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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泣血强荐:蒋廷黻《中国近代史》
    时间:2005/08/25 出处:凯迪网络
      上海古籍出版社,蒋廷黻著,2004年7月第1版(插图本)
      
      一
      
      说起近代史,想起上学时读过很多此类型的教科书,或者名“历史”,或者名“近代史”,或者名“革命史”,从小学一直读到大学,正和政治一样,期间不知道炒了多少次冷饭。印象比较深刻的是大学时上“革命史”。“革命史”是大课,几个系一两百号人在一个大教室里上。老师是一个中年妇女,微胖,短发,戴着眼镜,说话柔和但有力度。这种大课和老师交流的很少,所以我现在都不记得她的名字了,也或者当时就压根没去注意。有印象是她有一些时候提到家里的事情,好象也是知识分子。期间讲的事情,现在想来,应该是有微言大义的,但当初木木然然,一无所知,也就毫不理会,现在自然是毫无印象。忘了是第一次上课还是上到某一历史阶段,后者可能性大一些,她要我们都写一个事件的评论。我也草草写了一下交了上去,主题什么的都不记得了,但绝对不是什么正统观点。没想到下次上课,她居然找到我,说上课时,你先上去把你写的讲讲。我很是为难。一来我向来比较沉默,不在台上呐喊;二来没有受过演讲训练,突然让我在台上讲话,我心里直打颤。但老师的话也不好违抗,上课时也就上去读了读,读的声音小且哆嗦。我抱着完成任务的观念,照写直读,一读完马上就下。好象下面也没什么反馈。老师也就继续讲她的课。
      
      现在想来,当初写这个评论,应该是有要我们独立思考的意图在。这是学历史,读历史的必须。当然,也是学问或者为人的必须。她看中了我写的东西,我其实是有机会向她请教一些更多的问题,但从我连她名字都不知道可见我是多么木头。
      
      她教“革命史”大概也是不大情愿。我不知道她有没有担任其他课程或者研究,想来应该也有。如果只教“革命史”,真是会不知道怎么遣此生了。大陆的“近代史”或者“革命史”,一律的根正苗红,除了观点和“史实”,其他的全无。这样的历史有什么讲头。
      
      二
      
      近代史确实是个比较难的课题。对于这个课题,直接的难度就是材料。印象中陈寅恪提到过明清史难治就是因为材料庞杂,取舍困难。近代史这个问题尤其突出。材料散落在各处,还未汇总,以一己之力,整理材料本身已经是一个很大难度的事情。整理材料后,还要将材料汇总分析,时间精力是一个问题,眼光也是一个大问题。由于近代距离我们很近,很多事情没有一个历史的距离,事件人物纷杂,掌握历史脉络,公平品评人物都十分考验人。
      
      这是客观上的困难。主观上也有很多困难。尤其是目前大陆的现状。历史研究存在于政府或者人头脑中的限制。期待一部好的现代史,实在是一件很难的事情。
      
      但实际上有一部很好的近代史。在我们教科书上当然看不到这本书。他写于1938年,解放前多次再版,但解放后是改革开放后才再版删节本,数量不多,流布也不广。只是这两年这本书在书架上比较显眼,只是恐怕不少人没兴趣去读。不过,应该也有一些人读过这本书:蒋廷黻著《中国近代史》。
      
      
      我不知道此书是否有所删减。序中有“存其文”的说法。没有提到该书是否删削。但本书最后一节本应为“蒋总裁贯彻总理遗教”,现在却成了“贯彻总理的遗教”,其中几乎没有提到蒋介石,大概也是有点问题的。不过,此书即使有所删减,更多也是在这里。因为近代史,很多国共的概念还没有出现。此书虽然一些想法和现存的历史不同,但此书救亡的主题和现在的系统摩擦不是很大。
      
