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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洋时代出现文化繁荣的原因初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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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2005/09/02 出处： |
北洋军阀专制时代出现文化繁荣的原因初探
——兼论中国近代文化的特性及其与政治的关系
作者: jcpm
1912年4月，南京临时政府迁往北京，袁世凯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标志着北洋军阀统治的建立。所谓军阀，就是拥有私人武装力量，并且拥兵自重，控制一方乃至全国的政治军事势力。这就决定军阀或军阀统治具有私属性、独断性和专制性，北洋政府作为一个被北洋军阀所控制的政府，其统治必然是专制的，绝无真正的民主可言。而恰恰就是在这种专制时代，文化上出现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百家争鸣”的繁荣局面。笔者试从近代文化自身的因素及其与政治的关系的角度对这一问题进行初步探讨。
一、 传统文化的内在活力
在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里，儒学或儒家思想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一直占据统治和支配地位。虽然曾经有外来文化传入中国，但都在儒家思想文化的肌体内予以同化、吸收。其影响无论在统治阶级或知识分子中，还是在普通百姓中，都可以说是根深蒂固的。所以儒家思想文化可谓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在“打倒孔家店”、“打倒吃人的礼教”等口号下，对儒家文化发动了猛烈的攻击与批判。但是，当我们重新审视“五四”批判精神时，我们可以发现“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儒学批判并非否定一切，而是主要将儒学视为服务于腐朽的、落后的封建专制主义的国家政治制度和社会伦理秩序的意识形态予以批判，其理由有二：一是认为以儒学为核心的传统道德原则是制造社会罪恶的根源；二是认为以儒学为核心的传统思想文化违背现代的科学精神和民主潮流。
事实上，以儒学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发挥了独特的作用，显示出其内在的活力。传统儒家思想文化的仁义道德、“三纲五常”、忠孝思想，虽然曾经束缚了中国人民几千年，但是它却不仅使中国人民尤其是知识分子心中产生忧国忧民的忧患意识，而且还使他们具有对社会的责任感和义务感。“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领潮人物陈独秀、胡适都曾显现出相同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儒家心志。青年时代的陈独秀曾创办《安徽俗话报》，向民众宣传“国家乃全国人民的大家，人人有应当尽力于这大家的大义……自古道国破家亡，四字相连”。 青年时代的胡适则在得知张勋复辟，且看到“出版界的孤芳自陋，教育界的沉寂”之后，方才下定决心，“想在思想文艺上替中国政治建筑一个革新的基础”。
中国知识分子所具有的忧国忧民意识和社会责任感、义务感，在不同的历史时代里和不同的社会背景下有着不同的反映形式和不同的内容侧重。在封建社会里，他们或著书立论，发表政见，关注社会的发展，或直陈胸臆，提出谏疏，表达对朝政的意见，或通过某种文学艺术形式表示对世情关注的情怀。他们这种忧患意识和社会责任感、义务感的核心是关注民生，同时还关注国家的统一与强盛，而且还具有尽忠尽职的敬业精神。鸦片战争后，随着西方列强侵略的不断深入，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赋予这种忧患意识、社会责任感和义务感新的涵义，即在关注内忧的同时，还必须关注外患，反对外来侵略，追求民族独立。
以儒家思想文化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在新的时代、新的形势下所具有的内在活力，使这一时期的文化自身具备了发展与繁荣的内在动力。
二、西方文化的冲击
