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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中国女人的“八年抗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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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2005/08/21 出处：文汇报 |
侵华日军细菌战中国受害者对日诉讼原告团团长王选
作者：万润龙 杨振华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从此揭开了中华民族的八年全面抗战。
60年后的1997年8月11日，在日本东京地方法院上，王选带着108名已届高龄的细菌战受害者，将日本政府推上被告席，要求日本政府谢罪赔偿，从此揭开了侵华日军细菌战中国受害者诉讼的“八年抗战”。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9月2日，日本签署了无条件投降书。八年艰苦抗战，中国人民终于赢得了最后的胜利。
60年后的2005年7月19日，也就是明天，日本东京高级法院将对侵华日军细菌战中国受害者诉日本政府案做出二审终审判决。
王选和她的诉讼团也经过了“八年艰苦抗战”，但是，他们能赢得胜利吗？
八年抗战早就结束，但日军在中国遗留的危害，一直挥之不去；八年抗战早就胜利，但细菌战对日诉讼索赔的道路，总显得漫长曲折……
王选说，我们无法判决这场官司的输赢，但我们让世界了解了真相！
从1995年哈尔滨二战细菌战中日专家高层研讨会与王选相遇以来，本报记者一直与王选保持着联系。
日前，在王选赴日前夕，我们再次与王选面对面。我们告诉王选：你的背后有经历了那场战争的全部中国人和他们的后代！——一题记
无法回避这是命运的安排
当王选还是孩子的时候，她经常来到一位胖胖的老人家里，对老人那一张圆圆的脸，她记忆非常深刻。圆圆的脸上总是挂着微微的笑，让她联想到了弥勒佛。
王选的父亲曾是上海的中共地下党员，解放初在上海市高等法院担任过法官，与这一位老人有着不少的交往。王选找到他，是因为要请他教习自己国际法。老人的家，那几十年前的地址，王选至今还记在一个本子上。
若干年后，当这位老人已经去世了，王选才在一个日本人的细菌战调查报告里发现，原来这一位老人，就是当年远东国际法庭的中国检察官向哲浚。
从1995年开始调查、搜集细菌战资料，到如今二审判决，王选已经与细菌战打了十年的交道。回想起来，她笑着说，许多的机缘巧合，自己参与细菌战调查、全权代表细菌战受害者上诉，这是命运的安排。
还有一个日子，非常的凑巧。8月6日，王选的生日。
每每到这一天，日本人总是以一个受害者的形象向世界言说，他们举行盛大的纪念活动，以向世界表明自己受到的莫大伤害——1945年的8月6日，一颗原子弹投向了广岛。
有一年的8月6日，王选终于按捺不住激动，她在一个纪念活动中说：8月6日是日本民族的受难日，但是你们知不知道，对中国人来说，这一天也是受难日。1940年8月6日，日军开始对中国的浙江进行细菌战攻击。中国20多个省的100万人死于细菌战，人数远远高于广岛的原子弹受害者。
王选的小叔叔，就是细菌战的受害者，那时他才13岁。她还清楚得记得，父亲描述叔叔感染鼠疫后受尽折磨死去时，心情显得那样沉重，那是一段痛苦而恐怖的记忆。王选的家族，共有8人在这一次细菌战中受害死去。
1995年8月3日，王选偶然在日本的一张英文报纸《日本时报》上看到一则新闻：在中国黑龙江省召开的第一届日本“731”部队国际研讨会上，日本和平运动活动家森正孝和松井英介报告了在浙江省义乌市崇山村调查“731”部队细菌战引起的鼠疫流行造成的损害，3个村民代表村民要求日本政府谢罪赔偿。
