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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送别赫鲁晓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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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2005/09/11 出处： |
谢·赫鲁晓夫老实说，我们都盼着政治局委员中会有人打电话来。因为父亲同他们岂止是共事了几十年，过从甚密。死神面前人与人之间的纠纷、政治上的冲突还有什么意义呢？诚然，懂得这一点，必须具有一定内在素质。
《文汇读书周报》编者按：由赫鲁晓夫的儿子谢·赫鲁晓夫撰写的《赫鲁晓夫下台内幕》最近由中央编译出版社翻译出版，为我们了解赫鲁晓夫如何被他的“亲密战友”密谋搞下台，提供了新的史料。现将书中叙述赫鲁晓夫逝世前后的经过，摘录如下。
１９７１年新年并无不好的兆头。
当然，父亲已十分衰老了，而且不久前发生的事情对他的健康状况恶化也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如今仿佛从来就不曾有过他这样一个人。甚至在正式出版的国家之间的通信集中，致我国政府的信件都署有对方姓名，而我国的信件则含含糊糊地署上“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报刊上偶尔提到赫鲁晓夫的名字，也必定要加上千篇一律关于“唯意志论”的提法。即便在这种场合也往往宁可不提名，只留下“唯意志论”的字眼。
父亲的心中，因原先朋友的叛卖而引起的委屈与痛苦同有关我国国民经济状况不妙的消息夹杂在一起。父亲在位时的革新措施悉被取消，又恢复旧的一套，情况却愈来愈糟，商店的货架眼看着愈来愈空。
过去的一切努力均已付诸东流，并未达到目的。父亲的体力也已是灯尽油干，离八十不远了。
１９７１年初的冬天父亲已大不如前；可以明显看出，机体衰弱了。显然，已经到了那个所有器官一下子全都开始出毛病的生理时刻。他愈来愈多地被忧郁的念头所支配，他伤心地抱怨说：“已经到了我对谁都毫无用处的时候。我只是白白地活在世上，不如一死了之。”
春天到了。如往常一样，４月１７日，那些敢于来彼得罗沃达利涅耶的人又聚在一起给父亲祝寿。他仍然不鼓励亲友们这种通常的聚会，嘴里嘟嘟囔囔，但大家的厚意当然使他感到高兴。
８月底，孙女尤莉娅把早就要求见见父亲的叶夫根尼·亚历山德罗维奇·叶夫图申科带来做客。父亲见客人来了十分高兴。他们一起呆了几个小时，父亲讲述了斯大林之死、逮捕贝利亚的经过。
父亲退休后，我经常给他拍照、拍电影。那年我搞到一部与录音机同步的电影摄影机。如今该拍叶夫图申科了。我只听到谈话的片言只语，全神贯注地进行拍摄。我记得他们谈起了双方都难以忘怀的６０年代，当时父亲曾讲过许多措辞尖锐、并不公正的话，使得他同真诚支持他的事业并产生于他那个时代的文学家、画家、电影艺术家分离开来。他对叶夫图申科说，他为自己当初对艺术界年轻人所说的那些尖刻话而深感内疚。
大家一起回到屋里。父亲觉得冷，吩咐上茶。这时该叶夫图申科唱主角了。他讲起了不久前周游全国各地的情况。最使他感到吃惊的是当代青年对斯大林时代的镇压的规模全然不知。他说，不久前去了贝加尔湖，会见工人、知识分子，并谈起了斯大林的镇压。对于当时大约有多少人遇难的问题，回答是：两千来人。有人出来纠正说：不止这么些，是两万来人。可见，他们连当时的大致情况都不了解！
