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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敬神的国度才有民主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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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2005/08/20 出处： |
1．民主源于“神”对“王”的限制
儒家崇拜皇帝。孔子说：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孟子干脆说：定于一。儒家的“定于一尊”与基督教的“定于一神”有本质的区别。
儒家的“定于一尊”先将人与人的角色对举，把人的思想带入到有尊卑贵贱之别的等级森严的社会。无论君与民谁轻谁重，实际上已作了不平等的角色之分。拿这样的教义教导人民或教导君王，任何被教导者总是心有不平的。
儒教信天子人神，朝廷命官及家属成了——准人神，所以有刑不上大夫的人治！儒教鼓吹天人合一的圣王人治，官大一级就是真理，礼教强奸正义，假大空厚黑由此渊源！
宗教信仰是信仰者个人和教会内部的事，不是国家主权范围内的事。中国的皇帝却无所不管，时常迫害宗教：唐朝就毁灭过佛教；特别反对基督教。因为皇帝害怕独立的民间组织。
儒家是半宗教，只有教义，没有独立的组织系统。没有独立的组织系统，散兵游勇岂能成大事？只会倚赖当权者，看主人脸色吃饭怎能会有民主？2000年历史已证明儒家不行。
梁漱冥1937年在《乡村建设理论》中承认社会主义和计划经济是人类大势所趋，当时西方的学者却在批计划经济；梁漱冥在晚年对毛也屈服了。可见，新儒家没有多少原则立场。
基督教的“定于一神”先作人与神对举，让人暂时忘却自身的社会角色，在这个忘却社会角色的精神领域里建立起相对平等的神圣王国。皇帝不再是天子人神！这是基督教对人类的最大贡献。唯一神必战胜儒教推崇的人神。
基督教认为：上帝是唯一神，人都是有罪的。所以，人们有权利造皇帝的反，这成就了民主政治。福山在《历史的终结》一书中强调，西方自由民主价值，就是犹太人价值的表现，就是基督道德的最终成功。任何民族，都不可能通过否定别的民族而顺利成长。
基督教不崇拜偶像，不通过所谓神的代理人“教廷”来信仰上帝。
不崇拜偶像，就意味着不崇拜任何世俗的人，这可以避免个人崇拜，避免对任何人的盲信，不迷信权威，也可以避免奴才思维的形成。
不通过教廷来信上帝，如同不通过“天子”皇权集团来膜拜上天一样，不承认任何人类集团对其他人的专制权。皇权被关进圣经的笼子，人代表不了天，这是民主政治渊源！
惟有以上帝──永恒正义和绝对公义的名义，而不是以人民的名义，不是以人的理念和德性的名义──只有当我们自己真正信神，且人们对此深信不疑的时候──民主、自由、人权、平等这些美好的东西，才是真正靠得住的；才不致被人的根深蒂固的罪性和有限性所侵蚀、遮盖。民主并不仅仅是一种公平的制度，民主是一种来自对上帝的信仰。
现代宪政的基础是基于犹太教和基督教的神学命题，即所有的男男女女都是按照一个博爱的上帝之形象所创造的；这一理论并不阻止其它（或不信）宗教的人民也能从控制政府的宪政主义中获益。
上帝吩咐祭司和国王都当遵守他的律法（申17：14－20）。审判官应当敬畏上帝，秉公审判（路18：2，6）。施洗约翰公开地责备希律王犯奸淫（路3：19－20）。当犹太当局勒令彼得停止讲道时，彼得明确地拒绝顺服（徒5：29）。使徒约翰把罗马帝国称为“兽”（启13）。保罗甚至讲到“圣徒要审判世界”（林前6：2）。
上面的例子说明祭司、审判官并不从属于国王政府。信仰的权力属于上帝所立的先知，他们在地上的君王面前保持独立性，甚至君王也要由先知来膏立。多少君王因为犯罪被先知当着众人撕破老脸，低头认罪。从而有效地阻止了专制君王的恶行。
中国走上专制的中央集权，是因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西方之所以由分封制走向于民主联邦自治的道路，是因为“普天之下，莫非神土；率土之滨，莫非神仆”；这打破了国王对土地、对人民实施垄断剥削的企图。
马克斯•韦伯说：“由于政治哲学需经伦理学的核准，而伦理学又需由宗教真理予以核准”。民主作为人与人之间的契约需要有更高形式履约的保障，在西方履约的保障是人与上帝之约，人们信仰一个上帝，都向上帝负责。民主制度及其理念的最深刻的基础，便只能是某种宗教信仰，而这个宗教即基督教——她是民主的“永恒的真理之源”。
2．英、美历史证明民主政治制度的根基是基督教
