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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陶铸广东土改搞村村见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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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2005/08/30 出处： |
[按：文革后陶铸的女儿陶斯亮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回忆文革给她的家人所带来的磨难。文章还编入中学语文课本，影响很广。岂知，这个陶铸也决不是什么大善人。他手上蘸满了无辜广东人的鲜血。广东土改原由叶剑英和方方领导实行温和路线，但毛泽东与中南局不满其右倾，调陶铸执行极左土改政策，滥斗滥杀，村村见血，地主被杀自杀者数十万计。--智叟]
《开放》杂志在今年三月号上，岳赛先生的文章谈到陶铸在广东搞土改“村村流血，户户斗争”，每县平均死五千人，决不是夸大。
纽约不少广东籍华人，每谈起陶铸主持广东土改时这一苛政，到今天还谈虎色变。当年这苛政遗下的一宗宗惨案，亲见亲闻的人，到今仍记得清楚。曾在大陆公开发行的名叫《带刺的红玫瑰古大存沉冤录》一书，作者杨立（前广东省副省长）有部份章节涉及到五十年代初广东土改的血腥真相，值得一读。
从缓和政策到陶铸的乱捕乱杀
广东土地改革运动试点工作，从一九五零年秋到五一年三月结束。由中共中央华南分局书记叶剑英任总指挥，副书记方方具体领导。他们较为温和，决定广东土改采取缓和政策，不学中共在北方推行的所谓「暴风骤雨」式土改。
但当时中共中央中南局（管粤、桂、湘、鄂、豫）对华南分局（管粤、桂）这一做法持批判态度。指责担负土改试点工作的广东土改工作团团长李坚真犯了「和平土改」错误，给予撤职处分。五一年四月，中南局农业部部长李雪峰从武汉到广州，召开土改试点工作会议，对广东早期土改作了多方批评，其中重要的一点是：「对敌不够狠，对群众不够热」。为了扭转这一右倾」错误，中南局於五一年四月将赵紫阳从河南省调来广东，代替李坚真具体领导全省土改。同时，又决定由不了解广东实情的南下干部、大军干部去县、区、乡领导土改。
很快，中共中南局“对地主要狠”的方针，在广东开展大规模土改後得到落实。自此，广东土改运动便朝“极左”方向上渐行渐远。地主被杀、或不甘受辱而自杀的现象陆续出现。
依据中南局的汇报，毛泽东对华南分局领导土改的「右倾」很不满，於是在五一年十一月，把在广西主持剿匪有功，杀人四万（其中三分之一在可杀可不杀之间）的陶铸调到广东，接替方方主管广东土改运动。其人更“左”更狠，来粤後以反「右倾」的口号整顿土改队伍。一大批对地主不够狠，或较为公正，或被认为历史有问题的土改干部受到迫害或受到处分，一些被开除公职，有些更被杀害。如中山县有几十个这类土改干部被处死刑。广东全省约5.2%土改队队员遭清洗或处死。
自此以後，对地主越狠越革命的「极左」思潮便在全省土改队伍中蔓延。滥斗滥杀处处开放绿灯。原来到广州市抓地主、「敌人」回乡斗争，市土改委员会认为条件不符便不批准，这时已可以随意拉人回村斗争，甚至杀害。原来不准没收华侨房产，这时也准许大量没收了。从文革後到九一年，广东光退回的土改没收侨居高达一千七百万平方米，动用国库几亿元。
毛亲批土改右倾造成村村见血
为了处理广东问题，一九五二年六月，毛泽东亲自主持中央书记处会议。会上，他当面对方方说：「你犯了两条错误。一是土改右倾：二是干部问题犯地方主义错误。」他又说，广东土改「迷失方向。我要打快板，方方打慢板」。他还宣布，由陶铸取代方方主持广东土改。
