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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人族”的传说及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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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2005/09/04 出处： |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美国的国家地理杂志报道了人类学家一个不很惊人的小发现：经过数批学者实地冒险探访，证实生存于巴布亚－新几内亚的“食人生番”其实并不吃人，所有关于“吃人族”的谣传都只是从上一代留传下来的口实。学者们发现，那里被诬为吃人的部落同样也诬别的部落吃人。他们甚至偶然拍到两个原始人杀死一个异族青年女性的过程，杀死她的唯一理由即是她属于“吃人族”，而这个被杀女青年的族群同样确信杀她的那个族群属于“吃人族”。学者们考察后不仅证实这里不存在食人族群，而且发现所有族群都认定“吃人”是最严重的邪恶。学者们了解到，这些原始人确信自己如果吃人会使本族群染上瘟疫而灭绝，杀死那些“吃人族”则属“替天行道”之壮举。
巴布亚－新几内亚的野蛮族群首先认定吃人是最大的邪恶，此外没有任何别的邪恶比吃人更严重；然后将这种邪恶诬到异族头上，就可以心安理得地杀戮异族。我们从中可以得到启示，人类还处在野兽般原始的状态下就懂得，把邪恶强加到别人头上的同时，还得将正义赋予自己。这比动物界已经大有进步，动物界无须理由，弱肉强食，需要就是一切。但亦合理，于是才有食物链的说道。但食物链是指非同类相食的现象，至于同类相食例如螳螂、蜘蛛交配后的吞食雄性，某些蛇吃蛇充饥，皆属低端现象。越是高端，就只有相残而无相食了，例如雄师为了重获交配权咬死幼狮、狼群攻击坏了“群规”的公狼使之落孤而死、猴群整死败落的老猴王拥戴新猴王。都不需要解释，本能如此。人类是从动物界进化过来的，漫长的进化过程也即摆脱兽性滋长人性的过程，期间最重要的驱动在于思想，有了思想人才会使用工具，才会有交流，才会发明文字，一直延续下来，便有了许多理论。
既然还处于原始状态下的族群其实有了自己的理论：“吃人族”该杀，本族群不是“吃人族”，所以有权杀死“吃人族”。而这个最原始的理论却顽固地坚持下来了。例如纳粹的理论：犹太人是劣等民族，日尔曼族是优良种族，有权力杀灭犹太人。纳粹理论几乎原封不动地沿袭了“杀吃人族”原始理论，然而一度很有市场。还有变异了的理论，逻辑未变：文革时宣扬说毛泽东思想是最先进的，“谁要是反对它谁就是我们的敌人”，所以必须“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废话不必多说：“最先进的”理论秉承的是最原始的哲理。由此引发的对阶级敌人的折磨与杀戮，与原始人对异族的杀戮本质上是一回事，它们都是兽性的延续。
问题还不止这样简单。有了几千年文明史的人类，比起尚处于原始状态的人类无疑要复杂得多，巴布亚－新几内亚的原始人的族群是只有极少人口的圈子，那谎言无须重复一千次，也许只需头领说一次就成为真理，族人是不可能加以思索但一律笃信不疑的。当人类逐渐扩大了活动的范围，由群队进入部落，由部落进入酋邦，再往后，酋邦变成国家，变成民族，发展成为社会，按照不同标准组成的团队就会交叉。问题也就跟着复杂起来，人们可能按照民族、国家、宗教、政党、宗族、团体、阶级、村落等等分别集合，那么就必然会有各种各样的理论去“武装头脑”，万变不离其宗的是，首先得把自己打扮成绝对正义的模样，然后得把别人描绘成极端邪恶，再鼓动起强烈的仇恨感，忽悠那么一大圈还是回归最原始的杀戮上去。
