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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汪兆铭革命生涯的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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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2005/08/31 出处： |
许育铭
提 要
本文为系列论文「汪兆铭与民国政治」中之首篇，全文在回顾中华民国史中汪兆铭的一生浮沈与政治活动生涯，期望结合新旧历史文献与档案，对其进行客观叙述及评价。第一篇「革命生涯的崛起」，乃是从汪兆铭出生家世论述开始，谈到国父孙中山去世为止作为一段落，时间为西元1883年至1924年。由於汪早期追随孙中山进行革命运动，弱冠之际便享誉海内外，成为二十世纪初期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政治人物，日人甚至有冠以「革命的风云儿」称号。本文随年代的顺沿，依其重要事迹，分别叙述在辛亥革命前的宣传革命、暗杀清吏等活动。续及民国成立後，南北议和及二次革命等历史事件裏其所扮演角色及重要性。再进而论及其在南方赞助孙中山护法，推行联俄容共等致策等过程中之工作，直到孙中山去世取得被视为继承者之一的地位。
关键词：汪兆铭、汪精卫、民国史、中国现代史、革命运动
汪兆铭革命生涯的崛起
许育铭 东华大学历史学系
前 言
关於汪兆铭与民国政治关系之深，乃无庸置疑。然而受到汪在晚年作为之影响，不免产生若干先入为主偏见，连带对其於早期历史中之表现导致误解，或由於未尽明暸实际情况之个中利害，而以天下之恶尽归之，皆有欠公允。综观汪个人行径与活动，乃为民国时期「党人从政」之典型，其奠基非在军事武力，而在其从事革命过程内树立之形象典范及行事风格，此亦汪在民国政治中浮沈之所恃凭藉。此一凭藉主要建基於早期革命历程中的地位累积与堆砌，而使汪能在孙中山去世之後执掌权柄。汪氏在早期革命历程中的表现，虽不尽谓可圈可点，但关系国内政情颇巨，非寻常等视之。诸如在於民报等宣传革命、行刺清摄政王之行动、乃至在辛亥革命促成南北和议等等，皆具有关键之重要性。而由其在革命生涯崛起之过程，可以发现汪之成功，并非来自侥幸，除拥有革命党人为理想牺生之浪漫特质之外，善於人际间周旋及擅长发挥宣传说理皆为特长，得使汪从革命党人过渡到後来的文人政客阶段，而未被时代潮流所淹没。以下即就其革命生涯崛起之过程，依时序叙述。
一、家世与求学历程
汪兆铭字季新，季辛，季恂，号精卫；别名民意，守约，扑满，曼昭，枝头抱香者，汪癸新，王昭民，李一新，怀璧匹夫，家庭之罪人；斋名双照楼；欧名HENRI WAUNG[1]。1883年5月4日(民国前29年、清光绪9年3月28日)，出生於广东三水县。汪氏祖籍本是安徽婺源，後迁至浙江山阴(今绍兴)。祖父汪云，字缦亭，曾中过举人。父亲汪琡，字省斋，外出游幕，由海道到广东番禺(今广州)，从此便寄籍其地。汪琡元配为卢氏，生有一子三女，子名兆镛；1871年卢氏病殁，汪续娶广东人吴氏为妾，吴氏生有三子三女，汪兆铭为吴氏所生，属庶出，兄弟姊妹排行最末[2]。汪琡生活虽不宽裕，但犹重视「书香门第」，汪兆铭五岁既入塾启蒙，八岁随父寄居陆峰县署，每日早晨都要「习字中庭，母必临视之，日以为常」；下午放学归来，父亲必亲自课督，令其读书习诗，如读王阳明的传习录，或习吟陶渊明、陆放翁的诗，故汪自称：「一生国学根基，得庭训之益为多。」[3]
汪的长兄汪兆镛，较其年长22岁，擅长诗词，常与汪兆铭切磋诗法[4]。汪的叔父汪瑔，博学能文，对汪也颇有助益；汪後来忆曰：「我叔父更是博学，藏书数万卷，因此我於经史子集四部之书，也还窥见一些。」[5]汪的幼年学习根基便因此而来。而汪本人也颇有天份，14岁时所作的诗便得众人青睬[6]。汪先後从胡如(家驹)，章梅轩(琮)习读，尝曰：「余十三四岁晨入塾从师习举业，日将晡自塾归家，取父所藏书手一二册，升瓦踞坐，就夕阳光中读之至曛墨始已。所读之书，较举业遥为有味。王阳明传习录其最爱读者也。」[7]18岁时(1901年)入科场，就考中案首(秀才的第一名)[8]。由此可见汪兆铭早期受中国传统旧式教育，亦受正统伦理文化之薰陶。
汪的家境并非富裕，父亲为了维持家计一直工作到70多岁。汪在13岁时丧母，翌年父亲也去世，不久两个哥哥兆钧，兆鋐也接连病故。双亲相继过世，对幼年的汪兆铭是一个极大的打击。对於母亲，他的感情尤深，汪在後来回忆表示无限伤感谓：「我的母亲，提起来，真伤心，我觉得她的一生，只是沉浸在忧劳两个字里；家计的艰难，家事的琐碎，以及在家庭内所受的闲气，如今还一幕一幕的时时涌现於眼前。我有一卷『秋庭晨课图』，并有一段跋语，将我母亲的生平以及我幼时的光景略写出。」[9]家人连遇丧亡，使家计的境遇更加困难，汪17岁起便兼做教席，并到各书院应试以所得膏火银来补贴家用，乡试中举之後，为广东水师提督李准延聘为府中西席[10]。
汪兆铭在成长时期的教育之中，已渐萌发民族主义之意识，曾谓「尝读王船山之书，而服膺於黄太冲之言论」[11]，显然深受明末遗老贵华贱夷、反对专制思想所感召，之後在北京入狱时，作诗曰：「忧来如病亦緜緜，一读黄书一泫然」[12]，所流露出来的便是受中国传统民族思想之影响。汪的家人也有同样的情形，据汪的外甥朱秩如（其兄为朱执信）回忆：「先舅父汪莘伯（兆铨）也每亦酒馀饭後，向我等弟兄备述明季亡国痛史和清朝压迫汉人的种种暴政。」[13]当时广东一地，因近海接触西洋洗礼较早，故粤中人物辈出，对於政治、社会的感触远较内地来的进步，历数维新及革命等运动之领袖，多半出自广东。汪除了固有民族思想外，也接触到新的思想洗礼，1901年汪即与古应芬、杜之杕、朱执信、李文范、胡毅生等组织群益学社，讲求实学，共同集资购阅新学书报[14]。民元梁鼎芬曾言：「汪氏幼年思想，得力於严复者不少，家居时每月应书院月课。所得膏火银，多数购当时出版之新书，多为严氏所译。」[15]後来吴稚晖在筹备广东大学堂，汪等人也同去应选，古、胡等被录取，汪则落选[16]。
1903年广东考选官费生留日学习法政，汪兆铭得此机会毅然赴日[17]。1904年秋，汪进入日本东京法政速成科，同行中尚有胡汉民、朱执信等人[18]。胡汉民云：「同学多俊秀，亦非曩日之比。余尤与汪精卫、朱执信、张伯翘、李君佩、古湘芹、陈协之契合，与共晨夕，为学问道义之切磋。汪、朱固有民族革命思想，余尚气敢言，而汪、朱器量之宏远，心思之精密，皆足以匡余之不逮，则交益深。」[19]而汪、胡两人之间感情似乎特别投缘，系谓「少壮相知、身世同感」[20]。汪在法政速成科学习成绩卓著，一年零八个月後毕业时，与朱执信同被选为最优秀学生，汪後来再自费升入法政大学专科就读。当时速成科的教师，绝大多数是由东京帝大法科知名教授兼任，其授课内容具有相当之水准，後来汪、胡、朱在民报上撰文，渠等立论便多得自法政速成科的学习成果[21]。
