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戊戌变法幕后的李提摩太
|
| 时间：2005/08/26 出处： |
——读《亲历晚清四十五年》
宜龙君
泛着金黄与古韵的封面映射出一段雍荣、苍凉的晚清背景，翻开它，呈现给我们的是一个洋教士一生的荣辱、浮沉及其宗教理想与布道经历的相互激荡，同时也将那个时代的世象百态、政局变幻从一个特殊的角度映射了出来。这是一段人生，更是一段历史——《亲历晚清四十五年》。
历史的大河时而湍急，时而舒缓，时而奔腾咆哮，时而静默潜行。每一个时代的英雄、人杰、奸佞、豪强都是其中的一朵浪、一阵波纹、一个漩涡，抑或一块不合时宜的礁石。他们相互碰撞，也相互包容，呈现出撼人心魄的一瞬，这一瞬也是永恒。
对于中华文明来说，历史的河水流至晚清时，已接近一个临界点。出海口将至，一切的封闭、阻滞都行将结束，中、西方文明的急流迎面相撞，激起的浪花在礁石上摔得粉碎；同时，二者也在推搡中彼此融合，形成了一个又一个漩涡，这其中一个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本文的主人公——李提摩太。
李提摩太(1845～1919)，作为一名英国传教士长期活跃于清末中国的上层社会。25岁时他怀着宗教理想踏上这片东方的土地，开始了自己的传教生涯，正如回忆录中所言，他所面对的“不仅是如何拯救占人类人口四分之一的人的灵魂，而且还包括如何在年均四百万的死亡率下拯救他们的肉体，以及如何解放他们的心智——从一种延续了无数个世纪的哲学和习俗的统治之下解放他们的心智，而正是那种哲学和习俗使它陷入了听凭任何可能伤害它的民族摆布的窘境”。是什么让这个生于英国威尔士卡马逊郡的青年“不避河海之险，不惮跋涉之劳”来到中国？是什么促使他将自己一生中最有力的四十五年完整地献给了这个神秘的东方民族？也许从下面的文字中，我们能够找到答案。
这些陈年旧事讲述了一种富有同情心的努力，即力图引导中国的精神领袖去一睹上帝之国的风景——同时昭示了它承诺此世的百倍福祉，以及未来世界里永生的欢欣。这种努力意味着在不同方向上对中国的提升——通过更优越的宗教、更先进的科学、更便利的通讯手段、更完善的国际贸易，还有现代学校和专业学院的创设、现代出版社的建立、以及在一个同欧洲一样大小的国家内建设新的工业，开发新的产品。
为了这个闪耀着上帝之光的理想，李提摩太办报，办学，著书立说，翻译中西书籍。为了这个理想，他往来于张之洞、李鸿章、左宗棠、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等风云人物中。为了这个理想，他还积极参与中国的政治活动，在清政府与欧美列强间发挥着无可替代的作用。
抵达上海后，李提摩太转赴烟台传教。在后来的大旱灾中，他积极投身到山东和山西两省的募捐和赈灾中去,同时传播上帝的福音、散发印刷品。在此过程中，他发现，尽管通过自己的努力，越来越多的人对上帝感兴趣，但是总的来说，结果是令人沮丧的。那时正是新教在华事业的初创时期，在所有的传教士都在为如何迅速而有效地传播基督教而积极寻求道路时，李提摩太已经认识到，只有收服士子之心，基督教才能真正的扎根于这片土地。只有首先改变知识分子的观念，才能上诉诸于君王，改革旧体，实行新政；下传播于百姓，摒弃陋俗，皈依圣教。
因此，李提摩太将自己的传教重点确定为当时的官员与学者，打破了就宗教而言宗教的传统方式，而是将宗教的传播与西方文化的推介、现代科技文明的推广、清政府积弊的改革以及现代教育的建立等的结合在一起。他于1891年，接替韦廉臣任同文书会督办，并将其改名为广学会，确定宗旨为透过基督教观点，用中国本土的思想文化著书立说，藉以教育人民,特别针对中国有识之士与官员。
在李提摩太任督办的二十五年中，广学会出版了包括《万国公报》在内的十几种报刊、两千余种书籍和小册子，成为当时中国规模较大的出版机构之一。这些出版物，逐步得到中国开明知识分子的关注和认可，也得到了诸多官员的支持。 这对于当时文化界的影响是广泛、深远的，也使李提摩太与维新派日后的结合成为必然。特别是甲午战争后，“京外大小各官，因地大十倍之中国，不能敌一蕞尔之日本也，莫不欲究其所以之故，求新之意，因此而起，而又讲求外事之书，寥寥无几”。于是，“各省闻风兴起”，“群向”广学会“购办西学书籍”。“购阅者大都达官贵介、名士富绅，故京师及各直省，阀阅高门，……案头多置此一编，其销路之广，更远至海外之美、澳二洲。”其中，“《自西徂东》、《泰西新史揽要》、《中东战纪本末》、《格物探源》、《时事新论》、《列国变通兴盛记》及《万国公报》诸书……几乎四海风行。”据李提摩太统计，广学会1893年售书所得只有洋银800余圆，至1896年增至5000余圆，1898年则高达18000余圆，“徒增20倍不止”，足证广学会书籍影响之广。当然，这还是在不考虑数目巨大且难以统计的盗版书数量的情况下作出的统计。