清谈这些道理是简单的，假如我们今天还说太阳绕着地球转肯定会遭到所有人耻笑。可是在哥白尼那个时代，敢说太阳不绕着地球转就会被“打入另册”，基本上逃脱不了“吃人族”之待遇，布鲁诺就是范例，伽利略也饱受折磨。这就是说，当思想被禁锢时，脱不开那个紧箍咒你的思维其实就是幻觉。如果我们按照伏尔泰的说法：“我可以不同意你的见解，但我将誓死捍卫你发表见解的权利。”那么仅仅具有这种幻觉并不可怕，没有一点幻觉的人是不存在的。糟糕之处在于把别人都幻觉成为魔鬼，十恶不赦的魔鬼，还要凭借暴力手段消灭这类魔鬼，灾难于是接踵而来了。从原始的“吃人族”暴力开始，奴隶主暴力、绝对君主权暴力、神圣宗教暴力、优良种族暴力直至家族暴力、性别歧视暴力等，沿袭着同一个原则，即兽性原则。例如某种理论，把自己视作正义的化身，塑造一个称作无产阶级的神祗，再塑造另一个称为资产阶级的妖魔，我们于是可以套用开头那个例子：无产阶级属于不吃人一族，资产阶级属于“吃人族”，暴力杀戮也顺理成章变为历史的宿命。马克思先生无论如何绞尽脑汁，汗牛充栋的著述其实不过论证另一个“吃人族”成立而已，它是谈不上科学的，就像牛顿爵士无论用何种算式计算出“上帝的第一次推动”不能算科学一样。说到底，这个阶级斗争的论调与历史上形形色色的“吃人”论调一样，都只是把人性、道德相对化，使它的受众成为无良无德的杀手。更严重的问题在于目标不明。阴谋可以在光天化日之下变成“阳谋”；今日还是“亲密战友”明天就是“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接着就是“叛徒、内奸、工贼”。其最终结果只不过是一种权力暴力而已，是缺失了法律制约的君主权力至高无上的翻版，本质是原始而且反动的。
我们来探讨一下这个新的“吃人族”――资产阶级。马克思的指控里，资产阶级是个十分含糊的概念，《共产党宣言》第一节描述了它的形象却没有给出定义，恩格斯则定义为：“资产阶级是指占有社会生产资料并使用雇佣劳动的现代资本家阶级。”那么，符合这个条件的个人之中就有恩格斯本人，但他是无产阶级的导师。相反，马克思一生中并未与哪位具体的资本家交锋，他与之战斗的敌人，例如蒲鲁东、巴枯宁等人，谁也不是“占有生产资料，依靠剥削雇佣劳动榨取剩余价值”为生的，他又称美国总统林肯为“工人阶级的儿子”。如果考察十九世纪的历史情况，我们不难得知所谓资产阶级只是一个含含糊糊的指责，而非界限分明的人群。谁该划入“资产阶级”谁不该划入完全是“钦定”的，即马克思大叔说谁是谁就是，否则不是。顺便说一句，与之共存的还有“资本主义”。马克思仅仅在其死后才发表的《哥达纲领批判》一文中使用过“资本主义社会”这个词，用以说明他的社会的来源，此外再无提及。二战结束前经济学家们也拒绝使用它，1936年《法国研究院辞典》甚至定义称：“资本主义：资本家之整体。”这两个概念后来结起伴来满天飞，因为它们符合鲁迅的评价：含含糊糊的指责会使人联想到无限坏的地步上去。
黄仁宇说：“‘资本主义’是一个常用的名词，不时出现于众人笔下和口语之中。可是要给这个名词适当的定义，则非常困难。不仅各种书刊作者坚持己见，即使我们引用到‘资本主义’这四个字，也可能前后用意不同，更害怕旁人顿生误解。”一个模糊的概念，却成为十恶不赦的代称，也算滑稽。不过既然严谨的数学也容纳“模糊”，何况本来就一塌糊涂的史学界？我一直怀疑，把复杂的人类社会简单成几个阶段，本身就不科学。凭什么自我主张的社会形态就允许“犯严重错误”，不管造成多大灾难都是“前进中的问题”？而别人哪怕有一点问题都算“腐朽没落”？这是一种使道德相对化或使真理相对化的说教，跟原始人诬别的族群为“吃人族”便可以任意杀戮源出一辙。人类的全部历史根本不是什么阶级斗争的历史，而只是文明战胜野蛮的历史，所有关于阶级或专政的理论，不过把原始野蛮人说的“吃人族”改成“吃人阶级”、“吃人主义”罢了，本质还是一样的。而且这种攻击甚至不顾自相矛盾之嫌，在《共 产党宣言》里还承认的“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到《资本论》里就变成“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了。
虽然马克思本人并不热心使用“资本主义”一词，但恩格斯在1880年《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里详细描述了“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它的要害在于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如此，不仅描述了它的该死也描述了杀死它的正义性。问题在于，马克思的主张既非历史亦非科学，它仅仅是政治鼓动，就像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所断言的：“马克思首先是一个革命家。”革命家仅以政权为目标，科学性、正义性和人道等，都是强加给自己的工具。把一个用“资本主义”统而代之的自由、权利、法制等庞大而且复杂的国家组织、经济体系简化成一个似是而非的“基本矛盾”，显然不会有真实性可言。它也不像热带雨林中原始人谋求生存的手段那么简单，15年后，恩格斯在行将就木之前终于发现：“历史表明，我们以及所有和我们有同样想法的人，都是不对的。历史清楚地表明，当时欧洲大陆经济发展的状况还远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生产的程度；历史用经济革命证明了这一点”。