二、加入同盟会投入革命
汪兆铭到了日本後，增进了内外局势的见识，加上其原本固有思想，产生了变化。汪自谓「我在国内研究史学的时候，对於辽、金、元之侵吞中国，免不了填胸愤慨！对於清，自然是一样的。只是被什麼『君臣之义』来缚住了。及至留学法政，从宪法学得了国家观念及主权在民观念，从前所谓『君臣之义』撇至九霄云外，固有民族思想，勃然而兴，与新得的民权思想，会合起来，便决定了革命趋向。」[22]1905年7月，孙中山由欧洲抵达日本，谋结合日本地区的中国革命力量，在东京筹备组织革命团体。汪等人透过胡毅生的联络，於该月下旬拜访孙中山於神田锦辉馆，汪在会面後便即决定加入革命行列[23]。在孙中山阵营方面，此次结合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的计划，老兴中会员只剩下冯自由几个人，汪等粤籍留日学生集团的加入，正如同生力军一般，配合乡亲情谊关系，想必更加格外亲密，汪兆铭、胡汉民二人遂迅速成为孙中山的肱股助手。
是年7月30日，汪兆铭以广东留学生代表身分，参加了在东京赤坂区桧町所召开的同盟会筹备会，与会志士七十馀人，由孙中山主持会议。并推黄兴、汪精卫、陈天华、马君武等8人起草会章[24]。此次参加会议者以72人计，广东代表有16人（次於湖南的20人、湖北的19人），其中汪、朱等粤籍法政速成科学生计有9人[25]，而且多为在广州时群益学社成员。8月20日，中国同盟会假赤坂区灵南坂本真弥的住宅，召开成立大会，孙中山被推选为总理、下设执行、评议、司法三部，黄兴为执行部庶务长，汪为评议部评议长并兼任执行部书记长[26]。由此汪渐露头角，成为同盟会的主要干部之一。
1907年至1910年间，同盟会遭到一系列的挫折，六次起义都遭失败，革命党内部分裂及保皇党的嘲讽，使汪对孙中山的「边陲起事」的战略产生困惑、失望之情绪，孙自谓：「由黄冈至河口等役，……先後六次失败，经过六次失败，精卫颇为失望，遂约合同志数人入北京，与虏酋拼命。」[44]汪和黄复生、黎仲实、喻培伦、陈璧君等组成暗杀团，打算刺杀一、二满洲重臣，以振人心；孙中山、黄兴等闻讯都曾加以劝阻无效。由汪行前所留民报上的「革命的决心」一文，留别中山及南洋同志书，与临别赠送胡汉民的血书可见汪苦思打开局面的苦闷心态，趋使其采取极端行动。以笔名守约所写之「革命的决心」中言革命如同「炊米」，「革命党人以身为薪或以身为釜合而炊饭侯之熟请四万万人共飨之」，借此喻役使自己作薪，而由胡汉民作釜[45]。观察当时国内外革命情势，可知汪氏的目的有两方面：对内是针对同盟会内部分裂之反弹，欲藉此事促使情势好转[46]；对外则是针对清廷自1906年起的一连串预备立宪措施及国内立宪运动的兴盛作一攻击，以打破清廷借立宪谋存的企图[47]。
1910年1月中旬，汪兆铭等人至北京，筹谋拟炸清摄政王载沣於银锭桥，不幸事洩未成功，汪与黄复生於4月16日相继被捕，一时全国大震。汪在受审时直认不讳，并声称其用意乃希望藉此唤醒民众进行革命；其愤笔疾书，写下洋洋数千言的供词，清吏以其足以动摇人心，特禁各报登载[48]。清廷本欲处汪氏等人以极刑，然基於下列理由未杀汪等人：（一）时值预备立宪之际，不愿破坏政府形象，并借此事可突显其宽大之心[49]；（二）肃亲王善耆甚喜爱汪之文才，欲收为己用[50]；（三）避免革命党人激烈的报复行为，且将汪等人监禁可供以後需要时的政治筹码[51]。再加上程家柽及章宗祥等人的奔走运作，汪等人遂被判永久监禁[52]。汪等未被处死，且在狱中三人中惟汪不需戴镣锁情形观之[53]，此特别待遇，据溥仪回忆其父之年谱中谓为「以安反侧之心」，溥仪并谓其背後尚有日人势力介入之情形[54]。
汪兆铭被捕入狱後，革命党人闻讯皆认为其必死无疑，十分惋惜。张静江时在巴黎，闻讯曰：「使我费十万金，购一汪精卫来，亦所甘心。」[55]孙中山时在纽约，闻讯後对身旁的党人说：「昨日精卫先生在北京谋炸载沣失手，不幸被捕，已被监禁，将来必无幸免，此即无异断吾臂也。」[56]後汪氏被判永久监禁消息传出，孙中山立即通知党人，有函曰：「昨日接到胡汉民来电『精永禁』……虏不杀之，想有所顾忌而不敢也。然吾党失一文武全才之能员，殊感痛惜也」[57]。随指示胡汉民、吴稚晖从事营救工作，其间黎仲实等人曾集重金寻求官府之门路，但未有下文，营救汪氏一事一直持续到1911年3月左右，孙认为应改变方法，嘱胡汉民专心致力於军事行动，遂有广州之役的产生[58]。
针对汪氏等人谋刺载沣之事，司马长风记曰：「1910年3月汪精卫、黄复生等人在北京谋刺摄政王载沣事件，虽为一简单的暗杀行动，但由於西太后和光绪帝死後，宣统帝方只五岁小儿，载沣实为最高的统治者，所以他的被刺事件特别轰动，影响也特别巨大。」[59]汪氏在被捕时口占，「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60]传诵一时，使汪顿时成为中国民族主义的宠儿。日人池亨吉闻此事，誉之「半夜闻鸡起舞，岂无祖逖之慨，枕戈待旦，岂无刘琨之风，汪精卫其实行之人也，奇世之豪杰也。」[61]汪氏此时之政治声望达到了一个高潮，亦为其往後政治活动的重要凭藉。
[1] Paro-ling Chu, Twentieth-Century Chinese Writers and Their Pen Names (Boston: G.K. Hall &Co., 1977); Who’s who in China《中国名人录》（东京：龙溪书社复刻板，1973~1974）；张江裁，《汪精卫先生行实录》（南京：中华民国史料编刊会，1943）；安藤德器编，《汪精卫自叙传》（东京：讲谈社，1941）；郑逸梅，《南社丛谈》（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
[2] 王美贞，《汪精卫传》（台北：国际文化事业有限公司），页1；庄练，〈汪精卫的先世及其他〉，《中国历史上的传奇人物》（台北：四季出版社，1982），页103。
[3] 汪精卫，〈汪精卫自述〉，《东方杂志》，31卷1期，页1~3。
[4] 汪兆镛（1861~1939），字柏序，号憬吾，光绪时举人。辛亥革命後移居澳门，不问国事，埋头著书，自抒胸怀。编著有《晋会要》、《碑传集三编》、《微尚斋诗文集》、《两屋深镫词》等。见《中国近现代人名大辞典》（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9），页327。
[5] 汪精卫，〈汪精卫自述〉，页2。
[6] 该首诗描写重阳节的风情，表现了汪兆铭诗词方面的才华。1909年陈去病与柳亚子等人成立南社，出版南社丛刊诗文集时，该诗也被收入其中。蔡德金，《汪精卫评传》（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页4。
[7] 里见常次郎著，汪兆铭译，《阳明与禅》（南京：中日文化协会，1942），跋。
