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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歧视河南人”的历史渊源
    时间:2005/09/01 出处:
    【原编者按】河南人”这个称谓源自何时何地,已无法考证。剔除其地域指称的含义外,暧昧嘲弄的意味很明显,好似巴尔扎克《高老头》中巴黎人称拉斯蒂涅为“外省人”。现在的巴黎人再这样称谓一个外来青年人,免不了要被投诉的。但在中国,学洋人去投诉地域歧视还为时尚早,即使在首善之区的北京,歧视也很是壮观。所以,“河南人”及其他受侮辱和受损害的“外省人”,更不应该拿“河南人”之类的字眼说事。

    河南歧视源于生态灾难 祖辈被大量迁往偏远地区

    2005年3月,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公开对媒体说:中国膨胀的人口和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将使空气、水、土地、生物等环境要素遭破坏,自然灾害频发,资源支撑能力下降,使民族生存空间收缩。

    他转述专家的话称:由于广大西部和生态脆弱地区难于承载现有人口,全国22个省市需要迁出1.86亿人,而能够接纳人口的广东、北京、天津、上海、辽宁、浙江、福建、黑龙江、海南等省市最多只能接纳3000万人。届时全国将有1.5亿人口沦为生态移民。

    2005年3月,深圳龙岗警方在辖区悬挂“坚决打击河南籍敲诈勒索团伙”和“凡举报河南籍团伙敲诈勒索犯罪、破获案件的,奖励500元”的横幅,被媒体以“地域歧视”抨击。

    这两条看似毫不相干的新闻,其实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

    对河南人的歧视早已有之

    20世纪70年代末,在青海省西宁市,一个小商店挂出一条横幅:处理河南坏蛋,每斤一毛钱。有河南人前去抗议后,店方改为:处理河南蛋,每斤一毛钱。再强烈抗议,后改为:处理河南坏鸡蛋,每斤一毛钱……这种刻意的侮辱是多么恶毒、刻薄而又无聊。

    2001年,一些河南人掀起了反对“妖魔化河南人”的潮流,通过书籍、声明等,强烈反击社会上歧视河南人的现象。连河南省政府也出面宣称:“河南人不容被妖魔化”。并把2001年定为“优化环境年”,启动一系列“形象工程”。

    关于河南人为什么被歧视,河南人有诸多说法,如:“当其他地区已经完成‘原始积累’,河南大范围的工业化才刚刚开始,由河南人组成的‘民工潮’也才刚刚开始向外涌动。这成了河南人被歧视的依据。”“由于河南人口多,信息量大,即使负面信息和别的省同样的比例,但其绝对量会大得多,再加上一些人物的渲染,使人感觉到处都有河南的负面信息。”“河南人勇敢、勤劳、豪爽、讲义气,爱打抱不平,有时可能因此而得罪了一些人,因此成为被调侃的对象。”“历史上,河南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很多中国人(甚至海外华人)基于‘根源意识’,对河南发生的事情都会格外注意”……

    但其实,上述说法都显牵强。事实上,对河南人的歧视早已有之,而且有着非常广泛的群众基础,如西北的陕西、甘肃、青海、新疆等,许多年前就不约而同地有着年轻人找对象不能找河南人的说法。

    看看河南的基本情况:位于中国中部,史称中原,总面积16.7万平方公里,其中平原和盆地面积9.3万平方公里,山地丘陵面积7.4万平方公里。平均气温为13至15摄氏度,年平均降水量700毫米。全年无霜期200至236天。人口9555万。老子、庄子、商鞅、李斯、张衡、张仲景、韩愈、岳飞等名人泰斗曾层出如云,历史上许多国家、朝代在这里建都。

    那么,这样一个地理条件优越、人民勤劳智慧的土地上生存的人们,为什么会招来那么多歧视的目光?

    河南人是生态灾难的受害者

    在陕西的西安、宝鸡,甘肃的兰州,青海的西宁、新疆的乌鲁木齐等许多地方,满街都能听到河南口音。河南人的数量惊人。他们大都是许多年里陆续逃荒而来的。

    这其实就是河南人被歧视的根由!

    准确地说:河南人被歧视的原因非常简单——他们是生态灾难的受害者。

    只需剖析一个城市就应能说清这个问题。那就是开封。

    今天的开封,比黄河河底低13米。也就是说,黄河从比开封城高出13米多的河道流过——全靠大堤约束。

    黄河高,开封低,顶得地下的盐碱刷刷往上冒。开封人因此而多了一条生计,在开封,没有正式职业的人有三分之一靠盐碱为生,他们把院子里泛上来的白刷刷的盐碱扫在一起,在锅里一熬,就成了化工原料,可以去出售。时扫时有,于是成了开封人的发财之道。

    开封是个有文化的地方,市容齐整,随手指一个地方就能和1000多年前联系起来。市中心有很大而且秀丽的水面,一指这个湖,是潘家湖,传说是北宋时的奸臣潘仁美家的。一指那个湖,说是杨家湖,是大忠臣杨家将家的。在如今的中山路上,立着一块石碑,上书“州桥遗址”,说是当年青面兽杨志卖刀杀牛二的地方。

    古往今来,一个又一个国家和朝代把都城建在这里,战国时的魏国,以后的后梁、后晋、后汉、后周、北宋、金,都建都于此,号称“七朝古都”。尤其在北宋时,这里是天下最富庶繁华的地方,号称“东京”,人口过百万,富丽甲天下,当时在全世界的地位比今天的日本东京要强多了。

    可黄河就像是故意较劲,人们建一座城,黄河就毁它一次,再建再毁,如是者八,仅从元代初年到清代末年,开封城就于元太宗六年、明洪武二十年、建文元年、永乐八年、天顺五年、崇祯十五年、道光二十一年七次被淹。被淹原因有天灾,也有人祸。李自成攻开封,扒堤决河,全城37万多人只幸存3万多人。

    现在的开封地下,13到15米处是汉唐文化层;10到13米处是北宋文化层;9到10米处是金元文化层;7到9米处是明代文化层;4到7米处是崇祯年间李自成淹的一层;3到4米处是清代文化层;1到3米处是清道光年间的遗址。

    每一层都有着一层难民们的尸骨;每一层都是一层难民们曾有的家园……

    再多说两句吧——讲讲名气很大的花园口,离今天的郑州黄河游览区东10多公里处的花园口,本是黄河岸边一个小小的村名,明代以前叫“桂家庄”。明代一个名叫许赞的吏部尚书,在这里修建了一座方圆500里的大花园。后来黄河决口改道,把大花园和桂家庄一起吞没了,以后,这里成了黄河岸边的一个渡口。清代,黄河两次在这里决口,1933年的洪水造成决口50余处,受灾面积1万1千余平方公里,受灾人口364万余人,死亡1万8千余人,损失财产以当时银洋计约合2亿3千万元。

    1938年,为了阻拦日军,国民党军队在花园口人为决口,造成黄河大改道,受灾面积5万4千平方公里,受灾人口1250万人,死亡89万人。这里也从此成了一片沙荒地。现在这里成了郑州市的一个著名游览区。来郑州的客人十有要来这里看看。

    说了开封,说了花园口,似乎不用再做多少解释了,仅1919年~1938年的20年间,黄河就决溢14次。这一次次的灾难,反复毁灭着河南人的美好家园。大量的河南人在遭灾之后,都选择了逃荒之路。当生存威胁下的河南人,携眷带口,逃荒到一个个陌生的地方,从原住民那里不择手段地抢出一条生路的时候,谁会对他们有好感?

