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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印边界百年争端的是非恩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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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2005/08/26 出处：新军事网讯 |
刘炳峰
印度，是目前与我国存有领土争议面积最大的周边国家。两国间共有2000公里长的边界线，分东、中、西三段。其中，争议面积最大的是东段“麦克马洪线”以南以及西段阿克赛钦地区，双方争议领土共计12.5万平方公里。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末以来，随着印度领土野心的膨胀，印方在我西南边境一带不断制造流血事端，蚕食我国领土，同时支持和收容西藏叛乱分子，致使两国在1962年10月爆发了全面武装冲突，此后两国关系长期处于不正常状态。尽管1976年中印两国恢复了大使级外交关系，改革开放后双方领导人也频繁互访，并签署了一系列的协议和协定，但因边界问题始终没得到彻底解决，因此印度对我一直存有猜疑和戒心，影响和制约了双边关系的深入发展和根本改善。
一、中印边界争端的历史原由
中国和印度均为举世闻名的文明古国，早在公元前2世纪，两国人民间的友好交往就有了文字记载。后来，中国高僧法显和玄奘又去印度求经，印度高僧达摩也曾来华传教并创立禅宗……长期的交往，使两国人民结下了深厚友谊。二战期间，印度国大党曾派出医疗队来华，直接支援中国的抗日战争，柯棣华大夫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献出了宝贵生命。新中国成立后，中印两国仍然有过亲密交往。1950年4月1日，印度便与我国正式建交，成为第一个同我国建交的非社会主义国家。1954年两国总理实现互访，并在国际社会共同倡导了著名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因此从两国的交往史中可以看出，中印之间是有着和平共处、友好交往的优良传统和基础的。中印边界争端的产生、形成和发展，完全是近代英国殖民主义者人为制造，及印度政府领土野心急剧膨胀、奉行扩张主义政策的结果。
1、“西藏问题”的产生与“阿尔达版图”的炮制
中印边界问题本是历史遗留的产物。西藏地方自13世纪起就属于中国版图，西藏地方政府也一直隶属中国中央政府管辖。早在西方列强侵入西藏前，西藏地方政府同中国其他各民族地区政府一道，共同维护了祖国的统一和国家的领土完整。数百年来，从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否认过“西藏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的事实。自那时起直到19世纪后期，在世界历史和国际关系中，从未出现过什么“西藏问题”。
19世纪下半叶，英国殖民主义者吞并了全印度，之后便进一步扩张其势力范围，并向喜玛拉雅山地区推进，企图分割中国、侵占西藏。早在1774年，东印度公司就派人进入西藏了解情况并确定了侵藏计划；1888年英国发动了侵略中国西藏的“隆吐山战役”，正式拉开了外敌侵略西藏的序幕。1892年，国力衰微的清政府为了阻遏号称“日不落”帝国的英国入侵，曾在我国南部边疆喀喇昆仑山口树起界碑，铭文宣告：“中国领土自此开始！”但已将印度沦为殖民地的英国并不甘心就此止步，为了实现其侵占中国领土的阴谋，时任英国陆军少将的约翰.阿尔达向英外交部和印事务部呈发了一份文件和一张地图，擅自将印中边界划到我国境内的昆仑山一线。按照“阿尔达版图”，我国阿克赛钦地区、叶尔羌和喀拉克什河系上游地区等，都将并入印度领土。
“阿尔达版图”不仅遭到清政府的断然拒绝和承认，就连印度总督埃尔金勋爵也予以否认。埃尔金警告英国政府：如果试图推行阿尔达提出的边界，必将导致英、中关系的紧张甚至战争，而让俄国坐收渔人之利。他说，喀喇昆仑山脉可能是世界上最难进入的一个地区，山的另一边人烟稀少、道路崎岖，如果向中国方面推进，就会使自己同前沿哨所间出现一条交通最困难的地带，不但会削弱军事阵地的防御能力，在经济上也没有任何好处。但英国殖民主义者不肯就此罢休，他们趁西方列强掀起瓜分中国狂潮之机，于1903年11月发动第二次侵藏战争，1904 年8月3日占领拉萨，并逼迫清政府驻藏大臣与其订立了城下之盟--《印藏条约》。
清政府获悉条约内容后，即刻电令驻藏大臣不得在条约上签字，并向英国政府提出了交涉和抗议，然而未果。自此，中国西藏便逐步沦为英国的势力范围。
在英国占领西藏期间，殖民政府不仅在西藏扶植亲英派，进行各种分裂中国的活动，而且根据条约要求，还割占了我国亚东以南春丕沟一带的领土，并向中国索赔50万英镑，同时还从西藏掠走了400多驮珍贵文物。这实际上成了百余年来中印边界争端的最初起因。
2、中英藏“西姆拉会议”与非法的“麦克马洪线”
1914年，中国政府提议在伦敦召开会议，合理解决西藏问题。当时，因英国殖民势力已完全控制了西藏地方政权，因此英国在同意召开“西藏问题会议”的同时，要求西藏地方政府也派代表与会，并将会议地点定在印度的西姆拉，这就是所谓的中英藏“西姆拉会议”。会上，英方代表亨利·麦克马洪在一张地图上随意划了一条线，将中国一块约 9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划归印度，并逼迫中国谈判代表陈贻范在未经清政府同意的情况下，签署了条约草案。
清政府批评了陈贻范的行为，宣布不承认草约内容。无奈，麦克马洪只好同西藏代表签订条约，并声称该条约对英藏双方都有约束力。签字前，他们有意支开了陈贻范。就这样，西姆拉会议草草收场。三方会议，实际变成只有两个参加者；应三人签字的公开条约，变成了只有两人签字的秘密宣言，另加一张一钱不值、在签字过程中几经修改的地图草案。
“麦克马洪线”在法律上是非法的，在划界的原则上也很随意，因此并不符合任何一条划界原则。印度政府事后曾称“麦线”符合分水岭原则，但分水岭原则仅是划界中考虑的一个原则，种族、文化原则比分水岭原则更具重要性。何况“麦线”将阗河水系和雅鲁藏布江水系拦腰切断；从地理上讲该地区南北坡度不大、易于通行，是连接中国新疆和西藏的唯一通道，而再往西行却是高耸入云的喀喇昆仑山脉，极难通行。因此，“麦线”也不符合分水岭原则。这一点，就连印度政府后来也并不否认。
