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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鲁迅与林语堂亲疏议
    时间:2005/09/03 出处:
    天 俊

      十多年前,一个偶然的机会,我见到几张鲁迅与他人的合影。照片上的林语堂均被洗掉了。如,1927年1月2日,鲁迅辞去厦门大学教职,和林语堂及泱泱社成员的7人拍照;1927年10月4日,即鲁迅从广州到上海后第二天,鲁迅与林语堂等6人的合影;1933年2月17日,在上海宋庆龄旧居,欢迎萧伯纳时,鲁迅与林语堂等人的留影。这种“加工”历史的做法,不管其主观愿望如何,都是科学研究所不可取的。
      诚然,有了鲁迅和林语堂的几次合影,不能说明林语堂和鲁迅是始终紧紧站在一起的,但它可以表明他们两人确实在一起站过。
      1923年夏天,林语堂偕夫人从欧洲留学归来。于9月间重返北京,由胡适引荐受聘于北京大学英文系,主讲文学批评和语言学。
      当时,北大的教授已经形成两派,一派是周氏兄弟为首,另一派以胡适为代表。
      1924年11月,《语丝》创刊,鲁迅和周作人做了语丝派的首领,林语堂成了周氏兄弟的忠实盟友。这个选择一般人意料不到,林语堂自己也感到奇怪,他和胡适有相近的思想和个人情谊。但他却站在了鲁迅的旗下。
      1924年12月,以胡适为领袖的《现代评论》创刊,这个刊物以“精神的独立”为标榜,也批评过段祺瑞执政府,但在“女师大”学潮和“三·一八”惨案中,以“公正”的“正人君子”面貌出现,与语丝派的态度形成了较强的反差。
      《语丝》创刊之初,邀有16位撰稿人,坚持到后来仅剩五六人,其中就有“无所畏惧”的鲁迅,“随便而谈”的周作人,“一团矛盾”的林语堂。就林语堂而言,“五卅”惨案之前,他的笔锋主要指向旧文化及其卫道者;其后,语丝派和现代评论派展开了“惊心动魄”的论战。是时,林语堂比鲁迅还激烈,他在1925年6月24日,批评丁在君“不负责任的高调”时,就与现代评论派交火了,在北京“女师大风潮”中,林语堂和鲁迅一起,站在进步力量一边,支持爱国学生。这招来陈源(西滢)的“闲话”,说“这次闹得太不像话了。……好像一个臭茅厕,人人都有扫除义务”,甚至另一位教授竟攻击语丝派的人“形同土匪”。
      此时的林语堂,不仅要谈政治,而且亲身参加了“首都革命”的政治斗争。1925年11月28日和29日,他走上街头,拿竹竿和砖石,与学生一起,直接和军警搏斗,把他投掷垒球的技术也都用上了。这一次搏斗,给林语堂的眉头留下一个伤疤。当他每讲起这一件事时,总是眉飞色舞,感到自豪。后来,他干脆做起《祝土匪》的文章,以生于草莽,死于草莽的“土匪”自居。他说:“言论界,依中国今日此刻此地情形,非有些土匪傻子来说话不可。”学者只要脸面,“而去真理一万八千里之遥。说不定将来学者反得让我们土匪做。”
      1925年12月5日和6日,这在鲁迅和林语堂交往中,是值得记忆的日子。这两天,鲁迅两次主动地给林语堂写了两封信。因为鲁迅参加了语丝社,又领导着莽原社,他向林语堂写信约稿。接着是林语堂的复信和交稿,这就是两人“相得”的开始。
      当年语丝派与现代评论派的那场论战,最先是围绕“女师大”学潮展开的,学生们反对杨荫榆的专断,章士钊的复古,《语丝》同人大都表示支持,于是现代评论派指责语丝派煽动学生闹事。1925年五六月间,鲁迅作《忽然想到(七)》和《碰壁之后》,周作人作《女师大的学潮》,杨荫榆变本加厉,进一步迫害学生,引出陈源以“闲话”为题攻击语丝派。