    再说说新中国成立后的情景:三门峡水利枢纽是中国在黄河干流上兴建的第一座大型水利工程;是中国学习建大型水利工程的练手之作,在这里交了不少学费。建三门峡工程和两次改建花的钱应该是个惊人的数字。而如果没有这两次改建,三门峡今天又会是个什么样子呢?不敢设想,更不敢设想的是那些河南移民的生活。

    按坝高360米的设计,要淹没耕地333万亩,移民90万人;后来定为335米,仍淹没耕地85.6万亩,移民31.89万人;后因库区塌岸又增加了8.49万人,总数达到40.38万人。祖祖辈辈居住在这富庶之地的河南人,被大量迁往宁夏、甘肃敦煌等偏远地区。思乡折腾了几十年,几十年里不得安居的人会是什么精神状态和行事方式?可想而知。

    但愿他是危言耸听

    其实,作为长时间里的中国第一人口大省,河南人在中国的地位,近似着中国人在世界的地位。

    一位美国人预言:中国有可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因为环境灾难,而引发大量人口向海外移民的危机的国家。

    但愿他是危言耸听!

    因在中国西北,生态难民确实早已出现,并且数量越来越多。联系起潘岳副局长转述的全国将有1.5亿人口沦为生态移民的专家观点,不妨这样对待那位美国人的预言:战略上,应驳斥他这一另类的“中国威胁论”;战术上,要以对民族对国家高度的责任心认真对待。

    为什么丑化与歧视河南人

    毫无疑问,丑化与歧视是人类社会中存在的最原始、最丑陋的劣根性。数千年来时骤时纤的传统政治歧视在中国迈向市场经济的进程中消失殆尽,但不幸的是随着新经济时代的到来,以“经济”为标准的另一种丑化与歧视又头角渐露,其典型体现便是对河南人的整体丑化与歧视。

    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里,由于平均主义和“大锅饭”这种分配制度和“斗私批修”风潮的影响,人们的经济水平差别不大且基本处于稳定状态,因此在经济上的歧视基本不存在。而今天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人们固有的价值观念的急剧变化是产生新的歧视的大的社会背景。纷繁复杂的价值观中“金钱崇拜”、“蔑视贫穷”一类,正是对河南人丑化与歧视的理论与思想基础。

    为什么偏偏丑化和歧视河南人?答案是简单的,也是复杂的。

    说它简单,因为有这样一种观点可以明确:河南不少人做的坑、蒙、拐、骗的勾当只是一些人丑化与歧视河南人表面的借口和由头,绝不是答案的实质与核心,对河南的丑化与歧视缘于河南的贫穷与落后。

    说它复杂,就是需要回答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中国新时期以来具有实质意义的第一波丑化与歧视的目标并非发达省市的广东、上海和浙江,亦非贫困地区的青海、甘肃和宁夏,而是直指位于中原地带的河南?

    河南不沿边靠海,但不是很闭塞的;河南经济不发达,但不是最穷的;河南人市场经济头脑不丰富,但也不是最匾乏的。应当说,单纯一个闭塞、一个贫穷或是一个思想保守都不是河南被丑化与歧视的推一原因,也就是说在今天的中国能成为被歧视的对象需要同时具备多个条件,而河南不幸兼而有之,在地域、经济、传统和现实的观念方面都显现出独特个性,构成了足以使其被丑化与歧视的“罪状”。

    河南拥有足以引人瞩目的显性特征

    一个地区的人被丑化与歧视首先必须具备一些显性特征,也就是他们必须有着足以引人注意的传统的或者是现时的“资本”,河南便同时拥有多种这类不菲的“资本”。

    河南被学者称为“中国之中的中国”,这本身包括了多个方面的含义:其一为河南位于中国的中心部位,因此也被称为“中原”,古语中“逐鹿中原”即显示出其在地域上的重要性,“占领中原,辐射四方”成为古代政治家和当今商家的立身安天下的出发点,商周时代的君王时常发出“天保未定”的感叹后将都城定在河南一带也证明了当时的人们甚至认为这里是宇宙的中心。即使从今天来看,中国两条主要铁路大动脉京广线和陇海线即在河南省会郑州交汇,从这里到全国的大部分地区的距离都基本相等,特别是今天交通、通讯的日益发达,河南的信息更是可以迅速传递到四面八方。河南便因地域的原因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其二为河南是中国的缩影。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河南是中国人口最多的省;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农业国,河南是中国最大的农业省;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河南应该说是中国最大的“发展中省份”——中国的经济总量在世界上名列前茅,人均水平位于中下;河南的经济总量位居全国第五,而人均只占全国的第十八位。

    其三为河南人是“中国人之中的中国人”。中国是世界上惟一延续至今的文明古国,黄河流域的河南人文经济历史与整个中华民族的历史一样悠长。老庄哲学、程朱理学在此发源,儒、释、道文化在此繁衍兴盛,仁义礼智信在此像黄河水一样淳厚绵长,“精忠报国”四个大字被岳母刺在黄土般宽广的中原脊梁上。同时,由于这里的地域位置,水旱灾难以及战乱时常发生在这里,有关资料显示,历史上发生在河南这块土地上的战争超过了其他地区的总和,多灾多难的河南如同多灾多难的中国。同时,南来北往、三教九流在此汇集、交流,君臣。官匪、流民以及“东邪西毒”们在此安营扎寨,传统中国人的性格、品行在此形成完善。忠厚也罢,愚昧也罢,聪明也罢,狡诈也罢,这就是中原人,是地地道道的中国人,也是全体中国人剪不断的根。尽管斗转星移,世事沧桑,但中国人品性的DNA都是相仿或一致的,每个人身上都有河南人的影子,当然包括河南人“德性”中的优点和毛病。用著名作家张宇先生的话说,“河南人是中国人的娘”,河南人与生活在中国其他地区的人们千丝万缕的关系可见一斑。

