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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风调雨顺的三年:59~61气象水文考
    时间:2005/09/14 出处:
                 金 辉

                    一

      “三年自然灾害”已经成为现代汉语中的一个习惯词组。无论过来人还
    是没有亲历过的人,提到1959~1961年间发生在中国大陆的那场灾难,都会
    首先想到或说起“自然灾害”。从当年的传媒报导、党政文件到后来的各种
    说法,几乎无一例外地证明着和重复着这一“无可怀疑”的事实。

      话语的力量就是如此强大,它甚至能够在潜移默化中改变人们亲身经历
    的烙印。

      虽然任何思维正常的人在当时都知道那三年不是因为自然灾害,或者主
    要不是因为自然灾害,但是“三年自然灾害”一旦成为习惯说法,重复几十
    年,便进入了人们的潜意识,以至人们会不自觉地怀疑是不是自己搞错了。

      “三年自然灾害”似乎已经成了历史的定论。

      在这里,笔者却想对这个无人怀疑的神话问上一问:那三年果真是“自
    然灾害”么?

      若问那三年有自然灾害吗?当然有的,中国地阔天长,不可能每一寸土
    地每年都风调雨顺。若再问自然灾害严重吗?答案大概是否定的。远的不说,
    单看近40多年,其间大规模的严重的洪水、乾旱、飓风、海啸、地震、霜、
    冻、雹、蝗灾等自然灾害,那三年能独占哪一项呢?可以说一项也没有,有
    的只是“三年自然灾害”这么一个笼统的习惯说法。


                   二

      80年代起,中国国家统计局颁布的“自然灾害受灾和成灾面积”表,似
    乎为“三年自然灾害”这一说法提供了具体而权威的证据。请看笔者摘录的
    表1.

    表1 部分年度全国自然灾害受灾和成灾面积及粮食总产量

      说明一下表1对年份的选择。除了1959~1961年这三年外,还摘录了其前
    和其后的各三年,即1956年~1958年、1962~1964年,同时又选了气象界和
    减灾界公认的三个大灾年,即长江流域大水的1954年、全国大旱的1965年和
    1972年。

      从表1看,1959~1961年全国的自然灾害确实是相当严重的,尤其是1960
    年和1961年,受灾面积和成灾面积都远远高于其他任何正常年份或是灾年。
    然而,这还仅仅是一个方面,更要命的是灾害的后果──粮食减产。从1959
    ~1961年,中国的粮食产量连续三年大幅度减产。1959年,全国粮食总产量
    17000万吨,比1958年锐减15%;1960年总产量比上年再递减15□6%,只有
    14350万吨;1961年比1960年虽然稍有增加,也仅仅为1958年的74%。自然灾
    害的后果如此之严重,粮食减产的幅度如此之大,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
    上,是绝无仅有的。

      中国本来是个灾害大国,按《中国统计年鉴(1984)》公布的数字计算,
    在1949~1983年间,其中31年的年均受灾面积为3273万公顷,32年的年均成
    灾面积为1295万公顷。也就是说,一年中全国若有1000余万公顷耕地的“农
    作物产量比常年减产30%以上”, 这还不能算是真正的“灾年”, 而只是
    “正常”的。即使如此,中国的粮食总产量却在频繁的自然灾害中实现了稳
    步增长。

      如果除去1959~1961年那三年,从1949~1983年,全国的粮食总产量基
    本上是逐年递增的趋势。只有1968、1972、1977和1980 这4个年头的产量比
    上年稍有减少,减产的幅度高者为4%(1968年),低者为1.3%(1977年)。
    上述各年的成灾面积,1972年为1718万公顷,1977年为1516万公顷,1980年
    为2232万公顷(1968年的数字缺),都高于或大大高于1959年的成灾面积,
    或者说灾情至少比1959年严重得多。