西学东渐始于明朝中后期，但是中国封建社会进入明清后，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空前加强，封建统治者为维护其摇摇欲坠的统治，对外实行闭关守国的政策，这就使中西文化交流一直缓慢发展甚至停滞不前。直到鸦片战争后，西方文化以坚船利炮为后盾开始迅速传入中国，在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的压力下，一批又一批爱国志士为争取民族独立、振兴中华民族，开始“开眼看世界”，向西方学习，向西方寻求救国真理，经历了从物质到制度，再到文化的学习与探索历程。
从魏源、林则徐到洋务派，作为封建地主阶级的代表，他们坚持“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原则，主张“师夷长技以制夷”。所谓“长技”，即西方列强精良的军事装备、先进的近代化工业以及养兵练兵之法，所以这种学习从根本上说还是停留在物质文化的层面上。随后的维新派和革命派，虽然主张各不相同，维新派主张仿效西方进行改革，实行君主立宪政体，革命派则主张以革命的手段，彻底推翻封建统治，实行民主共和政体，但是至少他们的向西方学习已经从物质层面上升到制度层面。不过，无论是戊戌维新，还是辛亥革命，都因没有充分唤醒人民群众的思想意识，没有充分发动群众而以失败告终。用适应近代形势的新思想、新观念彻底洗礼人民群众的头脑势在必行，这一重任就落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驱们身上，他们运用民主和科学的思想唤起民众的觉醒。
1915年9月，陈独秀在《青年杂志》创刊号上发表《敬告青年》一文，正式举起了民主（当时称“人权”）和科学的大旗：“国人而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 并明确表示：“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德先生”和“赛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若因为拥护这两位先生，一切政府的压迫，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
此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们纷纷著文，大声疾呼提倡民主、科学。对于民主，他们指出：“法律上之平等人权，伦理上之独立人格，学术上之破除迷信，思想自由：此三者为欧美文明进化之根本原因。” 而中国“欲建设西洋式之新国家，组织西洋式之新社会，以求适今世之生存，则根本问题，不可不首先输入西洋式社会国家之基础，所谓平等人权之新信仰。” 随着宣传的不断深入，人们尤其是知识分子对民主的广泛性及价值逐渐形成了较为深刻的认识。李大钊指出：“现代生活的种种方面，都带有Democracy的颜色，都沿着Democracy的轨辙，政治上有他，经济上也有他；社会上有他，伦理上也有他；教育上有他，宗教上也有他；乃至文学上、艺术上，凡在人类生活中占一部位的东西，靡有不受他支配的。简单一句话，Democracy就是时代唯一的权威，现在的时代就是Democracy的时代。” 谭平山在《“德谟克拉西”之面面观》和《国民道德教育改造论》中说道：“今日世界之最大主潮维（为）何？稍有识者，莫不举‘德谟克拉西’以对矣”；“今日时代思想的根本特质，就是民治主义，今日所谓民治主义的根本概念，就是平等自由两大观念”。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另一位领潮人物胡适也曾指出：“在名义的共和下，八年痛苦的失败渐渐地使年青（轻）的中国人认识到，民主是不能仅仅通过政治的变革来给予和保证的……民主不多不少正是所有民主化和正在民主化的力量的总体，这包括社会的，经济的，道德的，以及思想等多方面的力量，构成中国这些新运动的指导原则之一的也正是这种认识。”
在封建专制时代，与专制统治相适应的是百姓愚昧的思想，因为愚昧是专制的基础。现在，随着民主思想的传播，随之而来便是科学，因为科学是民主的利器。在人类文明史上，科学的发展与政治的革新有不解之缘又相辅相成。正如陈独秀所指出的那样，“近代欧洲之所以优越（于）他族者，科学之兴，其功不在人权说下，若舟车之有两轮焉。” 1919年第7卷第1号的《新青年》曾发表《本志宣言》，指出：“我们相信尊重自然科学、实验科学，破除迷信妄想，是我们现在社会进化的必要条件。”但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所提倡的科学，不仅仅是自然科学，而是一种科学的精神和科学的态度。陈独秀曾指出：“科学者何？吾人对于事物之概念，综合客观之现象，诉之主观之理性，而矛不盾之谓也。”“举凡一事之兴，一物之细，罔不诉之科学法则，以定其得失从违；其效将使人间之思想云为，一遵理性，而迷信斩焉，而无知妄作之风息焉。” 很明显，这种科学是理性批判精神，它不同于自然科学，但包括自然科学。因而，它不仅针对迷信、宗教，而且还针对千百年来束缚着人们思想的陈腐教条，是打碎精神枷锁，使人的思想获得解放的锐利武器，“凡此无常识之思惟（维），无理由之信仰，欲根治之，厥为科学。”