      陈源打上门来,鲁迅首先应战,林语堂跟着出击。陈源写了《粉刷茅厕》,鲁迅指出《并非闲话》,林语堂斥之《谬论的谬论》。
      学生们上街游行示威,鲁迅呐喊助战,林语堂跟着与军警搏斗。现代评论派污他们为“学匪”。林语堂就索性著文——《祝土匪》,“很愿意揭竿作乱,以土匪自居。”文章末尾还高呼一声“只不要投降!”这种“土匪”的气魄和雄风,振动了古老的北京城。
      鲁迅比林语堂有着更清醒的头脑,他一面斥责“中国有枪阶级的凶残,走狗帮凶们的卑怯”,一面告诫青年,不要一上战场就自以为有非常的神力,稍有成功又将幻想飞得很高,一旦坠落在地,伤势就格外沉重。
      这时候,杨荫榆被逐。1926年元旦刚过,陈源匆忙地在《现代评论》上声明,从今年起,“永远不管人家的闲事”了。然而,闲话家是闲不住的,陈源一面宣布撤退,一面又摆出要算总帐的架势,主要矛头仍然指向鲁迅、周作人和林语堂。
      在这之前,章士钊们已经成了“落水狗”,周作人和林语堂思想上也一度出现了反复,但是,落水狗们并无改悔之意。这就激怒了曾经倡导“费厄泼赖”精神的周作人和林语堂。1月23日,林语堂在《京报副刊》上登出自己绘制的《鲁迅先生打叭儿狗图》。漫画上的鲁迅,长袍八字胡,手持竹竿,猛击落水狗的头,那狗在水中挣扎着。
      陈源对鲁迅《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的文章很头痛,对林语堂的漫画很恼火。他在给徐志摩的一封长信中挖苦影射林语堂,说他先是跟了周作人不赞成打落水狗,而后又跟着鲁迅主张痛打落水狗。林语堂会骂人也经得起人骂。到了3月10日,林又撰写了《泛论赤化与丧家的狗》,与鲁迅的《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在思想上一脉相通。一个星期后,血腥的“三·一八”惨案发生了。这时刚就任女师大教务长才两天的林语堂全力站在爱国师生一边,3月21日,挥笔写下了《悼刘和珍杨德群女士》,赞叹刘杨二女士“为全国女革命之先烈”、“死的光荣”、“死的可惜”。3月22日,周作人作《关于三月十八日的死者》,4月1日,鲁迅作《纪念刘和珍君》,先后发表在《语丝》周刊上。
      段祺瑞执政府从3月19日到3月26日,接连开了两次通缉名单,共48人,林语堂也在其内。“三·一八”之后,陈源又忍不住说起“闲话”来,他既斥责政府和卫队,又要“追究”受害者的“责任”。林语堂一读到“闲话”就大骂闲话家是“畜生”、“妖孽”,进而写出《讨狗檄文》,4月17日,他以亲身的体会给人写信说:“狗之该打,此人类皆同意。弟前说勿打落水狗的话,后来又画鲁迅打落水狗图,致使我一些朋友很不愿意。现在隔彼时已是两三个月了,而事实之经过使我益发信仰鲁迅先生‘凡是狗必先打落水里而又从而打之’之话。”
      4月24日,直奉军阀以“宣传赤化”为罪名,封闭了《京报》馆,逮捕了总编辑邵飘萍,26日邵遭奉军杀害。北京笼罩着黑暗与恐怖。知识分子由北向南的大迁徙和大逃亡开始了。他们有的到了上海、南京,林语堂和鲁迅则是先后到了厦门。至此,语丝派结束了在北京的战斗时代。这一时期,观林语堂的言行,他和鲁迅是亲密的,量其大节,他是语丝园地上成长最快的一株大树。