    只此三点便可以看出河南在其他省市人心目中因地域、文化的特殊性而备受关注的程度,尽管他现在不是政治中心,也不是经济中心,但这丝毫不影响上苍仍将其放在人们的视角中——“不东不西”、“不南不北”,不是中心是什么?假若中国有人对河南视而不见,那便是有点“一叶障目”了。

    将少数素质低下的河南人视为河南人的代表——丑化与歧视河南人的表层原因

    社会经济的发展使河南人总是显现在人们视野里。随着观念、交通、通讯等方方面面情况的变化,河南人开始不断出现在人们的视野里。在昔日“足不出户”、“父母在不远游”和“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岁月里,即使是坏事也不可能远播万水千山之外,而现今的世界,地球已经成为村庄,何况中国一邦?这也是河南人被关注直至被,些人丑化和歧视的重要原因。哲人的话确实是有道理的。贝克莱说:“存在就是被感知。”

    单就人口数量而论,河南拥有近一亿人口,约占全国总人口的1/13,加上河南位居中部,交通畅达,随着国内外、省际间经济的日益活跃和民工潮的一波波涌起,河南人在全国任何一个地方都顽强地显示其存在,由于河南历史上的贫穷和重教传统的悠久,外出求学者在全国各省中应是名列前茅的,单在北京一地学业完成后留下工作者就是一个相当大的数字,但他们由于知识层次和素养的原因,大都隐匿于机关、高校和企事业单位,其整体的影响力显示并不太多,倒是外出务工的民工人数目前已达680多万,于是他们就成了外地人认识河南人的主要对象。

    由于河南人多地少,本地工商业又不发达,能够容纳的劳动力相当有限。农村人口特别是农村青年迫于生计,除了外出打工,没有别的出路了。可以说是历史上河南人大规模以群体形象在外地登台亮相、他们的足迹南至广东、海南,北至黑龙江、吉林,繁华都市如北京、上海有之,尚在开发的西藏、新疆有之,正如人们形容的那样,“在中国那里有人烟,那里就有河南人。”

    在中国的外出务工队伍中,湖北人擅于租摊卖小商品,河北人大都经营食品买卖,河南人则大多集中于建筑、卖菜卖水果、收废品等领域,要么成群结队活跃在马路两侧的建筑工地、在工地旁一堆堆地蹲着肆无忌惮地大口吃着馒头、在人潮涌动的路边挤车回工棚,要么就穿行于胡同巷陌,高声吆喝,他们生活在大都市的屋檐下,闪人市民的眼帘中,使他们不由得产生这样的感觉:怎么河南人都跑出来了?

    河南民工大都操一口地道的方言,也即河南话,河南话与中国其他地区的方言差异较大,但和普通话同属北方语系,除了阴、阳、上、去的四声和普通话不同外,别的方面基本一致。所以民工们也就理所当然地说一口地地道道的河南话。由于这一方言产生于农业大省的背景下,因此在许多人眼里便显得“十分土气”。这一点河南人和南方人的情况不同,南方许多地方的语言更是难懂,但这样倒是逼得来自这些地区的民工们只好学说普通话。虽然说得不一定地道,但毕竟不像河南话那么“土气”了。都市人从语言上一般不容易听出他是浙江人、湖北人,还是湖南人、广西人。因此,地道的河南话成了河南人的标志,讲河南话就等于在向世人宣示:我是河南人。在某种程度上讲河南话也成了从事低下层劳动的外地人的象征。

    应当说,到外地务工经商的河南民工绝大部分是遵纪守法、勤劳诚实的,他们从事着第三产业,许多领域都是当地人不屑一干的职业,在服务社会、服务市民,推动所在地经济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许多民工由于贫困和受教育程度低,衣服破旧,不讲卫生,由于生计的压力和风吹日晒,皮肤粗糙黝黑,与大都市日益繁华的风姿相比是有些不协调,更有极少数河南务工经商人员违法乱纪、制造假货、坑蒙拐骗、小偷小摸,在社会上造成了极为不良的影响。

    外出务工经商的河南人成为外地人通过感性认识河南人的主要对象,他们表现出的缺点和毛病在市场经济日益繁荣、人们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背景下被许多人非理性地在心理上放大,使他们产生了错觉,以为河南民工都是这样,河南人也都是这样。

    同时,媒体的大量炒作,也使河南人的一些不良表现给外地人心理上造成冲击。以目前媒体报道河南的事件来看,主要集中在民工违法乱纪、河南假货和坑骗事件严重、人为灾难如车祸、火灾较多上,这些报道应该说作为单一案例大都是真实的,同时这类事件在国内其他省份也在不同程度地发生着,但由于媒体有意无意间对此类新闻的报道中相对集中地选择了河南,于是对受众产生了“轰炸效应”,自然在客观上让人感到是“洪桐县里无好人”了。

    亲身的感受加上媒体的不断渲染,于是使导致越来越多的人对全部河南人产生极为不好的印象,他们成为了“人人喊打的角色”,本来潜藏于人们内心深处丑化与歧视的“妖魔”自以为找到了对象,便纷纷外化出来,于是丑化和歧视河南人的现象在得到了阳光、水分、土壤和种子后便自然生长起来。

    河南是发展中穷省——丑化与歧视河南人的内层原因

    表面上看,丑化与歧视河南人的原因似乎就是因为河南及河南人中出现了许多问题,但这些问题在全国各地都存在,并且有的地方更为突出,而针对河南人的丑化与歧视目前已发展成全国全社会性的问题,其原因就不是那么简单了。探究下去,可以发现更深一层的原因,那就是因为河南还是一个“穷省”,一个“发展中穷省”。

    河南是一个穷省——贫穷而非最贫穷对河南人的歧视表面上看是地域文化歧视,实质上却是经济歧视。其实这个世界上,单纯的文化歧视是很少的。无论是种族歧视、地域歧视、民族歧视、性别歧视,如果我们深究其最深层的原因,都是经济歧视。你看看有过哪一种歧视,歧视者会比被歧视者更穷?绝对没有。从某种意义上说,经济歧视是人类最原始的歧视,却也是最深层的歧视。

    为什么白人看不起有色人种?为什么香港人看不起大陆的穷“表叔”?为什么城里人看不起乡下人?追问到最深处,无非是因为后者贫穷。上海人的优越感保持到改革开放以前。后来广州、深圳发展起来了,就不大把上海人当回事了。近几年上海发展起来了,又不把广州、深圳的人看在眼里了。甚至台湾人在上海也被一些人轻蔑地称为“台巴子”,就像香港管我们叫“表叔”一样。这在中国内地可是从来没有过的。究其原因,不过是因为上海近几年发展比较快了。

    对河南人的歧视当然也不例外,根本原因还是因为河南人穷。尽管很少有人直接嘲笑河南人的贫穷,而是嘲笑河南人其他方面的缺点。但实际上几乎所有对河南人的嘲笑根本上都是因为河南人穷,至于段子中所涉及到的那些河南人的缺点,有的是恶意的诽谤,其余的都不过是贫穷的派生物。