民主与科学思想的传入，以及“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驱们的广泛宣传和大力提倡，给中国近代文化注入了新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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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近代文化结构的变化
中西文化的冲突与融通，使近代文化的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并使之具备了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所没有的独特性，这种独特性就成为近代文化尤其是北洋军阀专制时代文化发展与繁荣的自身因素和内在规律。
首先，近代文化结构的变化表现在文化构成的变化，即既丰富多彩，又肤浅粗糙，没有完整的体系。鸦片战争前，封建文化以儒学为中心，儒学既是文化的指导思想，又是文化构成的主干，可以说比较单一，变化也不大。从两汉到明清，不论汉学、宋学，不管哪一学派，都未逾越儒家思想的范畴。宋明理学重解经，乾嘉考据重注经，都未离开儒家经典及其思想范畴。
近代以后，文化类型除原有的传统儒家文化之外，还有资本主义文化、帝国主义文化，甚至到后来还传入了马克思主义文化。不仅如此，近代文化的丰富性还反映在各个领域、部门的变化。这种变化，一方面表现在传统文化中一些领域逐渐衰落，如经学的衰落，1905年科举制度的废除就是明显的反映；另一方面，表现在许多文化新领域的出现，如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文艺、教育等的逐渐兴起。鸦片战争后，魏源等主张“师夷长技以制夷”，开创了近代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之先河。随后，哲学也发生了革新，甲午战争后严复翻译的《天演论》风行一时，用进化论代替了传统的变易思想，不仅影响到维新派、革命派，而且影响到整个学术、文艺等领域。新的文艺思潮在清末也传入中国，大量外国小说被翻译介绍，话剧、电影、音乐、舞蹈、体育以及西方的建筑艺术等，都在传播流行，大大扩展了传统文化的领域。20世纪初年，教育方面也进行了全面改革，废除科举，仿效西方建立新式学堂，制定学制。而且还出现了许多教育思潮，其中最主要、最为著名的有三：
军国民教育思潮：资产阶级维新派首先提倡强兵尚武之道，认为“今日之世界，固所谓‘武装和平’之世界也……今日群盗入室，” 如果还不注意培养国民的尚武精神，“则立羸于群虎之间，更何术以免其吞噬也？” 革命派则鼓吹“军国民”或“尚武教育”，其意义不仅在于抵抗外侮，还在于以暴力推翻封建专制统治。
国民教育思潮：康有为在《请开学校折》中主张兴“国民学”，梁启超则在《论教育当定宗旨》一文中，把培养“特色之国民，使结团体，以自立竞存于列强之间”作为教育宗旨。资产阶级革命家不仅把国民教育和救亡图强相联系，还将它与革命教育结合起来，认为国民教育的主要任务就是使国人“脱奴隶就国民”，挣脱满清压迫“以复我天赋之权利”，以“养国民独立之精神”，主张“革命与教育并行”，“革命之前，须有教育；革命之后，须有教育。
实利主义教育思潮：蔡元培认为“实利主义教育，以人民生计为普通教育之中坚”，是致富脱贫的一种教育思潮。 与此相类似的是黄炎培提倡的“实用主义”教育，主张教育应“以实用为归”。
其次，近代文化结构的变化还表现在文化内在结构的调整。以儒学的伦理纲常为核心的封建文化，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也有变化和发展，即如儒学本身，宋明时期以儒学融合释、道而成的理学，就是以新儒学的面貌出现的。但是，这种变化并不是根本性的变化，只是伦理纲常的体系化和严密化，从而在封建社会里形成了一个儒学文化体系，伦理纲常作为这个文化体系的核心，支配或影响着文化的各个方面。进入近代，在西方资产阶级文化传播过程中，民权、平等和科学思想的提倡和传播，蔑视了封建伦理纲常的支配地位，削弱了它支配意识形态一切领域的核心地位，使中国文化结构的核心发生了变化。尽管封建伦理纲常观念还浓厚地存在着，但资产阶级所提倡的民权、平等和科学思想的影响也日益深刻和广泛。近代文化内在结构的这种质的变化，使之成为近代文化区别于古代文化的根本点。
