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人心是被文革搞坏的吗？
|
| 时间：2005/09/02 出处：天涯杂谈 |
从朱学勤教授的一声感慨说起：
偶然在『关天茶舍』读得《权力欲与道德竞赛—青春忏悔录》一文中这样一句话来：
“ 一次我陪教授去看先生，走在北京的小胡同里，教授突然深有感慨地和我说了一句：‘文革造成的最大恶果是把我们整个国家的人心都搞坏了！’”
忽然就觉得有些话想说：“人心”这个东西，怎么就偏偏只文革给搞坏的呢？如果没有文革，中国这会儿人心肯定更不坏？我看不见得。理由是：瞧瞧东欧各国，他们那里没有搞文革吧，怎么人心道德于八十年代以来同样好坏难言，以至“社会主义”一个接一个完了？当然当然，还有北朝鲜古巴等，“人心”倒好象还停留于“没有大坏”之境，“社会主义”信念坚贞依然，然而那又算一种怎样的不坏？如是，我真不知教授那声随意啼咕中，关于“人心搞坏了”之说，究竟意味着一种怎样准确的含义——当然，也许是我理解不着边际。我所举证的，在人家那里都称不得好与坏，只中国人心称得上“搞坏”了。。。
可是我心里仍然还有疑惑：中国的“人心”这东西，被搞成这个“坏”样子，要算帐，也得首先算到来由已久的绝对权力体系对人心的绝对腐蚀作用，那个至今依然有效的致命政治“传统”呀！无论千年史还是近现当代社会腐败史，无论文革前还是文革后史，只要稍稍睁大一点眼球，而不是闭着眼皮沉思，看一看，就能看出点眉目：哪个时期的人心，不是因为遭受各色（红色、黑色、白色、黄色等等）的绝对权力的压迫与诱惑的比重腐蚀，而走向人心荒谬的？就这种意义上，这二十年来，尤其这十余年来，终于走向一切向钱看的“赚钱大革命”运动，其实也就这么自然－－在以崭新的面目主导发财机会的同一种绝对权力左右下，人心怎能不空前受其压迫与诱惑而成一片狼藉？现在，如果将一切，就此简单归罪于“文革”这一符号学－－注意，此正合无论在官方还是主流精英话语如此同一、又如此简易标志十二分邪恶的符号学！－－固然相对目前社会世道，既简便又不无思维的现实安全性，（至少不会直接触犯现实中的罪与恶），但，这样一种思维状态，多少也流露了一点相对现实的浅简、无奈乃至心胆怯怯。须知，历史自文革被官方正式定义作“浩劫”而宣布结束并加以“彻底否定”之后，已经二十余年了呀，难道这二十余年本身的社会历史现实变迁没有意义？可就朱学勤的那一感慨声里，我感觉到了一种不良思维心态：仿佛，这二十余年本身的存在性质与历史性意义，居然在对文革的啼咕中不知不觉地消解了，没有了，看不清了。。。这当真又一种奇妙！这样一种思维心态，恰恰与目前存在的一些因现实罪与恶得不到思维着的释怀，而油然怀念文革与毛的晚年思想的极新左们，形成一种极其对称的反向对比，在我看来，它同样具有代表性地属于一种思维着的二极扭曲之一：仿佛现实的罪与恶之主体仍然在于万恶的“文革”，而不是现实的人与事！
诚然，有一点，文革十年是脱不了干系的，那就是当前各级当政者中所揭露出来的腐败事例表明：问题好象大概率地发生在正五十来岁的那一挡子人群，而这一挡人群，恰恰是文革风暴之余一轮极权化运动教养出来的一代人（我不否定也有好的）中理想最缺失、追逐权力不遗余力而既得权力的变色龙类！（但他们的变色，仍然与现实直接相关！）
