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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关鲁迅的几个重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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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2005/09/14 出处： |
仲达
（1）鲁迅作为一个思想家，最深刻的思想是立人思想还是中间物思想？
鲁迅作为一个思想家，最深刻的思想是中间物思想。鲁迅的立人思想是中国本位的，而中间物意识是作为知识分子的立场的一种思考。立人思想也是鲁迅始终关注的,但是立人来源于强烈的怀疑意识,也就是那种清醒的中间物意识.如果不弄清中间物的意义，是无法理解鲁迅的。
中间物是中间和过渡之意，是彷徨于无地的影子。鲁迅明确提出了一个“中间物”的观念，他又用哲学式的语言归纳道：“一切事物，在转变中，是总有多少中间物的。动植之间，无脊椎和脊推动物之间，都有中间物；或者简直可以说，在进化的链予上，一切都是中间物。”王晓明先生认为，鲁迅提出“中间物”的观念，用意正是在论证一种充当牺牲的必然性，既然万事万物，都不过是尽着一份“中间物”的大责，那我现在夹在黑暗和光明之间，甚至有一半还罩在阴影当中，也就无需苦恼，也无可惭愧了。鲁迅也愿意从“中间物”的立场来理解自己，经历了一个过程。狂人日记》的结尾部分，“我”的自责尤其明确，他把自己干脆归入了吃人者的行列。既要呼唤光明，又发现自己身上染着黑暗，到二十年代中叶，他笔下就涌出了这样的情绪：“然而黑暗又会吞并我，然而光明又会消失”，“我终于访惶于明暗之间，我不知道是黄昏还是黎明……”完全是一种“夹在中间”的困惑了。从那“精神界的斗士”的定位到要“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将自己描述成一个站在黑暗和光明的交界线上的牺牲者，鲁迅的脚跟越来越紧贴着大地，从精神呐喊到晚年关注人的物质生活，他的中间物思想越来越具体了，目标也越来越明确了。鲁迅从来都是执着于现实，他没有走上帝，是很自然的。李欧梵所揭示的鲁迅的矛盾与悖论，已越来越为后来汪晖、钱理群等人的鲁迅研究所印证，这一切都是由鲁迅的“中间物”意识所决定的。王乾坤作了精辟的论述，认为“一切都是中间物”则集中表达了鲁迅对生命的觉解，对生命本真的领悟，是与庄子“方生方死”等义的命题，也可读作“何死而在”（海德格尔）。所以说“中间物”论构成了鲁迅的生命哲学，是鲁迅全部思想的一个轴心 。这种“中间物意识”和“过客意识”是鲁迅人生的一个注脚，过客正在走向通往超验精神的半路上，过客用走的形式消解中西的形而上学。
（2）鲁迅的立人思想有局限吗？表现在哪儿？葛红兵说，不是立人立的不够，而是把人看的过高过大了，应该放逐人，这话对吗？
关于鲁迅的人学思想，多年来却一直缺少深入研究，在一段时间里，甚至被作为鲁迅思想的局限而加以否定或遮蔽。学者李新宇已有深刻论述,指出“正是这一人学思想体系成为他卓尔不群的标志，成为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话语的核心和中国文化现代性的最根本的特征。”在鲁迅建立自己的人学思想的世纪初，无情的事实已经宣告了以儒家文化、专制政治和小农经济相互适应而构成的中国文明的失败。
可以说,立人思想真正体现了鲁迅的眼光,并非他的局限.关键在于立的不够,五四时期的启蒙者多是一些穿这传统内衣来做立人工作的,当然无法把立人坚持做好.这项工作建国以后被迫停止,知识者被迫接受改造,此后立人陷入流产.90年代以来,随着人文精神的讨论,作为立人主体的知识者的困境再次被提出来,此时国内后学思潮泛滥,国学走俏,立人面临尴尬.9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新作派和自由主义的争论浮出水面,立人再次遭遇关注.纵观当今学界,自由民主宪政似乎成为一种共识,然而要为自由民主宪政铺路,必须进行新一轮启蒙,彻底重估传统文化之价值,继续继承鲁迅立人思想,呼唤公民时代的到来.