      三
      
      说到此书,不得不提一下本书作者蒋廷黻。锡兵兄推荐维基百科,以前也看过这个百科的条目,觉得还是不错。当然,百科线条粗了一些,细节有待补充;每个人有自己的一些其他看法,也有待补充。但了解蒋廷黻,维基百科是个不错的选择,也省了抄书。
      
      蒋廷黻(1895年-1965年)中国历史学家,外交家。生于1895年12月7日,1965年10月9日卒于纽约。1911年由教会资助赴美求学。先后就读于派克学院、奥柏林学院和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攻读历史,获哲学博士学位。1923年回国,先后任南开大学、清华大学教授,清华大学文学院院长、历史系主任。他主张兼重中外历史,兼采中外史学研究方法,在研究中国近代外交史过程中,形成了一套对近代中外关系变化如何影响中国历史发展的看法,十分重视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档案资料的整理工作。他以当时首次影印刊布的清宫档案《筹办夷务始末》为基础编辑了《近代中国外交史资料辑要》(上、中两卷),收购散藏于民间的档案,编辑道光、咸丰、同治三朝《筹办夷务始末补遗》(同治五年以下未编成)。
      1935年12月蒋廷黻以非国民党员的学者身分加入中华民国政府,任行政院政务处长,从此离开清华大学。后从事外交事务,1945年被任命为中华民国驻联合国常任代表。1961年11月改任台湾驻美大使,兼驻联合国代表。
      蒋廷黻非常重视中俄、中苏关系与东北问题的研究。于1932年写成《最近三百年东北外患史》一书中从顺治到咸丰部分,以后又发表有关文章多篇。1938年写成大纲性的《中国近代史》一书,提出中国人能否近代化将关系国家兴亡的观点。蒋廷黻是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著作还有《近代中国外交史资料辑要》(上、中)、《蒋廷黻选集》(台北文星出版社),译著有海斯著《族国主义论丛》。
      
      本书刊布编者在前言中也写到,此书除了“存其文”,另外一个目的就是“原其人”。由于蒋廷黻长期从政经历,尤其是解放后还长期担任蒋介石政府要员,人书都受批判。执教和从政,都是蒋廷黻报效国家的一种方式,没有丝毫的勉强。1965年从台湾驻美大使任上退下时,他对记者说:“在清华大学教书时代,是我生活中最愉快的一段。那里的环境和设备都非常理想,在这一段时期,我对学生有什么帮助虽然不敢说,但自己在学术研究上确实有很多进步,天天都有新的领悟和发现,所以我之离开清华,并不是由于失望,而是因为当时国内的局势日渐恶化,对日抗战已不可避免,响应政府号召参加抗战实义不容辞。”蒋廷黻也曾说:“我对政治的态度是很正常的。我认为政治并不是专为金钱和荣耀。对我说,政治只是一种工作,我认为它和教书一样的清高。”蒋廷黻由于其“知外交”,在抗战时期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解放后,尽管他为国民政府服务,但至死都不愿加入国民党,还经常批评当局的政略失当和政治腐败。
      
      四
      
      蒋廷黻这本《中国近代史》,写于1938年春夏之交。此时,正是国家民族最为难时刻。陶希圣、吴景超、陈之迈三人,为流利失所青年计,决定编辑一套《艺文丛书》,约请当时因等待行政院政务处长职掌赋闲在家的蒋廷黻撰写近代史。蒋廷黻欣然应允,用两个月的时间写了这本《中国近代史》。
      
      关于此书的写作动机和性质,蒋廷黻在1949年7月为台湾启明书局将之改名为《中国近代史大纲》重排出版时写的小序中有所说明:
      
      我在清华教学的时候,原想费十年功夫写部近代史。抗战以后,这种计划实现的可能似乎一天少一天。我在汉口那几个月,身边图书虽少,但是我想不如趁机把我对我国近代史的观感作一个简略的初步报告。这是本书的性质,望读者只把它作个初步报告看待。
      
