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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聂华苓眼中的殷海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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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2005/09/13 出处： |
海外著名女作家聂华苓在她的新著《三生三世》一书中，专门辟出一个章节“一束玫瑰花”，是谈殷海光的。聂华苓这个名字，许多读者是从她的《千山外，水长流》、《桑青和桃红》中熟知的。这本《三生三世》是一部完全个人的亲历历史，是一个在大陆生活二十四年，台湾十五年，美国爱荷华三十八年至今的女作家的历史，无怪乎聂华苓慨叹自己好像活了三辈子，自传里以一个女性细腻敏感的笔触，来向读者展示她眼中的殷海光。
殷海光，1919年出生于湖北黄冈一个农村传教士家庭，故也有人称他为“五四之子”。他七岁入学，小学和中学分别在家乡和武昌完成。中学时期，殷海光开始对逻辑和哲学发生兴趣，既有学术论文在《东方杂志》和《文哲月刊》等知名学术刊物上发表，还出版了四十万字的译著《逻辑基本》。1936年，高中毕业后的殷海光到北平问学金岳霖、熊十力，并备考清华大学。其时他十六岁时对于逻辑学的心得，就得到金岳霖的重视，并引用在其著作里。次年，抗战爆发，殷海光在流亡途中进入西南联大文学院哲学系学习，并正式师从金岳霖学习逻辑和分析哲学。1944年，战火逼近云贵大后方，殷海光参加青年军赶赴印度训练。1947年初，殷海光进入《中央日报》任主笔。，淮海战役后，国民党大势已去，殷海光的一篇社论《赶快收拾人心》，针砭时弊，痛陈直言，得到许多知识分子的共鸣。1949年，殷海光随报刊撤退台湾以后，开始对国民党的陈腐之气愈感不满，诤谏之言日烈。1949年8月，他退出报界转入台湾大学任讲师，主讲逻辑学和分析哲学，几年后升任副教授、教授，并开始在胡适、雷震主办的自由主义刊物《自由中国》上“书生论证”，逐渐成为一个纯粹的自由主义领军人物。他以五四为旗帜，大力宣传自由民主和科学理性，反对专制主义。蒙昧主义。他在台湾大学哲学系任教授时，出版《中国文化的展望》一书，曾引发强烈的轰动和激烈的讨论。在许多年轻学者及大学生的眼中，他是“五四”精神的继承人及民主自由的捍卫者，是青年人和大学生的思想导师和精神领袖。但由于他对传统文化的深恶痛绝和口诛笔伐，所以也被人视作全盘西化派。
以上所述，是书本上的殷海光。现在，有人把研究殷海光称之为“殷学”，那只是学问中的事情，在中国人心里，哲学家往往就是一个神化的道德家，但现实生活中的殷海光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当年随着国民党败退台湾的时候，聂华苓拖着母亲弟弟妹妹一家老小漂流异乡，狼狈万状，是没有选择住处的自由的，于是便怀着吉凶难测的心情，不得不与人称为“怪物”的
殷海光做起了邻居。当时台北市松江路这三室一厅的房子，只有殷海光一人孤零零地居住，人人都说他古怪、孤僻、傲慢，一语不合，立刻会拒人于千里之外，所以谁也不愿意去招惹他。搬来的那天，殷海光正在院子里种花，打了个招呼，没有欢迎，也没有不欢迎的表情。第二天早上，聂华苓看到桌子上有一束红艳艳的玫瑰花，那是“怪物”的殷海光送给母亲的，也是一家人来到台湾生活后的第一束鲜花。也就是从这一束玫瑰花开始，殷海光成了一家三代人的朋友。