由于“麦线”的非法性，使得这个边界线的炮制者不敢公开承认它的合法存在。1929年英印政府出版的《艾奇逊条约集》，承认中国代表未在条约上正式签字。此后20年中，英国《泰晤士报》出版的地图集中也未标出“麦线”，中印边界仍然是在喜马拉雅山南麓一线，这同中国的主张完全一致。
1935年，英印政府在《艾奇逊条约集》中收入了《西姆拉条约》，并在《泰晤士世界地图集》上画出了“麦线”的具体位置。新版《艾奇逊条约集》第十四卷，实际出版于1937年，但为遮人耳目，他们弄虚作假，冒充是1929年版本，而将最初版本全部收回销毁。幸运的是，初版《艾奇逊条约集》尚有一本存于哈佛大学图书馆，由此使英国政府作伪证的罪行，昭然于天下。
“麦线”位置虽在地图上标出来了，但英印当局并不敢将其作为中印正式边界，而是注明“未经标界”。就连后来（1938年）印度测量局发行的西藏地图，也仍标明“麦线”以南的达旺属于西藏。即使是1946年出版的尼赫鲁《印度的发现》一书，仍然标明印度的边界位于喜马拉雅山南麓。
因为他们内心清楚，这种在书本上偷偷摸摸做手脚的行为不光彩，也不具备法律效力，根本否认不了西藏地方政府对达旺长期行使行政权力的客观事实。所以不久，印度便对达旺地区进行实地考察，并向当地居民征收赋税，但当印度巡逻队到达达旺时，西藏地方政府立即向英方提出抗议，要求英方人员撤走。最后，英国殖民通过武力赶走了西藏地方当局的管理机构，在达旺等地建立了他们的哨所。“麦线”的炮制，实际成为中印边界争端的另一起因。
3、尼赫鲁的“前进政策”与“里窝那计划”的出笼
如果说中印东段边界是英国殖民政府留给中、印两国人民的“遗产”的话，那么西段边界则是尼赫鲁政府继承英印政府殖民主义政策而人为制造的。
1947年 8月14日，印度摆脱了英国殖民统治宣布独立。独立后的尼赫鲁政府全盘继承了英国殖民政权的遗产，包括大英帝国的殖民政策和扩张政策。只是英国驻拉萨代表机构摇身一变，成了印度的代表机构。1955年，中国政府开始向西藏进军，印度政府闻讯后立即作出强烈反应，他们向中国政府提出了一项措辞严厉的抗议，对西藏遭到“入侵”和中国“用武力”解决西藏问题表示“遗憾”。
中国政府本着互谅互让的精神，表示愿意在平等谈判的基础上，协商解决边界问题，但却遭到印度政府的蛮横拒绝。尼赫鲁认为，中印边界已由“麦线”划定，两国并不存在边界问题，因此无需谈判。尽管他承认，只有从不丹向东的边境是由“麦线”划定的，中印边界的其它地段并未划定，但他还是武断地将印度在“麦线”问题上的僵硬立场扩大到了中印边界全线，由此成为中印西段边界争端的起因。
中印西段边界情况与东段不同。我们姑且不论“麦线”的非法性，但它毕竟是一条在地图上画出来的“边界线”；而在西段，就连这样一条“边界线”也没有，只有一条“习惯线”。习惯线以北历来由中国政府管辖，印度只是在1957年从一份中国画报上看到中国在该地区修筑了新藏公路，才于1958年 9月向阿克赛钦地区派了一支侦察队，开始对该地区进行侦察，但随即便理所当然地被中国政府“递解”出境。
1958年10月18日，印度政府向我提交了一份备忘录，声称新藏公路通过的土地“若干世纪以来就是印度拉达克地区的一部分”，该地区同“印度两千多年的文化和传统有联系，而且已经成为印度生活和思想密不可分的一部分”。然而他们却拿不出任何证据来证明这一点，所以自然不能得到中国政府的承认和理睬。
对于中印边界问题，我国政府的态度十分明确，即：中印边界未曾划定，中国中央政府和印度政府从未订立过有关两国边界问题的任何条约或协定；至于被印度政府视为具有国际法效力的“国际协定”--《西姆拉条约》及“麦克马洪线”，则是英印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背着中国中央政府之所为，中国政府没有签字，历届政府均不承认该条约的有效性，因此不能将其作为两国的边界协定看待。但考虑到各种复杂原因，中国政府表示有必要对“麦线”采取现实态度，希望通过和平谈判协商解决边界问题，使其不影响两国关系的正常发展。中国政府建议，作为一种临时性措施，双方应暂时维持边界现状。但印度政府却坚持认为，中印之间不存在边界问题，“麦线”已经划定了中印边界。同时，还为开展谈判规定了先决条件，即：中国应首先承认“麦线”，并接受印度主张的西段边界线，在此基础上两国可就一些“枝节问题”进行谈判。这是中国政府所不能接受的。
这样，印度政府实际上单方面关死了和平解决边界问题的大门，致使后来用战争手段解决边界争端，成为不可避免。
由于“麦线”仅是地图上标出的一个大致走向，从未实地标出过，为了证明印度对“麦线”以南拥有主权，印政府决定单枪匹马沿“麦线”进行实地勘查、标界。勘界过程中，为了方便自己建立哨所，他们还随意移动“麦线”，将“麦线”并未划入印度的兼则马尼、郎久等地划入印度。如，马及墩位于“麦线”以北 2英里处，印度勘界人员经过实地考察后认为，如果把“麦线”调整到紧靠马及墩北侧，对印度建立哨所更为方便，于是他们又把“麦线”向北推移了2 英里。
尼赫鲁政府这种无视中国政府存在的行为，就连英印政府恐怕也做不出来。但尼赫鲁却争辩说，这只是根据实际地形“来体现这个地区的条约附图”，符合国际惯例。但他没意识到，单方面勘界是不符合国际惯例的，不与邻国商量任意更动边界线，更不符合国际惯例。
随后，印度军队单方面奉命行事，首先出兵侵占了郎久，尔后再推进到马及墩南侧，由此导致两国军队在1959年 8月25日爆发了第一次边界冲突。这是中印边境(朗久地区)发生的首次武装冲突，自此揭开了双方军事对峙的序幕。
冲突中，印度军方一死一伤，引起新德里朝野上下一片哗然。随后，尼赫鲁作出决定，将对中国采取更加强硬的立场。并向国会议员多次表示，印度军队已经作好准备，将不惜一切在边境问题上与中国进行一场战争。
但直接使用军事力量把中国军队从印度“领土”赶走，并不符合印度的“非暴力”原则，而同中国和解则意味着屈从于中方压力，有损印度的民族自尊。尼赫鲁决定另避蹊径，寻找第三条道路。这就是，奉行“前进政策”，派巡逻队搜索中国“占领”地区，在不进攻中国阵地的情况下，插入中国据点之间的空白地带，堵住中国人向前推进的路线，改变阿克赛钦中国军队占领现状，使该地区不仅在“理论上”而且在“实际上”都成为印度领土。
尼赫鲁的“前进政策”于1960年开始实施，但直到1961年11月 2日召开的决策会议上，才为这一政策的具体实施规定了明确目标。这就是：在西段，向印度主张线尽可能地推进，在边境地区设立哨所，阻止中国部队的前移。在东段和中段，把哨所推进到“麦线”，对整个边境地区加以有效占领。后来的事实证明，正是尼赫鲁的“前进政策”，给印度人民带来了一场灾难。
1962年10月1日，印度国防部召开作战会议，国防部长梅农宣布：根据尼赫鲁总理的授权，印度总参谋部制定了一个将中国军队清除出去的作战计划，即“里窝那计划”（“里窝那”是意大利的一个港口，因二战时印总参谋长曾在该地作战而以此命名）。其作战任务和要点是：在东部，占领塔格拉山脊，将中国军队赶出塔格拉山；在西部，拔掉中国军队的21个据点，占领全部有争议的阿克赛钦地区。同时，为加强东部的军事力量，拟迅速组建一支特种部队--第4军，任命考尔中将亲赴东北边境指挥作战，并兼任第4军军长。要求印军10月10日以前，完成作战的各项准备工作。
