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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大跃进
    时间:2005/08/23 出处:
    (一)除四害
       大跃进的后期,由于中国全国上下大搞浮夸风,亩产一万斤和大搞密植取得成果的革命口号响撤在全国上空,马屁精和在毛的周围的那些象太监式的人物,他们整天随声附和着毛主席的一想天开的梦想,毛梦想在几年之中使中国跨越入共产主义全国大同的社会。
    这时毛经常下乡观看他所发明的密植种粮的成果,毛喜笑颜开的看着那一亩地中生长着的沉甸甸的麦穗,当有马屁精向主席汇报称:“按照主席的指示经过密植值终 于生产出了亩产万斤的高产粮时”,毛主席大加称颂脸上流出满意的笑容,人们现在也可找到这张可以看出毛主席心花怒放的照片。这时不少在反右中有可能会被定 为右派的文人墨客们,为了摆脱要被打成右派的困境,就玩了命的写出了大量违心的歌颂毛主席的密植设想并取得了成功的文章。那时每天都是人们日报社论、红旗 杂志社论、解放军报社论和评论员文章!从当时的宣传来看好象当年的中国粮食经过这一年的努力就可以将全国总产量要翻30倍似的,人们在强大的高产密植的宣 传下而忘乎所以的等待着“大丰收”的来临!
    由于毛最喜爱高产密植,农业界知识分子们在反右的阴影下不但不出来阻止讲出科学道理,他们确还要随声附和,这就更加助长了浮夸和假话的蔓延!这些本专业的知识分子们和各路笔杆子对毛主席作尽了溜虚拍马之能事,假话成风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也将中国人民推到了死亡的边缘!
    因为1958年密植高产实验取得了“巨大成功”,1959年的冬小麦就在政策性的指导下全国的麦田,采用了密植高产新技术,可是人们万万没有想到1959 年6月该夏收时候麦田中长的全是草,粮食竟棵粒无收!1956年前的粮食储存所剩无几,又因为毛搞的极左思维使中国和苏联在政治上闹翻,所以苏联专家全部 撤走,这使中国真是雪上加霜!苏联帮助中国搞的工业基础也被釜底抽薪,工厂停,工良田荒废,人们走进了中国历史上史无前例的因人为因素所引起的大饥荒!
      1959年到1962年前这段大饥荒,使的大江南北出现饿殍遍地的景象!就连我北京一个干部家庭也吃上了日本鬼子占领北京时期人们常吃的“混合面”并且还 要靠野菜和树皮为生!那时我最爱吃的是槐树花和榆树皮(现在榆皮豆的外衣用的榆树皮面)。祸不单行1960年某月我的母亲在领取粮票时被小偷盗窃了全家六 口人的粮票!竟管这一百多斤粮票只能买些“混合面”,但是这确是人民能保住性命不被饿死的最低标准!一个月的粮票的丢失在大饥荒的年代足可饿死我们全家几 遍!幸好经过多方努力政府才补给们全家30%的票。这几个月我们全家只能在饥饿中渡过,当然要是没有我的叔叔是中央统战部的副部长接济了我们,可能我家中 也要饿死几人!
      1960年电台中不时的发表着批苏社论,来论证谁是最正宗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人民日报不停的播放苏联是修政主义者的评论员文章,大有中国要把苏联我们的 老大哥批倒批臭的感觉。中央一再的说当今中国人民遇到的经济暂时困难,是因为遇到了自然天灾和苏联要搞修正主义者卡了中国这个不听话的小弟弟的脖子的结 果!在政府的猛烈宣传攻势下全国人民恨死了苏联这个昔日的老大哥!毛把自己的责任推卸的一干二净,所有问题不外呼是三年的天灾和苏联关键时刻撤退苏联专家 和*中国赔朝鲜战争中时,中国购买苏联武器的货款!
      1959年中国的粮食全面绝收,使1960年的冬小麦没种子可播,第二年必然又是绝收的一年!从此中国的人民出现了大量饿死的现象,成了人类史中的巨大悲 剧。在广大的中国人民处于半饥饿状态下,毛除了将问题推到所谓的天然灾害和苏联*债上,就不知什么原因找到了麻雀和老鼠这两个替罪羊,因为这两种动物是偷 人民宝贵粮食的祸首之一。政府宣传说:“不是自古己来农民就在田间弄些草人来恐吓麻雀这种偷吃粮食的‘害虫’吗”?所以毛下达最高指示要全民立即消灭麻雀 这个偷吃人民宝贵粮食的坏分子!要在中国撤底的消灭这个能飞的物种!为了能更好有说服力的说服人民,就又曾加了老鼠、苍蝇和蚊子成为了要除的“四害”!