文革风暴的发生，自有其历史的当时缘起与理由，以及能量所据，（这一点尤其重要！），非一日之特殊奇迹；正如美国六十年代发生马丁路德金运动，（现在就不可能发生），以及更早的废奴运动一样，自有其社会基础。虽然，就社会正义得以伸张的效果论，文革走向了其民主理想的反面－－这一点正是尤其值得我们现在深思的！－－如果进一步泛而论之，有谁在好好考察这样一个问题：在文革前多少年的官僚专制恶劣作风下，积累了多么深刻的社会忿限，它们何尝不是文革得以暴发的基因所在？又，文革中表现出来的狂暴，显然仍归一种关于无可抑制愈加狂暴的同一种“你死我活的斗争哲学”的无限权力的教养，而不是其他！
再回到“人心”这话题。文革那会儿，人心究竟怎么样？就我童真身历眼见，现在回忆起来，大致这样：文革初时的派斗，知道死了人，往往停尸场上轰动一时；“臭老九”往日的尊严，在红小将们各种造反手段下斯文扫地；对“四类分子”的异常苛刻比比皆是，抄家批斗“破四旧”烈度一时。随后，事态稍平和，出于反帝反蒋反封建等现实与理想之当时理由，（现在的孩子自然不可能理解，因为这样的敌对逻辑的并于“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想象性基础也没有了，谈何理解！），对“四类分子”看管丝毫无松，被划为“四类分子”者每日必须到所在居委会报到集中学习，接受教育，早请事晚汇报，并受监督着参与公益劳动；又据说，占80%左右出自旧社会富裕家庭的旧知识分子，（五十年代早期的大学生，据说工农子弟只占20%不到），日常心态大致不那么值得骄傲尊贵与舒畅，这些绝对是事实。。。。但，就划定阶级之后的社会民风角度，我的记忆是，因其理想教育的全面与神圣展开，大多如我等平民百姓子弟类人们，自觉地大家都团结友爱、邻里和融，炎夏夜夜故事会叙，隆冬常常窜个门。。。街上偶然有小偷，总成过街小恶物，人人喊捉，逃不过几条街即被逮住扭送派出所。。。更无娼妓、吸毒、拐卖、光天化日之下公然抢劫等等。。人心实在没有那么坏！只是阶级斗争你死我活这根弦确实绷得很紧，见着墙上乱涂的，就要细仔上前看一看，是否有搞“反动标语”的。。。另外，要觉得坏，也是总听说那那那一个当官的“腐化”啦，会计的“贪污”啦，以及渐成风气的权力“后门风”，再有就是，按眼下标准属于反人道的“捉奸游街”之类。。。
按现在的眼光，是否可以进一步这样定义：文革是这样一场现在看来如此荒诞的运动，在最初的派性冲突以及阶级划定之后，少数“阶级敌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人权完全不受法律保护，（“无法而有天”，“天”在毛主席，而不是官僚后来所言的“无法无天”，试想当年，一切言论行为，可以反毛疑毛么？）。因此，任何人只要被判定行为或者思想“反动”，即面临无限度打击的种种可能与现实命运；由于任何人都惧于这样一种定向革命规则，无论自觉不自觉，都无条件接受革命思想及行为准则的灌输与限定，不“积极向上”，就是“思想落后”甚至“反动”。。以至，这样一种少数人的残酷革命逻辑，事实上隐含着对任何人都潜在有效的专制性内涵！这也正是一切神教化极权主义运动的反人道本质。它确实“一切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除此之外，百姓的人心，实在不比现在坏！当然，正如一切极权主义运动一样，文革也不可能例外，无论其最初的理论和理想如何纯洁高尚，因其现实专制权力的无制约的腐蚀性质，而终归实践上渐行渐远地走向纯洁与高尚的反面，越到后期，权力的腐化风、后门风、政治的虚伪、极左的邪恶，日益为人们广泛觉察，以至达到以“四五”运动为标志的，完全来自群众自发的忍无可忍的激烈反抗。。。而就“四五”运动所表现出的人民英雄般的对中国前途命运的自觉意识此处，仍然得不出“人心搞坏”了的结论！结合粉碎四人邦那会儿，人民空前团结与高涨的建设热情，人民心肠依然善好！哪里来“搞坏”了的结论可拟？！