维新派思想的来源有两个，一是儒家传统中的“经世致用”思想，另一个便是西学。与早期改良分子不同，康有为等维新党人从来没有机会亲身游历欧美，也非西式学校的毕业生，因此其西学知识主要是通过阅读西学书刊获得的。康、梁的反对者冯自由记述道，康有为“初讲学长兴里，号长兴学舍，好浏览西学译本，凡上海广学会出版之书报，莫不尽量购取。”康有为自己也对外界宣称：“我信仰维新，主要归功于两位传教士，李提摩太牧师和林乐知牧师的著作。”
作为“戊戌六君子”之首的谭嗣同，也深受《万国公报》上文章的影响。1894年李提摩太著《中国失地失人失财论》，提出中国近年来失地、失人、失财，应向西方学习，实行变法。谭嗣同读后耿耿于怀，变法之志愈坚，言道：“英教士李提摩太者，著中国失地失人失财之论，其略曰：‘西北边地，为俄国陆续侵占者，可方六千里，此失地也；中国五十年前，人民已四百二十兆口，以西法养民之政计之，每岁生死相抵外，百人中可多一人，然至今初无增益也，此失人也，而知之者千无一人也。又以西法阜财之政计，每岁五口之家，可共生利一铤，然中国日贫一日也，此失财也，而知之者竟无其人也。审是，则中国尚得谓有士乎？’嗣同深有痛于此，常耿耿不能下脐。……经此创巨痛深，乃始屏弃一切，专精致思，党魁而往事，即寝而复兴，……因有见于大化之所趋，风气之所积，非守文因旧所能挽回，而必变法始能复古。”
西学的广泛传播在中华千年的传统文化中嫁接了具有西方文明的一枝。只要有一个合适的时机，它就会在清王朝的朽木上生成一根粗壮的新枝。而这个机会，在甲午中日海战中清王朝战舰沉没的那一刻起，就已经成熟了。
1895年4月，日本逼签《马关条约》的消息传到北京，康有为发动在北京应试的一千三百多名举人联名上书光绪皇帝，痛陈民族危亡的严峻形势，提出拒和、迁都、练兵、变法的主张。“公车上书”揭开了维新变法的序幕。从“公车上书”中提出的清廷应“及时变法，富国养民，教士治兵，求人才而慎左右，通下情而图自强”的变法纲领中，我们就能寻到广学会出版物中诸多观点的影子。
同年10月17日，李提摩太与康有为首次谋面，回忆录中记录着这样一个场景：
那时，在伦敦教会驻北京的办事处里，我正在给远在巴黎的妻子写信，他的名片被送到了我的前面。在会客室里，我见到了这位身穿黄色丝绸马褂的、蜚声遐迩的学者。第二天，在离京南下之前，他又送来了自己的一部书作为礼物。他告诉我，他信仰在我们出版物中所启示的上帝那父亲般的爱，以及不同民族间兄弟一样的情谊。他希望在追求中国复兴的工作中与我们相互协作。
一切都是如此的平淡，淡得就像一碗清水。
此后，李提摩太与维新派等当朝权贵交往甚密，活跃于京城。首先是梁启超听说李提摩太需要一位秘书，便自告奋勇，表示愿意服务，李提摩太欣然接受。紧接着，受翁同龢所托，他针对中国急需改革的方面草拟了一个方案。该方案在宣扬基督教义的同时，提出“对中国生死攸关的四项要求”：教育改革、经济改革、国内安定与国际和平、精神的更新，并就这四个方面提出了具体改革措施。在得到光绪帝的首肯后，发表于广学会的报纸上。此外，他还与孙家鼐、张荫桓、刚毅、李鸿章等有过往来。
当李提摩太结束假期于1987年底再次回到中国时，他发现维新运动正风起云涌。“变法运动像巨大冰川的消融，像阿穆尔河（黑龙江）坚冰的破裂，阻碍水流的巨大冰块被裹挟着，冲进大海”。到1897年底，各地已建立以变法自强为宗旨的学会33个，新式学堂17所，出版报刊19种。到1898年，学会、学堂和报馆达300多个。
随着维新运动的高涨，帝、后两党的斗争也日趋激烈。光绪帝决定利用不断高涨的维新运动来推行新政。1898年6月11日，他颁布“明定国是”诏书，宣布变法。任命康有为参赞新政，并任命谭嗣同、刘光第、杨锐、林旭在军机处帮助主持变法事务。从这一天开始，到9月21日变法失败，历时103天，史称“百日维新”。
在百日维新期间，维新派与保守派的斗争非常激烈。在光绪帝下令变法第四天，慈禧太后就迫使他连发三道谕旨。首先，撤去支持变法的帝党首领翁同龢的军机大臣等一切职务，逐回原籍，使帝党的力量大为削弱。其次，凡授任新职的二品以上的官员，必须到皇太后面前谢恩。这样，本已归政的慈禧太后又牢牢控制了用人权，使光绪帝无法重用维新派和支持变法的帝党官员。第三，任命慈禧太后的亲信荣禄署直隶总督，统领北洋军队，掌握了京、津一带的兵权。与此同时，慈禧太后还加强了对颐和园和北京城内外的警戒，密切监视光绪帝和维新派的活动。