基督教追求心灵的安定，这是社会渐进的基础。英美因为有对上帝的敬虔和尊重，它的社会有信仰看守，就显得非常稳健。英国17世纪的君主立宪运动和18世纪的美国革命都是清教徒的温和革命，付出的生命代价小得多。
美国独立宣言的书面宣言是“没有王，只有耶稣是王！”(No Kings but King Jesus!)。当代美国改革宗神学家贺智（A.A.Hodge）宣告：基督徒不管是在什么样的社会中，都应“使一切政治活动都降服于基督所启示的旨意下。基督是至高的君王，是万国的主宰。”
美国宪法签署人之一，麦亨利(James McHeny)说：圣经“可以独立保障社会秩序和和平，并给予我们公正的法院、政府的宪法一份纯洁、安定和有所助益的安全感。没有圣经，我们只会徒劳无功地在宪法之外制订越来越多的法律规章”。
对美国人来说，“抵挡专制就是顺服神”。“顺服神不顺服人”，既高扬个体自由，更使人敬畏秩序。没有信仰，社会没有能力在自由和秩序之间获得均衡，能够制定善法并敬守之。顺应神的人或邦国将得荣耀，弃绝神的将被弃绝。基督信仰确立了人的自由和责任，并为人类指明了通向解放和永福的“反应”方式。
托克维尔（Tocqueville）在《论美国的民主》中说，民主社会里信仰是很重要的，唯物主义会腐蚀人的心灵，让人人只关注自己的利益，只关注物质享受。如果一个民主社会要长久发展的话，必须要对这唯物主义有所限制，“在民主社会中，宗教的理念性积极功能更在于平衡过度的世俗取向”。“由于民主社会刺激物质享受的无限度扩张，有使人的生活物化的趋向，民主社会比贵族制社会更需要彼岸信仰。……民主社会的另一潜在危险是个人主义。……民主社会打破了人与人之间的联系，情谊稀薄，最后连家庭也处于兴衰无定的状态”。很明显，宗教群体的建立有助平衡这种个人主义，宗教在美国就起到了这样的作用。
“在美国，每星期的第七天，全国的工商业活动都好象完全停顿，所有的喧闹的声音也听不到了。人们迎来了安静的休息，或者勿宁说是一种庄严的凝思时刻。灵魂又恢复了自主的地位，并进行自我反省。
“在这一天里，市场上不见人迹；每个公民都带领自己的子女到教堂去，在那里倾听布道讲演，他们听到了高傲和贪婪所造成的不可胜数的害处。传教士向他们说：人必须抑制自己的欲望，只有美德才能使人得到高尚的享乐，人应当追求真正的幸福。
“他们从教堂回到家里，并不去看他们的商业帐簿，而是要打开《圣经》，从中寻找关于造物主的伟大与善良，关于上帝的功业的无限壮丽，关于人的最后归宿、职责和追求永生权利的美好动人描写。美国人就是这样挤出一点时间来净化自己，暂时放弃其生活上的小小欲望和转瞬即逝的利益，而立即进入伟大、纯洁和永恒的理想世界的。”
星期天是上帝赐给人类的，它不仅仅使穷人有了休息的一天，不仅仅使穷人和富人在教堂里平等的听布道；更为重要的是，它把忏悔意识深深的注进信上帝的人的血液里。
美国的富翁为什么生前节俭、捐款，死后把财产献给慈善事业？因为他们信上帝。
马克思的学说为什么欧洲没有多少人听他的？因他们信上帝。马克思悲剧的原因之一，就是他无法意识到耶稣化解矛盾、融合社会、凝聚人心的巨大作用。
如果你参加过美国的教会活动，就会明白美国之所以能够实行民主，决非偶然。教会中的重大决策，莫不是透过民主程序制订。教会的每一个团契，其人事、经费、活动，亦皆是透过民主程序决定。一切公开化、透明化、制度化，组织严密，规章详尽，有条不紊。
美国教会既发达，而美国的宪法精神又以圣经为蓝本，政治制度与教会行政制度，几乎近似得像双生子。可以说，美国实行民主制度是顺理成章，理所当然的。美国人从小在教会受训练，走进政府以后，把教会所学习的运用在国会即可。
基督信仰不仅是一种观念活动，更是一种组织活动和制度建设活动。梁漱冥说：教会的集体生活培养了人们的公共观念、纪律习惯、组织能力和法治精神。
1945年费孝通说：美国人信奉的耶稣是一个舍己为人的象征：他同情人生的不完全，他为残杀他的人求赦免，不讲报复；他把自己的爱扩大到了整个人类，甚至包括残杀他的人。在这种宗教里才有牺牲精神。一个跪在送子观音前磕头的妇人，她的心头里绝不会有牺牲两个字；她的行为无异于在街头上做买卖，香烛和磕头是阳冥之间交易的通货。
阿克顿说：“除了依靠法律，自由还需要宗教和良心的支持。那些对神或对人格神或对哪怕是恶魔一样的神缺乏信仰的民族，那些有着严格的等级制度特征，财产权观念不发达的民族，都是自由生长的障碍。”
托克维尔说：“当一个民族还缺乏宗教所熏陶出来的自我驾驽能力的时候，这个民族就还没有为自由的到来做好充分准备”。
3．法国历史的证明
有哲人总结历史说：“18世纪圣经被扼杀，19世纪神被辱杀，20世纪人被残杀。”其实在《圣经》（箴言8:36）中上帝早就指出：“憎恨我的都喜爱死亡”。 在所谓的启蒙时代，人对圣经的信心开始瓦解。接着一世纪之后，人对神的信心也瓦解；到了廿世纪，这种错误的思想达到顶峰，终于导致恶果——人类遭致前所未有的大屠杀。