“里窝那计划”的制定和出笼，成为中印边界大规模武装冲突的直接导火线。
二、中印边界冲突的前前后后
面对中印边界的紧张局势和印方咄咄逼人的架势，中国政府一直采取克制和忍让态度、积极谋求协商解决边界争端的方式和途径。1960年4月，周恩来总理前往新德里与尼赫鲁总理举行会谈，重申了中方的一贯立场。周恩来指出，中印边界从未划定过，在谈判未达成协议前，双方应努力维持边界现状，不片面采取行动，更不允许用武力改变目前现状。但印度方面却顽固坚持其强硬立场，不听中方劝告，致使谈判最终未果。与此同时，继续派兵侵占、蚕食我国领土，并将部队推进到“麦线”以北，实际上单方面堵死了和平解决边界问题的道路。
1、印军蛮横跋扈，奉行“推进”政策
本来，“麦线”西段从东经91度39.7分到北纬27度44.6分，自西而东，略微偏南，在塔格拉山脊以南三四英里处。但如前所述，为建立哨所方便起见，印方将“麦线”调整为东经91度40分、北纬27度48分处，把“麦线”向中国境内推进了 3.4分，这样，仅此一举便又多占了我国约60余平方公里的土地。
1961年11月，尼赫鲁向其边境特区驻军发出“尽一切可能向前推进、积极占领整个边境”的命令，要求哪里有缝隙就在哪里巡逻或建立哨所。尼赫鲁认为，只有这样方能造成“实际上的主权”，十有八九会得到国际法的承认。
1961年12月，印陆军总部发布命令，要求其东部军区将哨所尽量向边界靠近，占领整个“麦克马洪线”。随后，印度军队闻令而动，不到半年时间，便沿“麦线”建立了24个新哨所。
1962年6月4日，印度军队越过“麦线”在扯冬建立哨所，并以“麦线”以南数英里处的一个山口“多拉”的名字为该哨所命名。声称，“麦线”的确切位置只能由印度单独决定，“多拉”哨所正像新德里一样，无可争议地属于印度。9月9日，印度国防部召开会议，讨论将中国军队赶出“印度领土”问题。会上曾有军官提出，根据印军的地图，“多拉”哨所应在中国境内。但梅农却说，不管什么地图不地图，只把塔格拉山顶作为边界线就行了。随后，陆军总部即发布命令，要求印军主力立即进驻多拉哨所，所有部队作好战斗准备。9 月23日，英国《泰晤士报》披露了印度政府准备使用武力赶走中国军队的消息。几天后，《印度时报》也报道说：“10天前，印度政府作出必要时使用武力把中国的入侵者撵走的政策决定。……如果中国部队不在适当的时间内自行撤走，陆军应采取必要的步骤把中国军队从塔格拉山脊这边的印度领土上清除掉。”
印方这种蛮横的态度，在国际政治中极为罕见。
2、我军后发制人，坚持“退避三舍”
在中印关系紧张之前，尼赫鲁作为亚非会议的发起者之一，曾被世人看成反殖、反帝的代表人物。美、苏两国都在争取印度，美国称它是“西方民主自由的橱窗”；苏联称赞它正“向社会主义道路前进”；同时，中印之间的友好关系，也处于全盛时期。
然而出人预料的是，事隔不久尼赫鲁便挑起和支持了在我国西藏发生的上层反动分子的叛乱活动。接着，印度军队也在中印边境东、西两段，侵入我朗久及空喀山口以南等地区。我边防部队本着自卫原则，适度反击，使入侵印军碰了个头破血流……
中印双方第一次武装冲突--朗久、空喀山口事件发生后，为避免再次发生类似事件，我边防部队遵着党中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主席的指示，开始单方面主动后撤。但此后不久（1960年），苏联军队却在我新疆博孜艾格尔山口附近，挑起事端。他们不仅在我边境线内修建军事设施，干涉我边民的正常劳动和通行，而且还随意殴打、绑架我国的边民，阻挠我边防人员的正常巡逻。这是赫鲁晓夫在“联合舰队”、“长波电台”等企图侵害我国主权事件碰壁后，因不甘心罢手而实施的一个严重步骤。同时，也是对印度入侵和蚕食我国领土的呼应和支持。此后，印度军队武装入侵、蚕食我国领土的气焰，更为嚣张……
面苏、印联手反华的严峻态势，党中央、中央军委在一方面指示我军各部队“加强边防、做好防范工作”的同时，另一方面将我边防工作领导体制由公安军和部队两家负责，改为由总参统一领导，并成立了总参“防敌突袭”办公室。要求全军部队“开得动、打得准、联得上、合得成”，为应付更大规模的突发事件做了重要的思想、组织准备。毛泽东主席指出：中国决不屈服于美（因这一时期美蒋也在我东南沿海制造紧张局势--引者注）、苏和印度的压力，就是他们“一起动手，陆、海、空一齐来，也休想侵占我们一寸领土。我们就是要保卫中国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我们不要别人一寸土地，不打第一枪，但‘人若犯我，我必犯人’。”
1962年5月，中央军委确定了“整军备战”方针，即“在不扩充一兵一卒的条件下，提高部队战斗力，以应付突发事件。”7月，面对印军的疯狂蚕食和屡屡进犯，我西段边防部队忍无可忍，提出在加勒万河谷实施局部反击，并打掉了印军在我哨卡背后修建的几个据点，保障了我哨卡同后方补给线的畅通和安全。作战方案上报中央军委之后，毛泽东主席当即指示：“停止实施这个方案！”并要求迅速派人到边防部队作解释工作，说明我们的基本方针是：“犬牙交错，武装共处。”就在这时，我东段边防部队也提出了选点反击的要求。毛泽东主席再次明确指示他们：“退避三舍，不打第一枪。”同时发表声明，建议“中印双方武装各后撤20公里，边界争议通过谈判来解决”。
尼赫鲁政府仍然拒不接受中国政府的和平倡议。即使是在我军出于诚意、单方面后撤，而印军却变本加厉地入侵、蚕食我国领土的情况下，我军仍始终坚持“不打第一枪”。中国边防部队严格执行中央军委的指示，在防线上克制和忍让着，中印边界形成了“犬牙交错，武装共处”的局面。
“退避三舍”的决策，产生了积极作用，具有重大意义。一方面尼赫鲁政府拒绝谈判、一心动武的蛮横面目暴露无遗，在世人面前失掉了同情，全世界都知道，道义在中国一边；另一方面也使苏、美等国找不到给我制造麻烦和进行干涉的借口和理由；同时，由于进行了耐心细致的说服解释工作，我边防部队指战员的斗志更加高昂，执行中央政策更加自觉和主动。广大指战员忍受住被屈辱和伤害的情感，摩拳擦掌，坚持在实际控制线20千米内“不巡逻”，30千米内“不开枪、不平叛、不打猎、不打靶、不演习、不爆破”，确保了党中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主席指示精神的贯彻落实。与此同时，他们还在中印边界一带积极开展政治攻势，宣传我国维护中印友好的正义立场和具体政策，使印军官兵的士气和态度也程度不同地发生了积极变化。 这对“有理、有力、有节”地打击敌人，起到了重要作用。
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洞察国际风云，已已预见到了边界冲突的不可避免，但仍指示部队保持克制和忍让。这是毛泽东“后发制人”战略思想的具体体现。