      而1980年的成灾面积,已经接近1960年的灾情。但是这些年与那三年比
    起来,粮食的减产则是微乎其微的。

      再看其他一些年份。若以1959~1961年的平均成灾面积为100,则1956年
    为 68,1957年为 67,1962年为 74,1963年为 89,1978年为 97,1979年为
    67,1981年为 83,1982年和1983年都为 72。 就灾情讲,这些年都是相当严
    重的,都超过了1959年的水平。但这些年的粮食总产量不仅没有比上年减少,
    而且都增加了。在上述9个年头中,有6年都是创造了粮食总产量的历史最好
    水平。

      通观新中国自然灾害与粮食产量的概况,说明在大多数年份,自然灾害
    及成灾面积并不能直接决定粮食收成的丰与歉。只有1959~1961年这三年是
    “不同寻常”的例外。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自然灾害并非导致三年灾难的主要因
    素。或者说,那三年的自然灾害不足以、也不应该使粮食减产那么多。


                   三

      其实,从气象水文概率和统计学上说,三年灾难的原因不要说完全推给
    自然灾害,就是“三分天灾”,也不具备充份条件。

      这里有一份《全国各地历年旱涝等级资料表(1895~1979)》。该表是
    由国内一批著名的气象水文科学家根据全国 120个水文站点历年的水文气象
    档案资料编制的,逐年清楚地记录下了这80年间全国及各地的旱涝态势。

      《全国各地历年旱涝等级资料表(1895~1979)》将每一年度的旱涝状
    况统一划分为 5个等级,即 1度为涝,2度为偏涝,3度为正常或旱涝相当,
    4度偏旱,5度为旱。 笔者将其中一些年度的数据综合整理为表2,选择的年
    份与表1相同。为了使情况一目了然,表2对原表中的旱涝等级做了符号意义
    上的对应调整,其中:涝由1度改为-2度,偏涝由2度改为-1度,正常或旱
    涝相当由3度改为0度, 偏旱由4度改为1度, 旱由5度改为2度。 一般而言,
    -2度的涝和2度的旱,为气象水文意义上的灾害气候。

    表2 部分年度全国旱涝等级资料统计表

      表中的总指数和平均指数越趋近于 0,则说明全国的旱涝大势越接近于
    旱涝相当或是不旱不涝的正常年景。当然这里边也包含了先旱后涝或先涝后
    旱以及南涝北旱等各种情况的相互抵消。但是各度站的具体数字,则使这一
    统计更接近于真实的准确情况。

      尽管人们一直在说1959~1961年的“三年自然灾害”是“严重乾旱”,
    可是这种说法却得不到科学统计数据的支持。

      表2显示,1959~1961年间,中国大地风调雨顺,,全国的旱涝态势相
    当正常。

      并且,其正常的程度甚至令人吃惊。

      1959年总指数为-9, 平均指数为-0.075,其中旱的2度站为13个,它
    们是长治、洛阳、郑州、信阳、德州、临沂、荷泽、苏州、宜昌、汉中、安
    康、万县和昌都;偏旱的1度站为25个。2度站、1度站合计38个。涝的-2度
    站13个。旱、涝站合计26个,为总站数的1/5强。

      1960年总指数为+11, 平均指数+0.092,其中旱的2度站仅8个,即大
    同、临汾、郑州、屯溪、邵阳、百色、汉中和铜仁;偏旱的1度站为44个。2
    度站、1度站合计52个,说明1960年偏旱的地区较常年为多。涝的-2度站14
    个。旱、涝站合计22个,不到总站数的1/5.

      1961年总指数为-1, 平均指数-0.008, 其中旱的2度站15个,开原、
    沈阳、朝阳、赤峰、南阳、信阳、济南、安庆、郧县、沅陵、喀什、康定、
    重庆、铜仁和贵阳;偏旱的1度站29个。2度站和1度站合计稍超出总站数的
    1/3.涝的-2度站12个。旱、涝站合计27个,不到总站数的1/4.