现代文明起源于有神论者, 例如, 文艺复兴和科学革命的主导者和参与者都是基督徒。文艺复兴使人们重新找回了上帝创造的人的尊严和自信，宗教改革使信仰从神学家手中解放出来，成为普世的福音，科学革命使人们能够从上帝的第二本书中认识创造的奇妙。遗憾的是人们很快就自高自大起来，以为科学能够改变一切。于是，科学本身成了神！
托克维尔说，“十八世纪哲学的特点是对人类理性的崇拜，是无限信赖理性的威力，凭此就可以随意改造法律、规章制度和风尚。…这种理性只不过是发明了一些新的奴役形式”。
理性主义是在理性的名义下对人实行精神上的专制，它实质是理性专制主义。理性专制主义虚伪地抬高理性在人类精神王国中的地位，理性成了人的精神活动的创造者、立法者，理性的审判是最后的审判。于是，理性成了人生命中至高无上的主宰，即使上帝存在，他也必须首先能够被理性、逻辑和科学所证明。
理性主义对人的要求是十分专制的：凡是理性不明白的、解释不了的，就是荒谬的，没有意义的、不存在的。“当理性觉得可耻的时候，大家就应当感到害羞，当理性谈到愚蠢的时候，大家就应当愤怒；当理性认为不可能的时候，大家就应当顺从。”理性专制主义造成的可怕的后果是：它剥夺了许多人生命中那最需要的和最宝贵的东西─对主耶稣的信仰。
笛卡尔称，科学探究的目的是“让我们成为自然的主宰”。人们相信有了技术这个支点，就可以把地球撬起来。人们对神的否认导致了人们对世俗权威的崇拜。欧洲大陆因对科学、理性的自信而不断地试图改造人性，希望通过暴力创造出理想的社会来，结果在世俗的意识形态指导下，统冶者便可以屠杀成千万的无辜百姓，欧洲就处在不断的动荡中。
法国的启蒙运动蕴藏着反基督教的倾向，结果造成了大革命时法国人对教会采取严厉手段并没收教会的财产，他们在圣母院教堂上挂了一名裸体女人，以此来亵渎圣坛。他们抛弃了耶诞纪元，改以1792年为他们的共和元年；一个无神的共和国导致了血流成河和拿破仑的独裁；最后他们不得不放弃原先的无神论和世俗主义根基。
一些人说，信神是迷信。其实，不信神会陷入更大的迷信和罪性中。如果人们崇拜上帝，上帝决不会腐败。上帝的话记载在《圣经》中，任何人也不能篡改。如果不崇拜上帝，就会崇拜人间的英雄。英雄受人崇拜就会因权力的腐败和他自己的骄傲而成为暴君。把受造者当创造者来崇拜，或者把次价值当最高价值来崇拜就会陷入更大的迷信。
对科学、理性的崇拜是一种迷信，这类崇拜最后集中表现为自我崇拜、自高自大，在儒家是“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事开太平”，在政客是“齐家治国平天下”。在这种自我崇拜的迷信中，知识分子间就易进入到战争状态——由于都相信自己是真理的化身，因此学术辩论完全被绝对者之间的战争所取代。真可谓：知识令人仇恨令人分裂，唯有上帝的爱心造就人。
这些知识分子由于受“劳心者治人”的影响，往往具有“唯我独正”的专制性格，他们等级思想严重，缺乏理性平等观念，总是期待着领袖人物认识民主的好处，这些宣称“宗教等于迷信”的知识分子是真正的迷信者或偶像崇拜者，他们甚至比中国普通民众更加崇拜领袖人物，完全陷入了英雄史观的专制泥坑。
把凡是科学不能认识的、认识不到的一切都归为迷信和愚昧，这是哈耶克所说的“理性自负”。由于这种自负，人类事实上已经把自身假定为全知全能的观察者和裁判者，存在着政治家们试图“设计人类的未来”或重构社会的危险。人类社会的发展是建立在不可避免的无知上的，那些所谓的“最伟大”、“最正确”、“最客观”的说词恰恰否定了这一前提，并以此为借口强求多数人去走一条少数人所发现的“唯一而正确的道路”，追求一个高不可攀的终极理想。这是一条终究会扼杀个人自由和通向奴役的道路。
4．德国历史的证明
马克思说：“人创造了宗教，而不是宗教创造了人”。又说：“宗教是被压迫生灵的叹息…宗教是人民的鸦片”。1848年在马克思、恩格斯扬言共产主义要“废除宗教”，宗教被马克思视为“统治阶级的思想”，废除这些所谓永恒的真理才能实现共产主义“革命”。1877年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认为宗教是“幻想的反映”。
1859年，达尔文的进化论刚刚出版发行20天，反上帝的马克思就读完了整本书，且兴奋地说，这下可为我的阶级斗争理论找到根据了。
达尔文的“适者生存”的理论被德国科学家接过去发展出种族优劣的“优生学”理论。这是纳粹德国反犹灭犹、杀害数以百万计犹太人、吉普赛人的种族灭绝政策的“科学依据”。
尼采的名字与“上帝死了”的断言联在一起。尼采认为，基督教是犹太教的兄弟，是犹太人用于欺骗和软化其它民族的阴谋。1888年底，德国思想家尼采写下了这样的话：“我知道我的命运。总有一天，我的名字要同那些对最可怕事物的回忆联系在一起”。几天后，尼采精神分裂症发作，被收容进了精神病院。1900年8月尼采病逝于德国魏玛。