    河南人土吗?河南人是土。但这样回答其实太过于简单。其实人类的很多习惯,究竟是土还是洋,有时根本没法下定义的。关键得看这些行为的主体是谁。比如,河南民工吃饭的时候喜欢蹲在地上,这显然是土。河南人说话的口音,显然也是土气。这些都是河南人土的标志和证明。但是如果这些习惯是由香港人传过来的,那又如何呢?那大家一定会觉得这很时尚,至少不土吧。而且绝对会有人追随。

    别以为这是故作怪论,绝对不是的。过去Z、zh不分本来是要受嘲笑的,但是80年代港台流行歌曲刚刚传过来时,全国包括北京在内的人都跟着不分了。其实港台人是分不清这两个音,其实广东人在北方根本不敢带出广东口音,生怕人家说自己土。但现在,连标准国语都带上了港味了。香港人还传来的一个坏习惯一一剧牙。在80年代以前,当众剔牙几乎和当众抠脚丫子一样令人恶心。但现在你看,哪一个餐桌上没有牙签呢?就因为它是香港人传过来的,而香港人是有钱人。

    所以,河南人的土,说到底是河南人的穷的派生物。

    市场经济的发展在不断调整、改变、异化着人们固有的价值观,包含着是是非非的旧价值观还没消失,仍为成型的新价值观又产生新的是是非非。但一条具体的标线却变得越来越明显,那就是在重新架构的社会阶层和人际关系中,金钱和财富的分量越来越重要,这也许是未来社会发展的必然,但不少人已把金钱与财富的重要性推向了极端,金钱和财富的多寡正成为他们衡量人们身份与地位的惟一标尺。换句话说,也就是他们会根据金钱与财富的多寡来决定与之相应的对人态度,在这种所谓的“新观念”中,河南这样一个穷省,河南人这样一群穷人,自然是成为他们丑化与歧视的对象。

    长期以来,河南人就是一个弱势群体。远的不说,从20世纪30年代末蒋介石扒开黄河花园口大堤造成百万民众流离失所开始,接着是40年代的水旱汤蝗,五六十年代的饿死上百万人的“信阳事件”,70年代的大面积洪荒,河南人在勤劳地耕耘之后并未得到勤劳的果实,他们依旧贫穷。在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后,由于地域、政策、观念等问题,河南始终没有跟上发达地区的步伐,近年来通过全省上下的努力,目前经济总量已居全国第5,但人均只排第18位,老百姓的生活水平用句当地通俗的话说是‘有饭吃,没钱花“。

    因为河南穷,尽管交通位置十分重要,但至今仍没有一座现代化意义上的城市。

    因为河南穷,河南人的穿着丝毫显不出高贵与洋气,早已成名的河南豫菜不知蒸发在何处,人们吃饭简单而不讲究营养,即使在外地有点名气的比如“红炯羊肉”、“郑州烩面”之类的仍在大都市里散发着“穷气”。

    因为河南穷,这里尽管有深厚的文化底蕴,仍是现代教育落后,至今没有一所在全国叫得响的高等院校,两院院士中河南籍的更是少得可怜。

    因为河南穷,这里丰富的旅游资源没有得到有效合理的开发,资源优势没有变成经济优势,所以“穷山恶水”依旧是河南山水的别称。

    因为河南穷,这里拥挤的人们为求生计而不得不远走他乡,南下北上的务工经商人员成为全国之最,也是同样的原因,即使在民工中也有着三六九等。河南民工因其贫穷和从事的职业而位居“老九”,在大公司打工的地位要高些,租摊练活的次之,即使出自东北和南方的坐台小姐似乎也因其工作条件的优越和收人的丰厚,而显得比河南收废品、卖菜的更有点“尊严”,因为在许多人的心目中,对于东北小姐和四川小姐的评价是“比较漂亮”,而没有说东北或四川女孩都是“道德败坏”的说法。

    都市中一些人看不起河南人正是因为穷的结果而对穷产生歧视和厌恶,也是因为穷而丑化和歧视河南人。因为在他们的心目中,有钱即是高贵,贫穷即是下贱。

    《汉书。食货志》说:“苟粟多而财有余,何为而不成?”拉布。吕歇尔说:“当生意人破产时,达官贵人会骂他们无耻;当生意人发财时,他们会去向他的女儿求婚。”简直是一针见血。这是人类中普遍存在的劣根性。民间谚语说得尖锐:“有钱能使鬼推磨。”现代人又进一步指出:“有钱能使磨推鬼。”你有了钱,甚至都不需要把钱给别人,别人都会对你产生敬仰之情。别人还真不一定图你的钱,但会对你刮目相看。

    但现实社会中有一个奇怪的现象,即真正丑化与歧视河南人的人,其实很少提到河南人的穷。如果说是笑贫不笑娼,那么又为什么不直接笑你穷呢?这是因为直接嘲笑贫穷,容易显示一个人的浅薄。许多人骨子里其实是鄙视穷人,但又不敢真的过于嘲笑人家穷,这会让别人觉得浅薄。但这种优越感总要表现出来吧,总得要嘲笑嘲笑你吧。那怎么办呢?就找别的理由嘛。

    贫穷派生出许多东西。比如“土气”,比如“文化水平低”,比如不卫生等。这些说到底也不过是贫穷的派生物而已,是贫穷的另一种表现。既然嘲笑这些最安全,那就没有必要直接嘲笑穷了。反正嘲笑的目的也达到了,还不会显得自己浅薄,反而显得自己“幽默”,何等赏心乐事。“畏惧其力量,却解释成为我喜欢他;蔑视其贫穷,却解释为我讨厌他骗人。这其实是人类的一种既狡猾又卑怯的品质。

    在河南有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今年50岁了,他利用自己的智慧和努力用股份制的形式完成了以家庭为单位的小农经济与大市场的顺利对接,短短几年时间,带领大家把西辛村由一个贫困的小村庄变成了家家拥有小别墅的小康村。2001年7月在首都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的全国50名优秀共产党员表彰大会上,这个农民紧紧地拉着江泽民总书记的手,激动地用河南话这样介绍自己:“江主席,俺是河南农民。”我相信,听到这句话的人谁也不会嘲笑他这句河南话的土气。

    无论如何,有钱和没有钱就是不一样。因此,河南人可以给人打赌:“无论找出多少个河南人的缺点,证明河南人‘应该’被嘲笑,只要有一天河南能够成为全国第一经济大省,所有对河南人的歧视都会烟消云散。”

    现实中的另一面是,河南穷,但在全国范围内又不是最穷的,它毕竟在经济上还是有着不少的优势和成就,为什么这种针对贫穷的歧视会指向他们?为什么没有针对比河南还要穷的陕西、贵州、云南、青海、甘肃等省区?