      作为语丝派的急先锋,林语堂的思想有过反复。1925年12月8日,林语堂写了《插论语丝的文体》,论文走了一段退路,他步周作人的后尘——提倡“费厄泼赖”精神,进一层发挥了周作人的意思。鲁迅读到此文不以为然,再联想到吴稚晖的“不打死老虎”,周作人的“不打落水狗”,鉴于辛亥革命以来,种种血的教训,12月29日鲁迅撰写了《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一文,明确提出“痛打落水狗”的主张,凡是咬人之狗均在可打之列。这篇文章与其说是批评林语堂的,倒不如说是针对吴稚晖和周作人的,特别是周作人。此时周氏兄弟已经失和两年有余,鲁迅“乃为回避触目起见”,不便也不愿意触及这块内伤,鲁迅点了林语堂的名字展开评论。这和点着陈源的名字完全是两回事。一个是朋友间的思想讨论,一个是论敌间的较量。类似这样的思想交流,在语丝派内部是常有的。这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  
      1926年5月10日晚,林语堂在北京大陆春设宴向鲁迅等朋友告别。5月13日,鲁迅等人饯别林语堂。5月24日,林语堂向鲁迅辞行,并摄影留念。然后携全家往厦门大学,任文科主任兼国学研究院总秘书。林语堂不忘旧情。他刚一落脚就为厦大引进了一批新文化名人,先是鲁迅系统语丝派人士的到来,随后现代评论派人物也接踵而至,并且越来越多。鲁迅对此感到忧虑。但是,林语堂是个重感情的人,他看胡适和鲁迅一样是他的朋友。他站在两个朋友中间,尽情向左右抛掷花环,结果如鲁迅在《两地书(60)》中所说:“敌人即无所顾忌,玉堂的国学院就要开始动摇了。……真是糊涂。”
       厦大校长林文庆是个守旧派人物。他把厦大的情形弄得“比北大还坏”。鲁迅颇感失望,便想辞去教职,林语堂诚心挽留,又对他的生活很操心。11月8日,鲁迅决计要离开厦大,依然牵挂着林语堂,“我还要忠告玉堂一回,劝他离开这里”(鲁迅《两地书》(75)),29日鲁迅在给许广平的信中还说:“现在的去留,专在我自己,外界的作祟,一时还攻我不倒。我很想吃杨桃(指去广州),其所以还熬着者,为己,只有一个经济问题,为人,就只怕我一走,玉堂要立即被攻击。所以有些彷徨。”从这些信里可以看出鲁迅和林语堂的关系并非一般。待到鲁迅对他“爱莫能助”的时候,于1927年元月,应中山大学之邀就南下广州了。事情不出鲁迅所料。此后不久林语堂即被排挤出厦大。往别处另谋职业去了。
      林语堂前进的路断了,后退的路也没有了,厦大留不得,也回不了北京。于是,1927年9月,上海成了他的避难所。他选择了自由的专业写作生活。 
       1927年10月3日午后,鲁迅与许广平从广州到达上海。是日晚,林语堂闻讯立即前往旅社拜访。谈至深夜,第二天上午,林语堂再次来访,中午由孙伏园兄弟作东,请鲁迅、许广平、周建人及林语堂聚餐。饭后6人合影。这是鲁迅到上海后第一张照片,通称鲁迅许广平“结婚照”。
       林语堂和鲁迅,都是在思路被“轰毁”的情况下来到上海滩的。两人的遭际和心态有相同之处。两人手里都有一支笔。走向却不一样了。鲁迅直面惨淡的人生,把文学当作“匕首”和“投枪”,刺向敌人。林语堂则是借助幽默,表现性灵闲适,曲折地表示自己的不满。这是一次深刻的分化。
      有人说1929年8月28日,“南云楼风波”是鲁迅对林语堂的一次不调和的思想斗争,言下之意是林语堂堕落的结果。然而我认为,这只是一次误会。
      鲁迅在他日记里说:“二十八日……晚霁。小峰来,并送来纸版,由达夫、矛尘作证,计算收回费用五百四十八元五角。同赴南云楼晚餐。席上又有杨骚、语堂及夫人、衣萍、曙天,席将终,林语堂语含讥刺。直斥之,彼亦争持,鄙相悉现。”
      另一个当事人林语堂,40年后《忆鲁迅》说:“有一回,我几乎跟他闹翻了。事情是小之又小。是鲁迅神经过敏所至。那时有一位青年作家,……他是大不满于北新书店的老板李小峰,说他对作者欠帐不还等等。他自己要好好的做。我也说了附合的话,不想鲁迅疑心我在说他。……他是多心,我是无猜。两人对视像一对雄鸡一样,对了足足两分钟。幸亏郁达夫作和事佬。几位在座女人都觉得‘无趣’。这样一场小风波,也就安然流过了。”