从文化发展的角度看，近代文化确实进步了，可谓丰富又复杂，但是当我们冷静审视这一“丰富”局面时，我们会发现这种现象背后隐藏着肤浅与粗糙。无论对经学的冷落，还是对新兴学科的兴趣，都是表面的。科举虽已废除，经典虽已冷落，可是社会上满口“之、乎、者、也”的孔乙己式的人物却不少见。西方先进的学科虽已传入，可真正得其精神者有几何？梁启超在评价20世纪初的译书热潮时曾说，那时的译书，无组织，无选择，本未不具，派别不分，惟以多为贵，而社会亦欲迎之。所以，一直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前，以民主和科学为主要思想的资产阶级新文化，虽然已经开始冲击儒学的核心地位，但仍然没有形成完整的体系。
资产阶级新文化作为一种新兴的文化，在没有形成完整的体系的前提下，根本就不可能在社会文化领域占据支配地位，而文化自身内在结构的变化势必影响文化发展的稳定性。因而，当“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将传统儒家文化批判得“支离破碎”之时，自身又无法寻求足以支配社会论领域的新兴文化。这样，“群雄并起”遂成“百家争鸣”之局面。
四、近代文化与政治的特殊关系
文化与政治同属于上层建筑，可谓相辅相成，关系密切。在一般情况下，文化的发展依附于政治，或者说政治形势的变化势必影响文化的变迁。在中国古代几千年的封建社会里，文化的昌盛大多来自统治政策的开明，文化上的高压政策势必摧残文化的发展。1912年，北洋军阀统治建立。军阀的统治往往是专制的、黑暗的，为了维护军阀集团自身的利益和统治，往往对文化进行严密控制。然而，就是在这种黑暗的专制时代，出现了短暂的文化繁荣。这表明近代文化的发展与军阀政治之间存在着一种特殊的关系。
袁世凯窃取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建立北洋政府之后，虽然为了维护其专制统治，采取了一系列钳制文化发展的措施。但是，国家毕竟已经实行了民主共和政体，即使是军阀，其政策也不可能无视国家根本大法的存在。《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明确规定中国国家主权属于人民，实行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分立和责任内阁制，人民无分种族、阶级、宗教，一律平等，公民享有人身、财产、言论、出版、集会、结社、通信、信仰等自由，享有请愿、诉讼、考试、选举与被选举等权利，将西方资产阶级国家的一系列民主宪政原则以国家根本大法的形式确定下来。即使是1914年袁世凯亲手炮制的《中华民国约法》有关国民自由与权利的规定，与《临时约法》并无根本区别。更何况，1916年6月袁世凯死后，被皖系段祺瑞所控制的北洋政府虽然起初以“复行元年《约法》，政府初无成见，所审度者复行之办法耳” 为借口，拒绝恢复《临时约法》（即元年《约法》），重新召开国会，但后来由于西南各省及革命党人一致要求恢复旧《约法》，召开国会，尤其是6月25日，驻沪海军在李鼎新率领下宣布独立，宣言称：“非俟恪遵元年《约法》，国会再开，正式内阁成立年，北京海军部命令，概不承受。”段祺瑞被迫妥协，以总统申令宣布：《临时约法》继续有效，定于本年8月1日续行召集国会。
这就在法律上赋予国民以各种自由和权利，从而使言论自由、新闻出版、集会结社等有利于促进文化发展的各种活动合法化。而且袁世凯死后，“北洋军阀内部发生分裂，各派军阀忙于争权夺利，放松了对新闻舆论的控制，” 为文化的发展创造了相对宽松的外部环境。
另外，辛亥革命后民主政治的发展，势必革新人们的思想观念，人们思想观念的更新又为文化的发展与繁荣提供契机。
在封建社会，奴才意识构成了封建专制统治的心态基础，专制主义和奴才主义的表现虽各不相同，但却是一对孪生兄弟，相辅相成，专制复制奴才，奴才维护专制。鲁迅曾引用《左传》中的话说：“‘天有十日，人有十等。下所以事上，上所以共（供）神也。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僚臣仆，仆臣台。’但是‘台’没有臣，不是太苦了么？无须担心的，有比他更卑的妻、更弱的子在。而且其子也很有希望，他日长大，升而为‘台’，便有更卑更弱的妻子，供他驱使了。” 千百年来陈陈相因，奴才意识已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成为国民的心理积淀，造成弥漫于社会，充斥于家国的氛围。在这样的氛围下，“早已布置妥贴了，有贵贱，有大小，有上下，自己被人凌虐，但也可以凌虐别人。” 形成可怕的恶性循环。
辛亥革命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发动了民众，但鼓动的思想武器主要是民族主义，而不是民权主义。中华民国“是以种族思想争来的，不是以共和思想争来的”。 这就使国民对民主政治普遍存在“隔岸观火”的政治冷漠，使得奋斗者如逆旅孤军，形只影单，得不到支持，客观上成为传统政治复活的社会基础。