现在往往存在两种不无偏颇倾向：
一种是由于对现实的罪恶难以忍受，又缺乏充分的分析，以便展开批判与建树的未来指向，而就一些简明的事例比较，（如公费医疗，农村水利，全民中等教育普及、生老病死保障，社会风气等），油然怀念起文革时期社会的纯洁性与平等性福利来，而无视极权主义运动背景下，对社会思想自由层面从精神到肉体的扼杀，及其对这个社会就人类文明应有意义上的进步构成的灾难性代价：一个丧失了思想自由的社会，就不会有内在的更新能力，关于这一点，西方中世纪的宗教神圣残酷史有明证！再诸如在批判精英主义的同时，却有意无意地看不到在这一块历史现实土地上必然滋养各类精英主义自恋自殖倾向的制度性专制本相，以至诉说精英主义祸国论在我看来几乎与“女人是祸水”一样地不无荒诞而具有一定的模糊性乃至欺骗性，从中得出在中国“要扫荡精英主义”的结论，更是属于似是而非而在实践上必然具有同一种极端主义危害性——因为问题必然联接着：谁来扫荡？如何扫荡？扫荡什么样的精英？是周期性的阶级仇恨喷发么？另外，朝着这一倾向性论点的发展，实践的趋向可能如此糟糕：一个民族真要就此沦入在任何意义上都容不得多种意义上的关于品德品味之人类精英的运动情结而不可自拨，那将又是一个怎样可悲而灾难无尽的局面？难道真的可以设想，在建立在所谓资源性国情出发的适度专制条件下，“扫荡精英主义”所隐含的、在丧失精神自由的低层次平等与可怜福利条件下的纯洁公正，可能是解决“我们”现在之问题的钥匙？。。。所以，这样一种新型极左倾向，确实让人担心。
另一种倾向是，同样，由于凭着局部性质的恶劣记忆，（比如关于知识分子遭受非精英化而来的“接受再教育”式的耻辱遭遇、“黑五类”的黑暗悲惨遭遇，被一度打倒的当权派的耻辱），不加历史性思索分析展开的简单全盘否定，使“文革”成为一种被咒骂中的民族心理死结！好象文革十年不是历史性的产物，而是完全特异的灾难；并且，这样一种倾向性思绪，在无限简单妖化毛个人的同时，事实上隐含着对整个民族全部心智的简单否定，比如将一切斥之为“主子”与“奴才”关系。。。却看不清此极权化运动的一般历史性特征，由前因而后果。。。比如，在此试举一例：人民面对文革前若干年已然成风的官僚罪恶作风，－－（比如饿死人的灾难，这样的直接发生于各级官僚眼皮底下的灾难，他们却能够视而不见听而不闻，表现得如此那般冷酷无情，这究竟是一些什么样的“党人”啊！难道这样的人反而没有责任，难道只毛一个人之罪？那么这各级官僚的人性到了哪里去了呢？有人辨解说，正因为是毛一人说了算，别人都不敢违抗的后果，那我要问，为什么一个就能凌驾于万千官僚之上，为什么这么多官僚竟致如此愿意放弃起码人性看任百姓饿慌？是极权体系之必然也！对！极权体系最后总是只对自己的权力命运负责的角度考虑问题，其对人民的罪恶作风，随着时间推移几乎自然而然！而这那里是一个毛的问题！）－－由这一系列恶劣作风而来的积怨，到达一定程度，一旦由主席之神手一挥之机会，（在那种社会政治条件下，还不可能发生人民对官僚的大面积自发反抗），人们怎么能不义愤勇为打倒之事？！