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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人的私人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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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2005/08/28 出处：杭州日报 |
口述 厉声元 整理 任为新
父亲和鲁迅、钱均夫同窗——帮鲁迅洗衣服，和钱均夫一起为鲁迅的论文捉刀
我爸爸厉绥之，1885年生，祖籍杭州，原住剪刀巷。14岁入浙江大学堂（浙江大学前身），三年后经过考试，赴日本就读金泽医科学校，游学日本八年。
请注意“游学”两个字，满清的留学生比后来的威风，一经国家
考试出洋，就有了“钦差出使××国”的名号，是“洋举人”，说“留学”就没面子了。他们这次留学，费用从“庚子赔款”中出，人数有限，都是从全国各地挑了又挑，经过反复甄别的——最后的复试在北京，浙江的这一拨都在杭州的菜市桥上船，经一个多月的旅途劳顿，最后到达紫禁城。
这一船的人里面，有我父亲、鲁迅、许寿裳、钱家治（字均夫，钱学森父）、陈箓（国民政府时曾任外交部长）等，大家都穿长衫、留辫子———没有人看出来，我父亲的辫子是假的。
少年时他就思想进步，剃了光头，这次想到外国去看看，不敢得罪清政府，只好临时做了个假辫子戴戴。幸运的是，后来考官也没看出来。
船上的那些日子，大家谈得较多的是留洋留到哪里好——说可以自己选，但谁也没经验，都想不出志愿如何报。
听我父亲说，少年鲁迅很健谈，全不似老辣时候的沉默寡言。鲁迅当时对大家说：“还是到日本国去吧——洋鬼子们脾气都坏，要胡乱杀人。美国太遥远，日本近些，万一有危险，逃回来也方便。”
结果后来填志愿，浙江的“游学生”大都去了日本。
到了日本，先在东京宏文学院读日语，语言关过了，我父亲又考取金泽医科学校（鲁迅小说《藤野先生》中的主人公就是金泽医学教师松田章一），四年后学业完成，再考入京都帝国大学医学部。这段时间，钱均夫转向教育，我父亲、鲁迅继续攻医，但大家经常见面，称兄道弟，是脚碰脚的朋友。
据我父亲说，开始的时候，鲁迅很合群，但到了后来，行为处事都特立独行———比如，大家为了生活的方便，都改穿西服，但他仍然穿又长又厚的棉布长衫，进出很惹人注目。要命的是，长衫洗起来麻烦，他就很少洗。
有时我父亲看不下去，就帮他洗洗。对医学的热情呢，鲁迅也越来越淡———他本来想写一本关于遗传学方面的书，作为毕业论文，但起了个头就没有了兴致，他想的是更重要的事。后来我父亲和钱均夫一起帮他写成。但就是这样，鲁迅最后还是半路上弃医从文了。
我父亲对医学有兴趣，就一直读下来。1909年他回国考取了“医科举人”，1910年参加了末代清帝的“保和殿复试”，获得了“殿试一等”的好成绩，当即授予医学部主事的头衔。回国后，我父亲和鲁迅见面的机会虽然不多，但两人仍互通款曲。鲁迅兄弟路过杭州，也多由我父亲招待（后来周建人任浙江省省长，来看我父亲的时候都叫他“学长”）。有一次我母亲在吃饭的时候问鲁迅：“豫才先生为什么取名鲁迅？”已剃了板刷头的鲁迅说：“因为我的母亲姓鲁，她小时候叫我‘阿迅’，所以就取了‘鲁迅’的笔名——”
这个说法和后来文学史说的有出入，也许是玩笑。鲁迅在北师大教书的时候与学生许广平相恋，当时非议的人很多，还有人抬出老规矩来，说“一日为师、终身为父”，但我父亲力排众议，逢人就说，这有什么呀？在开明的国家，教授娶学生是很正常的！
为慈禧太后看病，为杭州市长解围，在浙江省主席家里进出自如，撮成钱学森的百年好事
我父亲学成回国时，有他这样资历的医生当年在中国很少，所以名噪一时，请他看病的名人纷至沓来——甚至有传说，连慈禧太后都召见过他。