      不论是从总指数、平均指数看,还是从2度和1度站、2度站和-2度站所
    占的比例看,也不论是单独看其中一年,还是看三年平均值,1959~1961年
    都可以说确实是“正常年景”。它甚至比公认的风调雨顺的1957年(总指数
    +27,平均指数+0.208)和1958年(总指数-21,平均指数-0.175)更为
    接近旱涝相当或不旱不涝的正常指标──0.尤其是接连三年平均指数都没有
    溢出±0.1,三年总平均指数仅为+0.003,这在《全国各地历年旱涝等级资
    料表(1895~1979)》上,再也找不出第二组来。

      我们还可以比较真正大涝大旱的年份。1954年大水成灾,总指数达-79,
    平均指数为-0.658,仅涝的-2度站达到41个,就超过了总站数的1/3;另
    外还有29个偏涝的-1度站。 而1965年和1972年则是真正的大旱年,总指数
    分别高达+95、+97,平均指数分别为+0.792和+0.808, 旱的2度站也都
    超过了总站数的1/3,分别是41个和42个;偏旱的1度站还分别为34个和35个。

      我们再看与1959~1961年相邻的两个三年:1956~1958年、1962~1964
    年。 这6年中的任何一年的总指数、平均指数,以及旱、涝站的合计数,都
    要比三年灾难中的任何一年要高。1962~1964年这三年被称为“三年恢复时
    期”,尽管这三年的气象水文条件大不如1959~1961年,并且它又是在三年
    灾难的巨大废墟上艰难起步的,但这三年的农业还是实现了连年增产,整个
    国民经济也从三年灾难时期的近乎崩溃状态得到了复苏。

      不论与其他任何灾年或是常年比较,1959~1961年三年灾难时期全国的
    气候都可以说是天公作美,甚或“历史上的最好时期”。


                    四

      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81年)中说:

      由于对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不足,对经济发展规律和中国经济基本情况认
    识不足,更由于毛泽东同志、中央和地方不少领导同志在胜利面前滋长了骄
    傲自满情绪,急于求成,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没有经过认真
    的调查研究和试点,就在总路线提出后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和农村
    人民公社化运动, 使得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 为主要标
    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

      ……庐山会议后期,毛泽东同志错误地发动了对彭德怀同志的批判,进
    而在全党错误地开展了“反右倾”斗争。……这场斗争在政治上使党内从中
    央到基层的民主生活遭到严重损害,在经济上打断了纠正“左”倾错误的进
    程,使错误延续了更长时间。主要由于“大跃进”和“反右倾”的错误,加
    上当时的自然灾害和苏联政府背信弃义地撕毁合同,我国国民经济在1959年
    到1961年发生严重困难,国家和人民遭到重大损失。

      笔者认为,《旱涝等级资料统计表》比《受灾和成灾面积表》更能准确
    地说明本来意义上的自然灾害的真实情况。实际情况是,在1959~1961年间,
    导致“农作物产量比常年减产30%以上”的成灾面积中,起主要作用的根本
    不是什么自然灾害,而是左倾狂热及其指挥下的9000万人去大炼钢铁、大办
    食堂和“共产风”使人们无心收割庄稼、“大兵团作战”和瞎指挥的穷折腾,
    以及农业劳动力大量死亡和患病等等。正是这些人为因素直接和决定性地造
    成了三年灾难。它显然不是什么“自然灾害”。

      所谓“三年自然灾害”的神话该结束了。

      本世纪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在中国大地上,既没有出现大规模的严重
    自然灾害,也没有发生大的战乱和严重瘟疫,而是天下太平,风调雨顺。但
    是,一场史无前例的超级灾害却铺天盖地地笼罩了全中国。它的直接后果之
    一,就是造成了千万人的非正常死亡。中国科学院的一份国情报告中曾经指
    出:“三年困难时期,因粮食大幅度减产,按保守估计,因营养不足而死亡
    约1500万人,成为本世纪中国最悲惨的事件之一。”(中国科学院国情份析
    研究小组,国情系列报告之一《生存与发展》)50年代末任毛泽东秘书的李
    锐先生说:“饿死成千万人,这是古今中外历史上承平之世绝无仅有之事。”
    (李锐:《毛泽东的早年与晚年》)本文仅论及三年灾难的自然层面因素,
    至于它的非自然因素及其社会经济后果等等,容当另论。



    文章来源:原刊于《方法》杂志1998年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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