德国人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大力张扬理性，声称上帝死了，大搞超人哲学，成了两次世界大战的发源地。尼采认为“巨人”应该是“一群征服和支配人的人种”；尼采和希特勒认为，日耳曼民族是被基督教所腐化的，“这辉煌的先进种族之所以腐化的原因，第一是被天主教对女性美德的赞扬，第二是被清教徒和改革派的平民典范，第三是因与劣等的民族通婚而造成的”。希特勒说；“基督教不过是一个犹太人的宗派。耶路撒冷被毁之后，按逻辑来说，基督教那种如奴役一般的伦理也必须被灭绝才是。……啊！这位沙漠之神、这位发狂、愚拙、充满复仇的亚洲暴君，竟敢用他的权谋来制定律法。……犹太人和基督徒都中了那毒，而那毒泻除了人类自由和奇妙的本能，并且将它们降低至像狗般的丑陋层次”。
尼采的思想就被德国纳粹党全盘接受并付诸实行。1943年8月，世界上最大规模的坦克战——库尔斯克大战在苏德之间展开，德军失败。同月，盟军彻底占领西西里岛，意大利军队崩败。在大厦将倾的危急势态下，希特勒居然还不忘给他的倒霉战友墨索里尼送来一份生日礼物——全套24卷的《尼采全集》。
希特勒给人类带来的结果是，大约一千六百万的人民丧失生命（六百万犹太人和一千万其它的人，其中大部份是基督徒）。20世纪是人类遭遇战争和屠杀最残酷的世纪。这种惩罚可在19世纪的“非基运动”中找到根源。诗人艾略特（T. S. Eliot）在论及民主时说：民主自身并无力单独抵抗专制的邪恶，它的力量来自基督教。民主离开了基督教，会成为一种“极权主义的民主”，会将其“敬意”“献给希特勒”那样的独裁者。
1919年8月11日颁布的德国魏玛宪法开头说：“德意志国民团结其种族，一德一心共期改造邦家，永存于自由正义之境，维持国内国外之和平，促进社会之进化，特制兹宪法。
魏玛宪法的缺点是没有注意上帝。克尔凯郭尔说：“大多数人的不幸并非他们过于软弱，而是他们过于强大——过于强大，以至于不能注意到上帝”。 魏玛宪法离开了上帝谈正义，结果招徕了邪恶。1945.5.23公布、1955.3.15施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基本法克服了这一缺陷。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基本法开头就说：“我德意志人民，认识到对上帝与人类所负之责任，愿以联合欧洲中一平等分子之地位贡献世界和平，兹本制宪权力制定此基本法”。人类历史的实践表明，反对神的国家搞不了民主。
5．俄罗斯东欧历史的证明
1919年11月31日，教宗本笃十五世发布《夫至大》（Maximum illud）通谕，宣布民族主义是天主教教育信仰传播的最大障碍。当时传教士普遍认为共产主义是基督教的大敌。有传教士说《但以理书》中巨人的半铁半泥脚就是工农联盟，将来要被砸碎；《启示录》中的蝗虫和红马就是轰炸机和***，地上1/3的人要被它杀戮。更重要的是，是教会最清醒地看到了政治取代宗教所造成的人类危机，并预言了乌托邦运动的灾难性前景。
列宁把马克思“宗教是人民的鸦片”这句名言定义为“马克思主义在宗教问题上的全部世界观的基石”。1905年列宁说宗教是“一种精神压迫”，“一种精神上的劣酒”。
1919年，列宁就以禁止宣传旧思想之名，逮捕科学界的著名人物，驱逐和处死人文思想家和学者，对宗教进行大规模围剿。1922年3月19日，列宁给莫洛托夫写了一封仅限政治局委员传阅的绝密信，信中要求举行一次秘密会议，“将通过一项关于坚决、毫不留情、无条件、不停顿和在最短时间内完成剥夺贵重物品，尤其是最富有的修道院和教堂、寺院中的贵重物品的秘密决议。趁此机会我们能够杀掉一批反动僧侣界和反动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越多越好。”领袖的指示就是命令，大量教会财产被强制劫掠，教堂和修道院被关闭，大批神职人员被逮捕，数千名东正教神职人员被处死。
1927年斯大林接见美国工人代表团时说：“宗教偏见是反对科学的，任何宗教都是和科学对立的。” 1928年共产国际第六次大会把宗教为鸦片的名言列入大会公报。
斯大林为了巩固绝对权力，于三十年代开始了残酷的大清洗，除了党内的老革命之外，知识分子和宗教界人士当然也在清洗之列。数千人被处死，更多的人被送进“古拉格”。1938年，斯大林向全国宣布要实施“无神论五年计划”，按照这个计划，到1943年到来之时，最后一座教堂将被关闭，最后一位神父将被消灭，苏联大地将变成共产主义无神论的沃土，再也找不到一丝宗教痕迹，“白茫茫的大地真干净！”
斯大林时代，根据索尔仁尼琴说法：死于大清洗和集中营的人数高达6千万人。根据最保守的历史学家们估计，至少也有2千万人。约有1千2百万基督徒殉道，其中被迫害致死的神父就高达4万2千多人，全苏联境内东正教的教堂和修道院被关闭了98%。