      对这一“风波”起因,鲁迅和林语堂持不同见解,“和事佬”郁达夫在《回忆鲁迅》中,明确指出,这是“因误解而起正面的冲突”。当时,鲁迅有了酒意,“脸色发青,从座位上站了起来”,“一半也疑心语堂在责备这第三者的话,是对鲁迅的讥刺。”林语堂也起身申辩,空气十分紧张,郁达夫一面按鲁迅坐下,一面拉林语堂夫妇走下楼去。郁达夫的结论说:“这事当然是两方面的误解,后来鲁迅原也明白了,他和语堂之间是有过一次和解的。”
       一场误会,说简单也简单。若是原则问题。鲁迅决不会“和解”的。他至死对怨敌还是“一个也不宽恕。”
      误解归误解,两人思想深处的分歧还是存在的。没有思想上的分歧,这场偶然的误解也就不会发生了。
      “南云楼风波”毕竟是一件不愉快的事,此后三年又四个月的时间里,鲁迅日记里没有两人友好往来的记载。1936年10日,林语堂在美国纽约惊闻故友逝世。11月22日撰文《鲁迅之死》悲悼。他说:“鲁迅与我相得者二次,疏离者二次,其即其离,皆出自然,非吾于鲁迅有轾轩于其间也。吾始终敬鲁迅;鲁迅顾我,我喜其相知,鲁迅弃我,我亦无悔。大凡以所见相左相同,而为离合之迹,绝无私人意气存焉。……然吾私心终长辈视之,至于小人之捕风捉影挑拨离间,早已置之度外矣。”
      林语堂说的“相得者二次,疏离者二次”。南云楼误会结束了第一次“相得”,开始了第一次“疏离”。这一疏离长达40个月。30年代初,随着林语堂的推波助澜,文坛上逐渐兴起了幽默。1932年9月16日,《论语》创刊,“轰的一声,天下无不幽默”(鲁迅:《一思而行》)。鲁迅认为在反动派屠刀下,没有幽默可言。在血与火的斗争中,鲁迅无畏地宣称:“只要我活着,就要拿起笔,去回敬他们的手枪。”
      在同一铁幕下,鲁迅“怒向刀丛”,林语堂做起了“幽默大师”。这一点使鲁迅大有反感。直到1932年底,林语堂的“匪心”又悄悄复活了,12月17日,他和宋庆龄、蔡元培、杨铨(杏佛)等人一起发起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会,他自己还担任了“宣主任”,他敢于用笔讽刺嘲笑中外法西斯,连希特勒也不例外。当胡适和“民权保障同盟”总部有分歧时,他也主张开除胡适。
      是林语堂重新复活的信号,使鲁迅和他第二次“相得”了。1933年2月,新春伊始,萧伯纳来到上海,国内立即刮起一阵“萧旋风”。
      林语堂有一种幽默的力量,这力量加上他的英语,使他比鲁迅更接近了萧伯纳。在宋庆龄寓所的那次聚会,原来是想让鲁迅主持对话的,后由林语堂取代了。留给世人的共同财富是他们的一张合影照片。
      正当林语堂名声直线上升的时候,1933年6月18日,上海法租界里响起了几声沉闷的枪声,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会总干事杨杏佛被杀害了。“同盟”里外的人都很震惊,有人说林语堂胆小得连杨杏佛的悼念活动也不敢参加了。鲁迅也说“语堂太小心了”(许寿裳《亡友鲁迅印象记》),“这种时候就看出人来了,林语堂就没有去,其实,他去送殓又有什么危险!”(冯雪峰:《回忆鲁迅》)
      吊唁杨杏佛的仪式共有两次,一次是6月20日,即鲁迅批评林语堂没有去的那一次。林语堂参加的是7月2日的送殡下葬仪式。这两次有的人是都参加了。林语堂和鲁迅各参加一次,都是冒着危险去的。