最后则更有以四五运动为标志的纯出于人民的自发反抗。。。看不到这一切历史事件前前后后的复杂性，一味咒骂与简单妖魔化，一时泄怨之，痛快是痛快哉，然而文革如果就此在人民的心头，成了无法正视与诚恳面对的死结（人民并不是全部成了“四类分子”“反革命分子”“臭老九”“黑五类”等恶劣体验者的！），而只一味地进行单向黑暗性性局部揭露，或者如官方般因一种显而易见的现实的害怕，将“文革”符号化为一种廉价的典论资源，欲行强行否定而忘却之态，那么，我不敢肯定，类似文革之类的风暴，在未来的岁月，是否不仅不会成为我们这个民族真正属于永久性记忆中的过去事件，反而可能不幸再度发生！－－当然不会以原封不动的方式发生，而会以一种更新了的时代合理性外衣的多少迷惑性的方式下发生。。。一想到此一种可能性，我就由不得自己害怕与不害怕，天呀，究竟会如何，我不知道，我还不敢肯定与否定！
就此，让我们再一次回到现实的不无狭隘性的诸思想派系之网上粗暴争相，如果“自由派”固步自封，一味教条看守，看不到所谓“新左派”言说中所透露的那么一点关于现实罪恶认识的合理性，那么其思路必将越走越窄；而同样，如果新左们偏执已见，过度剑走偏锋，因对现实的某种民族认同感而来的焦灼感，看不到自由而文明的理性之面，过于急功近利于欲求“救世”火热而刻不容缓，不能将眼界放得更开宽一些，甚至一味拒绝来自自由主义学理一面的许多宝贵人类性经验，那么难免误入歧途，甚至所谓走火入魔。。
思想之争论，尤其就纯思想层面之争，在排除了可能存在的别有用心、兴风作浪、故意搅乱正常争论心态之恶意存在式，我总想说出这样一点观点：并不是事事必须以所谓的“胜利”为正确与否之标准的，让我们真正意义上赢得正义，而不是其他！这就需要我们之间，在相互批判的同时，发生起码的诚恳倾听与理解。。。。从而共同提高我们的认知水平。古人云：“不患人之不知已，患其不能也！”听听，想想，实在有道理。而如果争论过于追求不同面，由此粗糙甚至粗鲁，从而造成本不应该有的相互嫉恨与痛苦，则显然如此容易扭曲人的心灵！
经历苦难与痛苦，本身并不必然获得正义
日常生活的邻里同事甚至街头矛盾经验告诉我：只要稍稍有一点教养、理解与起码的相互尊重习惯，就不至于将一场争论演变成谩骂、着意丑化、人身攻击。。。何况，此处多少属于有文化知识之聚集地，难道因为隐着姓名，就可以为所欲为？难道从小而来的教养，果真即使在曾经或者正在接受着大学教育的骄子们身上，也就这般可怜？需知，所谓“大学”教育者，可是涵义深刻啊！
历数这个党的事实，我们可以明确看到，这个党开始于一批承传五四启蒙主义的知识精英，并由于他们贴近时代社会底层的脉搏，而成功地启发发动组织了中国社会自底层最广泛的群众力量，推动了使中国事实上发生深刻变化的革命运动——无论这种自底层来的革命运动的掀起与成功，以今日某些人某种怪异的眼光看来，多么地“错误”、“没有价值”、甚至“后悔”、“残酷无情”、“早知今日何必当初”，更或者指认其“为祸为害甚烈”，（却无论如何不可能有理由否定这样一个事实：底层革命以如此燎原之势展开，这一社会历史当时事实本身，说明了一个问题——中国当时的所谓上层社会与上层统治阶级已经残酷、无能与腐朽到了何等地步！难道今日里还有人要为当年的那个上层，那个腐朽涣散勾心斗角不断的无耻局面，它之灭亡，表示惋惜与怀念之情么？如果真有此人此事，那才是天底下最无耻最可笑的举止呢！）