    这个现象也许包括了这样一种微妙的情形,除了这些省区还没真正进入歧视者的视野中外,歧视者往往有这样一种心态,那就是不少人在做任何事情时内心都有一个度,很讲“中庸之道”的。民间素有“打瞎子坏良心”的说法。也就是说,他们也认为可以欺负一个比他相对弱小和贫穷、愚笨的人。但你如果公然欺负一个盲人,或者一个真正的弱智的人,那你就会弓!起公愤。自己在心理上也会受到更多的压力。

    同时,欺负一个过于弱小的人,既不能显示出他们的优越感,也不能显示出其“英雄”气质。反而显得自己“很小人”。西方古代的骑士一般只和骑士比武,而不会把刀枪杀向妇女。儿童,即是这种心态的体现。

    看过金庸小说的人都知道,武林高手是不会和武功低劣人交手的。因为那样未免小了身份。比如黄药师、欧阳锋那一级的大师,顶多只会和全真七子动动手,但决不会和江南七怪动手的。因为全真七子武功虽然比不上黄药师和欧阳锋,但毕竟出自名门,而且也有了相当的造诣,而江南七怪在江湖上实在没有名气,同他们交手太没有面子了。

    所以我们完全可以想像,如果一个人总是肆无忌惮、得意洋洋地丑化生产力水平和生活水平低下的边疆人民或少数民族同胞,讲他们如何愚昧、凶悍的各种“段子”,即使他不怕被冠以“破坏团结”的帽子,恐怕也会被听众指为肤浅和厌恶,绝不会得到“幽默”的赞扬,即使他本人也会自感无聊。

    但是嘲笑、丑化和歧视河南人则没有这样的危险。因为河南人毕竟不是边疆地区没有“开化”的同胞,毕竟不是穷得没有基本的衣食,嘲笑河南人,还不至于“小了身份”。毕竟,河南的经济虽然比不上沿海发达地区,但也有了初步的基础。对河南人的嘲笑,也就是一个比较强的人对一个相对弱小的人的嘲笑,相当于东邪、西毒找全真七子的晦气。

    河南是发展中的穷省

    心理学上有这样一个规律:运动的事物比静止的事物更容易被人发现和关注。

    今天的河南就是一个在向市场经济过渡中快速发展、相当活跃的“事物”。

    关于为什么偏偏丑化与歧视河南人,我曾听到过一个“天才”的比喻,内容还相当长,现摘录于下:中国由传统体制向市场经济的过渡犹如渡过一条湍急的河流,东南沿海和一些大都市凭借天时地利依靠政策的“轮船”、努力的“快艇”以及许多人完成原始积累的“走私舢板”达到了彼岸。而西部相当多落后地区才刚刚走到此岸岸边,正挽着裤腿准备下河,这两者基本处于相对稳定阶段,而河南则是已跳进水中,正奋力向彼岸游去——他们并不是最落后者。而此刻正在看河南人笑话,对河南人进行无情丑化和歧视的那些人,基本上都是站在河的彼岸,因为距离和动静的原因,这些丑化者与歧视者是无暇也无兴趣对于未渡河者投以关注目光的,他们看到了这些河南人在水中挣扎,他们的划水姿势千姿百态,自由泳、蛙泳。仰泳,自然也有许多是“狗刨”,有埋头搏浪者,有体力不济者,也有乘“假”船而最终被急流卷走者。

    这些人——当然不是彼岸的全部——没有伸出他们本应伸出的热情的大手拉其一把,而是在放声大笑,笑河南人没他们游得快,笑河南人身上水多——完全忘了自己是怎么过的河,忘了自己也不过是刚刚占领市场经济的“滩头阵地”,更忘了他们自己浑身上下正滴着水。由这个比喻笔者联想到了一个叫“五十步笑百步”的成语和由这个成语演化来的“百步笑五十步”。

    “五十步笑百步”出自《孟子。梁惠王上》。原文是:“王好战,请以战喻。填然鼓之,兵刃既接,弃甲曳兵而走,或百步而后止,或五十步而后止。以五十步笑百步,则何如?”彼岸上的某些人嘲笑河南人身上有水,同时因为有水而歧视他们,这些“水”就是缺点与毛病。河南人身上是有不少毛病,河南也出了许许多多诸如造假、拐骗、无赖、吹牛的事端,但这不能成为整个河南人的总体形象特征,即使河南有不少具有这些毛病与缺点的人,是否就应该去嘲笑与歧视呢?河南人身上的缺点全体中国人都有,发生在河南的不良事件,在其他地区也时常发生。只不过在特定的时期,特定的人群中表现多寡的问题。因此这些人的这种态度可以说是典型的“五十步笑百步”,正应了过去的那句民谚:“老鸦落在黑猪身上,看见人家黑,瞧不见自己黑。”再联想上述比喻,得出一句话:只见别人身沾水,不见自己水沾身。

    河南人是典型的中国人,其身上表现出的国人固有的传统也相对多一些——不管是传统美德还是传统劣根。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他们坚持着勤劳朴实、自强不息的秉性,同时也有着观念保守、市场经济知识匮乏的问题,更有一些人缺乏市场经济的“诚信”观念,这些优点和缺点在商海搏击中都会表现出来,河南人也会在这场搏击中付出代价以“吃堑长智”,他们作为不甘落后的群体是应该得到支持与鼓励的。

    即使真有不少河南人有这样或那样的毛病,也需要外人真诚而善意地提出指正,而不是借此来嘲笑、挖苦,一直以此来丑化和歧视全体河南人。

    同时,一个人嘲笑别人缺点时,他首先应该肯定自己身上没有这个缺点才对,这是个最起码的道理,且不管他所指出的缺点到底是什么,或者这些所谓的“缺点”到底是不是缺点。以某些人所指责的河南人“造假”为例,浙江、福建等地在经历了鞋、药的假案后是不是真的就没了造假?据报载,在俄罗斯及东欧地区的中国商人——主要是沿海发达地区的商人仍在造假,只不过是“冲出中国,走向世界”了,假酒、假羽绒服、假烟、假化妆品——只要有真的,就有假的。

    北京有几个著名的小商品市场。其中一个是“国际著名”的秀水街。秀水街以世界“名牌”服装而著名。所有的名牌一一鳄鱼、阿迪达斯、花花公子、皮尔。卡丹呀,伊夫圣洛朗等应有尽有,并且大家都知道这些名牌全是假的。北京市曾经大张旗鼓地进行过两次打击,各大媒体上都有报道,工商机关表示一定要彻底禁绝假货。但是查过之后,我们专门到秀水街看了看,假名牌依然如故。不知道为什么以北京这么强大的工商管理力量,这么强的警力,为什么不能在这么短短几百米的小街上禁绝假货。

    秀水街紧挨着三里屯使馆区,就在外国人的眼皮底下,要说丢脸,可以说在国际上丢尽了中国人的脸。可是至今不知道为什么很少有人说北京爱卖假货。也不明白北京一些人为什么还好意思讲“千万不要相信河南人”的段子呢?