[8] 汪兆铭应试中举为秀才的年代有不同的记载，张江裁，〈汪精卫先生年谱〉，《汪精卫先生行实录》，谓在民国前11年辛丑，清光绪27年，西元1901年，广州府番禺县试；蔡德金，《汪精卫评传》，页6，记载为1904年；阙志昌，〈汪兆铭其人其事〉，《传记文学》，51卷5期，列在清光绪29年，西元1903年；篠园，〈汪胡家乘及其青年生活〉，《国闻周报》，14卷2期，则曰清光绪30年甲辰，西元1904年。今按清廷诏自明年（1902）起废八股，乡会试策论，应从张著记载较为合理。
[9] 雷鸣，《汪精卫先生传》（南京：政治月刊社，1944），收於周谷城[主编]，《民国丛书》，第一编（上海：上海书店，1989），页8。
[10] 李景武，〈我的家庭教师汪精卫〉，《中外杂志》，17卷2期，页37。
[11]饶怀民，〈试论民报时期汪精卫的民族主义思想〉，《纪念辛亥革命70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下册（北京：中华书局，1983），页1959。
[12]汪精卫，〈有感〉，《双照楼诗词稿》（台北：汉京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89），小休集卷上，页2。
[13]朱秩如，〈朱执信革命事迹述略〉，《辛亥革命回忆录》，第2集（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1），页422。
[14]同前注；张江裁，《汪精卫先生行实录》，〈年谱〉，页3。
[15]林柏生，《汪先生生平奋斗史》（油印本，出版地不详，1943），页71。
[16]杨恺龄，《民国吴稚晖先生敬恒年谱》，（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7），页23。
[17]T’ang Leang-Li, Wang Ching-Wei, A Political Biography (Peiping: China United Press, 1930), p. 190.
[18]〈教育〉，《东方杂志》，第9期，1904年9月，页217。载有当时广东省考选赴日本东京法政速成科41人名单，其中有朱大符、汪兆铭等；特别保送官绅名单15人，则有胡汉民。
[19]胡汉民，《胡汉民自传》（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69），页11。
[20]胡汉民在〈题精卫桐阴课子图〉诗曰：「身世与君有同感，童蒙都以母为师，文章报国本常事，不及当年学字时。」邓飞鹏，〈一生忠佞说胡汪〉，《广东文献》，12卷3期，1982，页16。
[21]伊原泽周，〈留日期中的汪精卫及其革命思想〉，中华民国建国80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台北，1991），页7。
[22]汪精卫，〈汪精卫自述〉，页3。
[23]据称为7月19日，同行者尚有朱执信等。见蔡德金、王升，《汪精卫生平纪事》（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6），页2。
[24]邹鲁，《中国国民党党史稿》（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65），页36~37。
[25]计有汪兆铭、朱大符、李文范、古应芬、张树梅、金章、杜之杕、姚礼修、张树堂。张玉法，《清季的革命团体》（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75），页310~314，以下均略称近史所；冯自由，《革命逸史》，第2集（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77，三版），页188~189。
[26]泽田谦，《叙传汪兆铭》（东京：春秋社，1939），页26；安藤德器编译，《汪精卫自叙传》（东京：大日本雄辩会讲谈社，1941），页16~17。
[27]宋教仁，《我之历史》，第2册（台北：文星书店，1962），页31~31；曼华，〈同盟会时代民报始末记〉，罗家伦主编，《革命文献》，第2辑（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委员会，1958），页128。以下均略称党史会。
[28]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台北：中华文化出版事业委员会，1954），页838。
[29]参阅朱浤源，《同盟会的革命理论：「民报」的个案研究》（台北：近史所，1985）；兀冰峰，《清末革命与君宪的论争》（台北：近史所，1976）；陈孟坚，《民报与辛亥革命》（台北：正中书局，1986）；蒋示敬，〈革命党对清季立宪运动的批评——民报与新民丛报关於立宪论战之分析〉，《中国近代的维新运动——变法与立宪研讨会论文集》（台北：近史所，1982）。
[30]依朱浤源的统计有33篇，见《同盟会的革命理论：「民报」的个案研究》，附表2，页341~343；另据赵矢元、田毅鹏，〈辛亥革命的孙中山和汪精卫〉，《社会科学战线》，1986年4期，页81，文中统计为31篇；另依陈孟坚统计，不包含汪、胡合作及连载的文章数，共有17篇，见《民报与辛亥革命》，上册，页426。
[31]伊原泽周，〈留日期中的汪精卫及其革命〉，页11。
[32]陈孟坚，《民报与辛亥革命》，上册，页426。
[33]李剑农，《中国近百年政治史》，上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75），页246。
[34]左舜生，〈我眼中的梁启超〉，《万竹楼随笔》（台北：文海出版社），页175。
[35]孙中山，〈论惧革命召瓜分者乃不识时务者也〉，《中兴日报》，12号，1908年9月号。
[36]胡汉民，《胡汉民自传》，页18。
[37]宫崎滔天，〈与革命党领袖黄兴谈话〉，《宫崎滔天全集》，第一卷（东京：平凡社，1971），页515。
[38]张江裁，〈汪精卫先生年谱〉，页4。
[39]汪精卫，〈自述〉，页2。
[40]胡汉民，《胡汉民自传》，页33。
[41]陈新政，《陈新政遗集》，卷下（台北：党史会藏原件），页3。另据颜清湟所作统计，汪精卫於1908年至1909年间在星、马所作公开演讲计有12次，内容可查明者为8次。颜清湟著、李恩涵译，《星马华侨与辛亥革命》（台北：联经出版社，1982），页149-150。
[42]可参阅贾士杰，〈俄国与辛亥革命之起源〉，《中国现代史专题研究报告》，辑三（台北：中华民国史料研究中心，1973）。 而关於民报中的无政府主义倾向的讨论，可参阅嵯峨隆，《近代中国研究》（东京：研文出版，1994），页54~62。
