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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代社会的救赎者：读《哈维尔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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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2005/08/30 出处： |
花了二十几块把《哈维尔文集》从网上打印出来，因为它是我期待已久的书，非常感谢崔卫平先生的译介。读完以后才知道物有所值，它的给与远远超出了我的期待。
在费城的一次演讲中，哈维尔宣称：“有相当好的理由表明：现代社会已经结束”。
他作这种断言时，是要终结还是要拯救现代社会呢？
哈维尔作为一个单纯的个体深深的震撼着我。李慎之先生在序言中这样评价哈维尔：“虽然它拥有极其耀眼的头衔，但是历史将永远记得他是一位促成了后极权主义结束的思想家与实践家。他在大的功绩就在于教导人们如何在后极权主义社会尊严地生活，做一个真正的人。”
哈维尔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后极权社会中度过的，然而他没有辜负时代和历史。他以一个纯粹的个体对社会制度进行反思，起来反抗，最后他登上了总统的宝座。通过不懈的努力，他完结了捷克的后极权制度，然而它不仅是历史的终结者，更是现代社会的救赎者。
崔卫平先生在《分享哈维尔，分享共同的底线》中说：“但比所有理论上的划分更重要的，是他始终面对和承担自己所处的现实，不因为某些类似的问题也出现在西方就转移了自己主要的批判对象。他最终以自己坚强的意志和行动承担了所处黯淡、晦涩的社会现实；他可以看作在后现代情境下‘理想’和‘反抗’的一个榜样。”
一、对极权主义的无情批判和奋力反抗
哈维尔感动人的地方首先是作为一个已然的存在，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面对作为存在背景的社会现实及其制度，而且能够理性深入地剖析这个巨大的背景。对于一个弱小的个体，这是非常困难和苦恼的，想想我们的虚空，想想我们的逃避而不是面对，我只有一句话：“愧对哈维尔”。
李慎之这样概述哈维尔所谓的后极权主义，首先是later而不是post，就是极权主义的原始动力已经衰竭的时期，“革命的总发条已经松动”，权力者已经失去他们的前辈所拥有的原创力与残酷性，权力者不得不多讲一点法制，消费主义盛行，腐败也愈益严重，社会冷漠非人性，权力中心仍然是真理的中心，“这个社会的最高原则是稳定”。而为了稳定它赖以运转的基本条件仍然是恐惧和谎言。李先生的概述是较精确而有独到体会的，或许他与哈维尔几乎是同样在水深火热之中，而又处于同样的社会形态之内，谁又能用“当局者迷”来概括这一切？我讨厌不分黑白的一刀切。
然而哈维尔在《无权者的权利》一文中这样称谓自己所处的社会，“我们这个社会制度通常称之为专制制度，更确切来讲，是一个操纵了社会经济，政治命脉的官僚制度”。或许是我们的落后吧，几十年后，我竟然发现，他描述的不就是我所在的社会和时代吗？哈维尔是个先驱，他已经领先了捷克斯洛伐克的二十世纪，也领先了我们的二十一世纪。
哈维尔区分了传统专制和后极权社会：
1.现制度（后极权制度）不受小范围的区域地理局限，反之，他在一个超级大国的操纵囊括了一大块政治版图。
2.传统专制缺乏历史基础，常表现为历史上的反复，群众性暴力的非理性行为所导致的非理性结果。但我们的专制制度于当年造成这一制度的社会运动（19世纪以来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运动）早已异化了，但这些社会运动的真实性，仍然赋予现制度不可抹杀的历史意义。