——一直到革命的军事上全面成功，再到抗美援朝某种意义上的成功所带来的，关于两大阵营及其意识形态对人心的巨大单边主义融合作用，终于使毛个人神权化，这个党同时国家化为凌驾于人民之上的分级权力体系大成。在这个体系大成之初，基于共产党人个人信仰与纯洁朴素品德的自觉性自我约束，国家机构之运作犹如新机器，多少好用，社会多少属于清明，“人民政府为人民”而广为人民信赖。但随着日常生活的历史性积累，磨损，极权体系的缺少约束修理机制对日常生活的必然利益性腐蚀作用，以及这个体系权力更新机制的民主性缺乏，层层“误差”与“磨损”积累，逐渐走上对人民利益的愈加脱化之路。。。不顾人民疾苦的官僚主义，对民智、自由思想、创新精神的教条主义压迫，乃至在眼皮底下饿死人也为了乌纱宁愿视而不见听而不闻的人性贱于党性的可怕地步！。。。。就这种意义上，毛的晚年倒是不无想法，无论这样那样的想法，在今日许多人看来纯属可怕的荒谬——“党内滋生资产阶级”、“资产阶级就在党内”，采取的对策是，“矛盾运动”、“阶级斗争”、“七八年来一次”——以至最后发动了直指当权派及社会精英的“文化大革命”。按我的理解，注意到这样一点事实：文化大革命的主旨，在理论上主要不是针对某个阶层的，（不可能仅就知识分子、教师、老干部、四类分子受迫害那么一点意义），而确实是直接针对中国千年统治阶级政治动作一般模式的一种从精神层面出发的颠覆尝试，尽管最终几乎注定，它在实践上仍归一种神权极权化结局，不可能产生真正有效的现代民主文明制度！这当然属于毛个人的神性悲剧、党的一元化领导的极左恶作剧、人民生活的肥皂剧、部分知识精英的灾难剧。但就理论意义上，我在想，毛在某种意义上是看到了问题所在，尽管也许不那么准确。而基于热力学定律，有机体一定结构的静态的稳定，具有必然走向功能性衰退与腐败的倾向，惟有不断交换与更新能量流动的动态平衡，才可能持久存在促使有机体作为一个耗散结构获得不断自新更生的健康途径。可叹的是，老人家就当时情形与个人威力，凭借其对党对人民的既成个人性神权支配一切，极左的各地投机世俗权力，在他的光辉照耀下，便轻而易举地肆行疯长，与老人家的神权同步达到一种登峰造极！一时间，再没有什么更新平衡力量可以抗衡。。由此，如单摆，极而覆也，一种倾向达到一种极致之后，就势所必然走向它的反方向。重要的还就是没有不断更新、修正、均衡吐故纳新的机制！毛强调了矛盾运动的效能，却没有充分认识到均衡这种运动的创新、约束、修正机制应然的建构性价值。一句话，“民主”在毛的神权覆盖下，完全丧失了思想与制度性建设的任何可能性与意义。随着极左虚伪的疯狂，虚伪的现实不可能持久，人们于日常生活层次上的常识觉悟，必然会在神性的迷雾中逐渐复苏，以至四五运动发生了。。。以至举国欢腾一举粉碎了四人邦，。。。。从此，在同一种一元化的领导下，新一轮的摆动加速，去魅以后的世俗权力登堂入室，理所当然地走到经济革命的前台，一直到如今。。。改革与腐败同行愈行愈远，不知所以。。。一发难收。。。
（三十多年前密西西比河畔发生了典型一起被三K党徒暗杀纵火杀害的黑人人权领袖事件，直至98年因犯罪白人之一的悔悟及帮助，才得到了真相大白与公正的审判，此时一切者物非而人已老残，但仍然有意义，没有了痛苦与嫉限，曾经的罪人，成了朋友，一种民族性的释怀与和解，历史终于跨过旧沟，抚平伤痕。。。。）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