3、印军丧心病狂，力图“突击取胜”
在我方恪守“退避三舍，不打第一枪”、力求和平解决边界争端的同时，印度政府却毫不在乎我方的态度和立场，一意孤行，继续在边境上全面推进，广设哨所，武装巡逻也一再深入禁地。
印度之所以如此有恃无恐，除了受到苏联的纵容和支持外，很大程度上是出于一种虚幻的“道德优越感”。万隆会议后，“和平使者”的耀眼光环落到尼赫鲁头上，印度成了“不结盟运动”无可争议的领袖国。而中共因与苏、朝签有一系列政治、军事条约，无缘挤进这一集团，仅以观察员身分列席不结盟会议。同时，当时的中国，“内外交困”，美国等西方国家的禁运和制裁也未有穷期；在此前后，中苏决裂和逼债以及国内的“天灾人祸”，使中国的国力降到了建国以来的最低点……在此情况下，尼赫鲁政府自认为印度的国力、军力，已经强大到足以和中国作对。何况，早在印度独立后不久，尼赫鲁就曾多次向议会表示，印度军队完全有能力保卫自己的边疆。总之，正是由于这些因素，使得印度政府利令智昏、有恃无恐，一再要求部队大胆推进，欲与中国决以雌雄。
但印度军方却对政府的“前进政策”持谨慎态度。印前陆军参谋长蒂迈雅等人曾经主张，在印度军队向前推进建立哨所时，应尽力避开中国哨所，如果中国人在某处尚未立足，那么印军应毫不犹豫地巡逻并建立哨所；但无论如何，不得对中国哨所和巡逻部队使用武力。即使是在陆军总部被迫向部队下达前进命令时，仍然提醒印度政府：前进政策很可能在军事上招致严重风险，中国方面必然会作出强烈反应，原来平静的中印边界可能会因此而沸腾起来。并向政府指出了执行“前进政策”所面临的种种困难，如运输和给养难以为继、现有军队不足以对付中国军队等等。然而，军方的提醒和担心没有引起尼赫鲁的应有重视，反而遭到他“办事拖拉，不执行政府指令”的指责。
1961年，尼赫鲁终于完成了对陆军总部的改组。反对其“前进政策”的陆军参谋长蒂迈雅等一批敢讲真话的军官受到排挤和打击，而见风使舵的军官则得到重用和提升。尼赫鲁的近亲、惯于吹牛拍马的考尔被任命为陆军参谋局长，掌握了陆军的大权，并成为尼赫鲁的主要军事顾问。考尔坚信，在任何小规模的军事冲突中，中国军队都不是印度军队的对手。他甚至主张“应不时地给中国军队予以打击……比如，当我们发现他们的巡逻队处于战术上对我有利的地位时，就不妨来个短促突击，造成杀伤或捉拿俘虏，或两者兼而有之。”这表明，印度军队已经从过去的谨慎态度，开始变的失去理智……
考尔的上台，使印度政府“前进政策”的最后障碍得以清除，从此印度便迅速地向灾难迈进。
4、我军重拳出击、“麦线”全面崩溃
从1962年6月印军越过非法“麦线”、侵入中国扯冬地区开始，印度军队便一路推进、咄咄逼人，不断扩大其侵占范围。9月，印军第七旅侵占了“麦线”以北的克节朗地区，并连续进攻驻守在择绕桥的我国边防部队，打死、打伤我边防部队47人。同时，在边境地区继续集结兵力，拉开了一幅“战争解决问题”的架势。
10月2日，尼赫鲁在新德里公然声称：印度政府将“以军事力量对付中国”，并在中印边境全线集结了43％的陆军作战部队。5日，印度国防部宣布，在其“东方军区”之下，成立专门对付中国的新的军团，任命陆军司令部参谋局长考尔中将为该军团的司令官。12日，尼赫鲁再次宣布，他已下达了将中国军队从他所要求得到的中国领土上“清除掉”的命令。14日，印度国防部长梅农表示，要同中国打到最后一个人。随后，梅农便乘飞机赶到了中印边境东段的提斯普尔城，亲自进行军事部署。16日，尼赫鲁召开印军高级军官会议，部署全线作战行动。次日，印军便在中印边境东、西两段同时对我边防部队开始实施猛烈的炮击。18日，印度国防部官员宣称：已经把中国军队击推两英里。20日，印军再次向我边防部队发起了更大规模武装进攻，企图进一步侵占我国更多领土……
我边防部队对印军得寸进尺的入侵、蚕食和挑衅，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同时，为了便于统一指挥，我军在中印边境西段和中段，建立了“康西瓦指挥部”（简称“康指”）。决定，阿里地区的部队由西藏军区司令员张国华指挥；其纵深地区由新疆军区负责指挥。同时，进行了必要的武装和兵力上的相应部署。在中印边境的东段，当入侵印军越过朗久河、进占克节朗地区后，我军又先后成立了“东线指挥部”（简称“东指”，又称“前指”）和“东段东部指挥部”（简称“丁指”）。“前指”由西藏军区司令员张国华、政委谭冠三负责；“丁指”由军长丁盛、副军长韦统泰负责。“前指”指挥所部攻歼东段西部之敌，即印军入侵的主要方向。“丁指”指挥由总部调拨的部队攻歼瓦弄之敌。并且，在东段自卫反击的主要方向上，我方集结的兵力接近于敌人的两倍。至此，共和国成立后的第一场“自卫反击战”正式拉开序幕，并相继展开……
这场自卫反击战，是在号称“世界屋脊”的喀剌昆仑山上和喜马拉雅山南侧地区进行的。该地区地势险峻，气候恶劣，人烟烯少，交通不便。恶劣的自然条件和地理环境，对作战行动具有严重影响，作战的艰苦性十分罕见。
反击作战从1962年10月20日正式开始，至11月21日基本结束，历时一个月，经历了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10月20日开始至28日结束。这一阶段的作战，主要在中印边境东段和西段地区进行。作战中，印军部署有1个军部、1个师部、4个旅部和21个步兵营，总兵力约22000人。其参战陆军原是英国殖民地军队，曾参加过二次大战，在北非、南欧和东南亚诸战场上打过仗，自称是“打遍欧、亚无敌手的强师劲旅”。其第四师号称印度“王牌部队”，是“印军编制、装备和训练的试点部队”；而第一一四旅则长期驻防克什米尔，经历过严格的山地战训练。这些部队都是经过严格挑选的，在印度陆军中具有代表性。但是，在我军的强大攻势下，仅仅经过8天的激烈战斗，便全歼印军第七旅及其他一部，俘虏印军第七旅旅长季·普·达尔维准将，共歼印军1900余人，收复了东西两段的全部被占领土，用事实否认了非法的“麦克马洪线”。
与此同时，中国政府本着和平解决边界争端的一贯立场，为缓和由印度当局造成的严重局势，于10月24日发表声明，提出包括“停止冲突，重开谈判，双方从实际控制线各后退20公里”以及“在此前提下，中国军队愿意回到麦克马洪线以北”等内容的“和平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的建议。但印度政府在遭到惨败之后，依然顽固，拒不认输，不仅悍然拒绝我国政府的和平建议，而且当天便发表针对中国“和平倡议”的“反建议”，声称：只要中国政府退回到塔格拉山脊以北，让印度军队重返各个哨所，印度便欢迎周恩来去新德里谈判。但只谈中国军队撤出阿克赛钦问题，其他问题免开尊口
可以想见：即使是在世界军事斗争史上，战胜国强加给战败国的条件也不过如此苛刻，新德里的蛮横无理简直到了丧心病狂的程度！