    这么说,外地一些人讲“千万不要相信河南人”虽然不好说是“贼喊捉贼”,但至少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

    从国内外的历史来看,一个地方在经济发展的初期,或者叫现代化起步阶段,经济秩序总是有点混乱,这几乎是一种普遍现象。不只限于中国。19世纪欧洲几乎所有的诊所医生都自称是医学博士。其实哪有那么多的医学博士呀?10个有9个以上都是假的。现在英语中医生和博士是同一个词,不知道和这段历史有没有关系?

    南方沿海地区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假冒伪劣几乎是一种普遍的现象。福建的假药,浙江的各种假冒小商品,广东的假冒电器,不一而足。当时的河南,还没有条件制造假冒产品,因为那时河南根本连制造假冒产品的资金和技术都不具备。

    时间到了20世纪叨年代,当沿海地区都已经完成了原始积累,开始摇身一变,致力于创自己的名牌的时候,河南人开始自己艰难的起步。当然,河南人没有足够的资金,没有足够的技术,没有足够的管理和经销技术,而且更重要的是河南的市场很不发达,市场管理欠缺,这是导致产生一些造假现象的原因。

    笔者在此不断回顾沿海及河南走过和正在走着的路,绝不是要肯定造假的社会合理性——不管它出现在社会发展的初期还是原始积累达到一定程度后,造假毫无理由地应该遭到法律的惩罚和舆论的谴责。也许这些以“造假”来丑化和歧视河南人的“闲暇之士”应该与河南真心地合作一回,主题就是结合双方出现过和正在出现的造假问题,来探讨如何避免假货的产生与泛滥,而不是拿“造假”来说整个河南人的事儿。

    “造假”问题如此,其他方面也是这样,一些河南人身上的毛病,其他地方的人也或多或少存在,河南出的事儿别的地方也在照出不误,既然大家共同的目标是致力于民族的全面复兴,为什么不能共同来改进这些问题?而因为自己经济发达了,就以没有传统劣根性的高尚人自居来丑化和歧视其他发展中的省份,是地地道道的“五十步笑百步”,与己无助,与人无补,与世无益。

    下边再看看“百步笑五十步”的问题,如果把脱贫致富的过程比喻成一次征途,那么先富起来的地区可以说是比河南人先行一步,我们姑且打个比方,他们已经走了一百步,而河南人才刚刚走了五十步。从这个角度讲,他们当中的一些人嘲笑河南人,其实可以说是一百步笑五十步。

    俗话说:“十个指头还不一般齐”,邓小平先生在改革开放初期就提出了“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但他紧接着就说最终的目标是“共同富裕”。中国在发展的道路上注定了要有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但富起来的人如何对待落后地区的人,目前已到了亟须研究的时候了。一个地区的发展快慢决定于许多种因素,除了地理位置、资源状况、商品意识,还要受努力程度。政策条件等多种条件的影响。比如广东省在地理上紧邻香港。澳门,中央在改革开放初期给予许多包括招商、税收、财政上的优惠条件,使其得改革开放风气之先,加上本地人的精明肯干,使其很快走在了全国的前列。再以上海为例,浦东在开发之时,中央也是给予很多政策和资金,上海凭借其地理位置与商业都市在经验人才上的传统优势很快发展起来。这些地区的发展同样不能排除包括河南在内的兄弟省市的各种支持。

    目前一些人对河南这样经济起步较慢、相对落后的地区的丑化与歧视,还大体局限于街头巷尾的民间层次,但笔者在沿海某省采访时曾听到一位相当级别的官员竟洋洋得意地说:“本省人又精明又肯干,不像北京人是天桥的把式——光说不练,更不像某省人(西北某省,所幸不是河南)是又笨又懒,一块咸菜吃半年。”我对这样一位发达地区领导的言语表示极大的震惊,沿海地区的确经济取得了长足发展,但这也是多种因素的作用,并且这样的成果也是与自身和国内其他落后地区相比来说,如果和美国、日本,甚至新加坡、韩国比较,这个省的人均国民产值恐怕是难以启齿的。

    令人震惊的不仅仅是盲目的自傲,而是他所表现出的对于落后地区的冷漠与歧视态度,这句话本身也是一种丑化。先富起来的地方要首先搞清楚自己是如何富起来的,在加快发展自己的同时应该满腔热情、千方百计地支援欠发达地区,动物尚且知道反哺,不少企业尚且知道回报社会,先富起来的人和地区,为什么就因为别的地区发展没自己快而去丑化和歧视别人呢?

    在体育竞技场上,我们常看到的是胜利者的自豪与欢喜,失败者的坚毅、沮丧或者无奈,很少见到有冠军对于亚军,或者是最后一名的运动员表现出趾高气扬,这也是一种体育道德,人们为什么不能把这种道德广泛地涵盖于今日的社会生产生活之中呢?

    中国古代讲君子厚德载物。一个人如果没有恢宏的气度,就一定难以承担重任。因为承担大业需要调动许多人的力量,许多方面的力量,一个器小易盈的人是绝对不能做到这一点的。同样的道理,一个城市,一个集体,一个群体如果没有这种气度,也绝对不能想像会做出什么了不起的事业。如果一群人连自己的同胞都不能以兄弟之谊平等看待,那肯定不会是成熟的、有前途的人群。

    从“五十步笑百步”和“百步笑五十步”的现象可以看出,河南遭受丑化与歧视的内层原因就是河南与他们距离(传统文化、经济方面)近,丑化与歧视者认为,河南人缺点毛病比他们多,经济发展比他们落后。以“丑陋的河南人”来否定国人,自外于国人——丑化与歧视河南人的深层原因

    中国处于大变革的年代,随着经济的发展许多人原有的价值观念和信仰都在发生着变化,旧有的观念与信仰在种种冲击下已经破碎,而新的价值观并未被完全建立起来,甚至出现种种不健康的东西,他们只知道自己“从何处来”,也知道“再也不能那样过”,而何去何从却是一片茫然,即使得到的所谓西方观念也只是一些只言片语的表象式的东西,却如获至宝,以此为本,与中国传统的东西做着毫无理性的对比。于是他们只能不停地全盘地否定自己,否定过去,对于老祖宗的东西一古脑儿地弃若敝履。