王选一看到这个报道，就非常激动，而那3个村民代表的名字，让她非常的熟悉，其中有一个，还是她的堂叔。她于是马上给报社打电话，联系和森正孝、松井英介，她要参与到调查中去。
对她来说，这是无从选择的一件事情，必须要去做的。“一个人有些事情是不能说不的，你有义务的。”
她是崇山人的后代，是家乡惟一在日本受过教育的人，了解日本这国家。“这个事情当然应该我来做，只有我来做在日本的许多事情。”
一开始，王选还只是翻译，随着调查的深入，因为中国农民与日本人的各种隔阂，她开始逐渐地成为各地受害者的共同代表，现实将她推到了对日诉讼原告团团长的位置，她成了细菌战受害者的全权代表。
许多的偶然，许多的机缘。这正像是命运的安排，王选无法回避，也没有回避，历史让她站在了原告席上，重现这一段非人道的野蛮史，维护历史的真实。
为那些死难者我没有退路
一审参加28次开庭，二审参加10次开庭。明天，二审判决，王选将是第39次站在日本的法庭上。这场官司，开庭42次，王选是出庭最多的中国人。
在这八个年头的38次开庭中，有一半以上的次数，整整一个法庭，只有王选一个中国人。而底下旁听席满满坐着的日本人，却听得那样的认真、仔细。
王选说，他们都没有参加过细菌战，没有到中国侵略过，但是他们必须要继承这个罪责，每个人都听得很仔细，他们特别想知道，中国人到底对这个问题怎么想，怎么看。
王选非常希望中国人能够把法庭坐满了，但是常常只有她一个中国人，在法庭上感受着法庭坐满了人却是倍感冷清的孤独。王选自己曾是留日的中国学生，但是她很失望，现在的留学生一个一个都显得挺忙，年轻人说，“他们不感兴趣”，这让王选又很吃惊。
明天是二审判决的日子，这一次，王选并不孤独。她非常高兴，因为有湖南、浙江两地近百人的“声援团”，将在旁听席上为她鼓劲。
今年6月15日，王选到杭州出席了全面反映侵华日军细菌战炭疽、鼻疽受害幸存者生存状况的大型纪实画册《泣血控诉》首发仪式。画册的编著者，是解放军南京军区杭州疗养院新闻干事李晓方。从2001年初开始，他深入浙江、江西两省20多个市县的800多个乡镇村，采访了200多位侵华日军细菌战炭疽、鼻疽细菌受害幸存者，并将其中百名受害老人的200多幅纪实照片、老人自述受害经历和中外专家的有关调查报告编著成册。
在本次赴日开庭前，王选说：“现在关注细菌战的人越来越多了，像李晓方这样的人出来，我非常高兴，希望能再感召出一批人来。”
不仅在法庭上孤独，在细菌战的调查研究中，王选也显得势单力薄。她痛心疾首于中国极少有学者在专研细菌战，国内研究细菌战的进展，甚至还比不上日本，事实上，细菌战的调查，也是由日本人首先开始的。中国对于细菌战的研究，许多重大问题还没有搞清楚，比如日军活动的组织、各部队的设置、具体的犯罪形式、受害者人数、受害者的现状及细菌战产生的深远长久影响等等。现在重大的档案材料、重大的秘密都是从日本先揭露出来的。
2000年，美国将搜集到的日本政府在二战期间的600万份文件与情报资料解密公开，其中包含了细菌战。2003年，王选前往美国国家档案馆查看这批资料，她竟然是第一个去查看的中国人。她回忆道，在档案馆里，查看这段历史的中国人就只有她一个，而日本的学者每天都有十几个，双休日时占到查档人数的一半。她为身边没有一个中国学者而倍感伤心。
调查取证、赴日出庭，这都需要大量的资金，这是一个无底洞。到目前为止，大部分的钱，都是王选自己出的。王选的先生在上海创立了一家公司，而他有张特别专业的名片，头衔是“细菌战中国受害者诉讼团后援”。
在她的家乡义乌，也是细菌战的受害地，如今已是富甲一方，然而她们的诉讼活动，却并没有得到任何的资金支持。欣慰的是，江苏有一家企业，从2004年开始，负担她在国内活动的经费报销。
这些现实，却没有让王选退缩，她依然坚持。“我如果退缩了，我们的国家和民族会受到损失。”