随后，印度政府进一步掀起了全国规模的更大的反华浪潮，加紧进行再次较量的战争动员和准备工作，宣布全国处于“紧急状态”。同时成立“应付紧急情况的”内阁，公开向美国等西方国家乞求军事援助，并从全国各地调兵遣将，日以继夜地向边境地区增派军队、赶运武器，一心想与我国再次较量一番。
如上所述，印度之所以如此强硬，除了由于我国在内政外交上遇到暂时困难以外，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得到了美苏等国的声援和支持。中印冲突一起，美国总统肯尼迪即对尼赫鲁“表示同情”。原先美国一直不承认“麦克马洪线”，但中印冲突爆发后，美国务院即表态承认“麦线”，同时表示愿向印度提供军事援助。随后，英国等国也迅速作出了类似表示。不久，美英等国的军火便不断运抵印度。
印度的霸道行经，对其国际和外交形象造成了很大损害。战争结束后，印度的国际地位一落千丈，世人看清了其所谓“不结盟政策”的真实面目，此后它再也不能以国际仲裁者自居了（尼赫鲁总理也于战后不久大病不起，不治身亡。）。但让印度政府略感宽心的是，原来站在中国一边的苏联政府也开始偏袒印度。莫斯科貌似不偏不倚的声明，将中苏之间的分歧和争议暴露在世人面前。正是以上这些因素，使尼赫鲁更加胆大气壮起来……
在这种情况下，10月26日，印度总统拉达克里希南，在宣布全国处于紧急状态的同时，授予了尼赫鲁政府以绝对权力。接着，印度开始重新组织辅助部队，号召青年人参军，以抵抗中国“侵略”，并仍由考尔任作战指挥，于11月14日和16日再次向我军发起猛烈进攻……
有鉴于此，党中央、毛泽东认为，要想缓和边境的紧张局势，创造用谈判解决边界问题的条件，必须再次给予印军以重创。随后，毛泽东主席便签发了再次反击入侵印军的命令，第二阶段反击战正式进入实施阶段。
第二阶段从11月14日开始，至21日结束。这一阶段的反击，在东线主要分两个作战方向，即“麦线”东端的瓦弄方向及其西端的西山口-德让宗-邦迪拉方向。在这一阶段的两个方向上，中国共投入4个师近3万人的兵力；而印度的总兵力为2个师10个旅仅2万余人。中国军队在兵力部署上占有优势，而在重点地段的优势则更为明显。11月14日，印军首先从东线瓦弄方向我军发起进攻。
此时的印军，实际并没作好战斗准备。只因这天是尼赫鲁73岁生日，考尔想为尼赫鲁准备一份“首次重大胜利的生日贺礼”。但仅仅经过6个小时的激战，印军便在山头上留下67具尸体，其它便一无所获了。11月16日清晨，中国军队发起全线反攻，经一天激战，至傍晚时分，我军便夺取了印军占据的瓦弄地区。这一战,共歼灭印军1200余人。
与此同时，在西线西山口-德让宗-邦迪拉方向的反击战，也正式开始。这次战役，被称为“打头、切尾、斩腰、剖腹”之战。战斗中，中国军队通过穿插包围方式，在西山口--邦迪拉地区，全歼印军3个旅，共毙俘印军准将旅长豪尔·辛格以下官兵5200余人，成为这场战争了中最大的战役。
另外，在西线的其它地段，如里米金、梅楚卡、都登和班公洛地区的反击战，同样打的有声有色。尤其是对印自卫反击战的最后一战——班公洛地区反击战，更是打的干脆利落。
班公洛，位于中印边界西段西藏阿里日土县斯潘古尔湖西侧地区，西面与印度实际控制区的拉达克相接，是入侵印军的一重要前进基地。在这里，印军建有6个据点，其中3个据点分布在山脊梁上。这些据点居高临下，既可控制西藏阿里边防分民的哨卡，又可威胁阿里纵深之安全，战略地位十分重要。结果，经过三天激战，班公洛地区反击战便胜利结束。至此，印度在西段的入侵据点全部清除。历时一个月的共和国首次自卫反击战，以我军胜利、印军失败而告终。
在这次对印自卫反击战中，我军所到之处，印军望风披靡，至11月20日，中国军队已完全占领了边界全线上的所有争议地区。在西段，我军清除了印军侵占的全部据点；在东段，我军进到了非法的“麦线”以南、靠近传统习惯线附近地区。作战中，我全歼印军3个旅、基本歼灭印军3个旅，另歼印军5个旅之大部，并俘获了印军第七旅旅长季·普·达尔维准将，击毙印军第六十二旅旅长希尔·辛格准将，总计歼灭侵印军8900余人。同时，还缴获各种火炮300余门，坦克10辆，汽车400辆以及各种枪支6300余支（挺），及其它许多武器弹药和军用物资。
我边防部队在党中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周恩来的直接领导、指挥下，同仇敌忾、英勇战斗，以较小的代价（我军共伤亡2400余人），取得了重大的胜利，不仅驱逐了入侵的印军，维护了中国的领土和主权，打击了当时印度扩张主义者的嚣张气焰，而且大扬了我国的国威、军威。
为了高举和平谈判的旗帜，促成我国三项建议的实现，中国政府于11月21日宣布，从22日起中国边防部队在中印边境全线主动停火，主动后撤。随后，从12月1日开始，我军便回撤至1959年11月7日中印双方实际控制线我侧20公里以内。其后，又将缴获的印军武器弹药和军用物资交还给印度，并释放了全部印军战俘。
三、中国主动撤军的前因后果
1962年的这场中印战争，中国在军事上取得了绝对优势和胜利。其击溃印军、向前推进速度之快，有时甚至连中国军队的指挥系统都无法控制。印度人自己的书这样写道：“在这场速战速决的闪电战中——实际上，战争一共持续了不超过十天——中国人到达东北边境特区麦克马洪线以南两百英里的阿萨姆平原的边缘，抵达了卡门边区伏特山他们的主张线。在东北边境特区另一端的鲁希特边区，他们向南和西南方向推进了100英里，强占了从基比杜到瓦弄和哈渝梁的大片领土，他们还到达了距迪格搏伊油田仅剩下85英里的地方……”。
但是，胜利后的中国政府却作出“单方面宣布停火，立刻撤军，不仅退回到战争开始以前的实际控制线，而且还从‘麦线’继续后撤了20公里，与印军脱离接触”的决定。马克斯韦尔在《印度对华战争》一书中这样写道：这与其说让全世界都松了一口气，不如说是让全世界都目瞪口呆。
尽管早在战前，党中央和毛泽东就已经说明了我国的作战意图，多次表示，只要保持边界稳定，中国愿意将部队撤至实际控制线甚至“麦线”以内，但是，近年来国际国内尤其是我国国内一些专家、学者，仍对我国政府及时撤军的决策不甚理解，褒贬不一。根据目前我们掌握的档案材料分析，我们以为，我国政府当时之所以作出从边界一带主动撤军的战略决策，是基于以下几个因素考虑，无疑是英明、正确之举。
1、“内忧外患”，形势严峻
众所周知，新中国诞生于二战后的冷战岁月。不久，美帝国主义便在我国东北部边界一带燃起战火，襁褓中的新中国被迫进行“抗美援朝”，并取得了伟大胜利。不久，随着中苏关系的破裂、恶化，中苏边境一带也不断出现紧张局势。中国面临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两面夹击”的严峻形势。因此，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印度在中印边界不断制造事端，频频向我边防部队发动进攻之时，正是美国对我发动冷战最激烈以及中苏关系破裂、两国矛盾扩大时期，美苏在政治和军事上都对印度给予支持。此时，盘踞在台湾的蒋介石集团也“趁火打劫”，不断叫嚣“反攻大陆”，美、蒋联手不断派飞机对我东南边境及内地进行侵袭、骚扰和破坏。应该说，中国当时四面受敌，国际及周边形势异常严峻。
