所谓的“9．8手令”。其它的证据似乎就没有了。这真是与前面李文普的口供一样的异曲同工－－孤证！
“9．8手令”就是一张纸条，其内容是：“盼照立果、宇驰同志传达的命令办。 林彪9月8日”。这就是号称的“林彪武装政变手令”。笔者对这个手令的真伪是有所怀疑的。笔者认为存在两种可能性。
第一种可能性：这个手令本身就是林立果等人伪造的。笔者的怀疑不是凭空臆想出来的，下面给出证据：空军作战部部长鲁珉在接受张聂尔采访时，回忆他在1971年9月11日晚看到这个手令时就有怀疑。鲁珉说：“我从来没见过林彪的字，只见过墙上林彪的题词‘大海航行靠舵手’，那手令到底是谁写的我哪知道。”也就是说，鲁珉根据他的经验就怀疑手令的可靠性（张聂尔书Ｐ303）。
另外，“江腾蛟在羁押中两次讲，他所看到的手令，与公布的这份周宇驰临死前撕碎后拼上的不一样，字体不像。”（张聂尔书Ｐ287）
第二种可能性：这个纸条本身确实是林彪手书的，但其含义可能指的是另外一些次要问题。林立果等人把他从林彪手中骗来，然后就滥用它的解释权为杀毛服务（笔者认为这种可能性稍大）。
“9·8手令”的内容实在太模糊了。“按立果，宇驰的命令”办哪些事？可以说每个拿到手令的人都能按自己的需要滥用，随便解释其含义。
最后，笔者对谋杀毛泽东问题进行一下小结。虽然笔者自觉现在就下特别肯定的结论总感稍嫌仓促，但是笔者还是愿意表达一下自己的倾向性结论。即认为：林彪最初不知道，因而也未参与谋杀毛泽东事件（即使林立果曾向林彪提出过杀毛的设想，也是被林彪否定了）。林立果骗取林彪的手令发动谋杀行动，政变未遂。他知道纸里包不住火，遂向林彪报告了政变真相。林彪认为林立果所为使自己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与毛泽东的关系已彻底对立，所以只得同意林立果的建议出走广州。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