这使记者想起了美国细菌战调查学者、《死亡工厂》作者哈里斯当年接受我们采访时说过的一句话：如果有两个王选，足以使日本沉没。
不是我的工作是我的事业
王选不仅要为细菌战受害者讨回公道，更重要的是，她要让更多的人了解历史了解真相。于是，王选开始奔走于国内外各种场合，讲述事实、发表观点、获取支持。
明天就要参加二审判决。连日来，王选没有停歇过自己的脚步：7月7日，参加北京大学卢沟桥事变纪念座谈会；7月9日，飞往日本参加医学伦理学会的研讨会，呼吁更多的日本人参与到细菌战调查中来；7月14日，到上海、义乌、金华为加拿大教师代表团介绍细菌战的有关情况……
王选已经满脑子里都是细菌战，这给了她很大的压力：“张纯如（《南京暴行——被遗忘的大屠杀》作者）自杀，跟她写作的东西都是一些恐怖恶劣、残忍血腥的题材有关。哈里斯在写《死亡工厂》的时候，面对的都是些恐怖的照片，经常会让他气愤得坐不住。
我现在也是满脑子的细菌战，压力很大，但我肯定要继续做下去。”
“这不是我的工作，是我的事业。”当记者在提问当中，将她致力于细菌战的行为称为“工作”时，王选非常迅速地做了纠正。
王选早已做好准备，将这余下的半生，都交付给细菌战调查。她要把细菌战的调查继续搞下去，要把细菌战的历史整理出来，留下给后人。
专门研究日军细菌战历史、《死亡工厂》的作者谢尔顿•哈里斯曾说：如果有两个王选，日本就会沉没。但是，至今还没有出现第二个“王选”，靠王选一个人，她的事业恐怕这一辈子都干不完。她曾申请成立一个专门的民间机构，来从事这个工作。她希望自己的愿望能够实现。
王选希望国人能够有清晰的历史感，有更多的人能跟她一起，帮助她在这一辈子里完成她的事业。谁掌握了历史，谁就掌握了现在。王选对现在的一些年轻人寄予希望。她希望年轻人能更多地加入到队伍中来，让她的事业能完成，能延续。
王选出名后，每次中国记者采访她，总喜欢问是什么在支撑着她，这也让她觉得很失望。她说，在国外，从来不会有记者问这个问题，因为他们认为对于一个公民、对于一个人来说，这样做是很正常的，是为维护人的起码尊严必须做的。很多有良知的日本人并不是受害者的家属，但他们认为有责任，一直都在做。
尽管如此，日本民众对中国索赔的支持却已经越来越小。据王选回忆，1995年开始搞调查时，日本正处于和平运动的高潮，1997年起诉时，每一次开集会，日本能够有数百人来参加，在社会上也有相当的影响。但现在，由于日本右倾势力的鼓噪，能支持中国索赔的日本人已经变成大熊猫一样的稀有动物了。
这样的民意，这样的形势，对本次二审判决很不利。这也让王选更深刻地认识到，要完成自己的事业，遥遥无期。
一审认定事实官司有信心打下去
王选第一次在法庭上声泪俱下地发言时，三个法官中的两个，都跟着掉泪。
侵华日军细菌战，这是一段让人声泪俱下的史实。一审判决，日本法院认定细菌战是事实，承认受害者的受害情况。
在事实认定上，日本没有赖账，他们没有否认侵略事实，也没有否认日本负有责任，但他们却在赔偿问题上“赖账”了。
“一审虽然败诉，但是认定了事实，这很重要。当年，日本政府承认了二战中在中国实施了化学武器，中日两国政府开始联手销毁遗留在中国国土上的化学武器。细菌战的史实已经被认定，给官方的介入打开了一条通道。”王选表示，这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民间赔偿问题。
王选认为，中国和日本之间存在的最基本的问题，是中国受害者作为民间人士，作为个人要求日本赔偿的权利有没有自动放弃，有没有被迫放弃？她说，中国的法律专家已经有论证，日本法院也有两例个案已经作出判决，绝不能说战争的责任赔偿已被放弃，这不可能被放弃。这是最基本的立足点。
