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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联解体的对中国改革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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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2005/08/19 出处： |
首先要肯定，人民是改变历史进程的决定性力量，民心向背，是决定历史进程的根本因素。但是，有时，一些精英人物对历史演进也有很大影响。必然性和偶然性的结合，是苏联解体的原因。
进行政变的那些人并不是所谓的一贯“极左派”，而是原先的改革派。此外，除了亚纳耶夫、亚佐夫、普戈、季贾科夫、克留奇科夫、帕夫洛夫等八个人以外，重要的幕后人物是最高苏维埃主席卢基扬诺夫。其实这些参与政变者，一直都是戈尔巴乔夫所信赖、倚重的人物。否则，不会将如此重要的职务：最高苏维埃主席、副总统、国防部长、克格勃主席、政府总理、内务部交给他们。
他们发动政变的动机，不是简单地反对改革。反对改革的人都在1990年之前从苏共中央清除出去了，甚至戈尔巴乔夫改革初期的政治盟友利加乔夫和雷日科夫也被清除出去了。这些人开始至少是不反对改革的。但是，任何改革都有一个不可回避的困境，那就是随着改革的深入，不可避免地触及一批又一批人的既得利益，促使他们从改革者变为反对改革者。
戈尔巴乔夫发动改革的动机是好的，但是戈尔巴乔夫作为政治家却非常笨拙。戈尔巴乔夫作为苏共中央机关内部的权术大师，其政治手腕是高明的；但作为他自己倡导的“民主化、公开性”下的新政治体系，他的政治手腕非常笨拙。
叶利钦被戈尔巴乔夫排挤出政治局以后，充分认识到自己已不可能按照苏共中央常规的政治格局获得升迁。在一半是良心，一半是野心的驱使下，叶利钦利用了戈尔巴乔夫自己提倡的“民主化、公开性”作为斗争武器，直接从群众那里获得支持。他利用当时苏联人民对苏共的失望，利用苏联社会发展中的困境，慷慨许诺，痛陈时弊，把自己打扮成一个救世主。于是他击败了雷日科夫和戈尔巴乔夫提名的候选人巴卡京，成功地当选为俄罗斯总统，支持率高达57%。叶利钦获得如此高的选票（雷日科夫只获得16%，巴卡京只获得3%），说明了当时俄罗斯选民对社会主义前途没有信心，对苏共发起的改革缺乏信心。叶利钦知道，只要有一个统一的联盟存在，只要有一个苏联总统存在，自己的就没有真正的权力。因此，叶利钦对联盟的维持三心二意，阳奉阴违，暗中支持各加盟共和国的分离运动。
那么，戈尔巴乔夫在做什么呢？戈尔巴乔夫一直有一个梦魇：赫鲁晓夫。赫鲁晓夫发动了改革，却被自己最信任的人赶下了台，扼杀了他的改革，在勃列日涅夫回避矛盾的时期，苏联很多问题堆积如山。因此，如何防止自己成为另一个赫鲁晓夫，一直是戈尔巴乔夫首要考虑的问题。
和历届苏联领导人一样，戈尔巴乔夫没有认识到苏联民族问题的严重性。直到1988年，戈尔巴乔夫还认为苏联不存在严重的民族问题。然而，戈尔巴乔夫实在是不走运，他正好遇到了二十世纪全球民族主义思潮剧烈泛滥的滔滔洪水。戈尔巴乔夫对突然凸显的民族问题显然缺乏必要的准备，一开始就惊慌失措，朝令夕改，顾此失彼。民族主义势力借助“民主化”把自己首先打扮成民主派，并与俄罗斯内部的“民主派”相呼应。而戈尔巴乔夫，包括广大的苏联人民，在民族分裂问题上显然没有分清楚广大人民正当的民主诉求与民族分离主义的区别，没有采取必要的措施予以镇压。戈尔巴乔夫既然自己启动了“民主化”，就不想再成为“改革的扼杀者”，因此在地方分离问题上处处被动，试图靠“说服”“威胁”来压制野心家们对最高权力的渴望。
戈尔巴乔夫改革初期，实行了“加速发展战略”，在振兴经济方面做出了很大努力，也有相当成功。这一点在利加乔夫的回忆录《警示》中可以看得出来，对这一点，利加乔夫的评价比博尔金要公允许多。然而，戈尔巴乔夫的在整顿经济过程中犯了一个致命的大忌——开展反酗酒运动。酒在俄罗斯人的生活中具有特殊的作用，有这么一个俚语：“俄罗斯人可以没有老婆，但决不能没有伏特加。”俄罗斯人过度酗酒问题由来已久，甚至深深浸透到了俄罗斯文化之中，因为酗酒引发的死亡率上升、人均寿命下降、犯罪、旷工、致伤致残、婴儿畸形等社会问题非常严重，到八十年代初，苏联每天都有几千万成年人酩酊大醉，仅首都莫斯科街头，每个冬天都要因为醉酒街头而冻死上百人。因此，戈尔巴乔夫开展反酗酒运动初衷确实是值得肯定的。但是，制酒业的税收是苏联政府收入的一个重要来源，占每年财政收入18%左右。因此，对付这样一个棘手的问题，必然会导致群众不满、政府收入下降问题。勃列日涅夫对此知难而退，戈尔巴乔夫却知难而进，开展了雷厉风行的反酗酒运动，三年内不但使得苏联政府减少了上千亿卢布的收入，而且降低了戈尔巴乔夫的威信，老百姓给他送了一个“矿泉水书记”的绰号。由于反酗酒运动的失败和1986年4月26日发生的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造成的二千亿美元经济损失，以及多年养成的官僚主义、拖拖拉拉的官场作风，使得戈尔巴乔夫的“加速发展战略”取得的一些成就被吞噬。
