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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8年蒋爱珍枪杀三人判1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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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2005/09/13 出处： |
这件事的来龙去脉大家清楚吗？
先判死刑
后改死缓
最后判为有期徒刑15年
转载——
《人民日报》1979年10月20日
蒋爱珍为什么杀人？
编者按：新疆石河子中级人民法院院长王心如同志来信，说明关于蒋爱珍杀人案
件的情况和他的意见。我们派记者做了调查。蒋爱珍采取杀人手段，应受法律制
裁。但仅制裁蒋爱珍够吗？对酿成这一惨案的有关人员不应该追究责任吗？我们
应从这件事汲取什么教训？这是有待进一步研究的?
＊＊＊
在石河子地区公安局看守所里，关着一个重犯，她打死了三个人。可是奇怪，群
众却大多同情她。不少人说她没有民愤。有的说：“这个娃娃可惜了！”连看守
所的人也反映：这个犯人很老实，不象一贯作恶的。审判员提审了这个犯人，我
们在场。这是一个二十四岁的女青年。看上去庄重、矜持。问她为什么要杀人，
她情绪激动，说话哽咽，不时掉泪。审问进行了一半，她再也说不下去了，呼嗤
呼嗤地喘着粗气。审判员看她憋得难受，就让她出去休息一下。过一会儿，我们
去找她，只听她一个人在厕所里嚎啕大哭。她为什么这样痛苦呢？她为什么要杀
人呢?
缘起
她名叫蒋爱珍，是浙江绍兴人，一九七二年初中毕业后，随哥哥到新疆石河子生
产建设兵团。先在农场劳动，后被推荐到一四四团医院当护士。她一贯工作积极
，思想进步。一九七三年加入共青团，一九七六年入党。同年被选为党支部委员
，兼团支部书记。蒋爱珍的哥哥同一四四团医院党支部副书记张国政，过去是一
个部队的老战友。蒋到医院后，她哥哥嘱托张国政，要象亲兄妹一样关心蒋爱珍
。张国政热心帮助蒋爱珍进步。加上工作上的原因，两人关系因此比较密切。一
四四团派性严重，李佩华、谢世平（都是党员）和医院个别领导人，同张国政早
有矛盾，想抓把柄把他整下去。一九七八年三月十八日，蒋爱珍被批准回浙江探
亲。十七日晚，张国政和另一个人曾一道到蒋爱珍卧室（外科值班室），嘱咐她
路上应注意的事情，然后即告别回家。李佩华，谢世平妄断这天夜里张国政要和
蒋爱珍发生关系，就在副院长粟某的支持下，行动起来。半夜两点多钟，谢世平
叫了钟秋等六七个人，把外科值班室的门窗、周围过道以及张国政家（紧挨医院
）的大门，处处把住。然后哄使一个护士，诡称要纱布抢救病人，叫开了蒋爱珍
的门。谢世平闯进蒋的卧室，四处搜查，不见张国政。蒋爱珍陪护士在另一处取
了纱布，回来时发现谢世平。打过招呼后，三人一同走出值班室。在门外，蒋爱
珍发现在黑暗处李佩华躲藏不迭，立即引起怀疑。因卧室里放着九百元钱，她害
怕这些人偷钱，决定向支部反映。支部书记家离医院远，她就去找张国政。张从
家里来到值班室，正查问情况，李、谢突然闯入。张国政问：“你们干什么？”
李佩华回答：“我们来抓鬼？”张国政明白了这是怎么回事，就差人去把支部书
记和支委都叫来，说明刚才发生的情况。支部问了有关人员，又查看了蒋爱珍的
卧室，未发现异常痕迹。问李佩华、谢世平时，他们支支吾吾，只说“我们失败
了！”十八日清晨，谢世平去团党委，捏造事实，诬说张国政昨晚在蒋爱珍房里
干了不可告人的事。早晨一上班，钟秋就到各房间游串，散布昨夜张国政在蒋爱
珍房里鬼混。与此同时，医院外面的商店、学校等处纷纷传出：昨夜抓住了，…
…。两三天后，李佩华、谢世平等几个人又传出：十七日夜半有人看见张国政从
蒋爱珍的卧室出来；有人看见他闪进自家的门，等等。谎话陆续补充，越来越圆
全，以后成为领导上逼蒋爱珍承认“三•一七”事件的主要“证据”。会计
傅冬勤对李、谢等的做法不理解，找李佩华谈。李直言不讳地说：“现在只好硬
着头皮干下去，干成啥样就啥样。弄不倒也要弄个臭！
发展
三月十八日，蒋爱珍没有起床，气得直哭，也不回家探亲了，还要求组织上给她
澄清事实。绝食三天，最后她哥哥来劝了才复食。她从床上起来以后，勉强工作
，跟谁也不说话。一天下午，谢世平、钟秋两人在走廊里大骂张国政，诬蔑他乱
搞男女关系?