搬来以后，殷海光便在聂华苓家搭伙吃饭，一家人都喜欢吃硬硬的米饭和辣椒，只有殷海光把饭一粒一粒地挑着往嘴里送，不沾辣菜，尤其痛恨酱油，但又从不提出什么要求，直到后来聂华苓的母亲发现他有胃病时，才把饭煮得软软的，辣椒酱油也不用了，并问他为什么不早说呢，殷海光依旧有一搭没一搭地吃着，还讲出自己的道理：人对人的要求，就像银行存款，要求一次，就少一点。不动存款，你永远是个富人。
当时，一群年轻的知识分子从大陆来到台湾，常常在一起聚会，谈论中国的未来。聂华苓第一次看到的殷海光，只是比这些年轻人大几岁，可他俨然是他们的大师，不常讲话，两眉紧锁着坐着，笔挺的希腊鼻，晶黑深沉的眼睛，射出两道清光，一蓬乱发任性地搭在额头上。他终于讲话了，一口湖北腔的国语，一个一个字，咬得清楚、准确、坚定。私下说话时，殷海光又会娓娓丛谈，有时如长江大河，一泻千里；有时犹如春风，徐徐撩来。他常常感时伤世，认为现在的人，大致可分为三种：一种是粪坑里的蛆，一天到晚逐臭地活着；一种是失掉人性的躯壳，只是本能地生存的，没有笑，没有泪，没有爱，也没有恨；还有一种人生活在精神境界里，用毅力和信心保护自己。物质的世界是狭小的，充满着欺诈和各种利益冲突，只有在精神的世界里，才能开拓无限乐土，自由自在，与世无争。
世情是如此险恶，人性是如此难测，但殷海光一谈到他梦想的庄园，眼睛就亮了：我有个想法，你们一定喜欢。我梦想有一天，世界上有一个特殊的村子，住在那儿的人全是文学家、艺术家、哲学家。我当然是哲学家了咯！我的职业是花匠，专门种植高贵的花。那个村子里，谁买到我的花，就是最高贵的荣誉。那个庄园大得可以供我散步一小时，庄园边上环绕密密的竹林和松林，隔住人的噪音。庄园里还有个图书馆，专存逻辑分析的书。凡是由我赠送借书卡的人，都可以进去自由阅读。但是这样人不能超过二十个，人再多就受不了了。作为哲学家的殷海光叹息着：人真是很奇怪的动物，像刺猬一样，太远，很冷；太近，又刺人。在我那庄园里，我要修几栋小房子，不能离得太近，越远越好。
现实中的殷海光是在院子里种花，他的花特别娇嫩。夏天，他用草席为花树搭起凉棚。风雨欲来，他将花一盆盆搬进屋内。一间不大的房，是书房，卧室，起坐间，储藏室，也是雨天的花房。他有时也邀请聂华苓一家雨中赏花，否则，非请莫入。桌子上一小盆素兰，茶几上一小盆珠兰，沙发旁的小架子上，永远会插着一束丰姿绰约的鲜花，那是他从园中
采来的。靠墙的一排书架上，除去几本普通的书外，都是从不借人的看不懂的“天书”。书和花，就是他的命。
哲学家一来劲，就要讲“道”，他的“道”是中国必须全盘西化，反对传统。殷海光说西方文化的好处之一，就是人有科学头脑，讲究分析。他论事论人，锋利冷酷，一层一层把人剥开来分析。他还认为西方文化的好处之一，就是线条清楚，不讲面子。他向聂华苓家借三块钱，收到稿费后，必定郑重其事地双手奉还。反过来聂家向他借三块钱，他就会问：几时还？下星期三我要买书。你要是说下星期二一定还，他才会借。否则，下次休想再借。为此，母亲常常批评他：殷先生呀，你实在不通人情！他仰天大笑。一次，母亲向他借一个多余的空玻璃瓶，他绷着脸，煞有介事地说：不借！聂华苓止不住冲口而出：实在可恶！殷海光哈哈大笑，咚的一下关上了房门。
殷海光每天早上都要到巷口小铺喝豆浆，又常常伸手借钱：聂伯母，没有早点钱了，明天拿了稿费一定还。母亲会笑着说：殷先生呀，下次有了稿费，在你荷包里是留不住的，就交给我保管吧，不要再买书卖花了！这时的殷海光接过钱后，自顾自地说：书和花，应该是作为一个人应该有的起码享受吧！然后会忿忿不平地咚咚走开了。