列宁是一个疯狂地向人类文明进行报复的奴隶主，沙皇向“资本主义”靠拢的改革措施打击了农奴主的利益，列宁的哥哥为此参与农奴主刺杀沙皇的行动而遭杀害，列宁那时就发誓要报此仇。1918年他终于实现了这个誓言，下令杀害了被资产阶级囚禁的沙皇夫妇及五个孩子，连保姆都没放过。但这还不够，他很清楚把人类从野蛮境地中解脱出来的首恶就是“资本主义”，他在《国家与革命》一文中说：“民主共和制是资本主义所能采用的最好的政治外壳，所以资本一掌握（通过帕尔钦斯基、切尔诺夫、策烈特里之流）这个最好的外壳，就能十分巩固十分可靠地确立自己的权力，以致在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中，无论人员、无论机构、无论政党的任何更换，都不会使这个权力动摇。”他还十分清醒地在《怎么办？》里教训他的党徒：“工人本来也不可能有社会民主主义的意识。这种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进去，各国的历史都证明：工人阶级单靠自己本身的力量，只能形成工联主义的意识，即确信必须结成工会，必须同厂主斗争，必须向政府争取颁布对工人是必要的某些法律，如此等等。而社会主义学说则是从有产阶级的有教养的人即知识分子创造的哲学理论、历史理论和经济理论中发展起来的。现代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按照他们的社会地位来说，也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段话很明白：工人为自己谋求合理的利益与保护都是万恶的“工联主义”，只有听从“有产阶级”落魄分子的指挥，为那些不得志的野心家谋取权力才是“正道”，就连还有利用价值的马克思恩格斯，也逃脱不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命运，因为他们毕竟不够野蛮。于是，列宁成为最频繁地以“资本主义”取代“吃人族”，借以证明自己的杀戮具有正义性，斯大林则是他理想的继承人。十月革命是一次阴谋加暴力的政变，这一声炮响创造出人类新型的奴隶制社会：党成为领袖的奴隶；思想成为理论的奴隶；农民成为集体化的奴隶；工人成为国有化的奴隶；社会其他阶层则成为无孔不入的“专政”的奴隶。最野蛮的暴力是维持高尔基称为“国家恐怖”的工具，它采取从奴隶中选拔奴隶主的手段，编织耸人听闻的资产阶级是“吃人族”谎言，给人类文明史造成极大灾难的苏维埃权力就这样在血腥中建立起来。
今天是日本签字投降六十周年纪念，对于中国人而言，似乎至今都没明白该纪念什么。二战摧毁的是兽性的合法性，野蛮再也不能狂傲地蔑视文明了。从《大西洋宪章》到《联合国家宣言》，曾经被诬为“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垄断的、寄生的、腐朽的资本主义”的“吃人族”，响亮地呼唤“四大自由”，高举起人权的旗帜。虽然文明的努力不可避免地会遭遇野蛮的挑战，“冷战”也曾经使文明之路曲折反复，但人性的本能总是择善而从的，民主与自由毕竟成为越来越多人的向往。列宁曾经在《马克思学说的历史命运》里挖苦道：“有了欧亚两洲的经验，谁若还说什么非阶级的政治和非阶级的社会主义，谁就只配关在笼子里，和澳洲袋鼠一起供人观赏。”不可谓不豪迈。只是，历史发展到今日，“东风吹，战鼓擂”风光不再，那个野蛮的主义就连“和澳洲袋鼠一起供人观赏”的机会也不多了，只剩下一小撮恐怖分子还在垂死挣扎。他们的灭亡之日也是指日可待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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