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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大志：见到了哈维尔的战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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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2005/09/12 出处： |
8月下旬一天的下午，在朋友家里，见到了一位来自布拉格的捷克人Vaclav Maly，1952年生，天主教神职人员。他自我介绍说曾经担任过“七七宪章”的发言人。从他的口中得知，“七七宪章”是每年推选三位发言人，其中一名是文化界代表，一名是宗教界代表（如他本人），另一名是前共产党人的代表。1968年华约国入侵捷克斯洛伐克，有60万名共产党员不同意，这些人后来都被放逐。和朋友一道，向他问了一些问题，以下只是其中的一部分。
问：“七七宪章”为什么每年要换“发言人”？
答：因为作为发言人，就会得到秘密警察的关注，会被拘留、殴打。像我本人，也挨过警察的拳头。
问：“发言人”都干些什么？
答：“七七宪章”运动期间，发布了一些签名的提议，大概有十来个。发言人要围绕这些提议作出协调。一般来说，提议是由专业人士写的。什么提议合适做签名的对象，发言人要询问自己的顾问。一名发言人可以有两三个或者四个不同的顾问，是由自己指定的。他们就这些提议文本发表看法，使之完善。然后发言人再去征求别人的签名。
问：有过哪些共同签名的提议呢？
答：比如关于受到迫害的人，关于音乐家、宗教自由、生态、教育、裁军、与德国的和解等等。
问：这些人面貌、背景都有很大差异，人们之间如何解决团结的问题？
答：人们都是由小团体发展而来的。的确存在着不同的观点，但是，在维护人权方面是结合在一起的。当然也有不同的政治视野，但是共识是尊重作为人的尊严，这是需要共同努力的。当时共同的认识是：政府是不好的，是撒谎的，但是与政府的成员之间并没有敌意。
问：可以谈谈，“七七宪章”运动有什么样的动员吗？
答：动员是很难的。即使是知识分子，还是比较软弱的。但是在那样一种情况下，存在着很多道义上的可能性。
问：从您现在的眼光看来，当时还有哪些事情可以做得更好一些？
答：主要是对于前秘密警察的处理。大多数没有处理，一共只处理了几个人。这是一个失误。有些人不承认与秘密警察的合作。当时的社会很混乱，许多事情一下子就来了，没有考虑这么细。所以，在未来的变动之前，要对你自己说——“准备好你自己！“（ready youself）。在某种意义上，道德上的转型还没有完成。
问：什么叫“道德上的转型”还没有完成？
答：在过去，人们习惯于期待来自上面的命令，他们不习惯于在公共议题方面富有责任心。在共产党人统治下，个人的能量、发挥的能动性是有限的；而在自由社会中，每一个个体都应该有自己的主动性，而不是等待上面的决定。那时候人们只关心私人范围。到今天，也还没有发展出公民社会。
问：您视野中的公民社会是什么情景？
答：人们对于公共事务有责任心；互相之间有不同的结合；有作出正确决定的（讨论）空间；政治家应该减少对于社会的控制。“非公民社会”就意味着自己总是被动的，等待政治家来拯救。如今捷克有钱的人仍是不习惯关心公共事务，他们把钱投向体育，而不是学校与教会。只赞助那些能够获利的，文化仍在煎熬痛苦之中。
问：您认为知识分子在转型时期应该起什么作用？
答：这是一场和平的革命，知识分子要认识到暴力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也永远不要去报复。不能将报复的权利赋予民众。民众会有许多情绪。所以，一方面要利用公众所造成的压力，另一方面，要引导公众步上正确的方向。还有，知识分子要寻找一种适当的向工人演讲的风格，官方所做的一个工作就是分裂知识分子与工人。
问：哈维尔面向工人们演讲过吗？
答：没有。这在当时不可能。
问：当时除了哈维尔，还有没有别的人可能接管权力？
答：没有。因为哈维尔代表着未来。
问：你们一再使用“ Initiative”（创制的）这个词？意味着什么？
答：这个词是朝向未来的意思，是一种打开。而且，它意味着从个人开始，是个人之间互相走到一起，打开一个局面。
（未经来访者本人审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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