据工商联的徐祖潮老先生说，我父亲曾为慈禧太后看过病——从前进宫给女眷看病，都是“牵线搭脉”的，但我父亲说，非得肌肤相触，才能精辨脉象，还得宽衣解带用西医的听筒，不然无法确诊。出人意料的是，慈禧太后竟然破例，一一答应了。
后来有人在酒席上问我父亲，慈禧太后的肌肤白不白？我父亲说，白的。
这件事情非先父口述，传奇色彩太浓，大家姑妄听之。但我下面说的，却是句句凿实。
三十年代初，杭州市市长是周象贤，因为看病的缘故，先父经常是他家里的座上客。有一天，周象贤愁眉苦脸地和我父亲说，他碰到一件棘手的事情：日本人要做“太阳啤酒”的广告，要求的地方很大，从一公园到六公园。广告用洋铁皮做，两人多高，真的竖起来了，还不把西湖都包起来了？游客来了连西湖都看不见，像什么话？周象贤不想答应，又不敢得罪日本人，这两天寝食不安。先父说，我来想想办法——当时杭州的日本总领事叫松村雄藏，和我父亲熟，他也很尊敬我父亲（我父亲的名字和鲁迅一起排在当时的“日本支拿名人录”中）。总领事家里人病了，都用领事馆的车子来接（黑牌车号码250，我父亲在背地里叫松村为“二百五”）。
说来不相信，让杭州市长愁苦不堪的事情，我父亲通过“医疗外交”，三言两语就解决了。
我父亲和松村说，不讲遮了西湖，杭州人伤面子，中国人伤感情，就是日本游客来杭州，看不见西湖了岂不扫兴？后来我父亲建议道，在马路边立一些自鸣钟，广告就做在上面，这样既方便路人看时间，太阳啤酒也可“广而告之”，岂不两全其美？
老杭州都知道的，早先路边自鸣钟上的啤酒广告就是这样来的。
四十年代，先父有相当一段时间在陈仪(公侠)的家畅行无阻，因为他是陈家的私人医生。陈仪当时任浙江省省主席，深得蒋介石的宠信。陈仪的助手是汤恩伯，掌管浙江警备司令部，我父亲也多次为他看病。据我父亲后来说，汤恩伯看看面善，其实心地阴毒，和正直爽朗的陈仪不可同日而语。私人医生推心置腹，有许多事外面人根本不知道——比如临解放时，在奉化溪口，陈仪本来都已经安排妥当，要强行扣住蒋介石，不让他逃到台湾去。后来因为汤恩伯告密，大事才功亏一篑，最后陈仪也被蒋弄到了台湾软禁，郁郁而死——如果那次事情成了，就又是一个“西安事变”，我们的许多历史都要重写了。
先父和钱均夫可谓刎颈之交。钱家有人病了，都请我父亲看，其中就包括钱学森。钱学森小时候羸弱，得过两次很厉害的病，差一点夭折——一次是脑膜炎，一次是伤寒。后来都在我父亲的照料下转危为安。1946年钱学森回家探亲，拜过高堂之后，第一个来看的就是我父亲——他当时是下跪的，说：“伯大人，没有你当初的照顾，就没有我钱学森的今天。”
我父母都很喜欢钱学森，在他回国的那些日子里，还促成了钱家和蒋家的秦晋之好：我父亲和蒋百里是求是书院的同学，后来又先后赴日。蒋归国后，出任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的校长。我父亲为蒋百里做保健，也为蒋夫人（日本女护士，名左梅）看病，知道蒋家三女儿蒋英待字闺中，刚好钱学森回国，我父亲就有意撮合。后来蒋英跟钱学森去了美国。
为陈英士抚养遗孤，陈果夫、陈立夫不相信，也不来相认。我父亲说，好吧，你就做我的儿子
我父亲做私人医生的那些年里，交往最深、瓜葛最多的，还数与陈英士。
陈英士，湖州人，名其美，辛亥革命烈士，陈果夫、陈立夫的伯伯。1905年在日本结识孙中山。1911年广州起义，陈英士是积极响应者。胜利之后，陈英士做了上海大都督。重兵在握的袁世凯对他很忌讳，派人暗杀。1916年5月18日，陈英士在自家客厅里，被人用乱枪射杀，年仅40岁。
这些事民国史料上都有据可查，我要说的是史料上没有的——我父亲为陈英士抚养过一个孩子。
陈英士原先住在杭州（解放前杭州的平海路、四公园路口塑有陈英士铜像，解放后被毁），有什么病痛了，都来找我父亲，后来成了上海大都督，看病仍然要来杭州。
有一天，陈英士又来我们家——说不是看病，是有私事相托。原来陈英士在上海做了大都督，交了一个电影明星。两年之后，有了孩子（恕不能告知姓名，因为她解放后还演过电影，恐于人名声不便），在上海不方便，所以他把孩子带杭州来了。养别人的孩子很麻烦，但我父亲心善，就答应下来，结果我们也就多了一个兄长。