王选说，按照国际法的规定，国际赔偿分两种：一个国家对国家的赔偿；一个是国家对另一个国家战争受害者个人的赔偿。日本曾于1951年与40多个国家签定了旧金山和约，其中也提到了这两个概念。之后的一个日苏和平条约，也讲到了这两个赔偿概念。二战后，中国政府确实放弃了对日本政府的战争索赔，但这不包括中国受害者个人的索赔，民间依然有权利要求日本进行战争赔偿。1995年3月7日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时任中国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钱其琛也曾明确指出：“日中共同声明放弃的是国家间的赔偿，不含个人的赔偿请求。请求补偿是公民的权利，政府不应干预。”
长达八年的诉讼之路，让王选和她身后的细菌战受害者们切实体会到了跨国诉讼的艰难。王选说，可以考虑将对日索赔的官司，在国内打。2000年，合肥就曾有受害者向当地法院提交了诉状，而浙江省最近也已经有6批受害者将诉状提交到了浙江省高院。
王选还呼吁，对日索赔，也可以通过其他途径，比如通过外交途径，通过红十字会，通过NGO等等。“我们会把这场官司打下去，至少我有这个信心！”
王选的诉讼之路
1995年•调查
王选成为108名受害者诉讼团的原告代表。12月，在浙江义乌市崇山村村民组成调查委员会，与日本的和平人士开始调查细菌战的受害者，并逐步扩展到江西、湖南等地。
1996年•报告
王选与日本和平人士一起，在美国斯坦福大学作有关细菌战调查的报告，引起国际媒体的广泛关注。
1997年•起诉
8月11日，王选代表“侵华日军细菌战中国受害诉讼原告团”，向日本东京地方法院提起诉讼。
1998年•巡展
在王选等人的组织下，中国的细菌战受害地开展了原告团纪念活动，并开展《731部队图片展》巡展，这一巡展后来又延伸至海外。
1999年•壮大
又有72名原告向日本政府提起细菌战索赔诉讼，原告团增至180人。
2000年•译著
由王选翻译的美国谢尔顿•H•哈里斯博士的著作《死亡工厂——美国掩盖的日本细菌战犯罪》中文版在上海正式出版发行。
2001年•交流
王选邀请美国学者谢尔顿•H•哈里斯到上海、杭州、南京等地演讲。这是美国法学家在中国首次公布美国对日索赔情况。
2002年•一审
8月27日，日本东京地方法院作出一审判决，法庭认定二战中日军使用细菌武器的事实，认定国家责任，但驳回了谢罪赔偿的诉讼请求。
2003年•感动
2月，王选被评为2002年度央视“感动中国十大人物”之一。
2004年•再诉
二审数次开庭。
2005年•二审
7月19日，即明日，日本东京高等法院做出二审判决。
侵华日军细菌战简介
细菌生物武器，是严重违反人类的生物性、具有扩散性和不可控性的极端危险的武器，早就被国际社会严格禁止。日本也在1925年6月日内瓦国际会议制订的《禁止在战争中使用窒息性、毒性或其它气体和细菌战方法的议定书》上签字。但是，日本法西斯却公然违反国际法规，在侵华战争中进行残酷的细菌战。
侵华日军细菌部队及实施细菌战的主要有哈尔滨731部队、广州“波”字第8604部队、南京“荣”字第1644部队、北平北支甲第1855部队、长春满洲第100部队。尤其是731部队最为臭名昭著。
731部队为了准备细菌战争，丧心病狂地研究制造鼠疫、伤寒、霍乱、炭疽、班疹伤寒等数十种传染病菌，其生产能力之大，数量之多骇人听闻。日军细菌部队曾组织远征队在中国各地实施细菌战。1941年，日军731部队和南京“荣”字第1644部队密切配合，在常德投撒鼠疫菌。日军细菌部队在抗日活动比较活跃的浙江地区大量撒播细菌，直至现在还不断有人受到伤害。活体实验是日军的一大暴行。日军为了准备细菌战，野蛮地用中国战俘和平民进行活体实验，仅死于731部队活体实验的就达3000多人。731部队还对太平洋战争中的英美战俘进行细菌实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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