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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省正在率先拉美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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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2005/09/02 出处： |
今年5月份，我来到广东。是长驻这边。之前我一直呆在上海，那里以治安好闻名，刚来广州，潜意识里对这座珠三角的中心城市我仍然抱有相同的预期。我的工作和现金有关，经常出入银行，就有久居这边的朋友提醒我，挎包在外面行走非常危险，因为广州的飞车抢夺很厉害。开始我是不以为意的，朋友经常说，慢慢的也在心里有了担心。
6月中旬的时候，我的两个朋友从青岛过来看我。晚上一起吃饭，我就很自然地提醒他们，挎包在外面行走要小心啊，这边飞车抢夺厉害。另一个陪吃饭的朋友就讲了他亲见的一场抢劫场面，我们当时当作社会新闻在听，谁也没有在意。第二天中午，其中一个朋友就打来电话给我，语气急促，我知道不妙，早晨他俩从宾馆出来，挎着包准备闲逛，就在芳村大道芳村区政府旁边，被俩个骑摩托的抢了，包里有七千块钱和一部数码相机。后来去派出所报案，对方一副见惯不怪的样子。可怜我的朋友吓坏了，什么都不知道，摩托车的牌照也没有记下来，笔录就像记了个失物清单，我知道，被抢走的东西再也找不回来了。
后来我就开始留心本地的报纸，才发现，每天的社会新闻里，都有关于抢劫杀人的报道。慢慢的，我就开始觉得自己随时都是身处在危险之中，经常去银行，简直就是在别人的枪口下走来走去啊。想想就毛骨悚然。东莞的一个客户给我讲了飞车抢夺的种种手段，情形之精彩，非电影编剧可为，让我产生了没被抢劫完全是佛祖护佑的感概。我们以前还和客户收现金的，现在通通改为银行划帐，不论金额多少。说实在的，我偶有必须要去一趟，要么找人陪，要么一路东张西望，搞得自己跟见不得人似的。那天一个广州本地的客户来，先讲了他在珠江新城那边的灯具城看到的一副飞车抢夺的场面，然后长叹一声，过几年我们一起到昆明喝茶，广州是越来越难呆下去了。我猛然觉得，来广州才短短的三个月时间，对在这个城市里的工作和生活，我已经失去安全感了。
我一直感觉奇怪的是，广州社会治安几乎已经到了民怨沸腾的程度，而政府为什么似乎依然无所作为？中国的政府，是以拥有专政机器著称的，几个街头小混混，从新闻报道来看，多是一些从偏远山区来的农民，还有相当多的是未成年人，除非不想管，要管，怎么可能管不下来呢？
我有一个表叔，在我家乡的县城派出所当副所长，记得有一年回家看他，一起闲聊到警察队伍的现状，表叔说，警察队伍也是社会呀，风气都一样的，一些偷偷抢抢的小案，不立案，即使立了案，也没人去查，没油水，而且也没名声。我想是有道理的，作为一个侦察员，与其浪费很多精力去查这种小案子，不如去接手大案更划算，其实这是今天中国社会的普遍逻辑，各行各业皆如此啊。但显然的一点是，就是这种逻辑纵容着中国越来越向着一个无序和混乱的方向发展了。
接下来是六月份，铁道部派来的一个反扒小组进驻广州火车站搞专项治理。广州火车站之乱，名冠全国，已经到了病入膏肓的程度，各种抢骗的花色和品种，让人眼花缭乱。反扒小组是从北京过来的，媒体报道说一共呆了二十天左右，具体的工作成绩如何也是不得而知的。我在广州呆的时间不长，我并不知道以前的情形，但这件事让我确信，政府开始花力气来管了。七月上旬，广州再次发生了一件可以说是轰动全城的飞车抢劫案，一个妇女骑自行车在广州市公安局大门口的斑马线上被抢了。我相信很多和我一样关心这个社会的人，在第一时间看到这篇新闻，面对照片上血淋淋的手臂和受害者用无助的语气说出来的那句话：我以为在公安局门口会是安全的，都只能够无语。
公安局宣布的为期三个月的打击“双抢”的新闻终于姗姗迟来了。就开始有调侃的评论说，广州的夏天太热，这是在给抢匪们放假，三个月后，天凉了再回来。实际上我也不理解，这种头痛医头脚疼医脚的划分时间段集中治理的专项斗争，这种文革式搞政治运动的工作模式，到底对今天新形式下的犯罪团伙有什么威慑力？中国这么大，抢匪们回家躲过了这三个月，三个月以后呢？然后真的跑到广州火车站广场上振臂高呼，俺胡汉三又回来啦。
然而这段时间发生的事情显然超出了善良人民的调侃和想象。进入八月份以来，也就是打击“双抢”的斗争已经开始以后，当然我手头没有统计数据的，但就凭媒体的报道和周围人的谈论，这种打击似乎并未给抢匪们带来多大的威慑，各种各样的抢劫事件仍然在有条不紊地发生，当在媒体上看到一个版面有人出来牵着狼狗宣誓要怎么怎么，而在另一个版面上，受害者蒙着被匪徒刺瞎的双眼痛苦不堪，除了感激我们媒体的勇敢，我甚至不觉得这是讽刺。
从广州出发，沿着东南西北任何一个方向走，沿途所及，皆是大量破旧的工厂和光鲜的住宅小区。因为工作的关系，这段时间我经常在珠三角的各地出差。印象最深刻的是7月份的一次从广州过东莞到深圳龙岗的旅行。在东莞大郎附近，那些八十年代或者九十年代初期建立的厂房，破败不堪，旁边是鸡笼一样的住宿区，逼仄狭小。正是中午吃饭的时间，大量面容憔悴的小姑娘小伙子行走在垃圾味刺鼻的炎炎烈日下，无精打采，年轻的生命啊，当时我就鼻子一酸，青春就在这样的环境里被消磨掉了，同样是我们的兄弟姐妹！同行的朋友说，这算是比较好的，毕竟还是正规的工厂，看了那些隐藏在村子里手工作坊，不知你要作何感想。