孩子还是毛头，来杭州的第二年，陈英士就被暗杀，而这时候他连姓名都还没有。我父亲说，就叫“陈英遗”吧，意思是他乃陈英士的遗孤。
陈英遗在我们家里一天天长大，到他十几岁的时候，蒋介石已经站稳脚跟，陈果夫、陈立夫也成了炙手可热的人物，陈英遗是他们的堂弟（陈果夫、陈立夫的父亲陈勤士和陈英士是亲兄弟），我父亲就想，还是把孩子送回去的好，到了陈家，孩子的前途会大些。但托人传言之后，陈果夫、陈立夫不相信，也不来相认，说除非看到陈英士的亲笔信。本来，陈英士托孤的时候，是留有信件的，但年月一久，搬了几次家，我母亲把它遗失了。口说无凭的事，陈家兄弟拒绝也不是没有道理。
当时的陈英遗已经懂事，认亲被拒他也知道。他后来和我父亲说，他不想投靠别人，他只认这个家。我父亲说，好吧，你就做我的儿子——事实上此前此后，我们也从没有把他当外人看待。
隔了一年，我父亲把陈英遗送到了浙江警官学校读书，毕业之后，我母亲准备给陈英遗找个杭州姑娘，给他张罗婚事。但陈英遗不同意。在平海路陈英士铜像前，他是这样和我母亲说的：国家正逢多事之秋，自己又是个身世不明的人，他拒绝妈妈，不是不孝，而是怕耽误人家姑娘，于自己以后的人生奋斗也恐有拖累。
抗日战争期间，日本人进攻上海，陈英遗在虹桥中国军用机场附近抗击日军，与数百将士一起阵亡。
在世界医学大会上抄了几段《伤寒论》充论文，西方一些专家大为赞叹，都说要见见张仲景先生
除了看病，我父亲还担任过不少公职——不过都是医疗方面的。
1911年，他曾担任浙江陆军医院的院长（老杭州知道的“宝石山上的白房子”即为该院址），后来在沈钧儒先生的支持下，与韩清泉等创办了浙江高等医学专科学校（浙医大前身）并任第一任校长。他这个人不要名，填履历的时候只填浙江高等专科学校的“教员”，所以后来浙江大学搞校庆，没人想起要请他。
杭州的红十字会也是我父亲筹建的，他还是第一任会长。
抗日战争爆发，特别是上海的“八·一三”事件之后，杭州的伤兵骤然增加，原有的医院容不下，当局就让我父亲创办临时伤兵医院。最初是一所，不够，再办第二所，后来人数超过四千，又办第三所———地点都是在灵隐的上天竺。救助为国受伤的将士，杭州市民积极响应，人人都把它看做是责无旁贷的事，杭州的医生，招之即到，日夜辛苦，没有一分钱的报酬，但没一个人推脱。我父亲后来说，当时因为条件所限，照顾不周，全国各地闹事的伤兵很多，但在杭州却很少——从这里也看出，别说杭州人平时软绵绵的样子，到了要紧关头，个个都是好样的！
二三十年代，我父亲也在国民政府里担任过职务——好像是负责国际医学交流方面的。
1922年，第八次世界医学大会在日本东京召开，当时的中国代表就是教育总长汤尔和与我父亲。汤尔和，祖籍杭州，我国近代著名的解剖学家，医学教育家，1910年毕业于日本金泽医学学校，和我父亲是同学。
汤尔和与我父亲参加世界医学大会时还有点小插曲：大会主席团在排名的时候，伪满洲国和“支那”分开排，伪满洲国还排在“支那”的前面。我们知道，“支那”就是中国，东三省，是中国神圣领土的一部分，这样的排法绝不是疏忽，而是日本人的居心叵测。我父亲与汤尔和知道了，竭力抗议，并以退出会议相威胁。但弱国无外交，日本人半理不睬，最后折中，把“支那”排到了伪满洲国的前面。
当时的中国的确是弱国，军事、政治不用说，文教、卫生也是马尾巴穿豆腐——提不起来。照规定，与会国都要送论文，但中国一篇也没有。那样的国际会议，泱泱大国白板一块还不让人笑掉大牙？父亲就想了个办法，抄了几段《伤寒论》充数。《伤寒论》是我们古人的医学著作，那时候知道的外国人还不多。西方一些专家看了书中关于伤寒的理论，大为赞叹，都说要见见《伤寒论》的作者张仲景先生。借了这次机会，让西方人了解博大精深的中医，倒也是实实在在的收获。
我们家里兄弟姐妹七个，因为父亲重视教育，都有机会深造。
名人的私人医生能够左右逢源，但做他的后人却都是流年不利——主要是时候凑得不好。