（3）鲁迅一生奋战在立人的铁屋中，最后累倒在无物之阵中，为何立人的目标在中国难于达到呢？路文彬的《论鲁迅的启蒙思想的历史局限》的观点对吗？
中国的国民性积弊太深太久,传统政治文化毒素太重,不是一下就能革除的,人处于一种封建的有害的文化的熏陶之下,长期不能得到解毒,立人的道路十分漫长.
统治者对待天下的方法就是“执长鞭以御宇内”，用法、术、势来束缚和操纵民众，用儒家的等级森严的道德和充满厌世的佛教来麻醉民众,身陷于瞒与骗的虚伪的道德国度里,少有民众能自省和挣扎.少数知识精英所做的解毒工作只能是在统治者熟睡之机,一旦醒来,也就到了要整治异端的时候了.实际上,五四时期一直处于救亡压倒启蒙的非常时期,真正意义上的启蒙还未开始.
路文彬的《论鲁迅的启蒙思想的历史局限》是有些道理的,鲁迅的启蒙更多的只是一种文化批判的启蒙,这种启蒙方式对于大众还是十分隔膜的.
（4）启蒙结束了吗？启蒙死了吗？何谓启蒙？启蒙的形式有哪些？
应该如何搞好启蒙？ 谁来启蒙?
五四启蒙运动虽然过去八十周年了，但是启蒙的目标并未达到，启蒙的任务并未完成。启蒙精神未死，启蒙任务艰巨，它的死对头是专制主义，中国人一直身受到专制主义的弊害，至今依然根深蒂固。几千年的奴隶生涯严惩扭曲了中国人的人性，使用权之成为鲁迅笔下的阿Q。 用鲁迅的话来说，中国人实际上也只有在做稳了奴隶与做不稳奴隶的时代之间选择。李慎之先生指出中国人必须从在自卑与自大之间失去平衡的阿Q转变成能自尊自律的、独立自由的现代公民。
所谓启蒙应是首先对知识分子自身的启蒙,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在独立个体出现之前,独立阶层只是一个神话。在独立的个体知识分子大批出现之前，所有的知识分子都是体制内的知识分子，即使体制外的自由知识分子也不例外。个体被剥夺殆尽的人，才会经常被一种孤立感控制，对群体、对威权的依赖才更强烈。成为一个觉醒了的个体，非常重要，一个人只有启蒙了自己、担当了自己之后，才有可能启蒙别人、担当别人。一个自觉的精神个体，永远是重要的。
现在中国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也没有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体制外的知识分子，由于传统政治文化的解毒工作或者说疗伤工作都刚开始，那种对群体、对威权的依赖无法轻松摆脱，个体的概念还没有广泛深入人心，除了中国特色的政治体制外，加上中国知识分子内力不足，真正独立的个体知识分子的诞生还有一个过程；知识分子要想独立，首先要摆脱自卑、自恋、自大与自贱的心理综合症，必须首先要终止焦渴，断奶成人。
在话语禁忌日益严峻而独立个体普遍匮乏的时代，谈论知识分子问题是虚妄的。
中国的知识人大都拙于谋生，缺乏经济头脑，思维又都很固化，长期处于僵化的体制下，麻痹了想飞的翅膀，纵使当权者放生，他们又能飞的动吗？《雷雨》中的周萍不就是一个例子吗？鲁迅说过，说话和写文章的人都是没用的。从这一点上来说，成为个人要比成为“人文知识分子”有意义。
启蒙的形式多种多样,有文化批判启蒙,实践启蒙,信仰启蒙,舆论启蒙等.知识分子在启蒙中应注重言与行的结合,应主动走近启蒙对象,俯下身子,用真诚的心真诚深入被启蒙的心灵.这要学习五四时期的晏阳初陶行之等人和俄罗斯一些优秀的知识分子如托尔斯泰等.