殷海光除去教书之外，很少出门，也不请人入室，来了人，常常靠在野草丛生的大门，三言两语，一阵哈哈，拂袖而去。有时他和客人坐在家门口的台阶上，一个人捧着一个烤红薯，谈逻辑，谈数学，谈罗素。假若他突然间不见了，你一定会看到他捧着一束鲜花，夹着一本本硬梆梆的新书，提着一包包小点心，坐在一辆旧三轮车上，笑眯眯地从巷口轻松地荡过来。这时候聂华苓的母亲会劈头一声大叫，彷佛抓住一个逃学的孩子：殷先生，你又拿到稿费啦！记不记得，今天早上你还没有早点钱！殷海光仰天大笑，快活得像个孩子，会赔罪似地请这一家三代人到他屋里喝咖啡吃点心。到了这种花香、书香、咖啡香、再加上微雨黄昏后，就是他开始说罗素的时候了。要知道，罗素可不是随便谈论的，天时、地利、人和，都得配合才行。其实这一家人哪个懂得罗素？不过没关系，罗素不在乎，殷海光不在乎，殷海光说人能通就行，他常常用这个通字来形容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作为世界著名的女作家，聂华苓是到台湾以后才开始写作的，殷海光是第一个鼓励她写作的人。1952年，胡适第一次从美国来到台湾，有人建议聂华苓到机场给胡适去献鲜花，聂华苓因为腼腆和不喜欢公开露面而拒绝了。殷海光知道后拍着桌子大声叫好：好！你怎么可以去给胡适献花，你将来要成为作家的呀！
不过，他看着抱着婴儿的聂华苓，又担忧地说：尿布里可出不了作家的呀！你是个聪明女子，写下去呀！说完又是仰天大笑，转身走了。
那时候的聂华苓，是连一支自来水笔都买不起的。一次殷海光领到稿费后，买了一支新的派克笔。母亲说：殷先生，你这个人呀，原来的那支笔不是好好的吗？你裤子破了，袜子破了，早就应该丢进垃圾堆了！眼巴巴望来得一点稿费，又买支笔！他要把旧笔送给聂华苓，结结巴巴地说：这支笔，要不要？旧是旧，可我写了几本书了，你拿去写作吧！可到了第二天晚饭后，他又在房中走来走去，坐立不安，终于吞吞吐吐地对聂华苓说：有件事和你商量一下可以吗？可不可以把你的笔和我的笔交换一下？聂华苓大笑：两支笔可全是你的呀！殷海光认真地说：给了你，就是你的了，再要回来，不礼貌！我还是喜欢那支旧笔，我用了好多年了！聂华苓把旧笔还给了他，殷海光连声道谢，那郑重的口吻，倒像是对方送了他一件珍贵的礼物似的！
这就是聂华苓笔下的殷海光，一个热爱生活、充满着率真和童趣的哲学家。书中回忆到，殷海光一生都在不断地探索，焦虑地思索，思想道路也在不断地演变。他崇尚西方文明，但在多年以后，又开始对中国文化重新评估，逐渐承认传统的价值了。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他断断续续地说：“中国文化不是进化而是演化，是在患难中的积累，积累得异样深厚。我现在才发现，我对中国文化的热爱。希望再活十五年，为中国文化尽力。”
然而，天妒英豪，高才不寿。1969年9月16日，殷海光终于放下文化的重担，因胃癌在贫病中撒手长逝了，时年只有五十岁。二十多年后的今天，殷海光身后的那个世界毕竟出现了意想不到的变化，这大概是哲学家生前所未能预感到的。不过，他的生活片断却给聂华苓带来了永久难忘的记忆，并影响着她自己一生的创作历程。
《三生三世》 聂华苓 著
台湾皇冠出版社2004年2月出版
《中国文化的展望》 殷海光 著
中国和平出版社1986年出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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