      所以本书当蒋廷黻或者我们来说,也确实有缺憾。比如,有些地方,我们会觉得史料的缺少。有些地方,我们会觉得持论未必完全。但是,也或者正是材料的缺少,“观感”的概念,使得这部史学著作摆脱史料的束缚,融会贯通,反倒或者一种历史的自由。但这种自由不是随意的自由。一部几万字的“初步报告”,能够成为史学名著,不是一件偶然的事情。深厚的史学功底,广泛的学科背景,中国近代外交史研究的长期积累,对中国近代史的长期思索,都是本书成功的内在原因。
      
      诚如前面维基百科“蒋廷黻”条所言“1938年写成大纲性的《中国近代史》一书,提出中国人能否近代化将关系国家兴亡的观点”。中国从中古转向近代化,是近代化历史的发展线索。中国近代化的历史,就是中国从中古走向近代化,就是中国和世界合流。在转变的过程中,其进程,还有周边国家的进程,直接关系到了中国兴亡。在蒋廷黻勾勒的历史中,我们可以直接看到清末由于闭关锁国,由于民族的优越感,由于强大传统,从帝国,到士大夫,到普通民众,对中国走向近代化的阻碍。由于对西方的不了解,由于对我们所处历史境地的不了解,我们一次次错失自强的机会。当然,一些事情也不能以现在苛论,历史的代价始终存在。历史人物的品评也应该放在大的历史环境中分析。当时当地情形如何,事实是否推动了历史的发展,而不仅仅从道德层面评论。
      
      本书还有一个给人很深的印象是蒋廷黻外交的熟识。局势的分析,力量的分析,合众连横,制约权衡,外交无绝对的敌人,也无绝对的朋友。一个国家采取的策略,尤其是面对外强欺辱时,情感的反应当然是强硬反抗。但其实,以理性的分析,这样的举措未必对国家有利。审时度势开展外交,争取国家最大利益,是可取选择。这样的观点,对于我们这样从小在接受排外教育的人来说,益处颇多。
      
      虽然实际早已经过了“近代”,但蒋廷黻书中的一些近代化的过程其实我们今天都没完成。此书在今日不但对研究近代史益,对我们今日为人处世也是有益的。“我们必能找到光明的出路”,以此书的最后一句共勉。
      
      2005年8月20日晨
      
      另:我8月20——31日有西北一行。如果此贴有朋友跟贴,可能无法及时回复,请谅。

    相关回复:

      多年前与《天朝的崩溃》一起交叉着读,很过瘾。那时我看的是东方版,删掉了最后一章,不知道上海版补足没有?

    相关解答:

      东方出版社版的《中国近代史大纲》完全删掉了“蒋总裁贯彻总理遗教”一节,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蓬莱阁丛书 中国近代史》则改名为“贯彻总理遗教”,把有关蒋介石的内容给删掉了,比较能迷惑人,使人以为不是阉本。总之,在四九年以后所出版的外国作品或是重版四九年以前的作品都要注意删改的问题,有些出版社是说“做了技术性处理”。

      找到了岳麓书社1999年1月第一版,可以看看陈旭麓先生的重印前言的最后一段是如何写的:下文出于该书4页,一字不更。

      因为《旧籍新刊》的凡例是“存史存文”,存其文而原其人,不以其人的政治立场而抹杀其学术的成就,也不因为今天的需要而去涂改前人的文字,所以付印时除个别词句外,于其述事论史悉存原貌,不加改削。只有原书最后一节,讲的是“抗战建国”的现实,不免囿于成见,就把它节略了。

    相关评论:

      因为《旧籍新刊》的凡例是“存史存文”,存其文而原其人,不以其人的政治立场而抹杀其学术的成就,也不因为今天的需要而去涂改前人的文字,所以付印时除个别词句外,于其述事论史悉存原貌,不加改削。只有原书最后一节,讲的是“抗战建国”的现实,不免囿于成见,就把它节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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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嗬嗬,滑稽。
     
    我这两年读得最好的书莫过于这本和袁伟时先生的《帝国落日——晚清大变局》。对中国近代史一下子明朗了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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