对于无神论者来说，杀一只蟑螂和杀一个人或百万人都是一样的，没什么差别。没有对神的敬畏就不可能有对生命的敬畏。非基运动者认为：人是高级动物，从最原始的流液，经过分子和氨基酸偶然串联，从古老的深海中冒了出来，人是猩猩的表亲。另一种观点正相反，他们认为人就是神，其逻辑结果必然是某些人是神，而这些神拥有杀人的正当性。
在无神论者看来，人和任何其它生物一样都是物竞天择的产物，都是从低级动物演变来的。从进化论的“优胜劣汰”原理只能得出人人不平等的结论，因为人群中总存在先进与落后。既然如此，人与人之间就没有什么公义、平等、爱，也就谈不上什么人性；谁把谁吃掉，谁就能占据进化上的优势。“落后就要挨达”是优胜劣汰、适者生存另一种说法。
进化论也是苏联共产党人的“兴无灭资”的科学依据，因为“无产阶级优秀，资产阶级腐朽”。共产党把物种竞争，推演到社会进化中的阶级斗争，认为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进步的唯一动力。因此，斗争成为共产党获得政权以及维持生存的主要“信仰”。
根据进化论，斯大林虚构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的人类社会的进化发展公式，以此论证共产主义社会优越性。苏联共产党的逻辑是：先进统治落后，落后服从先进；共产党始终“先进”，所以共产党永远统治、共产党万岁万岁万万岁。
苏联共产党用进化论反对宗教，唯物辩证法被共产党吹捧成最高的科学。他们把西方的科学斥责为不入流的形而上学和机械论。20世纪20年代，前苏联科学院的一个院长，就因为要搞农作物的杂交改良而丢了脑袋；50年代又批基因学说、批批相对论并蔓延到了中国。
斯大林等共产主义者，在无神论、理性至上的意识形态下，杀了1亿多人的生命。在抛弃绝对道德标准的20世纪，人类理性地、“正义”地屠杀的人数，超过了以往19个世纪被杀人数的总和；20世纪的全部灾难，都是人不信神、失去绝对道德标准的结果。
索尔仁尼琴在1983年领取登普顿奖时对苏联做了这样的解释：“要我精简地说出是什么主因造成灾难性的革命，我认为没有什么比这句话更准确：人忘记了上帝，所以会这样”。
在美国出版的《上帝和里根总统》一书中透露，戈尔巴乔夫1986年当上苏共总书记之后，曾多次提到上帝；这使里根相信，这个共产党人是个秘密基督徒。里根在1988年跟戈氏进行了高峰会谈之后，兴奋地对助手表示，“他相信更高的权威。”于是里根确信：苏联的政局会从戈尔巴乔夫开始发生变化。
戈尔巴乔夫执政后期颁布了《信仰自由和宗教组织法》，允许宗教团体拥有法人资格，允许宗教传播自由，允许宗教人士进入苏维埃参政议政。到苏联解体时为止，宗教团体数量几乎翻了一倍，发展到两万多个，甚至出现了以宗教团体为主体的政党，如“俄罗斯基督教民主联盟”、“俄罗斯基督教民主运动”、“东正教信徒党”等。
在俄罗斯人看来，拯救之路别无他途，只有宗教。结束20年流亡生活返回莫斯科的索尔仁尼琴大声急呼：“基督教是当今唯一能医治俄罗斯而且具有生命力的属灵力量。”
叶利钦当选俄罗斯总统后，明确了东正教作为国教的地位。在他的就职仪式上，东正教牧首阿列克赛二世致辞说：“人民选举了您，您不仅在人民面前，而且在上帝面前都负有重任；您所接受的不是荣誉，不是特权，而是责任。”
在叶利钦的鼓励下，教会对社会各领域的渗透程度越来越高，甚至在军队中，东正教思想也成为对军人进行道德理想教育的基础，军人工作委员会中设立了宗教事务处，《圣经》成了军人装备中必不可少的一个内容。
普京在庆祝俄罗斯联邦独立10周年的讲话中表示，俄罗斯的立国之本仍是基督教，他说：“如果没有正教的信仰与文化，俄罗斯或许无法成为一个国家。”
在俄罗斯政府的支持下，年久失修的教堂、修道院都得到了大规模的修缮，一批新的宗教活动场所也如雨后春笋般耸立起来，不仅是拥有近200座教堂和修道院的莫斯科，无论你走到哪一座城市，标志性建筑往往不是现代化的高楼大厦，而是斯拉夫式的圆球形教堂穹顶，上面矗立着金光灿烂的十字架，伴着悠扬深沉的钟声在空中回荡。
捷克总统哈维尔说：“我尝试依从基督教的伦理观为人行事，在我之上，有一极大的奥秘，那是所有意义的中心，也是至高的道德权威。那‘就是耶稣，不是凯撒’。今天这种思想再次在我们当中兴起”。在波兰，70%的人民认同基督教会是道德和属灵的力量。该国已通过法规，要求电台和电视必须“尊重基督信仰的价值系统”。
6．中国历史的反面证明
爆发于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非基督教运动，是在俄共（布）与共产国际远东局、青年国际的直接指导下，由中国共产党发起并领导，也包括国民党等组织成员参与的政治斗争。俄共及共产国际将不断发展的基督教及其事业以及在中国青年中滋长的亲美思想，视为中国人走俄国革命道路的障碍，因此，发动非基督教运动旨在打击西方在华宗教势力，削弱西方影响，唤起中国青年的民族主义情绪，并且在青年中扩大共产党的影响。