[43]汪原本在与立宪派的论争中，所利用的西洋政治思想主要是卢梭的人民主权论及孟德思鸠的权力分立论，後来接近无政府主义，或许是如冯自由在《革命逸史》中所言，1907年汪在香港时与刘师培同住，受到刘的影响。但也有学者如Edward S. Krebs认为时期或许提早到1905年汪、刘同在日本留学期间的抗议日本「留学生取缔规则」风波。而根据土屋光芳之分析，则是认为辛亥革命以前，汪是倾向暗杀恐布主义，无政府主义不过是其行动正当化的根据，而真正倾向无政府主义思想是在辛亥革命以後之事。土屋光芳，《汪精卫民主化企》（东京：人间科学社，2000），页34~45。
[44]孙中山，〈中国革命之经过〉，左舜生选辑，《中国近百年史资料初编》（台北：中华书局，1983，三版），页641。
[45]蒋永敬，《胡汉民先生年谱》，页109；陈孟坚，《民报与辛亥革命》，上册，页278。
[46]冯自由，《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册2（台北：世界书局，1984），页232。关於章炳麟、陶成章等光复会成员排孙的分裂活动，参照永井算巳，〈汪兆铭庚戌事件政治背景〉，《中国近代政治史论丛》（东京：汲古书院， 1983），页418~440。
[47]闻少华，《汪精卫传》（台北：李敖出版社，1988），页22~23。光绪末年至宣统2年的国会速开请愿运动日益热中，与排满革命派活动失势形成强烈对比，甚至国外的观察对革命派予以冷淡评价，参照永井算巳，〈汪兆铭庚戌事件政治背景〉，页399~417。
[48]关於汪行刺的经过，本文不多作叙述，可参考下列诸资料。黄复生遗著，〈谋炸清摄政王始末〉，《近代中国》，31期，1982，页170~173；冯自由，〈黄复生革命回忆录〉，中华民国开国五十年文献编纂委员会编，《中华民国开国五十年文献》，第1编，第13册（台北：中华民国开国五十年文献编纂委员会，1964，第1版），页669~676年；另参考张江裁，〈汪精卫先生庚戌蒙难实录〉，收录於《汪精卫先生行实录》。而其被补之後的口供，对於研究汪氏的革命思想有重要关系，参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清末汪兆铭被捕後的供单及有关史料〉，《历史档案》，1983年2期。
[49]宋教仁原著，冯自由补述，〈程家柽革命大事略〉，《国史馆馆刊》，1卷3期（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影印本，1969），页76。
[50]邹鲁，《中国国民党史稿》，页795；李理、夏潮，《汪精卫评传》（武汉：武汉出版社，1988），页58。
[51]曹庆云，《武昌革命史》，上册，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台北：文海出版社， 1978），页254。
[52]林能士，〈辛亥前後京畿的革命活动〉，《国立政治大学学报》，37/38期，1988，页179。指为任教京师大学堂之程家柽居间营救。
[53] 〈胡汉民致孙中山函〉，1910年12月9日，黄彦、李伯新编著，《孙中山藏档选编》（北京：中华书局，1986），页1。
[54]溥仪回忆录谓：「我有亲戚後来告诉我，当时有个叫西田耕一的日本人，通过善耆那裏的日本顾问关系告诉善耆，日本人是不同意杀掉汪精卫的。摄政王在几方面压力之下，没有敢对汪精卫下手。」丁中江，《北洋军阀史话》（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2），第1册，页258。
[55]雷鸣，《汪精卫先生传》，页67。
[56]吴朝晋，〈孙中山三赴纽约〉，《近代史资料》，总63号，页7。
[57]孙中山，〈致梅培告汪兆铭被捕函〉，1910年5月4日，秦孝仪主编，《国父全集》（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1989），册4，页115。（以下简称《国父全集》）。
[58]孙中山，〈由槟城致吴敬恒请密托人营救汪兆铭函〉，1910年7月20日；〈复吴敬恒关於营救汪兆铭事函〉，1910年9月27日；〈抵美後致吴敬恒函（三）〉，1911年3月20日，《国父全集》，册4，页125、134、149；蒋永敬，《民国胡展堂先生汉民年谱》，页108~110；胡汉民，《胡汉民自传》，页40。〈胡汉民致孙中山函〉，1910年12月9日，黄彦、李伯新编著，《孙中山藏档选编》，页1。
[59]司马长风，《中国现代史纲》（香港：波文书局，1978），页30。
[60]汪兆铭，《双照楼诗词稿》，页2。
[61]〈中国革命实地见闻录〉，罗家伦主编，《中华民国史料丛编》（台北：党史会，1968），页210。
原刊于东华人文学报 第三期,2001年7月,页323-3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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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辛壬之交斡旋南北和议
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爆发，清廷为挽救逐渐恶化的局势，再度起用袁世凯，并下诏罪己，开放党禁，汪兆铭於11月6日时被开释[1]；本欲赴吴禄贞处，但吴氏於石家庄被刺，汪氏乃与李石曾、王宠惠、朱芾煌、欧阳云等北方党人聚集，悉认为袁世凯对大局有决定性的影响。汪认为：「北方事不易为，惟暗杀较有把握。其反对民党，阻碍共和者，如袁世凯、荫昌、冯国璋、载洵、载涛、良弼等，皆在所必锄。然清廷诸人多无学识，障力尚小；惟袁在北方年深名盛，声势威力无其右，若与清廷合力抗我，北事无可为也，北方根本不解决，演成南北局，致全国流血，祸无己时，外人乘此瓜分，是我国不亡於满清，而亡於革命也。故吾党目的尤以袁为最要。」[2]由此可见，汪出狱之後对於革命策略及手段运用仍与入狱前之想法相同。鉴於1907年革命运动於内於外皆不顺利，汪忧愤之际，对革命愿景产生悲观的阴影。当时汪东在民报上倡暗杀与武装起义并重，汪亦持此见，在「革命之决心」所阐述的革命人生观，其精神和吴樾遗书中的「暗杀为因，革命为果」[3]是相契合的。汪在入狱时期，屡闻革命党人之牺牲，悲愤之心日增无减。因此，如何瓦解袁世凯与清廷之合作成为首要目标，遂采取软硬兼施方法，主张说袁倒清，反之亦不排除用暗杀离间袁清关系，甚至去袁亦在所不惜。