（5）鲁迅的启蒙思想如何面对当下后现代和 文化保守思想等的挑战？
从二十世纪90年代至今，中国学界以“后“相标榜的各种理论思潮风起云涌，似成蔚然大观之势，它的出现首先与中国知识分子对自身在社会生活中角色定位的迷茫，与试图寻求重新自我认同的道路这一历史背景息息相关。但实际上当中国后学的始作俑者从西方现代理论自我反省的边缘地带获得沟通两个世界的合法通行证时，却抛弃了后现代理论本应具备的有效反思能力；其后风行于中国大陆学界的各种“后现代“理论，不但在西方的各色殖民话语面前显得身份暧昧，又与中国自身文化脉络中的种种遗绪纠葛不清，同时还不知不觉地承担着在中国将现代化叙事进行到底的奇特使命。
中国知识界的相当一部分人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是以启蒙民众的姿态扮演着“文化英雄“的角色。那场事件后知识群体急剧分流，一部分转入商界和政界，导致所谓“黄道“（商道）和“红道“（官道）上人满为患，固守纯粹学术立场的知识人顿时感到孤立无援，深陷深度焦虑之中。焦虑的核心则共同指向了如何重新确认自身的位置这个问题。一部分人可能尚未从八十年代英雄光环的笼罩中走出，所以一边痛恨世风日下的道德滑坡；另一方面则在感叹“人文精神“失落的同时津津乐道于重拾古老的道德遗绪，还有一层不宜言说的隐晦原因，那就是期盼讨论“文学主体性“时的那种一呼百应的风光场面再次出现。启蒙的溃败，于是出现了后现代和 文化保守思想。学界陷入了对“五四”的反思，反思那种启蒙思想家对待传统文化的偏颇与缺失，批驳单线进化与新旧二分以及科学至上与人文萎缩的激进姿态。这些帮助启蒙者克服文化幼稚病，扩充启蒙內涵，改善启蒙心态。 后学思潮是水土不服，国学思潮卷土而来，
（6）鲁迅的思维方式有局限吗？鲁迅为何没有走向天国没有皈依基督呢？应该怎样对待当前的基督文化思想？
鲁迅的思维方式的局限是否表现在太拘泥于世俗此岸,无法超拔出来,进行形而上的思考,其实也是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缺陷,这种思维太过直观注重体悟,不象西方纠缠于人与自然和社会的抽象思辩,老庄和海德格尔就是两种思维方式;西方哲人的智慧体现在抽象思维上,东方哲人的智慧体现在感性思维上,中国哲人无法像西方哲人那样将这些寓言抽象为一个概念,理性思维能力比较差.西方智慧重视“与自然斗”，东方智慧重视“与人斗”. 中西思维的这种不同特点，还深刻地影响了中西文化的不同气质。中国哲学史上的三大流 派儒道佛都强调内心的反省、体验与觉悟,古希腊哲学家的语言具有鲜明的抽象性、概括性，东方人强调整体性和综合性，而西方人则重视个体性。中国人是在哲学上强调“天人合一”，“和为贵”，“求同存异”，或者”求大同存小异”，而西方人比较主张标新立异。从哲学和文化体系角度说，鲁迅受影响深的是儒家哲学，而西方是基督教文化。儒家哲学体系里强调的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首先是修身第一位，也就是讲究道德文化，这种道德文化里恰恰强调的是一种义。另外还有君子之交淡如水，也强调的是义。当然现在有些变化，现在有的主张义利兼顾。再加上我们的哲学思想强调综合，他们的哲学思想强调的是分析，就分别形成了侧重整体思维或个体思维的差异。鲁迅的思维方式带有明显的东方色彩,钱理群的《心灵的探寻》，在思维篇中从“于一切眼中看见无所有”、“于天上看见深渊”、“于无所希望中得救”等方面分析了鲁迅的辩证思维特征；又透视了鲁迅“多疑”、“尖刻”中的现代智慧。这些表现了鲁迅思维方式的直观和体悟的特点.太依赖于悟性思维,不能上升到抽象思维上,所以不能超拔出来,陷于一种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纠缠里,人人不能自顾,身处敌人和论敌的围剿里,所处的环境特别恶劣，不仅是内忧外患，尤其是启蒙所遇到的强大阻力。他的矫枉过正其实也是被腐朽的政治势力和孔教喧嚣逼出来的，故迟迟不能走向天国.
关于信仰和理性，鲁迅更倾向于理性,就是绝不牺牲独立思考、怀疑批判为基本特质的知识分子的行为，绝不丧失作为知识分子的独立品格.就这一点上,鲁迅不轻易地投奔上帝,在没有弄清一些障眼法之时,绝不轻信,或许是一种不错的选择.