叶夫图申科不久即起身告辞。父亲到门廊上送客。叶夫图申科感谢父亲的盛情接待，还邀请父亲到他家做客……
秋天到了。９月５日是个星期天，父亲和妈妈到达拉家的别墅去作客。路程不近，约有６０公里，这样的出行简直成了旅行。这次旅行并不顺利。父亲很不舒服，觉得心里发紧。妈妈让他服了药，他勉强在那把随身携带的小椅上坐了一会儿。后来便提前回家了。父亲又服了药。尽管并未奏效，不过似乎情况没有恶化。大家决定星期天别去打扰医生。
入夜并未好转。黑暗压迫着胸部，呼吸困难起来。父亲唤妈妈去，为防万一，通往她房间的门是不关的。“陪我呆一会儿吧，我不知为什么挺难受的。看来我是活不过今年秋天了。”父亲像孩子般惊吓地对她说。
父亲又进了医院，晚上我去看他。他气色不错，精神满好：正坐在床上看电视。看来心脏没事儿了。
他不让我久坐，半开玩笑地撵我走：“不必在这里浪费光阴。怎么，你没有事情可干？回去，问你家里的人都好，别影响我，瞧我工作多忙：到时服药，量体温。这儿不让我们感到寂寞。明天带几本书来看看。”
但我第二天带去的书已经用不着了——夜间突然发生最严重的心肌梗塞。医生甚至避免让父亲去复苏病房，担心他经不起颠簸。
我悄悄走进病房，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床边挂着的输液瓶。父亲看上去很不好：面色苍白，呼吸困难并时断时续。他已经离不开氧气，不过还有呼吸，氧气靠两根透明管接到鼻孔旁。透明管用胶布贴在脸上，父亲还有精力开玩笑，他对在床前值班的护士说：“我的胡子弄乱了，请您给整理一下吧。”
星期五，父亲稍有好转。举行了一次会诊，大家确认病情与病历所载的昨日病情相比，不是极其严重，而是十分严重。不过，就连这个说法也使人产生了一线希望。
第二天，９月１１日，父亲又略微好了一些。我去电话时妈妈正在医院里，谈到父亲的病情她是这么回答的：“这儿人很多，我和拉达都在，所以你现在别来，要不他会发火，会撵我们走的，我们再坐一会儿就走，你晚点来。”
我下楼到院子里备车。过不一会儿我回屋取个东西，上楼还没进门就听见电话铃声。我跑过去拿起听筒。这些天每次来电话都让人担惊受怕。
这是妈妈打来的电话：“父亲情况很不好。赶快来。”５分钟后我就到了，却不让我进病房。妈妈坐在走廊里的木制长沙发上：“我出去了一会儿，我一回来……就见医生们在给他做什么……是复苏医务人员……他们让我出去。我只听见他们说：‘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吸气！’”
我坐在妈妈身边，护士和医生们从旁边跑来跑去。谁也没有理睬我们。我看到最近在父亲身边值班的那位熟悉的护士，便急忙过去。“很，很不妙。”她边走边摇头道。“没希望了吗？”“是，看来是……”我走到妈妈身边，说情况很不妙。她表情呆滞。
值班医生从病房里出来了。我们认识她已有许多年，因为她很早以前就在这家医院工作。她默默地坐到妈妈身边。“他很疼吗？”妈妈有些慌乱地问道。“不……现在已经不大疼了，”医生压低嗓门回答说。这样的回答看来使妈妈产生了某种希望。她又开始问起什么来。医生沉默不语，半天不回答，后来才下定决心，搂住妈妈，小声地说：“他死了。”
妈妈哭了起来。我打电话回去，半小时后家里的其他人全都来了。人们把我们带到旁边的一间空病房里，让我们先等一等。妈妈哭着。过了一会儿，医生叫我过去，准许我走进父亲的病房。