一般据称袁世凯的亲信梁士诒，为汪兆镛乡榜同年，乃藉乡谊关系拜访汪兆铭，并促使袁之长子克定与其结为异性兄弟[4]，汪得赴彰德与袁相叙，「责以大义」[5]，然而汪出狱後是否亲往河南说袁有疑[6]。袁於10月30日被任命为钦差大臣，於南下视师之际，曾两度派人至武昌探询和议意见；黄兴则於11月9日致函袁，劝其归诚革命[7]；袁知革命势力不可坐视，也因此希望有一合作交涉管道，後来汪袁合作，正应互相利用之。故11月13日袁入京组阁後，汪往说之，痛陈时事利害，谈半日许，袁为动容。袁之与民党通，自此开始[8]。15日汪聚集北方党人於天津，组织京津同盟分会[9]，汪任会长，而以李石曾副之，旨在整合平津革命党人力量，以执行说袁倒清的任务；汪思联袁以助革命，不成则刺袁以减少革命阻力[10]。同日，汪与杨度成立国事共济会，主张召开国民会议，期以和平方式解决诸问题[11]。据称11月27日下午5时，汪往内阁总理官署与袁商谈，并於当日晚7时在袁邸受款待，遂在袁世凯座前与袁克定义结金兰，约定以克定为兄长[12]。汪袁之间似乎达成某种协定，义结金兰之举无啻是一种保证。因此遂有胡鄂公记述汪袁约定11月29日於北京发难，进攻清室大内行动之说。同日，亦有李国镛所云朱芾煌受袁世凯之派遣，携汪函抵达武昌，表达「约南北联合，要求清帝逊位」，并拟举袁为临时大总统之说[13]。在南北联合工作进行时，汪与时在上海的黄兴函电未尝稍间。透过汪兆铭、黄兴向袁世凯提出保证，若其归诚革命，辛亥革命诸领袖则以总统职位作为报酬[14]。汪於12月9日随北方议和总代表唐绍仪等自京汉线南下；18日，南北议和会谈在上海展开，南北双方俱以汪兆铭为议和参赞，可见其地位之重要[15]。会议期间，汪曾一度返回北京，拟为因应孙中山回国，南京筹组临时政府事与袁世凯会商，复再循津浦线至上海参加会议[16]。
12月25日，孙中山偕胡汉民等人抵上海，汪兆铭、黄兴及陈英士都在沪相迎，汪、胡「二人俱狂喜，至相抱而踊」[17]。29日，孙中山被选为临时大总统，随即组织临时政府；孙之就职宣言书，即出自汪之手[18]。章太炎在上海尝言，若选举总统，「以功则黄兴，以才则宋教仁，以德则汪精卫。」[19]31日，南北和议对召开国民会议以决定国体等问题达成初步共识，此大致略同汪於国事共济会上之主张。然袁世凯对於孙就任临时大总统一职颇不谅解，否认南北议和所订之协议，南北双方几有破裂之势，孙怀疑北方假议和之名，实意图集重兵南下，遂主张北伐[20]。汪则联络李石曾等京津同盟分会会员在北方各地筹谋举事或铁血行动，以配合南方的军事行动[21]。翌年1月5日滦州事败；15日，通州事洩未成[22]；16日，又发生党人谋炸袁世凯未成事[23]。这些行动有逼迫袁世凯答应议和，并增加对清廷的压力作用。
此时南方虽有军队，但欠缺军饷，在黄兴致汪、胡书中有言：「和议若不成，自度不能下动员令，唯有割腹以谢天下！」[24]14日，南京临时政府决定继续停战，重开和议[25]。和议期间，几番折冲，汪甚至在会中垂涕曰：「先烈流血为何？我辈出力为何？所望诸君，毋躁进，群公不我欺，誓非倒清不止也，欲速不达尔。」[26]汪在伍廷芳、唐绍仪等南北代表间发挥互通声气之作用，终使袁世凯赞同共和，答应迫清帝退位。对议和的条件，诸人各有不同意见，最後终得成功，则是汪兆铭斡旋之力最多[27]。胡汉民自述曰：「精卫极力斡旋於伍廷芳、唐绍仪之间，而余则力挽先生之意於内。余与精卫二人，可云功之首，而又罪之魁！」[28]而关於议和条约之内容，汪著力亦甚多，据梁士诒年谱记曰：「此条件文字，盖经往返商讨数十次而後定。皆由先生（梁士诒）与唐少川先生居间传达。南方则由汪精卫先生主稿者居多。」[29]
汪兆铭由於辛亥革命前种种事迹，被视为民族英雄，国人对其观感甚佳；广东乃於胡汉民离粤後，推举其为都督，孙中山也欲使其回粤[30]，当时汪深受无政府主义思潮的影响，不愿出任官职，便加以婉拒电辞不就[31]。1912年1月20日，同盟会南京召开大会，会中左右两派意见冲突，右派主张将同盟会改组为普通政党，并决议改选汪为总理。惟汪谦让，迄未就职[32]。此事一则显示辛亥革命後，同盟会员对未来发展方向意见分歧，造成内部分裂；二则显示汪颇受会员爱戴，政治声望为人称许认同。
五、往返法国潜踪再起
南北议和工作完成後，清帝退位，民国建立，汪氏认为革命已大功告成，自谓：「人生不能无劳，劳不能无息，虽劳而暂息，人生所宜然，亦人生之至乐也。」[33]并受无政府主义之影响，与蔡元培、李石曾、张人杰、张继及吴稚晖等人发起「八不会」及「进德会」，有不作官、不作议员之语，汪遂屡拒各类政治职务。1912年4月，与蔡元培、宋教仁等人在上海成立「政见商榷会」[34]。吴稚晖、李石曾及蔡元培等人发起「留法俭学会」於北京，汪亦倡和之[35]。
此时汪已有淡出政治，另谋人生规划之意。同年，汪与陈璧君在上海正式结婚，4月底在广州补行婚礼，由胡汉民担任主婚人[36]。8月，汪氏偕妻与曾仲鸣乘轮赴法国，於蒙达尔智(Montargis)游学。离开中国之前所致孙中山函内可见其赴法心意之坚决，谓：「弟平日自恨不通欧文，於世界科学真理茫乎不知其畔岸。前当破坏时代，或不必须精深之学术始能胜任。今则非其伦矣，政党已定共和，而弟所受之学说则日本君主立宪国学者之言也。吾党方提倡民生主义，而弟於此学殊无所闻知，逆计将来出而任事，不为国家之福也。现弟所有者只社会上之虚名，此等虚名，自误误人，不可久尸。故弟求学之念至坚，而不可摇。……欲仍使侍左右者，则请俟弟学成之後，……若不得师友之同意，惟有潜以赴，如数年欲为暗杀之时。」[37]汪选择法国留学，固然有受李石曾等人影响，亦自尝言：「吾国破坏专制，建设共和，与法国历史全然相同。而新气象之蓬蓬勃勃，则远不及，坐是不振，此正当以为法者。」[38]目的动机由此可见。
虽然汪远渡他乡，并未全然要与党人脱离，因此旅法期间，仍曾为孙中山进行筑路借款工作[39]。1913年1月2日，袁世凯授其勋二位，以酬其功；汪氏辞焉，认为「革命党人姓名下缀『勋二位』三字，是何意态？我辈茍有一毫功名富贵之念，不如自始不为革命。」[40]随後自3月起，中国政局因宋案及大借款案相继发生，南北相诟。6月2日，汪奉孙中山电召偕蔡元培归国抵沪[41]，透过袁之好友张謇从中排解，主张调和南北[42]。张反过来则为袁策划，建议袁拉拢汪以分化国民党，袁无与国民党妥协之意，但同意张之建议，曾覆电曰：「倘伟人（指孙、黄）果肯真心息兵，我又何求不得。如佯谋下台，实则猛进，人非至愚，谁肯受此。精卫达者，已托燕孙（梁士诒）转约北上。」[43]汪、蔡之调停并未奏，终於在7月12日爆发二次革命，18日汪遂发表宣言，认为袁世凯应该辞职，由国会选举正式大总统[44]。22日，与吴稚晖、张继、蔡元培等人创办「公论晚报」於上海，鼓吹讨袁[45]，并尝至南京运动第八师讨袁[46]。二次革命失败後，汪於9月3日重赴法国，与蔡元培、褚民谊、吴稚晖等交游。1914年夏，汪与李石曾、蔡元培等人筹办「学风」杂志，并为旅法中国学生讲课[47]。
1915年夏，袁世凯立帝制，孙中山命同志返国起事，汪亦再次自法返国，6月偕陈璧君自上海抵香港，随即独自南下南洋策划讨袁[48]。二次革命失败至护法运动兴起为止期间，汪与孙之关系一度是渐行渐远。在上海时陈其美曾劝汪赴日与孙见面，孙也有电邀汪会晤，汪则始诺而中变。据陈其美向孙表示：「总之，精卫兄为人不变宗旨，小德出入，或受其夫人之牵制亦未可知。」[49]1916年，袁帝制失败，然国内政情依旧混乱，汪乃重赴法国。3月29日，参与「华法教育工作」筹组工作[50]；8月15日，「旅欧杂志」在法国发刊，汪为之撰文颇多[51]。1917年6月，奉孙中山电召，自北欧经苏俄返国协助护法工作。7月国会议员南下至上海，孙中山命其负责招待，21日汪偕海军各舰赴粤，并代拟「海军讨贼檄文」[52]。9月1日代理大元师府秘书长，协助孙处理党务和军务，特别是援闽军事。时日本政府欲促使中国南北妥协，日本议员要求南方政府派遣代表赴日，并以在日本有信用之张继、汪兆铭为宜，孙中山允之[53]。此事足见汪之代表性及协商能力亦见重於外邦。