（7）当代仍没有从整体上超越鲁迅的学者，有没有在某方面超越鲁迅的？
鲁迅先生在深入批判和反省中国古文化上,做出了突出贡献.这一成果集中一点就是他的立人的光辉思想,当前知识分子应把这一思想继承下来,对于鲁迅作品中过于黑暗 犀利 刻骨的一面,应联系他所处的时代来认识,还要深刻认识鲁迅个性中荒寒和冷硬的一面,正确认识人性中的恶的因素,认识人的有限和固有的罪性,努力靠近基督信仰,增强爱心 宽容 悲悯,堵塞个体的精神黑洞,战胜弥漫在四周的黑暗.
（8）启蒙者的精神缺陷表现在哪儿？
学者任不寐认为，中国知识分子精神结构的局限性表现在三个方面：哲学理性的缺乏、宗教意识的无知和法律精神的淡薄，相应的，这种精神结构呈现出东方式的功利主义、极端主义和机会主义的特征。这种求真乏志、求善不能、求治无方的精神状态，充分说明了中国知识阶层在文化上处于较低层次的水平上。 我个人也随意说说。
第一，启蒙资源的缺陷。
从严复、谭嗣同到胡适、吴稚晖，中国早期自由主义者的基本趋向是拒绝本民族的资源，以为真能全面排旧，全面取新。殷海光大半生认定传统道德与民主政治、自由精神完全不相容，晚年转而肯定“孔仁孟义”是中国实现民主自由的根基，并提出了应深思“中国的传统和西方的自由主义要如何沟通”的问题。就自由主义者必须具有的独立的批评能力和精神，必须具有的道德勇气、担当精神而言，就自由、理性、正义、友爱、宽容、人格独立与尊严等自由主义的基本价值而言，就民主政治所需要的公共空间、道德社群而言，就消极自由层面的分权、制衡、监督机制和积极自由层面的道德主体性而言，儒家和传统诸家都有可供转化和沟通的丰富的精神资源。儒家人文精神与西方启蒙思想是可以沟通的，儒家的人格主义可以与现代人权观念相接殖。陈祖为认为，儒家的人文精神及其社会实践和人权论说具有重叠共识的可能性，儒家角色本位的伦理观、社会理想、仁爱哲学、对长辈与老人的尊敬、和谐观念等都与人权概念相容。从儒家内在的文化资源中可以开发出诸如人权、自由、平等、法治等现代价值，汇通启蒙理性，扩充启蒙内涵，修正人类中心主义和西方以权利为中心的价值观等弊病。徐友渔 认为这种依靠内在道德原则“开出”市场经济的思路是误导人的。市场经济在不同国度、不同宗教信仰和文化传统的人群中所向披靡、蓬勃发展的事实证明，只要没有人为禁铜，市场经济不需要一种特殊道德作为支撑。
中国历代知识分子中“以天下为己任”，“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精神的人不少，他们敢于运用自己的智能，对不合“正道“的社会政治进行反思批判，从司马迁、嵇康，到柳宗元、辛弃疾、文天祥，再到李贽、黄宗羲、王夫之、龚自珍，这样的“士”代不乏人，他们代表着中国知识分子“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高贵品格。中国古代思想之精华，智能之结晶，于今日仍有其重要价值者，恰恰是在这些具有坚韧意志和高贵品格的“士”的手中产生的。
民主在手段看来是目的(民主是最不坏的制度),在目的看来是手段(自由才是目的).所谓美式民主还是别的式民主是伪概念.是否保障自由和人权才是甄别真假民主的试金石.