共产国际执委会给中共三大的指示中就指出：“没收寺庙土地并将其无偿分给农民”。共产国际二大通过的《关于民族与殖民地问题的决议》曾指出：在比较落后的国家和民族，各国共产党“必须同僧侣、基督教教会和其他类分子的反动的和中世纪式的影响作斗争”。
1917年蔡元培发表“以美育代宗教”，他认为宗教是迷信。事实上“审美教育”和“极权主义”密切相关，它不仅压倒了宗教教育，也压倒了理性教育。这种新教育要把社会变成抒情的国度，而中国传统中不乏这种“莺歌燕舞”的虚假繁荣。
1920年，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成立以后，开始酝酿组织“非宗教同盟”。
1920年海外“少年中国学会”（1918年李大钊、李石增、王光祈等成立）在巴黎的几名重要成员：李璜、曾琦等人向北京执委会建议开除有宗教信仰的成员，但遭到田汉等人反对而未果。1921年《少年中国》杂志出了3期“宗教问题号”专刊，“形成了新文化运动以来讨论宗教的第一次热潮”。
恽代英先后发表了《新无神论》（1915）、《怀疑论》（1915）、《论信仰》（1917年）、《我的宗教观》（1921年）、《反对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1926）等“檄文”，他断定：“今日已为宗教之末日矣”，“宗教已成为过去之物”。他特别激烈批判了教会在华教育：“多一个基督教徒，便是多一个洋奴。”因此，“一切对于中国人的教育，都不容外国人自由办理。”
1921年北京政府教育部长范源濂反对教会学校强迫学生做礼拜和读《圣经》，因此，非基运动“政府成为最早的推动人”。
1922年1月，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发布了将于4月在北京清华学校召开第十一届大会的消息。3月9日，社会主义青年团机关刊物《先驱》发表了由部分上海学生组成的“非基督教学生同盟”的宣言。3月11日，北京学生成立“非宗教大同盟”，在北京大学召开成立大会，到会五百余人，选举李大钊、蔡元培、陈独秀、彭邦栋、邓中夏、黄日葵等15人为干事。
3月19日发表了《非基督教学生同盟宣言》，揭开“非基督教运动”序幕。该宣言宣称：现代的社会组织，是资本主义的社会组织。这资本主义的社会组织，一方面有不劳而食的有产阶级，他方面有劳而不得食的无产阶级。而现代基督教及基督教会，就是帮助前者、掠夺后者，扶持前者，压迫后者的恶魔！因此，“现代基督教及基督教会，是我们的仇敌，非与彼决一死战不可”。宣言最后扔出了“文革”式的“美文”或“匕首和投枪”：“我们怎能不起而反对！起！起！起！大家一同起！！！”
3月21日，李石曾、陈独秀、李大钊、汪精卫、朱执信、蔡元培、戴季陶、吴稚晖等77人联名《北京各学校非宗教同人霰电》，通电抗议学联大会在清华大学召开，并宣称：“我们要为人类社会扫除宗教的毒害。我们深恶痛绝宗教之流毒于人类社会十倍于洪水猛兽。有宗教可无人类，有人类便无宗教。宗教与人类，不能两立。”国民党领袖汪精卫发表了《力斥耶教三大谬》，影响巨大。各省市学界闻风响应，议定年底耶诞节该周定为“非基督教周”。3月31日，北大教授钱玄同、周作人、沈士远等人发表宣言，批评非宗教运动背离宪章。
4月4日至8日，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在北京召开大会，政府派大批军警到会保护。4月4日，李大钊、邓中夏、肖子升、李石曾等12人在《晨报》上发表《非宗教者宣言》，阐明了非教者的立场。李大钊、陈独秀、罗章龙、肖子升分别发表文章，批判宗教。4月9日，在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大会闭幕的当天，北京大学举行非宗教演讲大会，有3千多人参加，不少学者上台发表演说。会上宣读蔡元培的演说词，要求宗教和教育分离。
5月10日，北京非宗教同盟在北大三院正式成立。6日，非宗教同盟办起定期刊物非基督教特刊。5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改名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1923年4月地质学家丁文江提出“科学万能”的观点，陈独秀赞同。胡适相信只有科学方法才是解决问题的唯一途径，科学万能而非上帝万能，他提出了“宗教和教育分离”的目标。留学英国的北大教授、科学家王星拱认为：宗教障碍科学发展，宗教有根本的缺陷。