1918年1月，汪奉孙中山命令在沪从事活动；3月，并曾赴四川联络；12月12日，广州已为桂系军阀所控制，为谋排除孙中山，遂拟派孙、汪、伍廷芳等人为欧洲和平会议代表[54]。汪氏对广州情况颇为失望，有诗云：「过江名士多於鲫，祇恐新亭泪不收。」[55]汪辞不就代表职，但允以私人身分出席。1919年3月8日，汪自上海启程；4月2日抵美国旧金山；4月24日离美赴法。滞美期间，受华侨国民党人热烈欢迎，每日演讲会至少三次，因此而「耸动美国人之视听，且使之注意」，影响极大[56]。5月5日，汪抵巴黎，此次任务，主要为观察中国代表团及有关中国在巴黎和会上所面临的国际情势[57]；另一方面则奉孙中山命令与李石曾负责团结旅法侨胞[58]。五四运动发生後，国内一致反对於合约签字，6月18日，汪等人成功运动留欧学生迫使中国代表团放弃签约[59]，後来汪且撰文表达对巴黎和会及中日外交的意见[60]。
其时国内南北和平会议破裂，汪为谋南北一致对外，曾致信胡汉民（时为南方会议代表之一）相谈[61]，胡则不赞同汪之意见，并说明会议破裂之原委。汪随即第四次自法归国。8月11日，「建设杂志」在上海创刊，成员多为孙中山所指定，汪亦为其中一员。1920年11月，汪随孙中山至广州，重新组织军政府。1921年，汪出任军政府最高顾问和广东省教育会长；受五四运动的影响，谋在广东从事新文化运动[62]，并欲以其在法国学习社会学之心得，推动社会改革工作[63]。
六、国民党改组与北方工作
由於汪兆铭善与人交往，故为孙中山所倚重，凡是对外交涉，如唐继尧、陈炯明之协商，卢永祥、张作霖之折冲，皆由其负责。孙文尝许之「胡汉民有内才，汪兆铭有外才，林时塽则为内外干才」语[64]。1920年5月，孙在广州就非常大总统，并积极准备北伐工作，对内整合广东地区各武力集团，对外谋与皖、奉系联合反对直系，作战略布置。汪奉孙之命令往来各地，权充代表。时陈炯明已不支持护法事业，汪屡至惠州向其规劝，但陈执意叛变。1922年6月16日竟炮轰总统府，孙得海军之助，与陈部相持月馀。汪时奉孙命令在上海筹划北伐事宜[65]，闻讯立即通知蒋介石，并赶往香港，奉命与陈炯明谈判未果[66]。因此，在7月11日汪复函各界向外表示拒绝充当孙、陈之间调人[67]。但事後，汪仍欲促使孙、陈复合，在1924年曾央吴稚晖作调和工作，但并未成功[68]。
1922年8月10日，汪随孙由香港抵沪，再积极进行与奉张浙卢攻守同盟，并曾到闽省协助军事。汪利用其在北方的人脉关系，先後到奉天见张作霖、天津晤段祺瑞，并手拟与段、张之军事合作计划[69]。此时，汪除了政治上的活动外，仍未放弃其在文学上的创作，经常参加文艺活动。1923年10月10日，以南社社友身分加入新南社，与任鸿隽、陈衡哲、马君武、胡适、徐志摩等文人多所来往[70]。
自陈炯明叛变後，孙中山便开始考虑联俄容共的问题，1922年共产党要求加入国民党，孙曾徵询同志意见。当时汪表示反对，廖仲恺表示赞成，而胡汉民则持中立意见[71]。但是因孙在国民党握有最後决定权，在其坚持态度与再三向党人说明情形下，汪遂逐渐改变其态度，先转为消极支持，再变为积极支持[72]。孙有意将共产党员“溶”入国民党，正如清末无政府主义者加入同盟会一般，以受三民主义领导，并为国民党统一指挥[73]。汪亦有相同看法，认为共产党加入国民党，可藉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加以改造，就如同在孙行者头上加上金钢箍，藉以控制孙行者般[74]。汪且认为容共是国民党革命策略之一，就如同北洋军阀合作组成孙、段、张三角同盟一样，乃因时因地弹性运用[75]。1924年，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容共政策完全确定，汪即成为容共支持者；其冀望共产党员得如同无政府主义份子般，与国民党员合作，以国民党的主张为主体，而并非接受共产主义理论。故汪在起草大会宣言时，便反对鲍罗廷（M.Borodin）拟在宣言中采用阶级斗争及过分注重农工运动的看法，主张代之以群众运动[76]。
1923年10月19日，孙中山委任汪兆铭为中国国民党改组委员；25日，任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执行委员。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汪为大会宣言起草人及主席团五人之一，继而当选中执委，并兼任宣传部长，再改任为实业部长。黄埔军校成立後，汪氏担任政治教官，教授历史及主义理论等课程。7月11日，孙成立中国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汪亦担任委员，旋出任各军政治训练筹备委员会委员长及宣传部长[77]。时廖仲恺负责财政，胡汉民负责民政，伍朝枢负责外交，邹鲁负责教育，蒋介石负责军事，汪兆铭则负责党务[78]，诸人同在孙中山直接指挥下分工合作。
是年10月，香港英国势力煽动广州商团叛变，事前汪兆铭曾与之交涉未果[79]，孙中山乃指示成立革命委员会，谋以俄为师，采用俄式革命。俄顾问鲍罗廷不愿胡汉民、汪兆铭加入[80]；蒋介石得知，函孙主张汪、胡两人应列名其中，孙复函谓：「精卫本亦非俄派之革命，不加入亦可。我党今後之革命非以俄为师，断无成就。而汉民、精卫恐皆不能降心相从，且二人性质俱长於调和现状，不长於彻底解决。……所以现在局面由汉民、精卫调护之。若至维持不住，一旦至於崩溃，当出於快刀斩乱麻，成败有所不计。今之革命委员会则为筹备以出此种手段，此固非汉民、精卫之所宜也。」[81]而後革命委员会成立，汪仍得参与。此事足显孙中山用人唯才，一心学习俄式革命；而汪虽亦赞成联俄，主张以三民主义的中国与共产主义的苏俄联合[82]。但在联俄政策的方式上，显然孙、汪之间有某种程度上的不同；而胡汉民则是完全不相信俄式革命。
1924年10月，直奉二次战争中冯玉祥倒戈逼使曹锟下野，李石曾、石瑛等人致电汪兆铭，邀孙、汪等北上参与大政[83]，而段祺瑞、冯玉祥也相继电邀孙中山北上。孙乃命胡汉民留守广州，代行大元师职权；并以谭延闓办理大本营事务，主持北伐军事[84]。11月21日，孙毅然北上，汪同行任中文秘书，并负责行前之布置[85]。孙由於积劳成疾，在到达北京後即一病不起，汪随侍在侧，因为孙之亲信故，乃成为迁至北京的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首脑人物[86]，俨然成为孙的代言人，并被推举草拟孙中山的遗嘱，「遗嘱文字简明优美，堪称不朽的历史文献」[87]。孙逝世後，汪氏便因此被视为其继承者，而汪亦自认要继续完成孙中山的遗志。因孙逝世，中国国民党顿失重心，领导层结构出现大改变，为此，无数风波因应而生，中国政局也随之动汤不安。