毛泽东亲口批判广东土改犯「右倾」错误，好似火上加油。广东土改对地主和敌人斗得更狠，杀得更多。据一位定居美国、广东土改时曾担任一个乡土改队副队长的侨胞回忆，五二年荔枝大熟时节，上头突然对土改作了大转变的部署，过去杀地主没有限定数额，现在每个乡要定出多少个村杀多少个地主的计划：过去审批判处地主死刑的权限由县委书记、县长、公安局长三巨头共同掌握，现在下放区一级领导：过去对被判死刑的地主所犯罪行，还要作点诘查核实，看是否真的「罪大恶极，查有实据」。後来只要肯靠拢土改队的穷苦农民（不论良劣）敢於「揭发」，不需查证，便可用以作为判处死刑的「证据」了。这位侨胞说：“那时，上头一层层开放杀地主的绿灯，各乡、各村的土改队长、组长，便都照看去做，生怕完不成杀人定额，犯右倾的，被处分。”以下是一些血案案例：
●以中农充地主。紧靠东江的马嘶村，一位陈姓农民，为自耕农，他管「公尝田」（族人共有）时曾与本房某兄弟发生磨擦。这人当上土改积极份子诬告他为「地主」，他就被枪毙了。
●名中医被斗被杀。东莞县万岗新村一个卢姓中医，几十年来主要靠诊金为生，对村人友好。曾置下少量田产以防老。土改时因而被杀。
●归侨教师被戴上「地主」帽子惨死。潮讪归侨李某，是乡中小学教师，一家主要靠薪金度日。但多年前靠侨汇购下多亩田地，土改时因而获罪被杀。
●农民称好人的乡长被杀。圆洲乡曾任小学教师、校长的朱文光。中共统治前受村民拥戴任过乡长。常为民众排难解纷，被称为好人。土改时他也被杀。
粤西一月自杀者八百馀人
●受诬告枉死的前国民政府低级公务员。东莞县上南村朱伟光，曾任前国府低层公务员。五一年初广州「镇反」开始不久，他主动向广州公安局坦白交代，被判公开管制。五二年夏，本村土改队再派人进城捉他回乡，不受阻拦。他只有土产三、四亩，不是地主，过去也曾为村中做过一些公益事。回乡後，竟把他杀了。
《带刺的红玟瑰》一书透露，据统计，一九五三年春季，广东土改粤西地区有一千一百六十五人自杀。其中，二月三日到三月六日，只一个月出头，自杀者竟高达八百零五人。全省各区、乡土改队乱杀、滥杀地主，其中没有一个居於「罪大恶极，不杀不能平民偾」的份子。广东全省在土改运动中，因「村村见血」的方针而滥杀无辜究竟有多少？估计在数十万之间。
暴力土改既违反国际人权法则，也违反了一九五零年公布的土地改革法。把这些历史的血案清理清楚，中国才有希望走上民主大道。
*.*.*.* 2005-8-30 19:5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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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40年代末，在全中国，大大小小的地主有好几百万。1950年中共发动“土地改革”运动，杀害了200多万地主。那么，人们要问：每一位被杀的地主，都是像上面四大地主那样的坏人吗？都是“罪大恶极，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吗？
只要翻开历史的卷帙查一查，只要找到上了年纪的老人问一问，就会得到截然相反的答案。人们承认，地主中有坏人，但地主不全是坏人；相反，其中绝大多数——约占总数95%以上的地主，都是心地善良、乐善好施的好人。——“地主”这个名词，已被几十年的宣传深深地毒化了，成为一个深含贬义的词汇，人们一见到“地主”二字，就联想到剥削和压迫，产生厌恶感。
其实，1949年之前，大多数农村尊称土地和财富较多的人为“财主”、“老爷”。佃户（租种土地的农民）和长工，则尊称土地的主人为“东家”。那时候，虽然也有“地主”这个词汇，但除了酒宴上“略尽地主（本地的主人）之谊”的客套话之外，寓含的是尊敬、崇拜与羡慕，绝对不含贬义。
“地主”究竟可恶不可恶？“土改”运动中杀掉200多万地主，是不是人人该杀？……要弄清楚上述问题，首先要了解地主的土地和财富的来源。
地主的土地和财富，大体有以下三种来源：
第一， 祖传家业。
有些人家，祖上好几代前，就拥有这些土地和财富。一般有钱人家总是送子弟读书，这个书香世家，几代没出“化孙子”，因而守住了家业，代代相传，传到了这个儿孙手里。到了1950年，风云突变，这位继承者反而因拥有祖传的土地和财富遭了殃，全家扫地出门，土地和财产被没收，连生命也没有保住，被枪毙了。