3.现代社会制度的第三个特征，就是当年“正确理解”的遗产——现制度的意识形态十分明确，合乎逻辑，易于理解，其精髓又灵活应变。人们失去了根基，互相异化丧失了理解世界的能力。但我们制度的意识形态则拥有催眠的法术……要住进这间廉价的公寓，代价极高：人们必须放弃个人的理性良知和责任感。因为这个意识形态的根本特点就是把理性和良知交到更高的权威手里，这儿的原则是：权力的中心就是真理的中心。
4.传统专制的权力运用必包含某种程度的随机性……但我们的专制制度，在外在机制方面，造就了复杂缜密的，直接和间接控制全体国民的系统这种系统作为权力的基础，代表了一种全新的权力结构……因此权力具有前所未有又优以驾驭的自我投资能力（在官僚体制和警察系统方面）。作为唯一的雇主，权力结构更易于把公民的日常生活消费牢牢掌握住。
5.倘若革命风潮，英雄主义，献身精神和狂烈的暴力是传统专制的特征的话，那么这样特征在苏联集团国家里已消失殆尽了。我们的社会演变成一个消费和工业社会，带有社会形态的一切社会，思想以及心理方面的问题，意思形态的开脱和障眼术的根本功效向及全社会内的支柱和受害者提供假象，让人们相信制度与人类和宇宙的法则协调一致的。
这不是一般的肤浅的描述而是深入的哲学思考的结论。
既然后极权主义如此深入的嵌到我们的社会环境和我们的血液里，我们应当做些什么来进行补救和反抗呢？
二、道德、良心和责任感
哈维尔为什么要强调道德和责任感呢？自从启蒙运动以来，理性张扬，个人苏醒，人成为了万物的中心，所以人开始丧失道德和责任感，以为万物皆为我而备，毫无节制为所欲为，甚至是胡作非为，这是一个历史维度的原因。那么现实维度的理由有何在呢？因为我们身处在后极权社会这样的现实环境，因为它是一个荒诞的道德沦丧的社会，要摆脱这样的社会“必须回到政治的原点——有个性的个人，必须唤醒个人的良知。”李慎之认为良心和责任构成了哈维尔整个哲学的核心。在这里哈维尔无意之中回到了亚里士多德：政治追求至善的理想。
在哈维尔看来，自从马基雅维里以来的政治是权术的政治，完全是一种实利政治，它只讲求效果而不择手段，是一种恶的政治。哈维尔说政治应当是“求得有意义的生活的一种途径，是保护人和服务人的一种途径”，并不是玩弄权术，把人当作权力的工具和奴隶，在政治中导致人的异化。“我们必须相信我们的良心的声音，甚于所有抽象推论的声音，不去捏造任何企图超越于良心的呼声的声音。”也就是说政治屈从于人的需要，而不是为了适应政治的需要而压抑我们内心深处的道德要求。我们应坚守自己的道德立场和良心底线，讲求原则政治而不是利益政治。哈维尔将它称为“反政治之政治”。在《人民，你们的政府还给你们了》中他认为当今最大的问题是，我们生活在道德沦丧的环境中，我们都是道德上的病人。
哈维尔视域中的就另一重要概念是：责任感，这种责任感来源于人做为个体的身份（认同）的生存、持续和消亡。
正因为我们的道德是残缺的，我们就应该肩负自己的责任，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人是无辜的，在极权主义时代的政治作恶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受害者，又是参与者。“每个人都参与了，被奴役了，无论是水果商还是总理”，“现制度不仅使人类异化，异化了的人同时支持这个制度，以此为他们必然的纲领，成为他们蜕变人性的现象，为人类自身失败的记录。”徐友渔在序言中说“专制制度就是以这种方式把人纳入它的系统，使人不仅是它的受害者，又是创建者；人们就是囚徒，又是狱卒。当然，在参与和协助的同时，人们也有反叛之心。”