社会主义青年团在1922年便通过议案，要在传教学校内促成平等待遇运动。1923年10月，“少年中国学会”重要领导人余家菊在《中华教育界》杂志上发表《教会教育问题》的文章，最早提出了“收回教育权”的口号。
1924年4月初，英国圣公会在广州办的圣三一学校的学生要求组织学生会，遭到英人校长的反对，于是学生宣布罢课，并寻求与国民党联盟，要求政府收回教育权，取缔帝国主义者所办的学校。孙中山亲笔批示，认为罢课学生“惟已有此觉悟，亦属可嘉，可与邹海滨商量转学。”廖仲恺、谭平山也两次召见罢课学生，鼓励他们把斗争进行到底。革命政府的支持，极大鼓舞了学生的热忱。大部分学生终因校方态度强硬，在斗争两个月后宣布脱离圣三一，走进执信和高师的大门。中国***在广州创办的《中国青年》和国民党在广州创办的《民国日报》及副刊《觉悟》连篇累牍地发表大量文章支持学生。从此，国民党正式介入反基督教运动，并在苏联政府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取得了反教运动的领导权。
接着，法国天主教会办的圣心学校因法人校长拒绝学生在“五七”国耻日放假演讲和组织学生会的要求，引起学生集体退学风潮。广州共产党和社会主义青年团马上意识到这是反对帝国主义教会势力的绝好机会，决定切实领导学生坚持斗争，目的是“借此事攻击教会学校，做收回教育权运动”，至于学生的要求，“我们对于他们的风潮，亦不主张提出什么条件与法人商量，……必利用一时冲动使他们骑虎难下，才可做些工夫”。学生的立意，一开始就受到了扭曲。同时，《广州反抗文化侵略青年团通电》里宣布：“凡与圣三一同类之学校，皆在应收回其管理权之列，决不容帝国主义者，趾高气扬中国教育界”。这种对教会学校的简单否定到完全排斥是根据政治的需要进行的，而非真正出于对教育和青年学生的关心。在此之后，“收回教育权”成为反教运动的主要内容，教会学校成为瞩目的焦点。
1924年8月上海各校学生重新组织《非基督教同盟》，并成立了一个由共产党人柯柏年、张秋人、唐公宪等人参加的五人委员会，具体负责运动的宣传和组织工作；共产党员唐公宪为主席，国民党元老吴稚晖起草宪则。上海非基督教大同盟宣布其宗旨是：“秉爱国之热情，具科学的精神，以积极的手段，反对基督教及其所办的一切事业”。他们召开大会，通电全国要求各界支持。至1925年初，全国如南京、苏州、宁波、杭州、绍兴、广州、长沙、青岛、武汉、河南、太原、西安、重庆以及日本等地都先后组织了非基督教同盟。
1924年8月，中华全国学生联合会举行第六次代表大会，号召关闭所有外国在中国的学校，由政府控制全部国民教育。12月25日，广州学生在广东大学（中山大学）集会，听取了国民党元老校长邹鲁和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廖仲凯的演讲，两人抨击了帝国主义和教会学校对中国的危害。《中国青年》又发表数篇文章，公开鼓动学生发起风潮，来改造学校。广州非基督教学生同盟支部把12月22至27日，即圣诞节的时期定为“非基督教周”，动员群众游行示威、散发传单、分队演讲，并到教堂扰乱秩序，强占讲台，强迫听者离场；而且组织宣传队强进教会学校，作反帝的宣传。
1924年12月下旬济南非基督教大同盟组织开展了“非基督教运动周”活动。王尽美等共产党人在趵突泉外的药王庙等处，一连数日与基督教徒展开激烈辩论。 同时在长沙、上海和四川等地出现反对教会学校的风潮。
1925年5月30日，震惊全国的五卅惨案发生，掀起了人民反帝国主义的怒潮，各界相继罢工、罢市、罢课，并要求收回租界、取消领事裁判权。由于排外情绪强烈，不少传教士(特别是英籍的)被迫离开中国；即使勉强留下的，亦面对很大的麻烦，他们不能雇用仆人，食物供应有时出现困难，公开聚会也受干扰。非基运动亦转趋暴力化，有报导某些城乡的基督徒被人逮着，挂上“汉奸——洋人走狗”的牌子在颈项上游行示众，甚至有信徒被杀。
1925年6月23日，广州许多教会学校已放假，但留校学生很热烈地参加了反帝大游行。游行中，50多个中国人失去了生命。人们承认了教会学校和教会学校的学生可以分开。教会的培正学校到处可闻打倒帝国主义的言论，还召开了“讨论打倒帝国主义的大会”，而神圣不可侵犯的培正青年会礼堂，第一次挂上了孙中山的遗像和国民党党旗。变化也在其他教会学校发生着：校方不再制止学生在校内议论时政、参加纪念日的游行、组织学生会了。
1925年7月7日，全国学生联合会第七次会议，议决学生联合会接收非基督教运动，并且订立全国的“非基督教周”，向群众宣传基督教的祸害。是年圣诞节的非基督教周期间，各地都发生了教堂被占、传道人被殴的事件。
1926年广州的非基督教大同盟将名称改为“反文化侵略大同盟”，它申明：“过去的‘反基督教运动’只是站在非教的观点，笼统地反对一切教会学校和教会学生的做法是不妥当的”，应当“求‘反帝’之同，存‘信仰’之异”。1926年6、7月间，培正、培英、岭南等教会学校都相继成立了反对文化侵略同志会的分会。