“土改”中有不少“贫富颠倒，是非混淆”的现象。——中国有句古话“富不过三代”。许多财主家，不幸出了个好吃懒做、嫖赌逍遥的“化孙子”，他“崽卖爹田心不痛”，把万贯家财化得干干净净，变为沿街乞讨的“叫花子”。哪知风水轮流转，“叫花子”反而因祸得福，“土改”中被划为“贫农”，分得了土地、房屋和“浮财”（没收地主的财物）。——作家余华的长篇小说《活着》，就写了这样一个令人啼笑皆非的故事。
第二， 在外地做官、经商发了财，回乡兴家置业，购买大量土地，成为地主。
从秦始皇到清王朝，皇权专制两千多年，一直是重农轻商的小农经济社会。那时人们的观念，与现代人大不相同。那时没有银行，银钱放在家里，怕偷怕抢；存在私人票号里风险很大，不放心；那时工商业不甚发达，人们压根儿瞧不起商人，不愿意投资兴办实业。笔者小时候听到老人们的口头禅是：“要想家业稳，作田是根本”。——因此，在那个年代，人们的头脑里，有了钱之后的第一个念头便是“买田”。田是不动产，偷不走，抢不去，年年增值，死后传给子孙，家人就不会饿死了。
第三，勤劳俭朴，聪明好学，善于经营，在本地被称为“田秀才”的能干人，一辈子省吃俭用，有点积蓄便买田，土地渐渐增多，慢慢上升为中农、富农……积攒土地最多的，达到中、小“地主”水平。
正如每一个团队里，既有好人，也有坏人一样，毋庸讳言，也有靠欺行霸市、高利盘剥而上升为地主的，但这种人毕竟是极少数。那个时代，儒家学说“仁义礼智信” 大行其道，社会舆论对不道德的行为大肆伐挞，大家都瞧不起走歪门邪道发了财的人，“戳他的背皮”，耻与为伍……因此，一般人都自觉或不敢走邪路。
那时候的人，头脑简单，思想单纯，信奉神佛的占百分之八、九十。人们不敢做坏事，生怕自己偶有不慎冒犯神灵被打入地狱。总体说来，在皇权统治下，通过儒家道德的宣扬教化，佛、道等宗教信仰的流行以及“有神论”的制约，大多数时候，社会是平静、安定的。贫者安贫，富者乐善好施，相互依存，长期和平共处，没有那种“你不死，我就活不下去”的“阶级斗争”之说。
地主的土地和财富的来源，大致是上述这三种。其土地、山林、房屋等不动产，在交易、过户的过程中，都签署了契约，按章缴纳了税负，并由政府主管部门颁发了权证，既是公认的，又是合理合法的。
（ 三 ）地主阶层在农村中的作用
地主们青少年时期大都受过严格的教育，是农村中文化素质较高的群体。他们读的是《四书》《五经》、“孔孟之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儒家思想，深入骨髓。95%以上的地主怜贫恤老、救济鳏寡孤独、助教兴学、救灾赈灾、修桥补路、兴修水利、调解纠纷、倡导文化活动（舞龙灯、赛龙舟、唱大戏等）……举凡农村中一切需要钱、物的公益事业、慈善事业，都是由他们带头发起，热情赞助并充当捐资、献物、出力的主角。
经过十年寒窗进入（官场）上层社会的，大多数是地主家的子弟。因此，当年的地主阶层，集政治精英、经济精英和文化精英于一体，理所当然地成为社会的主流。
许多科场失利、无意于仕途的读书人，回到乡梓后，因其品德高尚、学问丰富、主持正义、办事公平，往往被推举为地方领袖，掌握着村、乡、区的地方事务的管理权。而当年的政府（县级以上）是那样软弱，既没有“社会救济”概念，又没有过问地方事务的经济实力。因此，大量地方事务便责无旁贷地落在本乡本土有声望的富绅（地主）的肩头上。
兴办公益事业和慈善事业需要大量资金，光凭空口叫叫喊喊，是没人信服你的，关键时刻要带头拿出白花花的银子来。有声望的富绅带头捐了巨资，人人跟进，形成“众人拾柴火焰高”的局面，才能募集到大量资金，才能办好地方事业。那时候，差不多所有的乡村，都有德高望重、公益事业心强的地主，带头捐资。
当年地主将土地出租，解决了贫苦农民的就业问题，与资本家办工厂给城市贫民提供就业机会，与当今外资进入中国解决城乡富余劳动力的就业问题，是一码事。地主收租是土地投资的回报，工商企业利润提成是资本的回报，同样是一码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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