当代的文化启蒙者要注意挖掘这些宝贵的思想资源，一味引进西方资源效果未必好。 学者张光芒对传统启蒙资源的挖掘十分深入，他追溯中国近现代启蒙的民族文化发展的内在根据，认为“中国文化中的叛逆性传统为现代启蒙提供了民族自身内在的思想资源与动力基础”， 并把这种内在推动力归纳为三个方面：一是形形色色的非儒学派为启蒙文化提供了内在的逻辑生长点；二是对儒学思想本身进行价值重估和重构，使其发生现代性转换；三是“承续并扬弃明末以来以‘主情反理’为核心的人文主义文学精神”。它们分别从精英文化与民间文化、主流文化与非主流文化的各个层面改变了传统文化的结构，构成了现代启蒙的思想资源，并表现出从“托古改制”到“以复古为解放”的运动规律。从某种意义上说，“传统思想资源是对中国近现代启蒙的启蒙”。也正是在这种追溯的基础上，张光芒提出“‘中体西用’确实需要重新认识，重新评价”，只要这种重新认识不是“在内涵意蕴上将‘中体’视为‘古体’”。虽然早在五四时期周作人就曾经把“人的解放”的源头推到晚明，但是有意识的把民族文化中的叛逆性传统视为整个近现代启蒙的内在根据，这恐怕还是第一次。这种“寻根”，也符合皮亚杰的认识发生论，因此它为建立启蒙的中国化体系找到了更坚实的理论根据。这些观点也印证了鲁迅研究学者林非的看法，传统启蒙资源正在受到重视。
第二， 宗教关怀的缺陷。
作为启蒙者始终缺乏一种持久的宗教信仰，启蒙受到的阻拦太大，难于把启蒙坚持到底。
正是人类的苦难创造了人类的上帝！因为现实生存的困境和苦难的没有尽头，因为命运的无常和自然的神秘都逼迫诱惑人类寻找终极归宿和救赎之路。但终极救赎之途何在？又如何才能化解这生存的无尽苦难？正是人类超越苦难的强烈愿望，从而使得在寻找救赎（解脱）之途中超人间的力量神降临了，宗教信仰于是诞生！彼岸的乐园抚慰了现世灵魂的苦痛，在终极诉求的信仰之途上，苦难的生灵得到了精神的皈依和救赎，从而实现了人间关怀的目的。因此，基督、佛、真主安拉的使者穆罕姆德首先都是作为拯救苦难的高尚牺牲者而受到人间的敬仰和膜拜。如基督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佛陀们的舍身救苦。基督教作为一种罪感文化，认为苦难的根源就在于人类的初祖亚当和夏娃在伊甸园中因为受到蛇的诱惑违背了上帝的旨意而吞食了善恶树上的果子，从而犯下了原罪，被上帝罚受苦难；《圣经•旧约》“创世纪•神的宣判”一节，上帝就对亚当说：“你必受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直到你归了土；因为你是从土而出的。你本是尘土，仍要归于尘土。”于是，原罪成了基督教文化的逻辑起点。佛教文化对苦难根源的解释并非是人对神所犯下的原罪，而是来自于人自身的本性和本能，人性和人欲因此成为佛教文化精神的逻辑起点，甚至可以说，整个佛教文化体系都是建构在人性欲望根基之上。对于苦难根源的不同看法，必然导致救赎和解脱方法的差异。基督教认为苦难的根源来自于原罪，作为亚当和夏娃的后代，作为上帝的子民就只能是向上帝祷告，坚定地仰望上帝的救赎。佛教把欲望当作一切苦难的根源，佛法虽然有四万八千门，归根结底却是为了觉悟，为了超越欲望的束缚，因此一切修行方法都是要针对不同层次的人性欲望，佛教三宝：戒定慧，由戒生定，由定生慧，由慧而觉悟成佛。（引用）
基督教文化精神就被公认为是受罪与救赎，并形成了西方的罪感文化特点。中国的儒道文化以及本土化了的禅宗追求以人为本位，注重现世的生命享受，是一种重生主义，表现为乐感文化特征。宗教信仰的作用在于，从人生的负面切入，去体察现实人生的苦、罪等根本缺陷。这些根本缺陷是由人源于动物性的感官欲望和感觉经验产生的。宗教精神的基本向度是对人间苦难的博爱关怀和对超越存在的终极诉求，中国文化在超验关怀的缺失是个大问题,由于这种匮乏，致使中国文化只能培养那种眼光拘泥于此岸和世俗世界的文化大师，无法把眼光投向更深处。
第三，可喜的努力。