1926年北伐战争期间，几乎所有的南方教会大学都出现了罢课和抗议活动，相当部分教会学校暂时停办，大批外籍教员撤离中国。当国民政府北伐时，北伐军所到处，屡有教堂、医院、学校被占住的事件发生，各地传教士也在领事或差会的命令下离开中国。那些偏远乡间的教堂，不少被迫关门，信徒也流失了。反倒在军阀控制下的北方，直至北伐军进占为止，非基运动都受到政府的抑制，故所受冲击较少。
1927年3月，在南京发生了“南京事件”，西方传教士多人被杀身死，使非基督教运动的浪潮，达到最高潮，往后因政治上开始分共与清党，中共再也无法在幕后导引非基督教运动了，所以反基督教的风潮再告沈寂。
这场运动历时5年，是拿卢布的共产党和青年团登上历时舞台后一个重要的开场白。当时的人们对欧美文明往往采取民族主义态度；对俄国十月革命、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等则采取毫无保留的国际主义。最后的结果是，马主义占领中国，人民受尽了苦难。
1922年来华传教士达8,300人；但1928年急降至3,150人。广东的情况更为恶劣，1923年有816人，1928年却仅余262人，下跌了六成以上。即使并未离去的传教士，许多为安全计，亦由内陆迁至沿岸的大城市，故对内地的福音工作影响至大。
1927年国民党取得政权后为了稳定局势，强化了对教会学校的管理，如减少宗教类课程、教会学校要向中国政府备案、增加中国人在教会学校教职员中的比例等。
教会办学本意是宣教，为基督教事业培养人才，这和热爱音乐的人出钱办音乐学校是一样的。不想接受宗教教育的人可以不上教会学校，并没有谁受到强迫，个人拥有自由选择的权利，学校也拥有办学的自主权。选择了教会学校就表明应承接受宗教教育。
政府强行限制教会学校传教，是没有道理的，这就好比不准国民党宣传党义一样。广东《全省青年运动报告议决案》第八条规定：不许利用学校及其他事业（如青年会）向青年宣传一切宗教。显然，国民党是“只准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它强行推行党化教育，利用学校宣传党义，学校一切活动都要奏党歌、升党旗、读总理遗嘱，在几百遍的重复后，这些思想就会根植于学生头脑中，彻底剥夺了学生信仰的自由。党化教育把属于公民的自由教育变为一党的私物，使所有的学校都成为国民党的宣传学校。
教育是人民的事业和人民的权利，政府有发展它的义务而非控制它的权利。而“收回教育权”认可了教育属于国家的主权，这强化了专制政府对教育的控制。国民党在它统治广东期间，通过利用学潮，在学校里建立、扩大国民党的组织，用行政手段推行党化教育，一步一步控制了私立学校，甚至是将其据为己有（如强行将美国人办的公医并入广大）。“收回教育权”的旗帜扬得再高也无法掩饰其野蛮的强盗行径，教育失去了多样化和独立性，同时就扼断了造新的根本。“收回”给中国教育带来的并不是进步和兴旺，而是灾难和扭曲。
二十年代教会要求有自由和独立的教育权，民主国家除办理公立学校外，无不予个人或社团设立私立学校的权利，而且办学越自由，教育就越进步。它揭示了教育发展的本质。
国民党上台后，推行教育的专制统治。党化教育结束了晚清新政以来的教育自由化趋势，是现代中国教育发展中的重要转折点。国民党用政府权力以教育利益为代价来扩充自己，把一项属于全民的公共事业变成为一党谋利的私物，以政党代替国家，形成政府对教育的压迫。
前北大校长蔡元培回顾1910和1920年代，感慨地说：“那时候思想和言论的自由，真是达到近乎极点”。
1929 年，胡适在上海任一私立大学的校长时，做报告说：“(现在我们)可以否认上帝的存在，但不能批评孙中山。(我们)可以不上教堂守礼拜，但不能不读总理遗嘱，也不能不参加每周孙中山的纪念周”。他批评说：孙中山“行易知难说的真意义只是要使人……服从领袖……服从我……”。他指出：“在思想言论自由的一点上，我们不能不说国民政府所代表的国民党是反动的”（《人权论集》125页）。“天天摧残思想自由，压迫言论自由，妄想做到思想的统一，殊不知统一的思想只是思想的僵化”。
胡适说：“我们所要建立的是批评国民党的自由和批评孙中山的自由。上帝我们尚且可以批评，何况国民党与孙中山!”他要求“废止一切钳制思想言论自由的命令、制度、机关”。“取消统一思想与党化教育的迷梦”。胡适的这些言论激起轩然大波，一些地方党部通过决议要“通缉”他，文化打手编书写文章严厉批判这个“反党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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