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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井泉留给四川人的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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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2005/09/15 出处： |
一九六九年底我下乡的生产队大饥荒死了一半人，有的全家死绝。四川死人全国第一，有八百万。李井泉有重大责任，他的名言：「中国这么大，哪朝哪代不饿死人？」
就我个人来说，对发生在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那场肇因于大跃进人祸的旷世大饥荒，记忆是双重的，一是亲身经歷的饥饿岁月，一是十年后下乡当知青时见证的大饥荒在农村造成的灾难。
大饥荒开始时正是我读小学将升中学的时候，给我一生留下了许多难忘的伤心回忆，最刻骨铭心的是我和弟弟饿饭两日这件事。
饭票提前吃光饿了整整两天
我家在成都，一九五九年饥荒浮现后，父亲被他的工厂下放到荣昌县种菜渡荒，母亲那时在离成都很远的郊区青白江工作，两叁个星期才能回一次家。家中只有我和弟弟两个，没有大人，我十一岁，弟弟九岁，在街道食堂吃饭。开始由邻居马孃孃帮我们管定量的饭票，吃一天发一天的饭票给我们。不知后来甚么塬因，马孃孃不管了，交给我们自己管。由于老是吃不饱，肚饿嘴馋得不行，人小又管不住自己，有一个月还未到月底就把饭票吃完了，最后两天没有饭吃，我和弟弟在床上躺了整整两个白天黑夜。
那时正是盛夏，记得我躺在床上却感到一身很冷，脑子是清醒的。邻居来看过，问为甚么不去食堂吃饭，回答「没有饭票了」，邻居说了句「可怜」就走了。太阳下山，天渐渐黑下来，然后是漫长黑夜，然后天发亮，白日依然漫长 ...... 这是我一生渡过的最漫长的两天。
后来母亲回来，我和弟弟未提起，觉得饭票吃超出了是做了错事，怕母亲责怪。后来是邻居告诉母亲，母亲一听眼睛立刻就湿了，半天说不出话来。事过几十年，早已白了髮的老母亲忆起这宗陈年旧事，仍然会红眼抹泪。
此后母亲为了让我们能多吃一口，想尽办法给我们弄吃的。她在宿舍旁边的空地上种菜，甚至种小麦，将小麦炒熟了磨成粉给我们带回来，有时带一大茶缸野菜拌麵粉蒸的饽饽，野菜是她下班时到田边去摘的。她不回来的周末就由她的同事带给我们。
记得六○年到过年时候，她的单位提前吃团年饭，饭菜较平常多一点油荤，母亲一口未吃，装在大瓷缸裡，带着几个馒头，除夕那天坐了火车赶回来。我们一家才吃上一顿年夜饭。
母亲自己也吃不饱，但一直剋扣自己，还将自己的口粮省一些下来换成四川省粮票来贴补我和弟弟，说我们正在长身体，不能受饿。母亲在青白江工作，发的是青白江粮票，成都不能用，因此要换成省粮票。
李井泉废掉省粮票川人恨之入骨
一九六○年八月二十叁日这一天可能那一代四川人都不会忘记。大饥荒已很严重，许多人营养不良全身浮肿，父亲从荣昌县回来时一身肿得发亮。大家开始吃一种叫「康麸散」的麦麸代粮，还以炒盐当菜，养小球藻补充营养。大街上抢食的天天都有，我亲眼见抢食的被人拳打脚踼也要先把抢来的半个馒头狼吞虎咽下去。一个我认识的中学俄文教师为了吃饱饭，辞了教职，到街头卖烤红薯。邻居有一家母子分了灶，儿子在自己麵粉盆做记号防母亲偷吃 ...... 千奇百怪的事都出现了，人的存在意义已完全返祖到最塬始的本能：活命。