       当人民接到了要除四害的任务后,我们这些小孩就成了除四害的主力军,记得有一天全街道的居民不知从哪领来了不少鞭炮,以“冲天雷”为主。孩子们的天性就是 爱玩,竟管饥肠辘辘但是对燃放鞭炮还是兴趣十足,怎么也可有一会忘记干扁的肚皮机会。在第二天的早晨8点开始,在“坚决要消灭麻雀”革命口号声中!由大人 领着孩子们向天上放起了“冲天雷”!一时间北京全城、炮声震耳欲聋,不知所措的麻雀在天上飞来飞去,根本没有落脚休息的地放,就是实在体力不知落下来时, 又被大人们的竹杆和红布条的挥舞,及震耳欲聋的敲锣打鼓或敲打锅盖的巨大声响,吓的不得不重新飞起!可怜的麻雀不象候燕那样能远走高飞,它们也不可能飞离 辽阔的中国,就在整天的惊吓中使它们纷纷落地,累死的麻雀不计其数!就这样的足足闹腾了近一周,最后孩子们到处去寻找被累死的麻雀好回家烧一锅久违了的鸟 汤。
    (二)梅家珍惨案
       1960年10月,侯马市赵康人民公社党委在上级“反瞒产“精神下,布置发动了全社“小整风”运动,说是为制止社员小偷小摸拿秋现象。全社开展大规模搜查抄家。结果靠造成梅家珍抱着两个孩子跳井自杀。
       1960年12月14日,中共晋南地委、侯马市委联合调查组就此事向省、地委作出《关于对梅家珍怀抱两子跳井自杀的情况调查和处理意见的报告》。报告说,梅家珍是侯马市赵康人民公社南赵管理区西汾阳村女社员,1953年和地主分子梁兆祥结婚,现有公公、丈夫、弟弟、两个孩子计6口人。梅家珍是一个热爱劳动善于精打细算勤俭持家的好妇女。而公公不愿吃粗粮喝稀汤。加之小孩口粮标准有些过低,管理区规定:十成每天八两(老秤,合五市两---作者),十岁以下按成计算,一岁两成,两岁三成,每岁往前放一成。孩子每次要吃她一个馍(二两),因此生活痛苦。今年秋收到地内拾了有十余斤高梁和豆子,以备不足。管区10月15日,根据公社指示,管区开展小整风运动,搞小偷小摸,并发动社员交拾的秋食。西汾阳村开过三次大会。第一次管区副书记(专区下放干部)王树德动员号召,二次副主任刘福林领导自报,三次支书杨廷杰动员自报,并宣布把粮食交出来不戴“偷粮”的帽子,提高队的产量。不交被别人检举和搜查出来,要戴帽子,减口粮,给处罚。这样大会报告,小组讨论,互相评议,搞了5个晚上。全村自报65户,交粮495斤。管区干部感到不彻底。大队支书扬廷杰就向驻区的公社主任李荣秀请示要看几户(实际上是搜查),李主任答复后,从社员中选代表,搜查18户,共搞出粮食426斤。梅家珍恐慌紧张,坐卧不宁。在16日晚自报秋粮13斤,回去后夜思不眠。18日,队财务员关玉发催她交队部12斤。梅家珍压力更大,她说:“娃的粮少,抽空拾了几斤粮,可干部还要交,交了也罢,现在还是不得拾,这只有死路一条。到明年麦收还有几个月,可咋活呀。”但又想:有心死了吧,丢下孩子,不死吧,发愁明年没吃的。因而即于10月25日9时左右怀抱亲生的6岁长子梁春奎、4岁次子梁吉奎,走出南门跳井自杀。
    (三)“劳改队”与“儿童集训班”
        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共产风、浮夸风、强迫命令风,干部特殊化,风卷大地,人民公社社员则如农奴一般,为公社在土地上服牛马苦役。如果说,“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金桥”的美丽蛊惑,只是政治家们煽情的一手;那么,“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就是他们用以*迫民众拼死效力的另一手。
      奉贤干部用“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实行“全民专政”,无论男女老幼,略有不如其愿,成人送进“劳改队”,儿童则关进“儿童集训班”。
      人民公社化的本质,客观上就是在生产资料、生活资料共产公有的基础上,把农民强制编入军事化体制中,使之成为国家工业化搜刮积累的农业生产的奴隶。其实就是超斯大林模式的毛泽东主义精髓。
