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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纪霖：戳穿“超女民主”的神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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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2005/08/29 出处： |
2005年的夏天，从湘江之畔刮来的“超级女生”风暴，席卷整个中国，终于尘埃落定了。一档娱乐节目，为什么会牵动千百万人心，让观众如痴如醉，据说因为是首先在中国试验了一把“娱乐民主”：让电视机前的观众通过发短信投票，决定每一场结局。有评论热烈地称赞这一“超女民主”，视之为中国民主的一次大规模的沙盘预演。然而，我们要问的是，所谓的“超女民主”，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民主？
五四以来，民主与科学一样，成为全体中国人孜孜以求的理想目标，也成为一尊毋庸置疑的德菩萨。民主一旦被理想化、乌托邦化，就会被化约为某种简单的东西，比如民众意志、全民投票等等。的确，在许多中国人的观念里面，所谓民主就是一种投票政治，仿佛老百姓只要掌握了投票大权，人民的意志、民主的理想就因此实现了。于是，“超级女声”不过玩弄了一下短信投票，马上就被赋予了“娱乐民主”的崇高价值。
我要说的是，这种以投票为核心的民主，只不过是一种民粹主义的民主，其背后隐藏着一只看不见的手，以投票为障眼法，借把玩民意，以实现主办方隐秘的权力意志和商业欲望。
假若不信，让我们来分析一下“超级女声”中的几大疑点。
首先，民主不仅是公众投票，而且是一套公开的、透明的、事先规定好的合法程序。“超级女声”的评选据说是有规则的：由评委和短信投票分别选出两位最差的选手，上PK台决斗，最后由大众评审团决出其中一个人落选。从这一规则中，我们可以发现：所谓的大众投票，其作用只占三分之一，最要紧、具有最终裁决权的，是那个面目暧昧的大众评审团。既然评审团掌握核心权力，理应每一个人的身份是公开的，而且作为民意的“代议士”，最好是选举产生。然而，这35个核心人选，显然是由主办方私下决定的，对外宣称都是一些预赛中落选的“超女”，但有媒体披露，其中混杂了一些工作人员，以便在关键时刻按照主办方的意志左右票选。原来百万短信所体现的民主，最后还是要由这些代表了权威意志的“大众评审团”来集中，好一个漂亮的民主集中制！
其次，按照民主的原则，规则在“无知之幕”下一经确定，便不得中途更改。这就像打牌一样，游戏规则只能在发牌之前大家协商决定，不能等到人们手中捏满了牌，再来重新修改规则，这样的规则势必体现了强权者的利益。而“超级女声”的通行规则，到最后决赛时，却被莫名其妙地改变了，由原来羞羞答答的“半民主”，变为“全民主”，完全由短信选票分出前三名。表面来看，这似乎是进步，好像彻底体现了人民主权。但从程序正义角度而言，是完全反民主、反正义的。然而，在所谓的民意高涨中，竟然没有人站出来置疑主办方对规则的任意改变。这只能印证了眼下大红大紫的施米特理论：主办方正是那个可以超越规则、超越民意的“主权者”，他“紧急的例外情况下”拥有重新指定规则的“决断权”。
再次，按照哈贝马斯的经典论述，合法性不仅体现在公众的投票上，更重要的，是取决于公众的公共讨论。“超级女声”中唯一的公共讨论，是代表了专家意见的评委现场点评。在初赛阶段，评委尚可自由地发表意见，越到后来，迫于民意的强大压力，评委们个个噤若寒蝉，只有称赞的份儿。甚至到了最后的决赛，连这一可怜的发言权也被剥夺了。当一种民主，容不得批评的声音，容不得异己，借民意为名，只许欢呼、只许歌颂的时候，那就是暴政了，就是从约翰·密尔到托克维尔一直警惕的“多数人的暴政”。匮乏公共讨论、匮乏异己意见在场的民主，是缺乏合法性的民主，是我们曾经领教过多次的广场大民主。
最后，大众时代的民主应该是不设门槛的，一个人不能因为其贫穷而被剥夺投票的权利。“超级女声”投票的门槛何其之高，平时一毛钱的短信，竟然被抬高到一元钱！表面上“超女”的投票是平等的，但其背后充满了金钱的元素，囊中羞涩的广大民众，不得不考虑参与的成本，而对于有钱者来说，可以一掷千金去买卡买票，用金钱影响选举的结果。不是有报道说，有大款者一口气出资50万元买手机卡投票么？金钱对投票的渗透，是对民主精神的自身颠覆，那不是民众的意志，只是金钱的意志。
在“超女民主”的背后，有一只看不见的手，那是金钱之手，权力之手，是钱权合谋之手。幼稚的“饭盒”、“玉米”、“笔迷”、“凉粉”们还自以为在创造历史、实际上他们是被不知不觉地操纵了。当一次次结果按照民意无一意外地一一展现，有人大声欢呼“庶民的胜利”的时候，在一旁乐不可支的，正是幕后那一只看不见的手，那只通过盗用、把玩和操作民意而实现自己商业暴利的权力之手。
投票本身不是民主，只是民主的一个环节，真正的民主除了投票之外，还要有公正的程序、平等的权利、自由的讨论、对少数的保护和超越一切个人意志之上的法治规则、这一切的一切，正是“超女民主”所匮乏的。
所谓的“超女民主”，只是一种民粹式的民主。而历史已经证明，而且将继续证明，民粹民主正是威权意志的最好掩护。
今日的娱乐，就是明日的政治。善良的人们，你们要警惕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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