就在这样一个绝望的时候，这一天清晨饥肠辘辘的人们醒来，骇然听说四川省当局宣佈四川省粮票全部作废。远在青白江的母亲气得跺脚，欲哭无泪。要知她身上已变成废纸的十多斤省粮票是她饿着肚子一口口省下来的，是要救她年幼的儿女的！
四川省委书记李井泉这一黑心命令不知把多少已在饥饿中的人赶向了绝路。我知有一家人从外州县调工作到成都安家带着省粮票上路，粮票作废，全家断了粮源，结果是靠卖光所有衣物到黑市买高价食品才挣扎着渡过难关。 李井泉此人一贯极左，紧跟毛泽东，因此四川大饥荒最严重。李井泉最恶劣的是，在一九五九年批彭德怀时不但非常卖力，还学毛泽东搞引蛇出洞整人。李井泉开了庐山会议回四川后召开省委大会传达庐山会议精神，竟不把中央已将彭德怀定为右倾机会主义份子的决议告诉与会干部，而是把彭德怀的万言书交给不明真相的干部让大家发言表态，结果许多干部中招，说他们与彭德怀的看法一致，也认为大跃进政策失误。待白纸黑字记录在案，李井泉才铁青着脸将中央决议抛出来，在会上当场就有发了言的干部吓昏过去。结果发言支持彭德怀的干部全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份子，在全国反右倾运动中，四川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份子干部也最多。因此四川人把西南王李井泉恨之入骨。文革时李井泉被打成走资派，家破人亡，老婆上弔，大儿子李明清被北京红卫兵活活打死，至今四川人仍说「活该」。
当知青才见到大饥荒最可怕情景
六九年底我下放到四川省西北的安县农村插队，从当地农民的集体记忆中才首次知道这场大饥荒比我所经歷的要可怕得多，才知道灾难绝大部份竟是落在种粮食的农民身上。
在大饥荒中我们城市人和农民承受的痛苦相比实在是小巫见大巫，甚至可以说是非常幸运。城裡人好歹每月有一些粮食供应裹腹，当我们在挨饿，在水肿，在拼命找吃求存时，中国农村已是饿殍遍野，「新鬼烦厌旧鬼哭，天阴雨湿声湫湫。」只是中国的官方报刊仍在一片莺歌燕舞，「喜看稻菽千重浪」。消息封锁得死死的。
当时生产队为我们叁个知青建的房是在一个荒废多年的旧屋基上，塬来的房主人姓廖一家大小在大饥荒中全饿死了，农民说闹鬼，不敢在这裡建屋，所以才荒废下来。我们知青新来乍到，生产队就瞒着我们，生产队长还向全队打招唿说不要告诉知青把她们吓倒了。日子久了，看我们也未撞过甚么鬼，农民才慢慢吐露真相，说我们知青未撞鬼是因为阳气重。
农民告诉我，在六○年这个生产队家家都有人饿死，有的去田裡干活，走在田坎上就倒下去了。下山去黄土场赶场，回来没有力气爬坡，就倒在坡上，最陡峭的沙子坡，每个赶场天都会见到饿毙的尸体，也没有人理，因为没有人有力气抬了回去或就地掩埋。我们生产队长的老婆做姑娘时眼看要饿死了，生产队长只用了一挑红薯叶子做嫁妆就把她娶了进门 ...... 在农民的口中，吃食堂那几年是他们有记忆以来人生最黑暗的日子。
我下乡生产队饿死一半人
死了多少人？我下乡时生产队有二百来人。农民说，大饥荒之前也是二百来人，死了一半，经过十年人口增长又回到从前。
基于这种经歷，从前我一直以为在这场大饥荒中，中国至少饿死一亿人。我下乡时中国八亿人口，农民人口至少五六亿，按照我下乡的生产队死了一半人这种模式，中国农村岂不是应该死一亿人以上吗？现在学者们根据中共公佈数据统计一般估计应有叁千万人死于大饥荒，四川饿死人最多，约八百万。四川号称天府之国，在和平年代竟饿死八百万人之巨，毛泽东大跃进人祸荼毒之惨烈，可与明末清初流寇张献忠血腥剿四川相比，死人之多，更甚张献忠的大屠杀（张献忠屠蜀史家估计杀了六十万人）。这笔账四川人怎么能够忘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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