而且责任感是至关重要的，每一个人都应敢于挑担当自己的责任，当权力向我们逼近时，我们要敢于拒绝和反抗，用正义感和良心来对抗权力的奴役和诱惑，哈维尔为此在捷克掀起了“七七宪政”运动，他声明，他们发动这个运动并不以权力结构的依归，而且听从良心的呼声。但权力在伤害与我们不相干的人时，我们有责任起来呼吁和声援，因为一个人受伤害，我们的社会就是不完美的；因为一个人不自由，我们的社会就是不自由，或许下一步权力的刀就会向我们走来，下一个被剥夺，被奴役的人就是我们自己。从这里，我看了一丝希望，因为我们的社会里有一小群敢于担负责任的人，从李思怡、孙志刚等事件，我看到了一群知识分子敢于跟权力周旋，敢于向权力发出声讨之声，在权利的恶作剧中喊出了微弱的“我控诉！”
三、存在和“在真实中生活”
在捷克哈维尔发起了许多针对社会和个人的“存在革命”，它们并不是指向权力和权力结构，而是向社会的隐蔽领域发起呼吁，为处于道德和责任危机中的社会和个人指出出路， 力图为社会和道德重建提供帮助，建立“人性的秩序”。
徐友渔先生认为哈维尔与哈姆雷特都面对同一个存在性问题：活着，还是不活？其实，只要是认真思考过的人都会面对这个魔鬼般的纠缠。但是哈维尔又超越了哈姆雷特的纯粹发问，他还要身体力行，这是一个艰苦而又痛苦的过程，最终他走向了哲学形而上的抽象和神秘。“归于生命的每一种，存在性意义在本质上都意味着与‘意义的总体’的神秘性，即存在的意义，相关……”人作为一种存在应该与高于我们的宇宙达成新的、深刻的统一。徐先生认为人与存在的异化导致我们不能停留于原地，而是要通过与现实世界的遭遇来规定自己，实现自己。
对存在意义的忽视导致疏离现实，导致无望，从而失去对生活的信心，导致冷漠，对人与人关系的冷漠，对政治的冷漠。“无望导致冷漠，冷漠导致顺从，顺从导致把一切都变成例行公事”，于是把真实生活的无可奈何的替代方式当作人性的生活。在现实中我们又何尝不是这样呢？尽管很无奈的生活，我们也只有低声下气地去迁就，去适应，我们是何其的虚伪。
然而这种冷漠是非常强大的，它“变成了一种积极的社会力量，这不是简单的冷漠……它将许多人带到投票站，去开会，成为官方机构的会员。这个制度所享有的政治支持在很大程度上，仅仅是一种例行公事，一种习惯，一种无意识，一种懒惰，在其中除了放弃什么都没有”。
在这样的情况下，人不再是有尊严，有意义的存在，仅仅是一个物而已，只是某个目的的手段；在这种情况下，人毫无自由又充满自由，这种自由又叫做别无选择，就是住豪华公寓，坐高级轿车，用名牌电视和冰箱的自由，人用物质刺激来代替作为实体存在的真实意义上的需求。在消费主义的时代，作为存在意义的个体是多么难找。
在现实世界里充满了荒谬感。在哈维尔眼里，荒谬更值得我们看重的是他的正面意义，它是一个荒诞派戏剧作家，他认为荒谬存在的意义有一种互补关系：“荒谬缺乏意义，这种感受愈深，对意义的追求就愈积极；没有同荒谬的经验作殊死搏斗，就没有要追求的东西；没有对于意义的内心深处的渴求，就会被无意义所杀害。”他说：“在我的理解中，荒谬决不是对生命的意义失去信念的表现，恰恰相反，那些渴求意义的人，那些把意义当作自己存在的不可分割的部分的人，才能体验到缺乏意义是痛苦的，更准确地说，只有他们才能领悟到这一点，在令人痛苦的意义缺失状态，它反而比其理所当然、无可置疑存在时更真切地呈现出来，就像是病人比健康人懂得什么身体好一样。我认为真正的无意义和真正的无信念表现得不大一样，后者表现为冷漠，无情，自暴自弃，把存在降低到植物水平，换句话说，体验荒谬与体验意义密不可分，只有荒谬是意义的另一面，就像意义是荒谬的另外一面一样”。“荒谬是体验到了与存在脱离接触，体验到赋予意义的力量的瓦解，体验到一种人性，他发现他欺骗了自己‘迷失了方向’……荒谬是体验到面对存在之‘我’与屈服于现世存在之‘我’的对照，是体验到孤独之人与它自身的对照”。因为只有对荒谬的深入感受和理解，才能更好的理解和接受作为“我”的自我存在，当然这里隐含了一个前提就是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如果不深入地思索，我们也不会体验到作为客体的荒谬，更不会去积极的追求存在的意义。