蒋爱珍穿着白大褂，站在值班室门口呆呆地望着，一语不发。
晚上，蒋爱珍独自在值班室里。突然，哇的一声，跑出去了。大家又哄又拉，总
算把她弄回医院。两三个人按着她。她哭喊：“冤枉啊！冤枉啊！——为什么不
让我去接妈啊！——冤枉啊！”说完，又哈哈大笑起来。在场的人很多都淌下眼
泪。经过医生诊断，确定是精神分裂症，收入病房。一天夜里，病房里突然不见
她了?
初春的戈壁滩上，寒风凛冽，蒋爱珍穿着一身单衣单裤，在旷野里转游了一夜。
第二天朦朦亮，她哥哥和医院的几个人开着一辆卡车寻到一个高坡边，发现蒋爱
珍直直地站在那里，两眼直瞪瞪，头发上几片枯草叶，脸上几道划破的血痕。哥
哥喊她，没有反应，过了一会儿，她才微微地吐出一句：“妈妈……”。这么一
段经历，后来被李佩华等诬蔑为“装疯卖傻”，一次一次地要她在会上“说清楚
”。
“调查”
三月三十日，一四四团党委派工作组到医院，专门调查“三•一七”事件。
组长杨铭三是一四四团的副参谋长，主管医疗卫生工作。在以往的工作中，张国
政曾几次同他大吵大闹过。这次他带领工作组到医院，一开始就陷入派性，偏袒
李佩华、谢世平一方。因此，三月十七日的事情越查越复杂。四月六日，团长亲
自到医院动员，号召开展全面揭批查，集中揭发张国政的问题。调查“三•一
七”事件的工作组改为领导运动的工作组。“三•一七”事件放在运动中一
起搞。运动中，李佩华、谢世平等又提出了许多所谓张国政、蒋爱珍“男女关系
”的疑点，扬铭三要蒋爱珍一个一个说清楚。几个月内，关于“三•一七”
事件和所谓张国政、蒋爱珍“男女关系”问题的大字报，从医院各处到团部招待
所等地方到处张贴。许多漫画污秽不堪。对“三•一七”事件，医院很多人
持否定或怀疑态度。工作组一来，这些人都成了保守派。全院因这个问题受到打
击或歧视的共有三、四十人。党支部根据最初掌握的材料，对“三•一七”
事件倾向于否定。工作组把支委们看作“保张派”。运动中全体支委都靠边站。
文教干事苏天艳贴了一张《呼吁医院广大群众为受害知识青年蒋爱珍伸冤》的大
标语，运动没有搞完，就被调离医院。医生牛素玲，仅仅听蒋爱珍诉说了一次冤
情，安慰了她几句，被杨铭三一次一次追逼，不仅要她写书面检查，还叫她在全
院大会上作检查。医院有个青年医生，同蒋爱珍谈过恋爱，一天，杨铭三走到他
家，当着他爸爸的面警告说：“我以领导的名义、长辈的身份告诉你：现在蒋爱
珍的问题还没有搞清楚，你不能跟她谈了。”蒋爱珍的行动受到监视，人们都不
敢接近她。后来，她发觉自己的信也被李佩华等人拆看，感到在工作组的压力下
，医院里再没有人敢出来为她说真话了。
绝望
工作组初进医院时，蒋爱珍满怀希望。她很早就去找杨铭三，想诉说三月十七日
的事。不料，杨铭三冷冷地叫她回去，并说：“三月十七日的事，没有，要给你
搞清楚；有的话，就改，改了就好。”蒋爱珍虽然对杨铭三的话有气，但她坚信
：只有依靠组织才能解决好问题?