在病房门外的楼梯口，三名身强力壮的小伙子在贪婪地抽烟，他们是复苏医务人员。他们以同情的眼光目送着我。我独自走进病房。父亲已面目全非。他完全是另外一张陌生的面孔：鼻子变尖了，出现了鹰钩鼻。下颔部缠着绷带。床单一直盖到他的下巴。墙上溅满殷红的鲜血，好大一片。这是复苏工作人员竭尽全力后留下的痕迹。
这些年来，同父亲有关的一切问题、同外部世界的联系都是通过卫队长进行的。要求和希望都是向他提出。他点点头，并在几小时、几天或者几星期之后带来不具名的答复：什么事可以，什么事不行。
我跑到医院去找最近管卫队的孔德拉绍夫或是洛德金，但他们均已不见踪影。他们的被监护人一死，他们的职能就算完结了。我完全不知所措了。
最后，医生把电话打到她的一位上司那儿，但此人也不能回答最简单的问题：可否把死亡证明书给我？葬礼如何举行——按国家要人规格还是按照个人规格？
一切都发生在星期六，我们当然想尽快把有些事情问清楚。
不难理解，同父亲的去世和葬礼有关的一切问题都将在最高一级解决，现在谁也不会出面张罗。意识到这点十分痛苦：就连父亲死后的命运也要由异己的、敌视他的人来操纵，这些人肯定会千方百计地使赫鲁晓夫的名字淹没在官方的报道中，甚至根本不想让人们知道我们的不幸。
我对此无法容忍，便决定自己采取行动。去世的不仅仅是我的父亲，而是一生做了许多好事的著名国务活动家。尽管如今对他缄口不提，甚至讲他的坏话，但我知道，也还是会有人同情我们，并同我们一起在他的灵前默哀的。
我拿起听筒，拨了路易的电话。通过他全世界都可知道这条消息。他马上拿起听筒，仿佛在等我的电话。他向我表示了哀悼，从声音可以听出这是发自肺腑的。他尽量安慰我，并劝我不要自己主动采取什么行动。他说如果可能，晚上给他去电话。
“别瞎忙。快去帮助母亲。你自己什么也办不成。要等待。等有关部门作出决定，你只需服从就是。
晚上再通电话吧。”他清醒地判断道。
这个主意有道理，我决定去我父亲的住所，临走前给别墅去了个电话。是妹妹列娜接的电话。
“这儿发生了骇人听闻的事情！我们回来就发现房子上了锁！门口站着卫兵。只要上司不发话，他就不想放我们进去。妈妈当时就打算往回走，我们好不容易才把她劝住。”
诚然，孔德拉绍夫和洛德金这两名卫队长很快到了——看来，他们是在向上级报告后就回来了。所以把房门打开了，但父亲那间房不让进——贴上了封条，门口站着哨兵。
半小时后我来到别墅。这段时间内尚未出现新的情况。站在父亲卧室门口的哨兵左右脚替换站着，从他那慌乱的表情可以看出，他很不自在，为大家感到羞愧。既为自己在这悲痛的时刻讨厌地呆在人家家里感到羞愧，也为那些派他来的人感到羞愧。但没有人能够帮助他，也没有人能帮助我们。我们只是尽量不去理会他罢了。
我去找孔德拉绍夫，弄清下一步的安排和我们怎么办，他说，中央要来人检查父亲的私人物品并作出处理决定。
这样一来，我们就准备接受搜查了……
夜幕降临。但情况并无变化——我们没有得到从外面来的任何消息。我终于忍不住了，又来到卫队值班室。原来消息是有的，但孔德拉绍夫竟然认为关于成立了一个以中央总务部副部长波戈柳波夫为首的清点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档案工作组的消息不必通知我们。该工作组成员阿韦季相和库夫申诺夫已在来别墅的途中。库夫申诺夫我认识，他担任中央办公厅副主任，我曾为日常生活问题同他打交道。
他给我留下的印象不错。阿韦季相我则是头一次听说。
我打算预先通知妈妈，以免对这两位的到来太感突然，但我还未及结束同孔德拉绍夫的谈话，汽车就开到了门前。下来两位身着深色衣服、头戴深色礼帽的人。他们在门口踏步，没敢往里走。库夫申诺夫我倒认出来了，另外那位中等身材、戴一副金色细镜框眼镜的人，想必就是阿韦季相了。