[1]据称是资政院议员刘鸿岷、易宗夔（一说是孙洪伊）等人的要求所致，经法部尚书绍昌之奏请得谕「汪兆铭、其复生、罗世勋，均著开释，发往广东，交张鸣岐差委」（大清宣统政纪卷63）。永井算巳，〈汪兆铭庚戌事件政治背景〉，页379。
[2]欧阳云，〈炸前清袁内阁纪实〉，1913年2月，《中华民国开国五十年文献》，第1编，第13册，页717。
[3]〈天讨〉，《民报》，总页2086~2087。
[4]胡汉民，《胡汉民自传》，页62；桂崇基，《中国现代史料拾遗》（台北：台湾中华书局，1989），页7。
[5]蒋永敬，〈汪兆铭传〉，《国史馆馆刊》，复刊第26期，1999年6月，页243。
[6]关於汪说袁一事，沃邱仲子，〈汪先生小传〉记云：「辛亥青中独立，统制官张绍曾等以兵谏，乃释之出，遂去河南，说袁世凯逐满建夏，世凯韪之，乃绍克定为友。」见《汪精卫先生行实录》，页8。11月9日袁世凯便从前线的滠口北上，而汪刚在11月6日被释放，虽然汪未必到河南，但袁克定应是在北京，或许已先奉袁世凯电报与汪进行接触。波多野善大，〈辛亥革命时期汪兆铭〉，《近代中国人物群像——－－研究》（东京：汲古书院，1999），页237~239。
[7]李云汉，《黄克强先生年谱》（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委员会，1973），页201~202。
[8]林能士，〈辛亥前後京畿的革命活动〉，页192。
[9]共有13人与会於俄租界。黄以镛，〈记京津同盟分会之经过〉，《中华民国开国五十年文献》，第1编，第12册，页323。
[10]胡鄂公，《辛亥革命北方实录》，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页82~83。汪引魏宸组同去见袁世凯，其意欲使魏以炸弹杀袁於外交部。
[11]吴相湘，〈袁世凯谋取临时大总统之经过〉，《中国现代史丛刊》，第1册（台北：正中书局， 1975），页6~7；尚秉和，〈北京政府成立〉，中国史学会主编，《辛亥革命》，（8）（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页543。
[12]对於汪与袁克定义结金兰事，一直被视为汪袁勾结之举，以胡鄂公之说最为逼真，然其日期记为12月26日（阴历11月7日），并不正确。相关谬误问题，沈云龙在〈汪兆铭与袁世凯〉已提起，见沈云龙，《民国史事与人物论丛续集》（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8），页90。另据丁文江所叙述，资料来自胡鄂公所言，但日期却记为11月27（阴历10月7日），如是相当合理，但仍待进一步确定。丁中江，《北洋军阀史话》，第1册，页218。
[13]关於朱芾煌到武昌之经过考证，参见蒋永敬，〈朱芾煌与辛亥南北议和〉，《孙中山与中国革命》（台北：国史馆，2000），页383~384。
[14]黄兴，〈覆汪兆铭论组织临时政府电〉，1911年12月9日，《黄克强先生全集》（台北：党史会，1973），页190。
[15]沈云龙，〈汪兆铭与袁世凯〉，《民国史事与人物论丛续集》，页88。惟据南北议和会议记录所示，汪名义上只有民国总代表参赞，并未列名於袁内阁全权代表随员之中。革命开国文献编辑小组编辑，《中华民国建国文献：革命开国文献》（台北：国史馆，1996），第一辑，史料3，页652。
[16]胡鄂公於《辛亥革命北方实录》记载关於此次汪袁会商情形，然日期记载为12月26日，有误。日本学者波多野善大已有考证，认为汪与袁克定於袁世凯座前结为金兰，或许在此时。波多野善大，《近代中国人物群像——－－研究》，页263~264。
[17]胡汉民，《胡汉民自传》，页62。
[18]雷鸣，《汪精卫先生传》，页92。
[19]胡汉民，《胡汉民自传》，页63。
[20]孙中山，〈复黎元洪指示北伐方略电〉，1912年1月7日，《国父全集》，第4册，页176。
[21]在京津同盟会致汪精卫电中有此叙述：「今日同人（指京津同盟会）会商，京、津、保须同时发难，约须筹备数日。……尊处（指汪）能否将北伐事预备完全，俟得此间活动期防，即迅速北上。」原电无时日，据电文中叙及事件推测应在1月6日至15日之间。〈京津同盟会致汪精卫电〉，1912年1月，黄彦、李伯新编著，《孙中山藏档选编》，页115~116。
[22]胡鄂公，《辛亥革命北方实录》，页115~116。
[23]据欧阳云所记载汪南下之後，「北事悉委於李煜瀛（石曾）」，暗杀行动早有准备，但必须经李许可，始得实行，1912年1月14日（旧历11月26日），「乃将鎗弹分授各同志，盖是日已得汪兆铭沪电云：『和议无成，可动则动。』同人下手之心，於是遂决。」但李又召同志，对刺袁一事一度要求缓动，反反覆覆，1月16日发动暗杀後，李又要求暂缓，但为同志所拒绝，遂有杨禹昌等人刺袁失败之举。欧阳云，〈炸前清袁内阁纪实〉，《中华民国开国五十年文献》，第1编，第13册，页718~719。观李之犹豫反覆，实与汪有关。汪当时是软硬手段皆有在运作，透过李石曾、朱芾煌与蹇念益、范静生向袁说项，向黄兴周转款项也是用於软硬两方，并未完全放弃和平解决与袁之间的矛盾。汪谓：「关於此事，肯尽心竭力而为之者、寥寥数人耳。」〈汪兆铭致黄兴电〉，1912年1月14日，《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页1075~1076。
[24]胡汉民，《胡汉民自传》，页69。
[25]孙中山，〈与黄兴联名致伍廷芳规定议和日期电〉，1912年1月14日，《国父全集》，页179。
[26]甘簃，〈辛亥和议之秘史〉，《辛亥革命》（8），页117。
[27]同前注书，页118。
[28]胡汉民，《胡汉民自传》，页69。
[29]岑学吕编，《三水梁燕孙(士诒)先生年谱》，收於《近代中国史料丛刊》（台北：文海出版社，1972），上册，页110。
[30]蒋永敬，《民国胡展堂先生汉民年谱》，页130。
[31]刘绍唐，《民国大事日志》，第1册（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8），页2。
[32]胡汉民，《胡汉民自传》，页71。
[33]汪兆铭，〈小休集序〉，转引自雷鸣，《汪精卫先生传》，页75。
[34]关志昌，〈汪兆铭其人其事〉，《传记文学》，51卷5期，页103。
[35]同前注书，页103；陈三井，《勤工俭学的发展》（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88），页132。
[36]根据汪兆铭遗留的一幅题有「1934年3月31日 结婚二十五年纪念」字句的书法挂轴逆算，汪氏夫妻的自我认定结婚时期是1909年。上冬子，《我苦难道行——汪兆铭真实》（东京：讲谈社，1999），上册，页101。因此遂有宣统2年，汪、陈佯装夫妇潜入北京行刺之事。