与此同时，我国国内形势也不乐观。我们在连续圆满完成了两个五年计划，国民经济得以很快恢复和发展的情况下，出于迅速摆脱中国贫穷落后面貌的急切希望，到五十年代后期，党的高层领导人逐渐滋生了“急噪冒进”情绪。1958年的“大跃进”、美国等西方国家的遏制、封锁和苏联的背信弃义以及严重的自然灾害等“天灾人祸”，使我国国民经济出现严重困难，不少地区出现饥荒。印度入侵、蚕食我国领土时，我国正处于“三年困难时期”。
因此，在这种“内外交困”的情况下，中国在有效教训了印度之后及时撤军，适时调整我国的外交战略，有助于我国在经济建设和外交、国防建设等多方面，取得更大成就。以后的实践证明：中国及时从中印边界一带撤军，既保证了我国西南边境线的长期相对稳定，又使中国人民的精力集中到了国家的经济恢复和外交、国防等建设事业上，从而使我国逐步打破了帝国主义的封锁局面，改善了我国的国际处境，并相应地增强了我国的经济实力、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国际声望。
2、“易攻难守”，后勤困难
我国与印度的边界线相对漫长。在中印边界中国一侧，地形以高山和丛林为主，地势险峻，气候恶劣，交通不便，而且一年中有半年时间为冰封期。中印边界地区我方一侧的恶劣环境和条件，给我军造成了后勤保障上的困难，这些困难和条件又不可能在短期内得到克服和改造。
当时，对印反击战的后勤保障主要靠老乡支前和牦牛运输。据统计，一次战役，即需支前牦牛三万多头。其它所有物资以及伤员烈士等，都要依靠老乡手拉肩扛。那时，家家户户全出动，就连十二三岁的孩子也加入了“支前大队”。因此说，没有边境一带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要打败印度是无法想象的。但是，这种靠牦牛和人民群众双肩维系的后勤支援不可能长久。
西藏纬度低，降水量相对较多，尤其是与印度接壤的喜马拉雅山脉，常常受印度洋暖流影响，气候无常，雨雪集中。夏天的雨水常常造成山洪、泥石流、山体塌方，阻断公路。至今从四川进西藏的川藏公路，每年夏天的绝大部分时间都不能通车，从云南进西藏的公路有一段80多公里的塌方区，严重时可同时出现上百处塌方。密布在西藏高原上那些数不清的大小河流更让人提心吊胆，说不定什么时候就把车陷入其中。每年从夏季一直延续到十月，西藏的雨季才算过去。但一到冬季，西藏地区道路上的积雪则达几米深，人畜皆不能通行，因此即使依靠汽车从上千公里外的我国内地运送作战物资，也将个沉重的负担。就是目前，该地区的运输线也随时可能被冬雪夏雨而切断。30多年前的情况，只会比现在更遭。
当年，我军之所以选择10月下旬教训印度，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正是为了躲过雨季，以使运输作战物资的道路条件更有保障。但一进入11月，西藏便开始面临大雪封山的威胁，加上天寒地冻，道路冰雪，行车困难又开始增加。
现代战争一个重要特点，就是作战物资的大量消耗，犹如一部巨大的吞吐机器，必须在最短时间内有序地调动、运输和分配尽可能多的物资、给养和武器弹药。而西藏高原上的运输问题，是中国军队后勤体系几乎无法解决的瓶颈。中国如果不及时停止作战，即使开始阶段可以获得大胜，一旦大雪封山，运输线中断，其胜利果实将不能保持住。
而印度当时在军事实力上虽然不如中国，但从保证后勤的运输条件上，却比中国有利得多。在印度一侧，地势开始渐趋平缓，自然条件对印军特别是对其炮兵作战，较为有利。同时，印度背后是南亚平原，有条件修建良好的公路网，运输几乎畅通无阻。因此，一旦战争变成长久对峙，双方在运输条件方面的差距就会产生越来越大的作用。何况，应印度政府的要求，美国和英国已经开始将大批军火运抵印度，尼赫鲁还向英美要求提供15个轰炸机中队，以空中打击阻止中国军队。当时急于遏止中国及共产主义势力的西方国家也在介入，而中国那时已经与苏联吵翻，得不到社会主义阵营的支援。印度国内则掀起了空前的爱国主义浪潮，朝野一致，发誓要把战争进行到底。
毛泽东军事思想一向主张“不打无把握之仗”，当时的条件和形势没有给中国长久保持胜利的把握——关键就在西藏高原对后勤的制约。从这一点上说，中国在1962年11月21日单方面停火和撤军，可以被视为一种非常高超的谋略或者说非常精确的算计。
3、巩固边防，代价高昂
作为一个主权国家，边防是其基础之一。然而，边防完全是实力的体现和竞赛。即使是在和平条件下要维持基本的边防，也是非常艰难和昂贵的。很少有人知道，中国目前在西藏的驻军数量到底是多少。但据报道，仅担负青藏线一条公路军事运输的，就有九个汽车运输团。这些运输团队，平时驻在青藏公路北端的青海格尔木（格尔木是五十年代在柴达木盆地荒滩上建起的一座军城，作用就是保证对西藏的军事供应），城南几十公里处才是西藏高原北缘——昆仑山脉。目前，我国铁路只修到格尔木，它成了该地区供应西藏物资的转运站。西藏所需物资的80%从格尔木进藏；格尔木80%的职工直接或间接地为西藏物资供应服务。现在，我们随时可以看到青藏公路上长达几十辆甚至上百辆的军车满载物资驶往西藏。当年十八军进藏时，开始只有三个步兵师三万余人。随着进军深入，运输补给线不断延长，后方机构迅速膨胀，相继了成立汽车部队、工兵部队、兵站系统、航空站和地勤站等，部队总人数扩到七万余人。但真正进藏部队只有八千多人，其他人都是服务于后勤，相当于每进藏一个人，后方要有八个人支援。
解放初期，西藏地区物资奇缺，甚至连基本的生活物资也相当匮乏。即便是做饭取暖的燃料，对西藏驻军都是个大问题。因此士兵们经常被派出寻找可供燃烧的牛羊粪便，这在全世界军队中恐怕也属少见。
西藏高原面积虽大，能够种植粮食的地区却极少，生产的粮食仅够本地人吃。如果中国军队就地购买粮食，立刻会引起粮价飞涨，市场紧张，以至扩展为社会不稳。毛泽东主席曾专门就此问题指示我驻西藏部队，自己解决给养问题，不准在当地买粮。
后勤费用更是天文数字。西藏没有石油，石油制品全部需要从中国内地运输。在用油罐车运油的年代，由于运输距离长，每运抵西藏两车油，要消耗一辆相同油罐车运的油。后来我国花巨资铺设了一条长1080公里的输油管线，其中900多公里位于海拔4000米以上地区，860公里通过长年冻土地带，过10座大山，还有雷暴区、热溶湖塘、冰川等高原特有地形，整条管线常年由一个团的兵力守卫和维护。即使这样，这条输油管线还只是把油从格尔木送到拉萨，其他地区和边防部队的用油还是要靠汽车运送。