面对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守旧势力的阻挠，光绪帝也曾试图予以反击。9月4日，他下令将反对改革、阻挠礼部主事王照上书的礼部尚书怀塔布、许应骙等六名官员一并革职。次日，任命谭嗣同、刘光第、杨锐、林旭为军机章京，赏四品卿衔，参与新政，加紧推行变法。此举使守旧势力大为恐慌，双方斗争更加激烈。变法的反对者四处活动，或造谣生事，或向慈禧太后控告光绪帝，请求她重新垂帘听政。慈禧太后也令人到天津与荣禄密谋。荣禄将聂士成部调至天津陈家沟，董福祥军移驻北京长辛店。军队的异动，使局势变得更为紧张。京、津一带开始盛传慈禧太后跟荣禄密谋，将乘光绪帝去天津阅兵时，以武力逼他退位。光绪帝感到事态严重，于是密令康有为等设法应付。维新派没有群众基础，自身又毫无实力，只好把希望寄托于袁世凯的支持。袁世凯出于政治投机，加入过强学会，骗取了支持维新的名声。此时，他统率着7000余人装备精良的新建陆军。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维新派希望能够争取袁世凯，利用他掌握的军队，做最后的抗争。在维新派的举荐下， 9月16日，光绪帝召见了袁世凯，让他秘密带兵入京，包围太后居住的宫殿。在得到袁世凯誓死效忠的庄严保证之后，赏以侍郎衔，专办练兵事宜。
就在这当口，李提摩太受康有为之邀启程北上，来做光绪帝的外国顾问。其实，他对光绪帝的影响早已产生，当然主要是通过维新派向皇帝进献的广学会书籍来达到的，据说光绪帝的案几上曾码放着成套的《万国公报》。此时的李提摩太自然是踌躇满志，这将是他一生中最接近中国政治舞台的中心，通过中国皇帝，他极有可能实现自己的梦想，以自己的方式来改造这个相当于整个欧洲面积的国家。
1898年9月中旬，李提摩太到达北京，与康有为见了面。康告诉他局势已变得很危险，自己打算马上去上海。尽管当时的情势已十分严峻，但是光绪帝仍然继续颁布他的改革诏令，并通过孙家鼐通知李提摩太，自己将于9月23日召见他。“但这一天还没有到来，政变就突然发生了。”
慈禧太后突然从颐和园提前回宫，把光绪帝严密控制起来。9月20日，袁世凯在请训后返回天津，向荣禄告密。第二天，慈禧太后已经“训政”的消息传到了天津，荣禄随即派人进京，向慈禧太后报告了维新派“锢后杀禄”的计划。慈禧太后立即囚禁了光绪帝，并下令搜捕维新派重要人物。百日维新失败。
在听说袁世凯投靠慈禧之后，同样作为外国顾问的伊藤博文说道：“太晚了。没有军队，皇帝什么也做不成。”随即离开了北京。
在孙家鼐告知皇帝已被关押在中南海的一个小岛上时，临危受命的李提摩太并没有舍弃光绪帝。并与其他维新派人士及支持者一起，四处奔走，营救光绪帝，也是营救他们的理想。
同一天，梁启超和谭嗣同秘密拜访了我，告诉我说朝廷已下令逮捕他们。我们在一起讨论保护皇帝的办法和措施，很可能他有生命危险。我们决定让容闳前去拜访美国公使，因为他已是美国公民；梁启超去日本公使处；我本人则去会见英国公使：劝说他们立即采取行动，保护皇帝。但不幸的事，美国公使去了山区；英国公使则正在北戴河。
李提摩太终究没有营救出光绪皇帝，更没有实现他以基督之光与西方文明来改变中国的梦想。慈禧太后在他原定前去觐见皇帝的那一天、那个时辰，恢复了对清政府的控制。
讲到这里，罗伯特·赫德爵士的一句话很值得玩味，他说：“人们发现：那些追随李佳白和李提摩太的翰林(学士们)是带着政治目的这么干的，并且，他们在利用二李，而不是二李利用他们……李提摩太是个狂热分子，他更愿意相信自己的梦想，而不是自己的眼睛。这两个人都是值得尊敬的人物，但他们的那些观念：改良中国，重塑其公共机构，简言之，就是要带动它的政府往前跑，这一切实在是太过美妙了。”
自此，李提摩太和他的广学会，均走下了自己的巅峰。西学的推广并没有停止，而是由国人自己来完成。西学本身闪耀出的科学的光芒，反而让国人将其基督教义中难以解释的悖论看得清清楚楚，因而与基督教愈加疏远。
尽管李提摩太在以后的大学教育等方面卓有建树，但是这也难以掩盖其在政治舞台上影响力的日渐衰落。1916年，他由于身体原因辞去了广学会的领导职务，并于三年后死于英国。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