我们家里兄弟姐妹七个，因为父亲重视教育，都有机会深造。我大哥厉声钧，之江大学毕业，后来是工程师。老二厉声清，日本东京高等齿科学校，后来毕业成了牙科专家，日本天皇都请他看过牙。我毕业于法国巴士德研究院（PASTE，“卡介苗”的诞生地），大姐北平大学医学院毕业之后，再赴日本九州帝国大学医学部攻读儿科，回国后任杭州儿童医院（“儿保”前身）院长。两个妹妹都是东吴大学毕业，后来也都是教授、专家……
我妈曾和我爸说笑话，说我们家里，八国联军打进来也不怕！
我们兄弟姐妹，学有专长，也都爱国，但后来并不都是一帆风顺。我哥厉声清，本来在日本做口腔专家，大陆解放后，陈叔通（时为浙江工商联主席，开国大典时站在毛主席身后的“山羊胡子”就是他）向毛主席推荐，说浙江有两个人在国外，要想办法弄回来——一个是钱学森，一个是厉声清。结果在政府的疏通下，钱学森和我大哥先脚后脚回来了。回到国内，我大哥任上海第二医院院长，后又掌管华东军区保健院，但文革时我大哥因挨红卫兵批斗，被迫害致死。
我大哥死后葬在杭州南山公墓，墓碑上有“功在人口”四个字，是陈叔通撰写的。我在法国获得学位后，想祖国刚刚解放，传染病疫苗方面的研究还很落后，应该回来做点贡献，就在1950年回到杭州。但没想到，工作还没有展开，我就栽了个跟斗。
1951年，国庆节到了，住地的一个派出所长来问我借小汽车，说要到游行队伍中去风光风光（当时杭州小汽车很稀罕，我回国时带来一辆美国“奥斯汀”，很引人注目），但因为事先有人已经向我借了，我就没有答应。没想后来为此事结了怨，屡次三番的，我也恼了，就和他吵，说我不住武林路了，我搬别处去———“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当时蒋介石正鼓吹反攻大陆，我的话被当成反革命言论，结果就把我抓了。
这一关先是三年，后来改成五年。服刑期满，我就转来转去地在好几个劳改农场当场医。
八十年代，大家平反了，我的档案袋里只有“此人可疑”四字，要平反左右都碰壁。穷途末路，我就给钱学森写信，我也不知道他住哪里，地址就写“北京钱学森收”——这封信居然收到了。
后来钱学森帮我说话，我的事情才算解决，但这时我已五十朝外，人生的大好时光都已经过去了。
我们兄弟姐妹吃了那么多苦，但受先父的影响，善良之心都没有改，“不为良相当为良医”是我父亲常挂在嘴边的话，“良医”不仅是指医术高明，也指心地善良，就这两方面说，我们做子女的，都没有辱没家风。
读稿人语：民间记忆
莫小米
浩浩历史如汪洋，人在其间各活一段，真的是，小小一段。
有话说：忘记过去即意味着背叛。所以，我们学了历史，我们知道了那些人，那些事。
但又有话说：历史是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所以，有时我们知道的那些人、那些事，与真相相去甚远。
这就是我们如此看重民间记忆的原因。
你能想像出你见过的最大最老的树：华亭如盖，遮天蔽日，盘根错节，多人合抱……
但你能想像出最大最老的藤吗？我没见过，是听一位筑路人描述的。
他在山区筑路，遇到了老藤。正想砍，被一白发老者拦住，引他去看老藤。
顺藤翻过一个山头，又翻过一个山头。从早晨走到正午，看不见老藤的头。老藤走过村庄，妇人在藤上晾晒，孩童在藤上打秋千。山路崎岖，在藤上攀缘一把，方上得去，在老藤上踮一脚，才不致打滑。人乏了，天暗了，不知不觉走到邻县的地界去了，那藤，还在无休止地伸展……
无论时间还是空间，都无法估量。
如果说老树的方式是显赫的张扬，老藤的方式就是周密的覆盖。
如果把老树想像成史书，可以查看年轮，寻根究底，那么老藤就是民间记忆，你或许弄不清它的来龙去脉，但它是那么柔韧地无处不在，它在每个活过一小段的人的心里。
当然，民间记忆充其量只是历史的补充，但你无法否认与史书相比较，民间记忆因其不带功利目的而更自然、更本真、更有趣味，甚至更具良知。
作者： 编辑：周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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