第一代农民工在城市里忍辱负重，他们可以把自己的生命视同草芥，这是一代人的苦难。但今天，第二代人，他们的子女已经长大成人了。因为城乡差别，教育的不平等，第一代人的苦难和付出并未能够给他们的后代进入城市带来任何帮助，相反，在很多农民工子女的眼里，这是一种身份的耻辱。他们把城市对他们的伤害发泄到他们的父母身上，农民工的子女普遍轻视他们的父母，反叛他们父母的一切，其彻底和决绝，外人难于想象。也是七月下旬，广州的很多报纸都做了一个“阿星杀人”的报道，来自广西一个“夜不闭户”的小山村的阿星，来深圳打工的第二代农民工，在独自一人拒绝加入“砍手党”多年，且辗转了几个地方后，还是以杀人的方式结束了自己年轻的生命。我想很多人都看过阿星的相关报道，就像广州的那几家报纸一样，很多人都扼腕叹息，叹息一个年轻生命的悲情故事，是真的，看过之后，我有一种意料之中的平静。这是一种必然，不是阿星，就是阿强。与其说是阿星杀人，何尝又不是阿星的自杀！当他内心的断裂无法弥合，当他觉得前途无望，生命还有什么意义？
贫富差距带来的社会分化严重地伤害到了广东社会，今天，日益恶化的治安只是这一系列问题的一个缩影。在珠三角，赤贫和暴富的对比，已经到了令人触目惊心的地步。但是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看过关于我们的社会贫富分化的严肃的报告，但就是在珠三角，富人可以有几套房，几部车，而外来务工者是真正的赤贫，无处栖身者有之，即使有栖身之处，也是真正的家徒四壁！而危险的是，他们生活在同一片天空和同一块土地上！因为条件所限，我手头缺乏具体的数据和案例（我真诚地希望我们伟大的人民政府能够对珠三角的外来务工者的生存状况做一次严肃的调查，听听那些一天工作十二个小时一个月工作三十天每月几百元工资的人们他们的声音），但有一个不争的事实是，珠三角的第一代工厂主们（或许全中国皆如此），已经凭着血汗工厂的模式完成了他们的原始积累（时间之短，世界罕见）。而带着青春，梦想的来自四面八方的年轻人们，在青春已逝，梦想破灭后，只能够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故乡，把血汗和泪水留在了这片陌生的土地上。
写到此，我不由想起了我的表姐妹们，当他们疲惫地拖着行李离开广州的时候，该是一种怎样的失望和感伤？她们是生活的弱者，进入城市是她们认为不切实际的幻想，空空而来，空空而去，她们能够忍受，但今天，新的一代人已经完全不同了。
一个办案民警对媒体说，大多数飞车抢劫涉及的金额都不大，一般是几百元，但真正可怕的是人身伤害，砍手，剁脚，刺眼，往往是对方稍有反抗或者根本就没有反抗，劫匪也能够做出这样暴行。手段的疯狂和残忍，令人不寒而栗。但一个不要再被有意忽略了的事实是，在这一系列血淋淋的罪行后面，不仅仅是钱了，骨子里是他们对这个社会的恨。
共建和谐社会，这是今天各级政府都在宣扬的口号，但实际是，我们并没有从政府的公共政策上看出他们的努力，相反，一系列有悖于这种精神的地方政策在各个城市之间蔓延。我一直觉得奇怪的是，面对今天珠三角日益突出的治安问题，很多人应该比我更清楚事情的实质，但却没有人愿意出来说出真相。治安问题难道仅仅就是治安问题吗？很多表面的原因被一些人一次又一次地提及，但就是没有人出来说，底层社会的生存已经变得越来越困难，也没有人出来说，那些年轻的在城市的边缘长大但却无法进入城市的农民工子弟，他们的未来在哪里？
拉美化的实质是什么？我不明白，为什么有那么多的人纠缠于概念，难道拉美化不可以是中国化么？贫富差距的日益扩大和教育的不平等，没有给底层社会的年轻人带来一个和平的上升管道。改革开放带来的成果都让贪官污吏和不法商人侵吞了,老百姓实际上并没有得到真正的实惠,日子反而比以前更艰难了.他们缺乏一切基本的社会保障,甚至有时候连人身安全都得不到保护.面对这样的现状,政府不觉得丢人吗?而让我惊奇的是，某一位精英教授，在经过一大段引经据典的论证后，居然得出结论说，拉美化在今天的中国是个伪问题！
其实谁都清楚拉美化是一系列的问题的总和（也不论是过程还是结果）。但我们同样也应该看到，今天不断恶化的广东地区的治安问题也只是一系列社会问题的缩影，冰山之一角。更重要的是，它是我们自己的问题，是亟需解决的问题。而不是可以用“伪问题”做结论就可以搪塞和敷衍过去的。我之所以写这篇文章，是想从我个人经历的角度，一个初来广州的陌生人，看到的和想到的，做一个真实的记录，也希望那些在书斋里纵论天下事的学者和高高在上的政策制定者们，能够真正关注我们自己的问题，而非漂亮的概念。今天广东社会面临的，是一个真实的中国化的问题。我的担心是，若干年后，这个词会变得像拉美化一样四处被人引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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