现代战争打的是后勤。后勤系统出现问题，就会影响到部队的生存状态。中国士兵比较能吃苦，所需物资数量相对较少。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物资供应量也将成倍甚至数倍地增长。而西藏的道路状况又使得运输损耗高得惊人。如，一车玻璃从格尔木拉到拉萨只有15%完好率，一车水泥则有50%撒在路上。至于不通公路的地区，运输费用就更加昂贵了。在西藏墨脱县，我军驻有一个营，所需物资曾依靠雇佣老百姓翻山越岭背送。仅此一项，一年所需费用即达1000万到2000万元人民币。而一辆能在西藏使用的装甲车，其价值不过200万元左右。但要配备一个装甲团，至少要一二百辆装甲车，因此仅在装甲车上的一项花费，即是几亿元。
现代化战争与对后勤的依赖性大大加强。如今，如果光靠牦牛和人力运输，甚至连四岁的孩子背罐头，则远远不再胜任。现代后期必须是一部巨大的吞吐机器，能在最短的时间里有序地调动、运输和分配最多的物资、给养、武器弹药。
因此，尽管从军事上讲，青藏高原是中国的屏障，但从地理上看，它反过来又成为我军后勤保障体系的极为障碍。运输是难以克服和解决的瓶颈。
当1987年印度议会通过法令，正式在“麦线”以南中印争议地区建立“阿鲁纳恰尔邦”时，我国军方也曾强烈主张借此再打一场中印边境战争，收复失地，再不撤退，但是除了其他因素的阻碍外，军队内部的反对意见主要就来自后勤系统，因为他们难以为战争需要提供切实保证。
4、展示诚意，廓清是非
实际上，主动撤军是战前、战争期间以及战后，中国政府的一贯主张。战前，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就曾表示过这种意向。对印反击，是中国政府被迫无奈的选择。当第一阶段自卫反击作战取得胜利后，我军正处于十分有利的态势时，中国政府本着和平解决边界争端的一贯立场，为了中印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缓和由印度当局造成的严重局势，即于10月24日发表声明，提出和平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的三项建议，即停止战争，重开谈判，双方武装部队脱离接触并从实际控制线各自后撤20公里（甚至表示愿从“麦线”后撤20公里）。可谓诚意切切，仁至义尽。当日，周恩来总理还致函尼赫鲁总理，希望印度政府对中国政府的三项建议作出积极反应。这三项建议，不仅表明了中国政府的和平诚意，使全世界人民看清了我国和平解决边界问题的决心，得到世界上受好和平的国家及人民的热烈欢迎和赞扬，而且剥下了尼赫鲁自我标榜的和平中立、不结盟的外衣，暴露了印度当局侵略的真面目，进一步揭露了印度和国际上的反动势力对中国的诬蔑。
接着，中国边防部队便遵照我国政府的声明，在东段于24日停止追击，到达旺河以北集结；西段也于28日停止了对入侵印军的反击，到甲岗、日土宗地区集结休整。11月4日，周恩来再次致函尼赫鲁，呼吁印度积极响应中国政府的三项建议，进一步指出：这三项建议对于中印双方“是对等的而不是片面的，是平等的而不是屈服的，是互让的而不是强加于人的，是相互尊重的而不是欺凌一方的，是友好协商的而不是武断专横的”，希望印度政府能作出积极反应。
但是，尼赫鲁却拒不接受中国政府的好意，反而变本加厉。在此情况下，我军重拳出击，以打促和，经过第二次打击，终于实现了边界安定的愿望，达到了毛泽东主席“起码保证边界一带几十年的安定”的目的。此后，尼赫鲁在边境线上欲打打不过、欲和丢脸面，维持了相对长时期的和平局面。这种和平局面，当然是打击的结果，但中国政府所表现的和平诚意，无疑也是其促成因素之一。
四、中印边界地区的目前状况
1、双边疆界状况
整个中印边界分西、中、东三段（边界线长分别为600公里、450公里和650公里）。在每一段边界上都有争议地区。
目前中印两国的实际领土控制线，在东段是中国一直不承认的“麦克马洪线”。这条线，在中国地图上标明为中国领土，实际却在印度控制下，面积约九万多平方公里。印度地图已经将其作为它的正式、合法边界，并在这一地区成立了“阿鲁纳恰尔邦”，同时向该地区大量移民。目前定居在那里的印度人比全西藏的人口总和多两倍。在西段，双方争议面积为3万多平方公里，主要是我国的阿克赛钦地区，除巴里加斯一处外，其余都控制在我们手中。在中段，双方争议面积约2100平方公里，分为4处，现控制在印度手中。
以上三段合计，我国领土成为中印争议区的总面积为125500平方公里，我方控制其中27％，印度非法侵占73％。印度占我领土面积，相当于六个北京、一个浙江省或两个半台湾省，比英阿争夺的马岛大10倍，比日俄争执的“北方四岛”大20倍，为我国总领土的一百零一分之一。这样大面积的领土争端，在现代国际社会中，是一个国家非法侵占别国领土的最大案例。
2、两国军事状况
印度是世界上军费开支超过教育投资的有数的几个国家之一。近几年来，印度在经济实力有所增强的同时，对其军事战略目标也作了一些较大调整，即大力发展军事力量，威慑巴基斯坦，控制弱小邻国，遏制中国，拦阻地区外大国向南亚渗透，最终称霸南亚、控制印度洋、跻身于世界一流大国行列。
在这种战略目标的指导下，印度近年来每年投入100多亿美元的军费用于发展军事力量，并将逐年增加，争取在2015年前进入“世界一级军事大国”行列。 印度海军已拥有包括2艘轻型航母在内的100余艘舰只。为了获得海上强国地位，印度海军的主战装备正向大型化、导弹化和自动化方向发展，目标是控制印度洋。而印度洋正是我国与中东、波斯湾、地中海、东非等地联系的海上必经之路。控制了印度洋，就等于控制了中国通往这些地区的海上通道。
印度独立后的既定国家战略是：在南亚与印度洋建立以印度为中心的势力圈；走富国强兵之路，以科技带动经济与国防；先在南亚次大陆和印度洋地区建立以印度为中心的包括政治、经济、安全等方面都有共同目标的地区性集团，并实现其对领土的要求，成为地区超级大国，然后争当世界强国。为了实现这个战略目标，印度竟然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进行大规模的核试验，是目前拥有核武器的国家之一。尼赫鲁当年讲过：“印度以它现在所处的地位，是不能在世界上扮演二等角色的。要么就做一个有声有色的大国，要么就销声匿迹”。印度霸权主义国家战略在当时就已初露端倪。
印度地区霸权战略的基本原则是：一、逐步控制南亚中小国家，首先控制巴基斯坦，并向印度洋扩张。二、更加灵活地在大国之间搞平衡，使东西方都能结好印度。首先是继续保持同俄罗斯的关系，争取援助和支持；努力改善与美国的关系，以便获取高技术；加紧发展与日本、西欧的关系，以获得经济实惠，并借势提高自己在大国中的地位。三、利用不结盟运动提高声望，扩充称霸的政治资本，力图充当第三世界特别是印度洋沿岸国家利益的代表。四、敌视和排除中国。因此，印度虽然公开表示愿意同我改善关系，和平共处，但始终暗自以我为主要的潜在对手，在各方面尤其是在高技术领域与我竞争，以取得至少能同我国相并列的大国地位。同时，在中印边界问题上，以武力作后盾，企图通过外交谈判获得有利于印度的政治解决。五、侵占邻国领土。印度政府的这一主张和立场，经受了历届政府更替的考验，显示出了十足的顽固性，很难改变。