于是，她写了一份详细材料交给工作组，等着杨铭三来找她谈话。一个月、两个
月……四个月过去了。直到八月一日，杨铭三才找蒋爱珍。不过不是谈心，而是
通知她第二天在群众代表会上“老实交代”三月十七日的事情。八月五日，在全
院群众大会上，工作组宣读了对张国政的审查材料，其中?
三月十七日的事情作了肯定性的介绍。蒋爱珍有气，找机会顶了杨铭三一句。杨
铭三说：“你也要检查！就是到最后什么也没有，光凭你同张国政的接触，跳到
黄河也洗不清！”蒋爱珍对杨铭三和工作组失望了，八月六日晚上，去找团长诉
说冤情。团?
哼哼哈哈，一个问题也不回答，只是说：“你要相信组织。”蒋爱珍又找了石河
子地区派往一四四团的工作团团长。工作团团长也是冷冰冰地把她推了出来。蒋
爱珍曾想到乌鲁木齐去告状，但是又想：自治区领导那么忙，不可能直接下来处
理问题，最后还是要落到杨铭三他们的手里。她对“相信组织”这一条，终于绝
望了。党支部整党进行了一个月，在要不要再开蒋爱珍的会的问题上，工作组内
产生了分歧。有的同志主张不要开了，杨铭三和另一个工作组成员坚持要开。杨
铭三还亲自通知本来不参加整党会的钟秋等三四个“有关”的人出席会议。九月
二十五日下午，支部书记徐进义同志劝告杨铭三：“蒋爱珍的会不要开了，更不
能让钟秋等人参加。这样搞下去越搞越乱，工作组会上当的。”杨铭三不听劝告
，照样布置开会。二十六日下午开会。蒋爱珍根据杨铭三出的题目，对“三•一
七”事件、“装疯卖傻”、同张国政等上山打猎等问题说了一遍。李佩华第一个
站起来发言，说：“你装疯卖傻！你为什么不去死？为什么不跳水库？”最后，
拿出一份他和谢世平署名的报告宣读，要求团党委对蒋爱珍作妇科检查（过去已
向团党委交过一份）。读完，将报告交给了杨铭三。粟副院长在发言中说：“你
害怕检查？真金不怕火烧嘛！”会上，好几个人对蒋爱珍说了一些下流的、侮辱
性的话。钟秋还指手画脚地嘲笑、挖苦她。在上一次“说清楚”会上，李佩华等
也曾这样侮辱过蒋爱珍。那个下午，蒋爱珍头也没有抬，眼泪滴滴往下掉。这一
次，她一反常态，一下午直直地坐着记笔记。听到荒诞、下流之处，还微微地现
出蔑视的一笑。好多人为她这种反常的表情吃惊。杨铭三在会上表扬李佩华等发
言积极，批评了不发言的人。最后说明三月十七日的事情还没有完。
拚命
二十六日晚上，蒋爱珍在宿舍里写了一夜申诉信。二十七、二十八日晚上，又给
工作组，父母兄嫂和好友写了好几封遗书。这三天，她白天上班，晚上一个人在
宿舍里，煤油灯通宵不灭。二十八日，民兵排长通知她参加第二天的打靶。晚上
，她终于作出决定：“同他们拚了！拚一个算一个，拚两个赚一个……”她从箱
底里翻出过去打猎、打靶留下的八颗子弹，又仔细拟定了要拚杀的对象。二十九
日晨，她领到一支步枪，悄悄压上子弹。走到内科门口，对准李佩华说：“李医
生！你不是要我死吗？叫你造谣！”一扣扳机，李佩华倒下。欲打另一个医生时
，门被推上，未打成。她直奔外科走廊，见钟秋正跟人讲话，举枪便说：“叫你
造谣！”话落枪响，将钟秋击倒。李佩华的爱人戴淑芝闻声出来问：“咋啦？”
蒋爱珍说：“咋拉，叫你造谣！”又把戴淑芝打倒。她走出外科大门，撞见一个
参与“抓鬼”的医生走来，举枪就打。这个医生慌忙奔逃，一弹未中。蒋直奔宿
舍，欲找别的打击对象，被群众包围在球场上，相持了一个多小时，终于被逮捕