我同孔德拉绍夫一起出去迎接他们。他们向妈妈表示慰唁，并为闯入私宅深为抱歉，可有什么办法呢，就是这样的程序，而且并非他们制定的。他们不过是履行自己的职责而已。他们把哨兵支开，撕掉封条，把门打开，手里就有门上的钥匙。又问我们要了房内保险柜的钥匙。
他们首先感兴趣的是文件和录音磁带。我还记得没收回忆录材料的经历，便保持沉默，干预也无济于事。清理完保险柜，又往下进行了。录音磁带是不分青红皂白一律收走。对我们的解释不予理睬：音乐磁带，早操录音，空白磁带，见什么装什么。清查父亲的文件不费什么周折。
他实际上没有档案。他的全部公文都放在中央，回忆录去年收走了，而来往信件又引不起我们“客人”的兴趣。
他们有条有理地对房间进行了检查。所有的抽屉、盒子、衣柜都一一看过，又把堆放在安乐椅旁边桌上和窗台上的书翻了个遍。凡是感兴趣的纸片他们都要仔细察看，再给妈妈过目，阿韦季相随即装进他那个其大无比的公文包。
还没收了什么呢？我记得有中央主席团庆贺赫鲁晓夫７０寿辰的贺信原件，信上有全体主席团委员的亲笔签名。这里提醒一下，信中说他们全都为与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共事和在他领导下工作感到幸福，祝他健康长寿和富有成效的工作。这封贺信当时曾在各报上刊载。没收这封贺信是理所当然的。今天贺信中的措辞显然不符合时代精神。
可为什么要把由加里宁签署的勋章证书收走呢，我们始终弄不明白。此外再没有他们感兴趣的东西了。
阿韦季相同志要我们一旦发现有意思的东西就向中央报告。他强调说，同赫鲁晓夫一生有关的一切文献都是历史上十分重要的。
但是我们的客人一直没有提到一个问题，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怎样报道和在什么时候报道父亲去世的消息以及如何举行葬礼。
我一直等着他们提到这个问题，可奇怪的是竟然没有等上。工作组大功告成，打算离去。直到这时我才问有没有关于葬礼程序的决定。原来有这个决定。是他们自己没有想起来，因为一直操心别的事情。
一切都安排好了：葬礼将是非官方的，家庭性质的，在新圣母公墓举行。赫鲁晓夫去世的消息在星期一公布，同日上午１０时在孔策沃医院遗体告别，１２时举行葬礼。安葬费用由苏共中央承担。
日程安排得很紧凑，毫不拖延，这时我才明白，关于父亲去世的消息，人们最早在举行葬礼时才能听到，甚至还要晚。当然啦，这一切都是精心策划的，并非偶然。我决定凡是能通知到的都打电话通知，以便让尽可能多的人知道葬礼的消息。我气愤到了极点。不过我很快就清醒过来，认定他们的这类行为将受到历史的审判，而我们的任务是体面地安葬父亲。
晚上我按照事先的约定给路易去电话。他对我说，世界各大通讯社都播发了赫鲁晓夫去世的消息，而且播发了长篇评论、分析文章，这些报道总的调子是肯定的，没有攻击。对父亲在贯彻和平共处政策方面的作用给予高度评价，也指出了他所做的其他好事，“打开收音机听吧，今天全世界都在谈论你的父亲。”他最后说。
心里好受点儿了。在一连好多个小时的紧张之后，十分需要听听善意的话。
我把这次谈话内容对家人讲了，又坐到电话机旁。我给朋友、熟人去电话，通知葬礼的时间，他们免不了慰唁一番，我则让他们通知所有能通知到的人。
当然，我马上就想到米高扬。我很想邀请阿纳斯·伊万诺维奇·米高扬参加，他是父亲的老朋友，也是１９６４年１０月那些艰难的日子里唯一支持父亲的人。同时我也知道，米高扬处境困难，他同父亲一样，不受当权者欢迎。他若在葬礼上露面可能被当成一种挑战。我踌躇再三，拨了米高扬儿子谢尔戈家的电话号码。他在家，却还一无所知。他向我说了一些表示同情的安慰话，保证一定去告别，并说今天晚上去别墅时把这个消息告诉他父亲。
