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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赫鲁晓夫的葬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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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2005/09/11 出处：大家文摘报 |
赫鲁晓夫的儿子谢·赫鲁晓夫撰写的《赫鲁晓夫下台内幕》最近由中央编译出版社翻译出版，为我们了解赫鲁晓夫如何被他的“亲密战友”密谋搞下台，提供了新的史料。现将书中叙述赫鲁晓夫逝世后的殡葬经过摘录如下：
孤独病逝
1971年初父亲已大不如前。显然，已经到了那个所有器官一下子全都开始出毛病的生理时刻。
9月11日，妈妈打来电话：“父亲情况很不好。赶快来。”5分钟后我就到了。值班医生从病房里出来了，妈妈又开始问起什么来。医生沉默不语，半天不回答，后来才下定决心，搂住妈妈，小声地说：“他死了。”
妈妈哭了起来。我独自走进病房。父亲已面目全非。他完全是另外一张陌生的面孔：鼻子变尖了，出现了鹰钩鼻。下颔部缠着绷带。床单一直盖到他的下巴。墙上溅满殷红的鲜血，好大一片。这是复苏工作人员竭尽全力后留下的痕迹。
这些年来，同父亲有关的一切问题、同外部世界的联系都是通过卫队长进行的。要求和希望都是向他提出。他点点头，并在几小时、几天或者几星期之后带来不具名的答复：什么事可以，什么事不行。
我跑到医院去找最近管卫队的孔德拉绍夫或是洛德金，但他们均已不见踪影。他们的被监护人一死，他们的职能就算完结了。我完全不知所措了。
没收物品
我决定去我父亲的住所，临走前给别墅去了个电话。是妹妹列娜接的电话。
“这儿发生了骇人听闻的事情！
我们回来就发现房子上了锁！门口站着卫兵。只要上司不发话，他就不想放我们进去。妈妈当时就打算往回走，我们好不容易才把她劝住。”
孔德拉绍夫和洛德金这两名卫队长把房门打开了，但父亲那间房不让进———贴上了封条，门口站着哨兵。孔德拉绍夫说，中央工作组要来人检查父亲的私人物品并作出处理决定。
夜幕降临。一辆汽车开到了门前，下来两位身着深色衣服、头戴深色礼帽的人。他们撕掉封条，把门打开，手里就有门上的钥匙。又向我们要了房内保险柜的钥匙。我还记得没收回忆录材料的经历，便保持沉默，干预也无济于事。清理完保险柜，又往下进行了。录音磁带是不分青红皂白一律收走。对我们的解释不予理睬。清查父亲的文件不费什么周折，他实际上没有档案，他的全部公文都放在中央，回忆录去年收走了，而来往信件又引不起我们“客人”的兴趣。
封锁消息
一切都安排好了：葬礼将是非官方的，家庭性质的，在新圣母公墓举行。赫鲁晓夫去世的消息在星期一公布，同日上午10时在孔策活医院遗体告别，12时举行葬礼。安葬费用由苏共中央承担。
日程安排得很紧凑，毫不拖延，这时我才明白，关于父亲去世的消息，人们最早在举行葬礼时才能听到，甚至还要晚。当然啦，这一切都是精心策划的，并非偶然。我决定凡是能通知到的都打电话通知，以便让尽可能多的人知道葬礼的消息。我气愤到了极点。不过我很快就清醒过来，认定他们的这类行为将受到历史的审判，而我们的任务是体面地安葬父亲。
晚上我按照事先的约定给路易去电话。他对我说，世界各大通讯社都播发了赫鲁晓夫去世的消息，而且播发了长篇评论、分析文章，这些报道总的调子是肯定的，没有攻击。对父亲在贯彻和平共处政策方面的作用给予高度评价，也指出了他所做的其他好事。
心里好受点儿了。我们打开收音机，除莫斯科电台外，它们都在讲父亲去世的消息，都在宣读有关的报道、评论、回忆。
旧友回避
我很想邀请米高扬参加，他是父亲的老朋友，也是1964年10月那些艰难的日子里唯一支持父亲的人。同时我也知道，米高扬处境困难，他同父亲一样，不受当权者欢迎。他若在葬礼上露面可能被当成一种挑战。
老实说，我们都盼着政治局委员中会有人打电话来。因为父亲同勃列日涅夫以及其他人岂止是共事了几十年，其中大部分人是在父亲的领导下成长起来的，大家很有交情，过从甚密，他们对妈妈和我们全家都了解。死神面前人人平等，实际上，在死神面前人与人之间的纠纷、政治上的冲突还有什么意义呢？但是他们当中一直没有人来电话……
不登讣告
出殡的那天是9月13日，我赶快去取报纸。《真理报》没有刊登通常的讣告，在第一版下方用小号字登了一则带黑框的消息：“苏共中央委员会和苏联部长会议沉痛宣告，原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苏联部长会议主席、退休金领取者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因患重病医治无效，于1971年9月11日逝世。终年78岁。”
措辞引人注目：类似的消息中过去都说“极其沉痛”，而这里中央委员会和部长会议都值不得“极其沉痛”地哀悼。后来有人对我讲，起初只想在最后一版加个黑框报道，但据说总编辑坚决反对，以辞职相威胁———他可是要对全世界负责呀。在此之前，无论在位或离任的国务活动家去世的消息总是配有讣告，讣告按级别放在第二版或者末版。这一次看来是不知道该写什么，因此就决定采取最简单的办法———沉默。
最后诀别
大家都来到告别室。亲人和一批老共产党员(其中许多人早年曾同父亲在顿巴斯共事)在灵柩周围站成一个半圆形。我们的朋友、我单位的同事、邻居也来了。记者被拒之门外。官方人士自成一体：苏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格·谢·帕夫洛夫，还有一位我不认识的人，可能来自克格勃吧。
告别时间已经结束，该往公墓走了。我们驶进大门。据当时担任莫斯科市执委会生活服务和公用事业管理局副局长、主管公墓的维塔利·彼得罗维奇·库里利奇克回忆说，中央的一名工作人员在家里找到他，在得知讲台安在举行仪式的广场上时，便下令把它撤掉———防止举行自发的追悼会。
一切都是有预谋的。附近的几个地铁站不往外放人，开往公墓的公共电汽车不开车。克格勃和民警局工作人员吹毛求疵地检查证件，必须表现出奇迹般的机敏、聪明才能通过。身穿便服的特工人员毫不掩饰地把每个来到门口和进入公墓的人都拍了下来。这些特工人员为数不少。
我也看到了另外的情况：每位记者旁边都站着衣着一样、面目相似的人，这些人大声唠叨，竭力阻挠录音。
到了最后诀别的时刻。我把自己的朋友集合起来，我们组成了一个通道。人们沿着这条隧道移动。他们献上鲜花，同父亲告别。大约15分钟后，卫队封住通道。最后是外国记者一个接一个地过来告别。没有苏联记者在场。我国的档案中这次丧事活动未留下文献资料。
轮到我们作最后的告别了。这时我看见有人手持花圈从门口沿着小道匆匆朝坟墓走来。我不认识他。只见他气喘吁吁地以忠实完成任务的满意心情把花圈小心地放到坟上。我们见花圈上写着：“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千古，阿纳斯塔斯·伊万诺维奇·米高扬敬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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