[37]〈汪精卫致孙中山函〉，1912年8月9日，《孙中山藏档选编》，页625。
[38]陈三井编，《勤工俭学运动》（台北：正中书局，1981），页42。
[39]孙中山，〈复汪兆铭嘱进行筑路借款〉，1912年9月15日，《国父全集》，册4，页261。
[40]由於陆宝千先生并未注明出处故迳行转引，陆宝千，〈论汪兆铭之叛国事件〉，《抗战建国史研讨会论文集》（台北：近史所，1985），页953。
[41]孙常炜编，《蔡元培先生年谱传记》，上册（台北：国史馆，1985），页392。
[42]〈汪兆铭、蔡元培致电袁世凯〉，《顺天时报》，1913年6月6日。
[43]蒋永敬，〈汪兆铭传〉，页244。
[44]孙常炜，《蔡元培先生年谱传记》，上册，页386。
[45]同前注书，页400。
[46]陆宝千，〈论汪兆铭之叛国事件〉，页953。
[47]关志昌，〈汪兆铭其人其事〉，页103。
[48]雷鸣，《汪精卫先生传》，页111。
[49]另外，孙中山在东京组织中华革命党时，另有主张缓进者另组欧事研究会，汪也列名其中。蒋永敬据在党史会所藏吴稚晖档案中，检得当时汪致吴函，对孙表示强烈不满，甚至表示他在1910年之暗杀清吏，实因对孙失望而对革命悲观之故。蒋永敬，〈汪兆铭传〉，页245。
[50]孙常炜，《蔡元培先生年谱传记》，上册，页451。
[51]蔡德金，《汪精卫评传》，页61。
[52]《国父年谱》，下册（台北：党史会，1965），页632。
[53]孙中山，〈致唐继尧徵询对於派张继赴日意见电〉，1917年11月29日，《国父全集》，册4，页527。
[54]《国父年谱》，下册，页686。
[55]汪兆铭，《小休集》，收於《双照楼诗词稿》，卷上，页14。
[56]刘永明，《国民党人与五四运动》(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页379。
[57]顾维钧，〈巴黎和会的幕前和幕後〉，《传记文学》，45卷3期，页43。
[58]孙中山，〈复许道生告在法组华工团体可与李煜瀛〉，1919年4月15日，《国父全集》，册5， 页137。
[59]「汪精卫君此次来法，对於国民外交活动，颇为尽力。前日我国代表之拒绝签字，尤以汪君及郑毓秀等之力为多。」《民国日报》，1919年10月22日。转引自刘永明，《国民党人与五四运动》，页382。
[60]汪兆铭，〈巴黎和议後之世界与中国绪论〉，《汪精卫集》，卷2（上海：上海光明书局，1929），页1~18；〈巴黎和会与中日问题〉，同前书，页19~45。原载《建设杂志》，1卷6号。
[61]蒋永敬，《胡汉民先生年谱》，页230~231、页237~238。
[62]汪兆铭，〈就广东教育会会长演说词〉，《汪精卫先生演说集》（中国印书馆，1925），页4。
[63]山中德雄，《和平国——汪兆铭传》（东京：不二出版，1990），页64~65。
[64]转引自陆宝千，〈论汪兆铭叛国事件〉，页953。
[65]或作天津，见李理、夏潮，《汪精卫评传》，页102。
[66]O. Edmund Clubb, Twentieth century China（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4）, p.105.。书中记载尚有吴敬恒同行，但吴当时仍在法国应末同行，汪似确有此行，从其7月1日致蒋介石函中，亦应见过陈炯明，见毛思诚，《民国十五年前之蒋介石先生》（香港：龙门书店，1965），页154。
[67]蔡德金、王升编注，《汪精卫生平纪事》，页36。
[68]杨恺龄，《民国吴稚晖先生年谱》，页58；或作1923年，见《吴稚晖先生选集》，下册（台北：党史会，1964），页930。
[69]该计划见《国父年谱》，下册，页856。汪奉派到奉天似有二次，分别为1922年9月、1923年9月，见宁武，〈孙中山与张作霖联合反直纪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41辑（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页115~121；何柱国，〈孙、段、张联合推倒曹吴的经过〉，《文史资料选辑》，第51辑，页8~10；孙中山，〈复宁武告派汪兆铭来奉接洽军国要事函〉，1923年9月22日，《国父全集》，册5，页478。
[70]柳无忌编，《南社纪略》（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页96。
[71]李云汉，《从容共到清党》（台北：作者自行出版，1987），页226。
[72]山田辰雄，《中国国民党左派研究》（东京：庆应通信，1980），页132。
[73]桂崇基著，沈世平译，《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台北：台湾中华书局，1978），页10~11。
[74]汪兆铭，〈武汉分共之经过〉，收於蒋永敬编，《北伐时期的政治史料》（台北：正中书局，1981），页448~450。
[75]T’ang Leang-Li, The Inner History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London: 1930), p.194.
[76]Dan N.Jacobs, Borodin, Stalin’s Man in China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1), p.129。
[77]李国祁，〈国父去世後汪精卫的争权〉，《民国史论集》（台北：南天出版社，1990），页416。
[78]孙中山，〈与某日人的谈话〉，1924年2月，《国父全集》，册2，页603。
[79]孙中山，〈致蒋中正指示关於分配枪械与练兵等事函〉，1924年9月6日，《国父全集》，册5，页526。
[80]毛思诚，《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页312~313。
[81]孙中山，〈致蒋中正指示成立革命委员会及有关黄埔械弹处理事宜函〉，1924年10月9日，《国父全集》，册5，页540。
[82]汪兆铭，〈主义与政策〉，《汪精卫集》，卷3，页162。
[83]《国父年谱》，下册，页1077。
[84]《国父年谱》，下册，页1081。
[85]《国父年谱》，下册，页1086。
[86]李国祁，〈国父去世後汪精卫的争权〉，《民国史论集》，页419。
[87]蒋永敬，〈汪兆铭传〉，页24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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