老实说，我们都盼着政治局委员中会有人打电话来。因为父亲同勃列日涅夫以及其他人岂止是共事了几十年；其中大部分人是在父亲的领导下成长起来的，大家很有交情，过从甚密，他们对妈妈和我们全家都了解。死神面前人人平等，实际上，在死神面前人与人之间的纠纷、政治上的冲突还有什么意义呢？诚然，为了懂得这一点，必须具有一定的内在素质。
他们当中一直没有人来电话……
夜深人静时我们打开收音机，我们想避开窃听，便来到门廊上。我们就在寒冷漆黑的夜坐在一张长椅上，收听突破自然干扰和干扰台的噪声传来的各种各样的“之音”。除莫斯科电台外，它们都在讲父亲去世的消息，都在宣读有关的报道、评论、回忆。
广播中也传来了致苏联政府的第一封正式唁电。发唁电的是当时不大知名的马达加斯加政治活动家、后来成为该国总统的拉齐拉卡。看来，马达加斯加那边的人对我国内部相互关系的微妙之处不大了解，却挺懂国际礼节。
吊唁的函电给部长会议和外交部的官员们造成了一个特殊的问题。谁也不知道拿这些函电怎么办。然而毫无出路的情况是没有的，很快就找到了摆脱困境的办法。我们从邮电局一再道歉的邮递员手里收到一封又一封肮脏的、漫不经心地撕碎的公文，那都是政治首脑、总统、共产党领导人、社会活动家的信函，还有来自怀念和尊敬父亲的人的最宝贵的唁电和唁函，这个过程持续了好几个月，直到新年前才告结束，邮件数量很多。
唁函唁电积了不少——整整一手提箱。
星期天我们去新圣母公墓。人们把我们往远处的墙边领。在快到右墙角的地方挖好了一个墓坑，由此开始了新的一排墓。我不喜欢这个地方。我已经想到过墓碑了，可这里无法靠近，转不开身，坟墓与小道之间隔着一个无法通过的浓密树丛。我要求把墓坑移到宽阔的林荫道边，公墓管理处的人商量了一下便拒绝了：绝对不行。我明白，那地方太招眼，大显赫。
“那么也许可以就在同一排、只是靠小路近点儿的地方挖墓穴吧？”我央求道。这次没有人表示反对。挖了新的墓穴，我站在一旁，直到掘墓工人把活干完。
出殡的那天是９月１３日，星期一，大家早早地起床——要在１０点前赶到孔策沃。我赶快去取报纸。《真理报》没有刊登通常的讣告，在第一版下方用小号字登了一则带黑框的消息：“苏共中央委员会和苏联部长会议沉痛宣告，原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苏联部长会议主席、退休金领取者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因患重病医治无效，于１９７１年９月１１日逝世。终年７８岁。”
措辞引人注目：类似的消息中过去都说“极其沉痛”，而这里中央委员会和部长会议都值不得“极其沉痛”地哀悼。后来有人对我讲，起初只想在最后一版加个黑框报道，但据说总编辑坚决反对，以辞职相威胁——他可是要对全世界负责呀。在此之前，无论在位或离任的国务活动家去世的消息总是配有讣告，讣告按级别放在第二版或者末版。这一次看来是不知道该写什么，因此就决定采取最简单的办法——沉默。
我们来到医院的告别室。不大的红色砖楼，狭窄的小告别室，只供亲人告别用的。楼前聚集了一群人——主要是外国记者。大家都很克制，也很客气。我们一到就给闪开一条道来，什么问题也没问。朋友们的熟悉面孔也一一闪过。库夫申诺夫和阿韦季相已事先通知我们：葬礼纯属家庭葬礼，国家不参与这项活动。灵柩前只有我们这些亲友送的花圈，此外还有一个不大的花圈，上面写着：“尼·谢·赫鲁晓夫同志千古，苏共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敬献。”