      1958年8月,中共中央发出大办人民公社的号令后,奉贤县委闻风而动,大办人民公社运动一个多月,至10月上旬,全县实行了公社化。
      按毛泽东推诩的经验,人民公社要实行“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全国一盘棋”,公社化运动中奉贤县委大搞“三化“,坚决彻底。
      组织军事化。县委规定,16岁以上,50岁以下,除地、富、反、坏、右分子外,全民皆兵,统统编为民兵。16岁到30岁为基干民兵,平时通过军事化组织,大搞大兵团运动的生产运动,组织为农业常备兵团和专业兵团,专业兵团又下设深翻兵团、积肥兵团、钢铁兵团和副业兵团。
      行动战斗化。兵团按营、连、排为单位,实行集体居住,男女分开,夫妻分居,父子拆散。统一劳动,统一居住,统一休息。听哨声起床、吃饭、出工、收工、实习、睡觉。
      生活集体化。最关键的是吃公共食堂,集体住大屋。据1958年10月2日的统计数字,全县共办起2021个公共食堂,共有65001户,吃食堂的有266104人,占当时农业总人口的91%。
      在实行“三化”之后,奉贤县委提出口号,要求社员吃在地头,干在地里,睡在田头。各公社在田头搭起草棚,集体扎营集体睡,以便爬起来就出工劳动,干到半夜爬上铺就睡觉。江南的夏夜,蚊叮虫咬,社员们受尽了活罪。
        此外,奉贤县委规定,为彻底解放妇女,废除家庭私有制,各公社要组织幼儿园、托儿所。在“共产风”一风吹的情况下,一切财产归公。每个人只剩下换洗衣物,打在一个小包袱里,随身带着走。用不着的统统打烂、烧毁,以割断“资本主义尾巴”。社员房子充了公,公社还不放心,怕见物思旧。在集中居住后,各公社还放火烧了一些空房子。仅仅为了实现“共产共居”,断绝社员还家之念,全县就拆烧民房2147间。
       被“解放”出来的妇女社员,统统被编入各娘子军连,参加各种大兵团作战,累死累活。结果许多妇女劳累过度,造成子宫下垂、流产、闭经、不生育、浮肿等疾病,直至大批死亡。
       更令人发指的是,“被解放”出来参加人民公社的妇女,许多人成为干部宣泄的淫欲的性奴隶和玩物。
       废除家庭私有制,夫妻分居,社员们违反纪律,偶尔有夫妇俩相约野地交合,一旦发现,就会受到批斗甚至毒打。新寺公社在大跃进中,干部批斗、毒打过23对野合夫妻。干部们在公社化之初,有家室者也是偷偷摸摸,找间空屋求欢作乐。到了后来,干部们逐渐体晤到权力的份量,不少作风腐败者不仅夫妻有乐,甚至以减少劳动任务,安排轻松活路,入党、入团、提干,小恩小惠,多发一点粮食等等手段,淫人妻女。据统计,新寺公社党委成员,40%有作风问题。全县大队干部中,27%犯“男女作风问题”。有的干部,开始还只是寻找已婚妇女偶尔奸淫,后来则“专挑三拣四,引诱有姿色的姑娘”。据奉贤县委1961年的一份汇报材料称:从1959年1960年夏,奉贤县公社一级干部中39%有腐化堕落、男女作风问题。有的干部长期霸占军婚、女教师和少女。新寺公社一干部玩弄女性15人。有的少女被奸淫后给一双袜子,几块糖果,几包饼干,有时给几斤大米。新寺公社社员编了一首顺口溜:“如今干部不一般,白天吃喝晚上玩。开口就骂举手打,社员难过鬼门关。鬼子爱抢花姑娘,干部围着女人转。十八姑娘看上眼,上床一碗大米饭……(后四句纸面局部损毁,字迹不清——引者)。”泰日公社大饥荒年代,竟发生丈夫刚饿死,死尸还停在屋里,生产队长第二天就掖着米袋进门先占人妻后占女的事件。
       (四)吃人肉