民主政治之精髓恰恰在于国民积极主动地参与政治，那种认为民主政治必须依赖于“圣君贤相”或某一政治派别，寄希望于“善良政府，贤人政治”的观念，“与奴隶之希冀主恩，小民之希冀圣君贤相施仁政，无以异也。古之人希冀圣君贤相施行仁政，今之人希冀伟人大老建设共和宪政，亦无以异也……第以共和宪政，非政府所能赐予，非一党一派所能主持，更非一二伟人大老所能负之而趋，共和立宪而不出于多数国民之自觉与自动，皆伪共和也、伪立宪也，政治之装饰品也”。 民国以来之所以有共和之名而无共和之实，“在共和国体之下，备受专制政治之苦” ，就在于“多数国民，口里虽然不反对共和，脑子里实在装满了帝制时代的旧思想”。 “皇帝虽（已）退位，而人人脑中的皇帝（却）尚未退位。”
陈独秀曾指出：“袁世凯要做皇帝，也不妄想，他实在见得多数民意相信帝制，不相信共和。” 对这一封建传统政治的心态基础如不彻底清算，要使近代民主政治在中国植根势必很难。新文化的倡导者们深刻地总结了辛亥革命的教训，指出：“所谓立宪政体，所谓国民政治，果能实现与否，纯然以多数国民能否对于政治，自觉其居于主人的主动地位为惟一根本之条件。” “自觉其居于主人的主动地位”即是人的解放，人的主体性的复苏，惟其如此，才能积极主动地参与政治，“自进而建设新政府，自定法度而自服从之，自定权利而自尊重之”。 没有具有独立品格的自主的人，无论是内阁，还是国会，也无论是约法，抑或宪章，都是徒具其形，“立宪政治之精神已完全丧失矣”。
国民性无论其优劣，总是一定的文化环境的产物，不仅是文化的深层积淀，也是文化特征的深刻反映，所以任何对国民性的理性批判，总是要伴随着对文化的反思，寻根朔源。因而，“要巩固共和，非先将国民脑子里所有反对共和的旧思想一一洗刷干净不可”。 即消除国民思想中传统文化的腐朽成份和负面影响，革新国民的思想观念，调动群众参与民主政治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这就势必促进文化的发展与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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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参考书目：
任建树、张统模、吴信忠编：《陈独秀著作选》（第一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4月第1版。
陈独秀著，三联书店编辑：《陈独秀文章选编》，三联书店1984年版。
王中江、苑淑娅选编：《新青年》，中州古籍出版社，1999年1月第1版。
鲁迅：《鲁迅全集&＃8226；坟》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7月第1版。
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3月第1版。
章伯锋、李宗一主编：《北洋军阀（1912——1928）》，武汉出版社1990年6月第1版。
沈善洪主编：《蔡元培选集》，浙江教育出版社，1993年11月第1版。
梁启超：《新民说》，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9月第1版。
（美）格里德著，鲁奇译：《胡适与中国的文艺复兴》，江苏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谭平山著：《谭平山文集》，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李大钊著：《李大钊文集》，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胡适著，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方克立、王俊义主编：《中华文化与二十一世纪》，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3月第1版。
黄兴涛：《文化史的视野——学术自选集》，福建教育出版社，2000年3月第1`版。
史仲文、胡晓林主编，冯开文著：《百卷本中国全史&＃8226；民国教育史》，人民出版社1994年4月第1版。
周永林编：《邹容文集》，重庆出版社1983年9月第1版，
金耀基著：《从传统到现代》，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12月第1版。
常征、蒋希文、卢惠龙主编：《传统文化与时代精神》，贵州人民出版社，1996年6月第1版。
胡维革著：《中国近代文化探幽》，北京出版社，1999年5月第1版。
李云泉主编：《中西文化关系史》，泰山出版社，1997年8月第1版。
黄炎培著，中华职业教育社编：《黄炎培教育文选》，上海教育出版社1985年8月第1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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