      杨杏佛遇害不足一个月,林语堂写了《谈女人》一文,他说他要谈女人了,“不管他妈瓦上霜”。这话还是愤怒的反语。3个月后,他终于按捺不住,又打出了《论政治病》一文,矛头直指上层当权派,他说:“我相信官僚都是贪食无厌,……我总不相信,一位饮食积滞消化欠良的官僚会怎样热心办公救国救民的。”这是林语堂对反动当局的尖锐讽刺。由此,一个活蹦活跳的,热辣辣的林语堂又和鲁迅显得特别和好了。从1933年2月11日,到1934年8月29日,两人再次“相得”,交往多达39次。林语堂主事的《论语》,对社会是全方位开放的。撰稿人来自左中右,其中刊发鲁迅的文章就有十多篇。
      从1934年下半年起,左翼作家增强了对林语堂和论语派的批评,把他们视为和新月派、“自由人”、“第三种人”一样。主要是攻击林语堂文学上的趣味主义和自由主义,斥责幽默刊物为“麻醉文学”,这就有了鲁迅和林语堂的第二次疏离。这一疏,两人再无来往,林语堂的名字,也从鲁迅日记里完全消失了。
      林语堂总是这样一个人,左翼作家批评他,右派文艺家也攻击他,把他和鲁迅列在一起,在《申报》上进行“声讨”。林语堂却固守着《论语》和《人间世》,坚持着“幽默与俏皮”的文风。鲁迅曾劝林语堂不要再搞这类小品了,可以翻译一些英国文学名著,但林语堂回信说,这些事“等老了再说”。于是鲁迅又疑心林语堂讽刺他“老了”。8月13日鲁迅给曹聚仁写信说:“这时我才悟到我的意见,在语堂看来是暮气。但我至今还自信是良言,要他于中国有益,要他在中国存留,并非要他消灭。他能更急进,那当然很好,但我看是决不会的,我决不出难题给别人做,不过另外也无话可说了。”这话传到林语堂的耳朵里,他笑道:“亦近挑拨呢。我的原意是说,我的翻译工作要在老年才做。因为我中年时有意思把中文作品译成英文。……现在我说四十译中文,五十译英文,这是我工作时期的安排,哪有什么你老了,只能翻译的嘲笑意思呢?”(施建伟:《林语堂在大陆》)
      误会,又一次误会,破坏了两个人的感情。一次次“误会”之后鲁迅对林语堂不再“以朋友待之”,甚至不与同席。1934年,另一位语丝派健将徐,在上海大观楼补办婚宴,林语堂夫妇最先临,鲁迅旧帽遮颜,姗姗来迟,双脚踏上楼梯,一眼瞧见林氏夫妇,便掉身出门,终不见归。这两件事,从现象上看,是鲁迅的窄狭,实则是鲁迅的深刻。在鲁迅看来,林语堂似乎是不可救药了,就加紧了对林语堂的批判,先后写了《骂杀和捧杀》、《读书忌》、《病后杂谈》、《论俗人应避雅人》、《隐士》等。其中1935年4月20日刊于《太白》上的《天生蛮性》,全文只有三句话:
      辜鸿铭先生赞小脚;
      郑孝胥先生讲王道;
      林语堂先生谈性灵。
      把林语堂与前清遗老和伪满大臣相提并论,足见鲁迅对其厌恶之深。但是林语堂对自己的文艺观点也确信不疑,声称“欲据牛角尖负隅以终身”,他除了写《作文与作人》、《我不敢再游杭》、《今文八弊》等文章来回敬反对者外,还于1933年至1934年7月,在赛珍珠的激励下,用英文完成了《吾国吾民》的长篇,次年这本颇有影响的大作在美国出版,使林语堂一鸣惊人,也使外国人看到了中国人的真实形象。这就是《林语堂自传》里所说的,“我喜欢自己所发现的好东西,而不喜欢人家指出来的。”
      这时候,远在莫斯科的“第三国际”,也注意到了上海文坛和文坛上的林语堂,通过萧三多次给“左联”写信,指出在中华民族危亡的情势下,要团结像林语堂这样有影响有成就的作家。于是“左联”方面的“文学社”、“太白社”和“论语社”求得大同,签署了《我们对于文化运动的意见》。1935年底,鲁迅发表《杂谈小品文》,这大概算是最后一击,此后双方也就平静下来。
      1936年8月10日晚,林语堂一家乘“胡佛总统号”客轮前往美国,至此他和鲁迅再无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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