    在接受采访时,那些“大跃进”苦日子的过来人,那些吃过“稻草淀粉”的人们对我说:“人饿极了就会什么都吃的。那时候,公共食堂一天到晚都是清汤寡水,见不到几粒米,漂着几片野菜。大人都饿的受不了,小孩子饿的只有哭,只有死路一条!野菜、草根、树皮、树叶、水藻、观音土、苔藓,天上飞的,地上爬的,什么不吃!小孩子逮个老鼠都是好东西!挖到条蚯蚓,逮个毛虫,放到嘴巴里就吃了。真惨哪!那个稻草淀粉怎么吃?我告诉你,食堂把草纸浆挤出水,捏成粑粑,放在蒸笼上蒸一下,当成饭发下来,一餐大人两个小孩一个。比野草还要难吃多了,满嘴发涩,满嘴草,咽不下,卡喉咙,就着水往下冲,到了肚子里更难受,烧心烧胃,肚子疼。还得吃,什么都吃!尽有吃死人的,人都饿疯了,有的人就偷偷去刨新坟,挖出死人来吃。后来人死了就扔在路边,也没人埋了,就会有人去弄了吃了。也有的是自己家里人刚死,亲人就吃了他。你说?不惨!你问到吃人肉是什么感觉?这个话我们可不好说,以前我们这里有一句话,说是吃了人肉长丁疮。不过对饿的快死的人了说,人肉也是肉哇,吃了人肉还是有补养的吧?反正我们这里就有人活下来了。你问文化大革命中间武宣大规模吃人事件,同苦日子吃人肉有没有关系?当然有关系了。苦日子年代吃过人肉的人传出话来,说是吃人肉大补哇,快饿死的人吃了都能救命,吃肉补肉,吃肝补肝,结果文革就发生了大规模吃人的事件,那是后遗症。” 接受采访的这些当年人民公社社员们,一边吐苦水,一边骂娘:要不是炼钢铁,要不是大跃进,要不是人民公社,这么大的山林,我们靠山吃山,祖宗多少代也没有听说会饿死这么多人呢!
      在当时,石龙县不少地方发生因饥饿难耐的人吃人事件。三里、盘龙、东乡、二塘、河马等地,饥饿的人们趁夜晚出去刨坟,将新埋的死尸刨出来,剔下肉来拿回家去偷偷摸摸地煮熟了吃。我本来想要采访几位吃过人肉的当事人,给他们照上几张照片,以留存历史。但是,几经努力,我始终没有能够找寻到愿意接受采访的当事人,尽管我依顺着人们提供的线索,费尽心血,人家还是闭口不谈关于吃人肉的事情,有的干脆一口否定。但是,在当地人的口传中,“大跃进”苦日子的过来人,大多数人都能够说起他们记忆中的往事。
      大概“大跃进”苦日子的经历,给人们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吧,吃人肉现象,在广西一些地方人们的心中,留下了极其阴暗的烙印,吃人肉大滋补的说法在一些民间得到流传。以至于在文化大革命中,广西一些地方发生了大规模杀人吃人肉的血腥事件,武宣杀人吃人惨案惊心动魄。广西一些地方大规模杀人吃人肉事件,文革后为记者调查核实,在《内部参考》上参了一本,惊动中央视听,震惊中外。
      在这里,我想讲述一个在广西调查时听到的与吃人有关的骇人听闻的故事。1969年,中共召开“九大”。广西有人竟异想天开,想起人肝能滋阴补肝,竟在“无产阶级专政”对象中,专门选取年轻体壮的,将其杀害以后选新鲜优良的人肝,精心制做了一广口瓶用瓦罐培炙的人肝粉,要敬献给“伟大领袖毛主席”,以“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后来一看形势不对,于是自己一天几勺给吃了个干净……
      古往今来,贡品万千,千奇百怪,花样百出,大概尤其以此称最了吧……
    (五)“大跃进”造成的大饥荒,全国饿死了多少人?
      看到几个推算的数字,有说三千万的,有说四千万的,各有各的推算根据。如果不说全国,只说某一个地区,号称天府之国历来富裕的四川省(那时还包括重庆),却有颇为精确的数字。即1960年底比1957年全省人口减少1000万。
      这个数字是伯康在回忆录中提供的。他说明了这个数字的文件根据:1957年的《户籍年报》上,四川全省人口是7215.7万,而1962年5月省委批转的有关附件中,所列(1960年底全省人口总数是6236万,相差正好约1000万。统计数字中一条人命只不过是个1,这是太高的抽象,回忆录中还提供了很多具体的例证。如雅安地区荣经县县委书记说的:那个县人口死了一半,有一个村子死得一个人不剩,连埋尸的人也没有了,只得找另一个村的人来埋,这些人挨着饿挖坑,是重劳动,也死在坑边了,只好再找其他的村来人埋这些埋人的人。这是一页怎样腥风血雨令人战栗的历史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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