同样在后极权社会充满了恐惧，哈维尔讲了一个水果商贴“全世界的无产者联合起来”的标语的故事，这个标语掩盖了水果商的恐惧，他被编织进了无尽的意识形态之网，它只能用口号来掩盖自己的惟命是从，也掩盖了权力的可鄙基础。在现实社会里人都可以有东西失去，所以他们会对那即将到来的厄运感到恐惧，所以他们向权力和意识形态靠拢，以换取自己的安全、财产和将要得到的好机会万无一失。“出于对生计、地位或虔诚的恐惧他们投票赞成每一项决议，或者至少是保持沉默”，我很奇怪，为什么我国的每一项决议、立法、政策都几乎是全票通过，或许是恐惧而不是真实的拥护在起主导作用吧。
作为单独存在的个体要面对这种来自制度和意识形态的恐惧是非常艰难的，然而我们不能逃避。哈维尔的方法是：生活在真实中（living in truth）。真实地生活或者说人性的生活是哈维尔一直强调的，他将生活摆在极权制度目的的克星的位置。他说：“因此，在真实中生活，对于后极权社会不但具有存在方面的意义（让人性复归）或认识上的意义（揭示真相）和道德上的意义（为别人树立榜样）。他还有十分确定的政治意义。假如社会的支柱是在谎言中生活，那么在真实中生活必然是对其最根本的威胁。这种这种行为受到比任何罪行更严厉的惩罚之故”。然而，这在生活或者说真话的动力是什么？哈维尔在这里又回了他的哲学的基础：良心。或许在大多数人看来良心不值几个钱，但是他却可以是一个人强大的足以面对一切的困难、挫折和恐惧。同样，举重若轻的一个“良心”，需要我们努力坚守，需要我们付出沉重的代价。哈维尔说：“时机一旦成熟，一个赤手空拳的平民百姓就能解除一个整师的武装。这股力量并不直接参与权力斗争，而是对人的存在这个难以揣测的领域发生影响。”他还常到我们“从小处着手”（small-scale work），也即“无权者的权利”，这有点像波普尔的“社会零星工程”。
四、对纯粹制度和科学的反思
对于纯粹的制度，哈维尔是并不迷信的，不管是市场经济还是民主制度。在《我相信什么》中，哈维尔认为自己是一个社会主义者，但是他认为市场经济是唯一行得通经济制度。“这是唯一自然的可以导致繁荣的经济，因为只有它反映了生活自身的性质，生活本身具有无限的，不可捉摸的多样性，因此它不能被任何集中性质的智力所包容和计划。”他认为有些思维方式即把市场经济看成万能的，能解决一切问题的，把市场和道德互相排斥，是危险的。市场经济是法治的经济，但是“没有共同拥有树立起来的道德价值和责任，也就没有法律和民主政治，甚至市场经济也不能恰当的运转。”
因为生活本身是不可预测，多样化地，故事也是神秘的，任何计划都无法囊括所有的可能性。
对于法律制度和民主政治也一样，哈维尔也充满了担忧。因为法律的实质是道德，如果法律失去道德维度，将可能会成为权力作恶的工具。民主或许是最不坏的制度，然而它也可能导致多数的暴政，牺牲小部分人的利益和导致非人性。
对于科学，哈维尔是相信的，但他也对其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因为在当代，许多科学实验及其成果都有了“科学为何”的问题，科学失去了目的，只为科学而科学，就像人吃喝拉撒却忘了自己才是吃喝拉撒的主体，人活着有其他更有意义的目的，也即人作为实体的本质。
他说：仅仅是制度上的纯粹，不能保证任何东西。