了。
余事
蒋爱珍打死人以后，一四四团立即拘留张国政，说他是蒋爱珍杀人的指使者。
关押九十二天后，又把他放了。一四四团领导认为，蒋爱珍杀人发生在运动中，
应定为“反革命杀人”。对被杀的三个人，团党委决定追认为“烈士”。一个月
以后。团里召开了隆重的追悼会。团领导亲自主持，命令各单位都派代表参加，
并送花圈。这些做法引起很多群众不满。至今，原一四四团团长仍然坚持：“三
•一七”事件虽然可以否定，但蒋爱珍是“反革命杀人”，被杀者是“烈士
”。蒋爱珍原被判死刑，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下去复查，提出判蒋爱
珍无期徒刑，同时建议党委追究有关领导人的责任。自治区党委根据高级人民法
院的报告，指示石河子地区党委慎重处理，同时做好下面的工作，统一认识。最
近，石河子地区党委复议了这个案子，建议重定蒋爱珍为“死缓”，同意追究工
作组长杨铭三的责任。但是，在办案人员一再提出要求处分的情况下，有关部门
却把杨铭三调到河南去了。与此同时，谢世平也得到重用。新疆高级人民法院和
石河子地区公安局、中级人民法院经办此案的领导人和工作人员都认为：蒋爱珍
杀人是在被诬陷、被迫害的情况下干出来的。对蒋爱珍必须依法制裁，但是，人
们普遍认为：仅此不能平民愤，必须对酿成这一惨案的有关人员（特别是杨铭三
）和其他严重违法乱纪者，追究法律责任。这件事牵涉面广，应由公检法和党的
纪律检查委员会协同处理，防止片面作决定。这一案件在石河子地区震动很大，
议论很多，可以开庭审判，可以让群众公议，借以教育干部和群众。＊
《蒋爱珍为什么杀人？》一文发表之后，人民日报编辑部在五个月内收到各阶层
人民来信一万五千多件，这些来信从不同角度提出：蒋爱珍杀人犯罪，应依法惩
处；但她不是反革命分子，希望从轻判处；对诬陷蒋爱珍的人应该追究法律责任
。石河子地区中级人民法院也收到大批同样性质的人民来信。
人民群众的建议受到尊重（当然主要还是由于案件的性质和情节），蒋爱珍
一案被重新审处了。1985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对蒋爱珍杀人案开
庭公审，作出终审判决：判处蒋爱珍有期徒刑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在此
之前，诬陷、侮辱、迫害蒋爱珍的人员已分别受到行政、司法处理。
蒋爱珍认罪服法，在狱中积极劳动，刻苦学习，清洗罪过，多次立功受奖，
在次被减刑。她在服刑期间，收到人们寄给她的信和粮票、食品、衣物等五万多
件。素不相识的多少万人同情蒋爱珍（当然不是同情她杀人，而是同情她先前的
无辜受害），同时表达对任意诬陷人、迫害人的恶人，对严重官僚主义作风的痛
恨。
蒋爱珍刑满释放后，回原籍照料年迈的母亲。她一再表示，是党和政府挽救
了她，又给她安排了工作（到一家工厂作工），她要把失去的春光找回来，加倍
努力工作。
新京报：由王斌余想起了蒋爱珍
正在引起公众高度关注的农民工王斌余因讨要工钱未果（反被伤害）而杀死4人的
案件，与《人民日报》1979年报道的新疆蒋爱珍故意杀人案，在很多方面具有相
似性：首先，被告人都是严重受害者；其次，被告人在实施报复之前，都缺乏可