鲁迅积毕生之思索,在临死前曾发出过这样的感叹:“多有只知责人不知反省的人的种族,祸哉祸哉!“可惜,并没有多少人注意到这句话,更没有多少人以此来警策自己.一个民族能自觉地作群体反省,是这个民族理性成熟的标志。要用现代人的标准要求自己时时自我反省,自我批判.尤其是作为担负着大众启蒙任务的知识分子,更是如此.中国近代启蒙者之所以有着很大的局限性,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虽然对于国民的劣根性有所认识,但对于劣根性在自身的表现却缺乏应有的认识,以传统反传统,以封建反封建,最后走向反面.到了九十年代，启蒙者开始了挣脱奴性思维的努力，他们把解剖刀开始指向自己，更有一些知识者借助基督信仰，主动走向忏悔。
９０年代中国思想界在自由派与新左派的划分之外，还有“第三条道路”，即以圣经文明的精神资源为依托，来反思中国自由之贫困以及中国自由之可能，９０年代的耻辱感在这一学派中得到了最有力的彰显。这一学派在年长一代中有何光沪等先生，中年一代以刘小枫先生为代表，可能还包括朱大可先生、茉莉女士等等。８０年代成长起来的年轻学人中，有邵建先生、任不寐先生、摩罗先生、尹振球先生、萧瀚先生、李柏光先生等等。年轻的学人中可能大多数人没有经过严格的神学教育，他们多是通过“向自由忏悔”（任不寐）和“寻找精神出路”（摩罗）这种生命体验而走向耶路撒冷的。这一学派与教会学派不同，他们可能更多“处境焦虑”，更多在“奥斯威辛以后的神学”或“自由主义神学”那里找到共同语言，而为教会神学派垢病为“实用主义神学”。与此同时，他们也批评专务灵修、固守神正论教义的的教会神学是“神学犬儒主义”。二者之间的共同点是，都反对偶像崇拜理论的乌托邦观念，都认为人类自我拯救是不可能的，人完全免除不幸是不可能的，只有在上帝主持的审判中人才能实现彻底的解救。但二者之间存在分歧：这个新学派认为人虽然不能免除不幸，但可以免除不义，可以对此岸世界进行“相对改进”，但这种相对改进的能力不是一种权力，而是基于原罪而产生的责任。教会神学完全否认人的责任，因而被批判为无视人身上存在的神性特征，将人和动物降低在一个位格上，并不符合神的话（参见《创世纪》）。（任不寐 《九十时代的精神出路 》）
（9）我为什么崇拜鲁迅？
我为什么崇拜鲁迅？因为在一个善于培养奴才和奴隶的土壤里，很少能有人象他那样象一个人那样堂堂正正地生活。鲁迅一生不仅以自己的著作，还以自己的人格力量为中国人树立了一个伟大的“人”的榜样。他是真正的“精神界之战士”。他承担了巨大的个人痛苦，同时积极探求出路，尽管并没有什么现成的路径，真正的路径属于那种敢于探求的人。
鲁迅的作品始终以人为中心，剖析人的生存困境，探求造成这种困境的原因，努力寻求出路。深刻之处在于揭示了一个本质问题，个体的带有悲剧色彩的生存处境。他的《野草》留给我们的是一个人面对外界的具体困难时，绝望的心灵和铁屋般的困境互相撞击的精神火花。
（10）鲁迅的最大缺陷是什么？鲁迅的优点是什么？应向鲁迅学习什么？
如果没有爱，鲁迅在看幻灯片时完全可以什么都不去想；如果没有爱，鲁迅完全可以不回来而在国外漂泊一生；如果没有爱，鲁迅可以什么都不写，整天抄古碑，做一个考古家。所以，鲁迅最大的缺陷是“爱”。同时，鲁迅最大的优点就是“爱”。鲁迅的爱是一种大爱，更多是对国家 、民众、 青年、 弱势阶层的爱 ，他却对自己、 妻子 少爱。他的作品多带有孤独 、肃杀、 人性化的色彩少。抑郁 、苦闷、 愤激 、 寂寞 、灰色 、凄哀，而缺少温情 、悲悯 、恬淡 、柔和 。们看到的多是愤世嫉俗、嬉笑怒骂、尖酸刻薄，看到了悲凉的呐喊、无助的彷徨、深深的叹息，感受到的是森森鬼气和痛苦虚无感的侵袭。鲁迅表现了他对事物敏锐的洞察力与理智的处理事情的能力，完全建立从个人立场观察判断问题。这一点就足够今人去学，告别精神胜利法抑或奴才处世的哲学，彻底摆脱奴化思维还有一个漫长的过程。鲁迅启示我们怎样做人，以人为本，不做奴才，绝望中也要战斗。当前是要学习鲁迅找回自我，争取人格的独立、思想的自由、经济的自立，彻底摆脱物质和精神上的人生依附关系。 鲁迅先生的“能做事的做事,能发声的发声,有一份热,发一份光“的精神应该成为青年人的座右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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