其实，国家毕竟还是参加了葬礼，周围站满了国家安全机关的人员，院墙外的小树林里则停放着装甲车，士兵们全副武装。指挥员来回踱步，用步话机在报告什么。总之，俨然是临战的气氛。
人终于到齐了。我们的人不多。当天要到告别室来可不那么简单。而且，医院远离市中心，在通往告别室的路上就开始检查证件，必须证明确系我家的人或是我家亲友，方可继续前行，其余的人则根本不予放行。
大家都来到告别室。灵柩旁是一排为家属准备的椅子，靠墙也有椅子，不过没有人坐。哀乐声起。亲人和一批老共产党员（其中许多人早年曾同父亲在顿巴斯共事）在灵柩周围站成一个半圆形。我们的朋友、我单位的同事、邻居也来了。记者被拒之门外。
官方人士自成一体：苏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格·谢·帕夫洛夫，还有一位我不认识的人，可能来自克格勃吧。
父亲躺在棺木中，表情严厉，丝毫不像本人，一副陌生的、异己的面孔。站在灵柩前的妈妈拉我的手。我俯身过去，她悄悄问我，是否打听到了追悼会在何处举行，都有谁发言？
我表示否定地摇摇头。“去打听一下吧。”她央求道。我向帕夫洛夫提出这个问题。他回答说，因为葬礼是非官方性质，所以不拟举行任何追悼会。他的这番回答我无法对妈妈讲。
“要是我讲上几句话，也许哪个朋友再说上两句，您不会反对吧？”可以感觉出来，我的谈话使对方处在进退两难的境地。他显然并不喜欢这个使命，看来他打定主意不越雷池一步。帕夫洛夫耸耸肩膀说：“那就请便吧。”
告别时间已经结束，该往公墓走了。我们上了大轿车，中间是灵柩。我们出发了。警车开路。我后面是门诊部的汽车，车上载着护士以防万一，然后又是几辆小车。接下来是记者的车队。我们刚刚从包围着告别室的小树林出发，士兵即蜂涌而来——他们在林子里聚集的人数比起初看上去要多得多。
我们驶近新圣母公墓了。周围是封锁线，部队，而封锁线外面是三五成群的人。我们驶进大门。当年公墓是对外开放的。因此那张“今日公墓不开放。打扫卫生”的非同寻常的通告就格外引人注目。我们开进去了，其余的汽车都停放在入口处。据当时担任莫斯科市执委会生活服务和公用事业管理局副局长、主管公墓的维塔利·彼得罗维奇·库里利奇克回忆说，上级早在前一天即星期日就开始因可能在公墓搞追悼会而感到不安了。中央的一名工作人员在家里找到他，目的是打听公墓有无讲台。在得知讲台安在举行仪式的广场上时，便下令把它撤掉——防止举行自发的追悼会。库里利奇克满有道理地反驳说，讲台有也好，没有也好，都起不了决定作用，他建议宣布公墓当天打扫卫生。诚然，他也把讲台撤了。库里利奇克还指出粗暴违反公认的葬礼礼仪的一例：汽车不应开进公墓。看来，当天主办者已经无暇顾及礼仪了。
我们开到尽头停了下来，再往前是一条无法行车的狭窄小道，最后几十米灵柩是由我的朋友抬过去的，趁把灵柩安放在墓旁的金属支架上的当儿，我赶到大门口去，得把所有的人都放进来。我往大门口又跑了一两次，把自己人和所有那些得以通过无数道警戒线的人放进来。
一切都是有预谋的。附近的几个地铁站不往外放人，开往公墓的公共电汽车不开车。克格勃和民警局工作人员吹毛求疵地检查证件，必须表现出奇迹般的机敏和聪明才能通过。一名教员率领一队打着旗的少先队员来到公墓。驱散他们为时已晚，就把少先队员们塞上一辆军用大轿车。别佳·亚基尔干脆被押送到民警分局。也有其他一些令人难过的事例，我们是许久以后才听说的。身穿便服的特工人员毫不掩饰地把每个来到门口和进入公墓的人都拍了下来。这些特工人员为数不少。