印度的国防战略，是与其地区霸权战略相适应的“地区进攻性战略”，即谋求在国家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加速军队的现代化，稳步塑造和发展对南亚和印度洋地区的强大威慑形象与国防力量，力争能同时打击巴基斯坦和对付中国，巩固既得利益，并伺机向周边国家、印度洋及中国南海地区扩张。印度防务专家认为，“对于印度来说，只有将它的军队驻扎在喜马拉雅山顶时，才能确保它的防务”。
当前，印军实行“攻势防御”战略方针。这个方针，是其对华战略防御思想的重大发展。有三方面内容：一是建立一支实战与威慑并重的军事力量，在边境地区保持对我的军事压力。二是以巩固和扩大领土利益为目标，加强在边境地区的蚕食活动，力图保住东段、守住中段、夺取西段。三是有重点地建立攻守兼备的军事部署，准备与我打一场不同强度和规模的战争。
目前，印军在中印边境东段（包括中锡边境）地区部署的陆军有2个军8个师共21万多人，而且在纵深（靠近错那方向）还部署了1个军作为预备队；空军有9个飞行联队、1个导弹分队。与60年代初相比增加了4倍，已对我形成局部优势（7倍以上优势），远远超过了它的防御需要。而且印军在武器装备的质量上优势明显，尤其是空军力量和导弹力量较强。印军现有各型飞机1800架，其中有40架幻影2000，100架米格27，63架米格29，120架美洲虎，40架苏30MK。与我相比具有明显的质量优势。
中印边境地区的印度炮兵发展迅速，现已全部装备了瑞典的FH-77B（155毫米口径）和俄罗斯的M-46（130毫米口径）野战火炮。FH-77B型火炮射程在40公里以上，可发射从俄罗斯引进的“卡斯诺普”-M型激光制导炮弹。目前，印度正在研制一种射程超过70公里的火炮，如果此种炮弹全面投入使用，印军可取得中印边界地区的炮火主动权。此外，印度还在中印边界部署了射程为150公里的“普里特维”战术导弹群。
为了适应与中国未来在山地作战的特点，印度专门组建了10个山地师，其中9个部署在中印边境。并且在中印边境上部署了印全部军力的1/3以上，特别是空军在中印边境对中国形成局部的绝对优势。自80年代起，印度不惜耗巨资在地理环境恶劣的中印西段边界的拉达克地区全面进行战场建设，目前该地区的战场准备已具规模，囤集了7倍于我的兵力。此外，还在近几年里连续举行了数十次“以中国为假想敌”的作战演习。对于我国积极推进的“西部大开发”战略，印度一些人称，“中国会借此打开通往印度洋的西南战略通道，对印度构成新的威胁”。印度长期以来一直视中国为潜在对手，明确宣称其核武器实验针对的是中国。
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和中印边境斗争形势的新情况、新问题，特别是面对印度迈进核门槛后对我国安全带来的新威胁，需要我们在汲取对印斗争成功经验基础上寻求新的对策。我们应正确分析形势，充分认识对印斗争的战略地位，合理确定对印军事斗争的目标，采取灵活斗争策略，发挥外交手段的遏制作用，加强国防建设，有效掌握对印斗争的主动权。
3、中印关系现状
中国和印度都是世界上的人口和幅员大国，都属第三世界，历史上既有相同的遭遇，也有友好交往的传统。双方具有相互理解、达成共识的基础、愿望。通过和平谈判解决两国的边界问题，是中印两国人民的共同希望和唯一途径，也是中国政府的一贯立场。
当年的边界战争，完全是中国方面的被迫选择。中国人民愿意并力争通过和平方式，合理解决两国领土争端，并一直坚持着不懈努力。早在1979年2月，邓小平同志在接见印度外长时就曾指出：“中印两国应该求同存异，世界问题可以通过友好协商，互谅互让，公平合理地一揽解决”。应该看到，只要双方都能以诚相见，按照上述原则办事，中印边界是能够成为一条和平友好边界的。
当1987年印在非法的“麦线”以南中国领土上建立所谓“阿鲁纳恰尔邦”，与此同时中方多次严正声明并要求印撤回所有越线设点的军事人员之后，第二年12月印度总理拉·甘地便应邀访华，双方表示在寻求双方都能接受的解决边界问题办法的同时，积极发展其他方面的关系，努力创造有利于解决边界问题的气氛和条件。同时，双方还就建立边界问题副外长级联合工作小组达成一致。迄今，两国副外长级边界问题联合小组已举行了10余轮会谈，双方一致认为边界问题不应成为两国发展其他双边关系障碍，而应通过和平谈判加以解决。
1991年12月，李鹏总理访印，两国签署了一系列条约、协议，推动了双边关系的全面改善和发展。此后，印度总统、议长和国防部长等要人相继访华，推动了两国关系的进一步改善。
1993年9月，拉奥总理访华，两国政府又签署了包括《关于在中印边境实际控制线地区保持和平与安宁的协定》等，并成立专家小组，讨论制定协定的实施办法。同年，李瑞环主席访印，双方进一步增强了了解，取得了一些积极进展。次年，两国高级领导人继续互访，签署了一些新的协议、协定。
正是在此基础上，1995年11月双方撤除了两军在边境东段旺东地区过于接近的哨所，使边境局势更趋稳定。
1996年11月底，江泽民主席访印，这是中印建交以来中国国家元首首次访印。访问期间，两国政府签署了《关于在中印边境实控线地区军事领域建立信任措施的协定》，这是中印在建立相互信任方面采取的重要举措。协定的签署和实施，有助于进一步维护中印边境实控线地区的和平与安宁，为边界问题的最终解决创造良好的气氛。之后，两国依然保持着高层对话的势头。
但是，1998年5月，印度连续进行了核试验，并以“中国威胁”为借口对我进行无端指责，中印关系严重倒退。中国方面对印度的污蔑和攻击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迫使印方有所收敛并通过各种渠道与我接触，寻求修复两国关系。7月，在第五届ARF会议期间，印计委副主席主动拜会唐家璇外长。1999年2月，中印两国外交部官员在北京会晤，确认双方互不构成威胁，后来又经过多次高层接触，达成谅解，双方均表示愿意推动双边关系的恢复和发展。
2000年5月28日至6月3日，应江主席的邀请，印度总统科切里尔.纳拉亚南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就一系列问题达成了许多共识。2001年1月，李鹏委员长再次访印，促进了两国进一步的交流与合作。至今，中印关系一直保持较好的发展势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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