同样建立在不负责任的专家建议的不值得深信，因为生活本身的目的，和生活样式的多样性。纯粹的制度不可能完好的运用到生活中去，科学知识也一样，它能提供生活予物质的丰富，但是“生活并不仅仅是证明某人的科学发现而服务于科学，其次也许科学是人类精神的出色产物和工具，但它并不能保证一个富有人性的结果”，换句话说，科学是中性物，如果主体不是个道德存在，那么科学仍然可能威胁人类整体性的生存，诸如原子弹。哈维尔说“显然每件要取得成功，就必须有非科学的力量。”言下之意仍然是我们人类的道德、良心和责任感。
哈维尔对纯粹制度和科学的反思，仿佛带有一些后现代的色彩，然而它并不是要把我们带入后现代的相对主义和虚无之中，更多是回流到古典社会的传统和美德。哈维尔对于科学的反思不仅仅是后现代的生态主义。“现代科学建立的关于世界普遍有效的形象冲垮了‘本来的世界’的种种界限，将这个世界仅仅视为偏见的牢狱，……对它来说‘本来的世界’无异于我们落后的祖先遗留下来的不幸的残余，是他们幼稚不成熟的幻想。用这种眼光来看，它视我们本来的世界中甚至是最内在的基石仅而加以抹杀，他杀死了上帝放上一个真空的王位。”在这里哈维尔选择了回归，回归于人类的本真世界。或许科学改善了我们的物质表象世界，它却伤害了我们“本来的世界”，我们的本来的世界作为一种精神的存在，由于科学而渐渐堕落。
五、结论：哈维尔的终点，回归神（性）
哈维尔在文中一直在提起自我超越的观点，那么这超越自我在哈维尔那里最终走向何方？我认为哈维尔走到了神的怀抱。因为生活和故事是丰富多远和无法穷尽的，所以我们对于事物应该保持敬畏的心态。他很多次提到“绝对地平线”，它应该是指永恒而超验的神，因为没有超凡脱俗的人永远只能相对的存在。哈维尔的整个哲学基础：道德、良心和责任感，我们可以把它看成是基督教神学中的美德和个性。
在演讲里哈维尔说：
“在追求创立新世界秩序的最自然的本源时，我们通常注视那个既是当代正义的传统基石，又是现代社会的巨大成就的领域，最先在这所大厦宣布的一系列价值标准。”
他指的是尊重唯一的人类，尊重他或她的自由，尊重不可的人权以及一切权力取自人们的原则，也就是现代民主的基本思想。
但是即使有了这些思想还是不够的，他认为我们必须走得更远更深。
也就是说我们仅仅有世俗的思想和制度是不够的，我们必须把自己（人类）与神秘的宇宙联系起来，一旦到我们与整个宇宙相连，科学便达到了它力所能及的范围。
在这里哈维尔是要回到神——造物主的维度。
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是“现代人狂妄自大的一种极端表达，他相信自己已经彻底了解这个世界，他便处于创造的顶点，并拥有足够的能力和整个世界竞赛。他宣称自己的头脑是有机体的最高形式，而不去注意到存在着一个无限的和远为复杂结构，即自然宇宙存在的秩序，他自己只是其中很小的一部分”。在这里哈维尔对神性维度是充满敬畏感的。
事实上，从一开始，意识形态幻觉的谬误同时表现为这种伪科学的乌托邦，完全失去了对生活暧昧不清一面的感觉，缺少对于神秘的存在秩序的谦卑精神，偏离了“来自上方”（from abrove）道德的尺度以及脱离人类良心。那么，这里的在哈维尔晚近的演讲中一直强调宇宙神秘性，超越意识和“来自上方”究竟是何指呢？
“今天人们唯一的现实希望也许就是重新检讨我们根在地球亦在宇宙中的确定性。这个意识给予我们自我超越的能力。”放在宇宙这个大的神秘视域里，人类终将渺小的宛如一粒细纱。
“也许只有不忘那位授他以自由的主，他才能体验自由。”
在一次关于国家及其作用的演讲中，哈维尔最后如是说：“国乃人创，人乃神创。”（The State is a human creation , humanity is a creation of Go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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