    记得上个世纪中期,台湾作家拍杨所写的《丑陋的中国人》曾在不少人中引起很大反响,该文将中国传统文化比作一个“大酱缸”,从各个方面论中国人的诸如“虚伪”、“自私”等劣根性之所在。当时的舆论曾将该文与鲁迅先生对中国国民性作过比较,普遍认为,鲁迅先生对国民性的剖析一针见血,但即使对于像阿Q这样的人他仍抱着“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同胞心态,他对国人仍旧是抱有满腔希望的。而柏杨先生的文章对一些具体的事例论述应该说也是持之有据,但有冷漠地将中国传统文化全盘否定之嫌。

    也就是从《丑陋的中国人》流传之始,社会上不少人开始对中国人的品性发生怀疑,“丑陋的中国人”、“劣根性”被无限制地在口语或文章中使用,见到有人随地吐痰,就会不屑地说:“看中国人的劣根性”,谈到社会上种种不良的事情,就会很时髦地发出感慨:“真是丑陋的中国人啊!”同时对西方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不得要领地钦慕之至,有的人希望恨不得将自己的皮肤换成白色,恨不得将自己置于外国人的统治之下,一句“要是中国经历100年的殖民地统治,早就富裕了”便充分显示出当时某些人的心态。

    没想到时过境迁,到了近年这些人的身上又发生了些微妙的变化,其一是随着国门的洞开,开放的深入,越来越多西方的观念和生活方式进入中国,这些人已自觉不自觉受到较深的影响,崇尚西方已成为流行时尚。但与此同时,这些人也会觉得一个中国人动辄就骂中国人,于人于己都有失厚道,于是终于发现了一个替代物——河南人。

    河南人确实有替代中国人的“资格”,河南人与中国人的密切关系本章已有论述,悠久而源远的中国传统文化便诞生在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强烈的传统文化氛围塑造出的河南人就是中国人的典型,中国人有的优点他们有,中国人有的缺点他们也有。于是那些将中国文化与品性说得一无是处的人便可以通过对河南人的批判、丑化和歧视来发泄对传统中国人的愤恨,满足自己的心理需求,因为他们在骂中国人的时候很难自外于中国人——无法改变自己的血统和移换皮肤,而骂河南人的时候便可以悠哉游哉地置身于河南人之外,“享受”着肆意丑化与歧视的“快感”。

    一些人说河南人造假、拐骗、无赖、奸滑、土气,就可以向世人显示出自己是多么的诚信、高贵和洋气,丑化和歧视河南的落后就可显示出自己无论是生活水平和文化素养以及价值观念是何等的先进和时尚,大有君临天下,傲视苍生之势。他们绘声绘色地讲述河南人的段子、对河南人的品性表示极大愤慨,可以使听者,也使他自我心灵出现幻觉:我是个上等人,有别于河南人、中国人的上等人。这就是一些人丑化与歧视河南人深层的原因。

    历史是一面镜子,会给不同时期不同地域的人留下各异的影像。如果让人们描绘一下镜子里河南人的形象,相信民国时期可能是饱受战乱、水旱的“流民图”,五六十年代也许是捧着麦穗的公社社员、修建红旗渠的劳模、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还有《朝阳沟》里的栓保和银环。但到了今天,在社会发展的同时,历史这面镜子随着价值观念和道德标准的“异化”而变成了哈哈镜。而河南人中首先进入这面哈哈镜中的就是民工,继而是商人,再后来就是在新经济背景下显得傻里傻气。

    愚昧落后的河南农民。

    河南民工,准确地说,是农民工——带着浓厚河南农民习性而到城里扒食的口音独特、衣衫肮脏、蓬头垢面的建筑工人、收废品的、卖蔬菜水果的,因为他们是历史上第一批大规模登上全国性舞台接受全社会审视与评判的河南人。

    民工潮是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一个突出现象,改革开放后随着经济的发展,千百万各地的农民脱离了土地的束缚南下北上,东迁西移,带着各种各样的梦想到城市寻找新的生路。对于素有头脑灵活,善抓机遇和有着经商素质的沿海一带的农民来说,外出打工、经商也许不是太难的事情,尤其是广东、福建和江浙一带的人数百年前就有不少已开始漂洋过海。但就千百年来受传统重农轻商思想影响的河南农民来说,的确是经历了一番心灵与现实的搏斗。

    《黄河人》一书的作者在分析黄河流域农民对于外出谋生的心态时认为:“在传统黄河人眼中,为挣钱而舍弃老婆孩子热炕头,在举目无亲中风尘仆仆地操持末业,去冒叵测的风险,经受多方的白眼,其滋味无疑近乎流放。”

    的确,在河南,“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是农民们亘古的理想生活,“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穷窝”是他们难以改变的信条。在古代,人们崇尚耕读持家,贫困的农民省吃俭用好几代,就是为了圆一个“有田梦”,在这里,田地的多少是衡量一个人或一户人贫富和社会地位的标准。即使在外边,朝中或是省上做了官的,也都时刻想的是积攒钱财在乡下置地,以备有朝一日回乡重拾耕读生活;而在外边开了店铺以经商为主业的人,也总是忘不了随时将自己的钱财拿到老家换成田地。

    河南人对于土地的眷恋在全体中国人中都是有代表性的,在万不得已时的背井离乡对他们来说是巨大的灾难。历史上黄河多少次泛滥决口和改道,一次次将他们的庄田和梦想摧毁,而他们却一次次把重建家园的希望栽植在黄河水淤成的盐碱地上,故家难舍,故土难离,是他们永远解不开的心结。河南作家李卓的长篇小说《黄河东流去》即反映了这种精神。因此当浙江温州人在河南人的家门口经营起他们的小商品店和发廊的时候,这里的人们依据自己的想法甚至还给予这些外来谋生的人以无限的同情:“看看,这娃儿多可怜!”因为他们的逻辑是:人如果在家乡活得下,谁会四处流浪谋生?