到了墓地上又出现了新的问题，没有讲台谁也看不见我，听不见我说话。我慌忙四下张望，我注意到了墓坑里挖出的一堆土，旁边支架上是父亲的灵柩。我不假思索地爬上这个土堆。居高临下可以看得很清楚。没有人注意我，很少有人认识我。大家都在默默地期待着下一步的行动。人群开始在周围缩成一团。
最后我下定决心，说道：“同志们，我们今天在这里同我们的父亲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告别……”
接下来的话就自然地一句连一句了。我提到我们不是举行正式的追悼会，没有事先安排好发言人。然而我想就我们此刻正在安葬的人说几句话。
我说，我不想谈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作为一个国务活动家所起的作用。我的评价——儿子和同时代人的评价不可能是客观的。历史将作出自己的判断，它将使一切恢复本来的面目，对每个人论功作出评价。唯一不容怀疑的是，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真诚地为建设一个新的光明的世界、一个人人生活得更好的世界竭尽了全力。当然，在他的道路上也有错误，然而只有什么事情也不干的人才不犯错误。但他干了，而且干了不少。毫无疑问，赫鲁晓夫这个人物不会被忘却，他过去和现在都不会使任何人漠然置之：他有朋友，也有仇人。关于他、关于他的业绩的争论将会长期存在。这再次证明：他没有虚度自己的一生。我是把他作为父亲，作为我的父亲、我们全家的父亲来谈论的，我们了解完全在另外一种生活中、家里的他。他是好父亲、好丈夫、好朋友。他活在我们的心中。愿他活在亲人们的心中、活在他无数朋友的心中吧。没有言词可以表达我们的心情。我还讲到我们失去的人完全有理由称之为大写的人。可以同他相提并论的人并不太多。我以传统的告别语结束了自己的讲话：
“安息吧！……”我在上面看见记者们朝我伸过来一个个话筒，便尽量提高嗓门。我想让人们记住我的话，想再次让他们想起那个为他们贡献了毕生精力的人。我也看到了另外的情况：每位记者旁边都站着衣着一样、面目相似的人，这些人大声唠叨，竭力阻挠录音。
事后有人对我说，我开始讲话时，在场的那些有特殊任务的人乱作一团：不行，不准，但谁也没有采取行动，没有下这方面的命令。
讲话结束，到了最后诀别的时刻。后排的人开始挤过来，人人都想最后道一声“永别了”。
我把自己的朋友集合起来，我们组成了一个通道。人们沿着这条隧道移动。他们献上鲜花，同父亲告别。大约１５分钟后，卫队封住通道，又开始拥挤了，我只得再次出来干预，没有人同我争吵，都能听我的。终于所有人都走过去了。最后是外国记者一个接一个地过来告别。没有苏联记者在场。我国的档案中这次丧事活动未留下文献资料。
轮到我们作最后的告别了。到此结束。灵柩放入墓坑。我们扔上一捧又一捧土。掘墓工挥舞铁锹干了起来，新出现的小土丘为数量不多的花圈和鲜花所覆盖。
这时我看见有人手持花圈从门口沿着小道匆匆朝坟墓走来。我不认识他。只见他气喘吁吁地以忠实完成任务的满意心情把花圈小心地放到坟上。我们见花圈上写着：“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千古，阿纳斯塔斯·伊万诺维奇·米高扬敬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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