以期待的权利救济途径；三是被告人的“主观恶性”和社会危害性比较复杂，易
引起严重的争议。
禁止私刑的前提是公权力能够足够有效地实现公平正义
蒋案的概况是：新疆某兵团的女青年蒋爱珍貌美活泼，被人嫉妒，因而被人
造谣“作风问题”（“作风问题”在彼时可是极为重大的“帽子”，足可压死心
理脆弱者），而受到严重伤害。她多次向组织请求处罚侵害者，以保护自己的名
誉，但都未果。在无法捍卫自己名誉、受到严重伤害的情况下，蒋开枪击毙3人，
包括一名副团级军官。因此，她一审被判死刑，终审以“故意杀人罪”，被判15年
有期徒刑。
《人民日报》以《蒋爱珍为什么杀人》一文长篇报道此案后，蒋案引起了全
国轰动。不仅民意高度一致地同情蒋爱珍，支持终审判决，而且在北大法律学系
的多年刑法学课上，多位著名教授也论证过此案终审结果在刑法规范、法理上的
合法性、正当性。蒋案和王案共同暴露了一个问题：弱势者权利保障机制（救济
渠道）的缺失或者失效，应当由谁来承担后果、成本如何分摊？劳动者面对资方
，通常都是弱者。在发生争议后，劳动者所能够拥有的选择无非是：（一）在时
效期内，先申请仲裁、后进行诉讼的方式，主张权利。如果证据条件较好，仲裁
机构和审判机关公正而高效率，且代理人成本合理，则案件能有较好的结果（还
未考虑执行难的问题）。如果这些条件有一个方面较差，则可能是“一地鸡毛”
的结果。（二）因过了时效、执法或司法不公、证据不足、诉讼时间或金钱成本
高、债务人履行裁决确定的义务等任何原因，劳动者都将“鸡飞蛋打”。如果我
们实证性地研究这些问题，所得出的结论难免令人极为失望。
问题来了：（对于弱者）权利保障机制的低效能，是一种公共选择的结果，
为什么只由弱者承担相关的消极后果？当弱者走投无路时所产生的暴力性、“非
理性”的反弹行动，单方面地追究其责任，是否公平？
笔者以为，这些后果或成本，应当由包括强势者在内的全体公民去承受。王
斌余们在不能获得及时、有效的权利救济，且遭受违法者（欠薪行为已属违法）
新的侵害的情况下，所实施的报复性行动，不能由他们承担全部的责任。近现代
法治禁止私刑、报仇（私力救济的一类），是有前提的：公共权力能够足够有效
地实现公平正义。如果这个前提不具备，或者受动摇，那么惩罚私刑或报仇行为
，就不具备充分的正当性。
不宜把民意简单地视为非理性的、情绪化的
王斌余案被报道后，许多人对王表示同情，对于死刑判决难以理解。笔者认
为，不宜把这种民意简单地视为非理性的、情绪化的表达，否则我们就把法律的
功能、意义理解得太肤浅了。而应当把民意置于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条件下
理解，甚至要联系相关的意识形态。
当然，王案、蒋案还有很多的深层问题值得研究。但就王案而言，笔者特别
建议司法工作者们必须对有关历史与现实具有更深刻的认识，对于法律正义具有
多角度的理解，对于中国民众的正义观具有“移情式”的深度体验，在这个高度
敏感案件面前，给出真正符合法治精神的答案。
陈步雷（北京学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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