    第一个走出中原打工的农民应该是一个英雄,他从乡间迈向城镇的一小步,却是河南发展历史上的一大步。

    改革开放一系列政策的实施,激发了千万生产于斯的农民致富发家的欲望,看到江浙的民工致了富,看到十万J;!军出大山,他们有了跃跃欲试的冲动,终于接二连三地从原野、山间和盆地走了出来。

    记得有位史学家说过,古老的中国犹如一个重负而破旧的大车,要使他车轮转动起来很难,但一旦开始前行,巨大的惯性将使其滚滚前驶,很难有力量使他停滞下来。对于河南的民工潮来说也是同样的规律,一波又一波的农民走向了东西南北,见到了全新的东西,学习到了新的观念和技术,也为家乡寄回了一张张靠劳动挣得的汇款单。


    据媒体报道,2000年,河南全省对外输出劳务680万人,创汇达279亿多元,创造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大国涌动着的民工潮自然伴生了诸多社会问题,比如交通、市容、治安、管理等问题。“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少数河南民工在外出后表现出的低下的素质也使河南在形象问题上付出了相当的代价,成为今天许多人丑化河南人的口实和由头。

    应当说,走出河南的民工是吃小麦、喝黄河水长大的,他们身上流淌的仍是河南人的血,难以摆脱的仍是河南人特有的品质和缺点。面对着外边精彩的世界,每个人心中应该说都有着憧憬和希望,多数的人在城市里靠自己的力气吃饭,并攒下了余钱。由于文化水平有限,河南人在外打工主要从事建筑。修理、保安、卖菜和收废品等行业。河南民工在许多城市几乎包揽了大中城市市民的吃喝拉撒,同时大多数在自己的岗位上做出良好的成绩,许多人成为所在城市的荣誉市民。第三届北京十佳外来青年中就有两个河南人:一是家住长垣县、现任河南省新蒲建筑安装有限公司北京公司的经理冯明亮,一是家住郑州、现任北京鑫丹妮科技发展中心的总经理吴作仁。

    尽管大家都说“没有卑贱的职业,只有卑贱的人”,但不容否认的是,以世俗的眼光来看,河南民工所从事的本身就是一个个先天性遭人歧视的行业,是民工中的边缘人,更是都市里的另类和边缘人。由于职业的局限和本身经济能力的影响,他们中的许多人穿着不干不净的服装,陌生而胆怯地行走于像麦田一样宽阔的马路上,走在像繁星一样灿烂的霓虹灯下,无论是服饰和神态都难与外在的环境协调。在北京拥挤的地铁和公共汽车上,常能听到北京人那清高的声音:都是这些民工把北京交通搞得这样乱。在上海的南京路,不也是时常有穿着时髦的女士掩着鼻子冲着过往的民工说:阿拉上海让乡下人搞得臭气熏天。

    民工身份在都市里的尴尬地位加上少数民工表现出的种种不良甚至不法行为终于使整个河南民工和河南人蒙羞。这些民工中,造假行骗的有之,偷盗欺诈的有之,杀人越货的有之。尽管他们是河南民工中的极少数,但影响是极其恶劣的,加上各大城市公布的外来人口犯罪情况与各种河南民工违法犯罪的突出报道与渲染,以及包括段子在内的口舌文学的兴起,就使河南民工的整体形象被扭曲了,河南民工在外地人的眼中成了造假、欺骗、刁滑、无赖、土气而肮脏的一群,众人惟恐避之不及。

    在外地人的眼中,河南似乎仍处于人类社会第三次社会大分工——商人的出现时期,“豫商”原始而笨拙,他们不过是农民中刚刚分离出来的带着“土气”的“杂货铺的老板”,既无现代经济的专门知识和营作理念,又缺乏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诚信,因此成为河南人造假、吹牛、土气的典型代表。

    实际上,中国早期历史上最著名的两位商人均出自河南,一位是春秋时期的越国大夫范蠢,他在帮助越王勾践复国战败吴国夫差后深知“狡兔死,走狗烹,敌国灭,良臣亡”的道理,与西施泛舟于西湖后走上经商之路,成为中国传统商人的鼻祖,至今河南南阳仍被称为“范蠢故地”。另一位便是出生于河南淮阳的吕不韦,此人应该是中国历史上才情与商情同样富有的杰出人士。他用自己经商赚得的富可敌国的财产参与政治,为秦国最终在战国七雄中脱颖而出、一统华夏江山做出了重要贡献,而且主持写作了流传至今的重要典籍《吕氏春秋》。

    当然,这两位都是中国盐铁经济时代的宠儿,在目前市场经济下河南商人实力相对薄弱的背景下似乎没有什么值得炫耀的。但今天“豫商”的问题是否就是人们纯粹的“品性”与“诚信”问题呢?对于他们今天的落后是否就应该肆意抹黑。

    “落井下石”呢?评价河南的商人应该是从客观和历史的角度来看。

    河南近些年的确出了一些“造假”和“诈骗”的案例——正如同浙江、福建经济起步时的情况一样,一些人由于在与河南商人做生意时吃过亏,有这种情结可以理解,但这并不表明全部河南商人是“一团糟”。

    我在全国各地与一些商人的接触中也发现,大部分人对河南商人的评价还是客观的。一位湖北的企业家曾说:“原来听说河南商人不可打交道,后来与他们接触后发现,他们人很爽快,也信守诺言,并没有那么可怕。”即使在今天,河南也出现了许许多多头脑精明、深诸市场的企业家,如莲花味精、双汇火腿的老板等。

    目前一些外地人对河南商人的认知进入了一个难以自拔的泥淖——他们说“豫商”傻,绝不会把他们与“聪明”联系起来,可同时又认为“豫商”狡诈,又否认了他们的傻。反正在种种不健康心态的影响下要丑化抹黑,还讲什么逻辑。正如狼和小羊的故事,狼要吃小羊,总会找到自己的理由。

    不可否认,河南商人在一定程度上市场经济观念亟待提高,这也是一个历史问题,各地的经济发展速度和程度不是整齐划一的,一些河南人在经营中的低水平,导致了自己生意上严重损失,比如郑州亚细亚商场、“红高粱”等企业的经营者为其错误的经营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这也为全国的经营者提供了汲取教训的个案,很有探讨研究的价值,找出失败真正的原因,对于河南的商人以至全国的商人,都有莫大的参考意义。河南商人的素质20年来从整体上有了相当大的提高,这是他们在商海中摸爬滚打的结果,河南商人的成熟,也必将自今天和未来的坎坷中产生——

    他们需要的是闯荡的机会和时间,需要的是先富起来的“兄弟们”的善意的建议和引导。

    而如今外界流传的丑化河南商人的段子和对河南商人的歧视,造成很多地方很多企业“不与河南人洽谈”,将他们封杀在全国市场之外,这对正在奋起直追的河南商人来说是极大的伤害,对河南的经济不利,对国家的经济不利,这是智者、善者的行为吗?

    无论是河南的民工还是商人,在整个被丑化的过程中其目标实质可以确定为“农民性”,他们只是这场歧视闹剧中表面的受害者,整个河南人在短时间内被社会所丑化不能不说很大程度上缘自于被扭曲的河南民工和商人的形象,因为许多讲河南人的段子的素材都是好事者从他们身上挖掘出来的。

    现在我们似乎可以看清了丑化河南人的这样一条脉络:人们首先通过对这些民工、商人和农民的丑化与歧视,然后对他们背后的一亿的河南人进行腹谤口非,最后才是对产生了这些民工和农民的河南地域文化进行无情的歧视和蔑视。在大多数中国人还只是解决了温饱问题的时候,国内竟出现了以取笑。羞辱贫苦百姓为乐、为时尚的现象,不能说不是当代中国社会发展中一个危险的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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