由于经济改革的出师不利，导致戈尔巴乔夫把改革主要目标转向了政治领域。他认识到官僚主义、长官意志等苏联体制的弊端对苏联发展的迟滞和破坏作用。公允地说，他看到了问题的本质，认识有可圈可点之处，然而他采取的措施确实是令人不敢恭维的。
高明的政治家善于不但善于发现问题，而且善于解决问题。戈尔巴乔夫善于发现问题，却不善于解决问题，甚至制造新的问题。民主化、公开性、权力归苏维埃这些口号和认识本身都是正确的，但具体的实施，却要掂量掂量。如何使得社会以最小的成本获得改革，如何把握住全局不使其失控，让社会的演变按照一个稳定的轨道进行，这是任何一个高明的政治家所必备的素质。然而，戈尔巴乔夫显然不具备这些素质。
一个长期在高压严密控制下的社会肯定不会健康发展，但是解除桎梏却要讲究方法策略。因为长期的独裁统治下的人民，往往被当作孩子看待，独裁者显然不希望人民中的个体具有独立思考能力，因此总会打击各种思想异端。在这种情形下，人民的自律能力和理性思维能力都会下降。如果突然解除压力，人民反而无所适从。东欧国家由于一直是威权主义的独裁统治，人民的独立思考能力要高一些，因此演变后造成的混乱局面要短一些。而苏联，作为现代极权主义的主要发源地之一，个人独立思考的空间实在太小，人民的独立思考能力就相对差一些，因而容易被各种极端主义的漂亮话所俘获。因此，我认为民主性、公开化非搞不可，但如同戈尔巴乔夫一样骤然放开，必然适得其反，引发政治狂热。
利加乔夫是个正派而明白的人，他也没有反对公开性和民主化。但在具体实施、何种限度上与戈尔巴乔夫产生了严重分歧。恰在此时，持极左派观点的列宁格勒女教师安德烈耶娃在苏维埃俄罗斯报上发表了《我们不能背弃原则》的公开信，公开反对改革。由于该信发表时恰好因戈尔巴乔夫在国外访问，利加乔夫代理总书记职务，顿时使戈尔巴乔夫陷入了“赫鲁晓夫第二”的梦魇。其实，利加乔夫并无此心，否则，历史的演化不是这个样子。利加乔夫可能认为“公开性”过了头，而且是“一边倒”，因此想借此机会平衡一下舆论，却没想到触到了戈尔巴乔夫的痛处。戈尔巴乔夫也没有立即从政治局清除利加乔夫，但把他从主管意识形态的政治局委员调为主管农业的政治局委员，仍然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和戈尔巴乔夫上台前一样），由雅科夫列夫主管意识形态。但随着苏共在社会生活中影响日益衰弱，利加乔夫被架空了。但利加乔夫仍然在主要问题上支持戈尔巴乔夫，1990年苏共28大，利加乔夫仍然投票选戈尔巴乔夫当总书记。
叶利钦是利用人民情绪的真正的大师。他在任莫斯科市委书记期间和群众一起排队，访问贫苦，抨击腐败，因而赢得了很好的口碑。在下台后，叶利钦在一切场合都痛陈苏共统治的腐败堕落、压制民主。是的，这些不是空话，这些都存在，再加上叶利钦被苏共中央清除，因而叶利钦反而获得了“人民代言人”的称号。再加上作为体制外的破坏者，叶利钦不必承担苏共沉重的历史负担，为了争取权力不惜做出最不切实际的慷慨许诺，因而又赢得了“激进改革家”的称号。
如果戈尔巴乔夫在叶利钦下台后把他打发到卢旺达或者巴巴多斯去当大使，也许叶利钦从此就销声匿迹了。但是，戈尔巴乔夫这时犯了一个愚蠢的错误，继续让叶利钦在中央任职，而且是国家建设委员会副主席职务。叶利钦利用这个职务，痛陈人民住宅建设的滞后，又给自己增加了很多光彩。其实，在叶利钦担任总统期间，除了少数富翁之外，俄罗斯几乎基本上没有为普通居民建设过一栋住宅。当然，这是后话。
戈尔巴乔夫痛苦地处于“极左”和“极右”的压力之下，并因为误判给自己增加了不少新敌人。不过请注意，当时苏联的极左和极右含义，与中国恰恰相反——叶利钦代表“极左”，保守官僚代表“极右”。作为一个改革者，他痛苦地面对着一切改革者都要碰到的尴尬局面：一方面，更加激进的破坏性力量试图炸毁政权本身，从而达到自我掌权的目的；另一方面，保守势力、既得利益者却认为改革侵犯了自己的特殊地位和权力，因而也要千方百计地阻碍改革，或者干脆牺牲掉改革者本人。这种悲剧在中外历史上多次上演，此时唯一能够确保改革成功的，就是改革家高超的政治手腕，如何始终掌握全局，并借助人民的力量完成改革事业。然而，戈尔巴乔夫显然不具备这种素质。
对戈尔巴乔夫来说，叶利钦是敌人，但他是明面上的敌人；而保守派也是敌人，但他们是谁呢？当年把赫鲁晓夫搞下台的那些人，苏斯洛夫、谢列平、波德戈尔内、勃列日涅夫等人，谁在公开场合表明过他们是反对派？明枪易躲，暗箭难防。戈尔巴乔夫对来自暗处的敌人，必然有更多的提防。因此，在改革进行到1989年年底以后，戈尔巴乔夫不得不如同走独木桥般左右平衡，时而支持左派打击右派，时而支持右派打击左派，以艰难地推进他的改革，同时艰难地维持苏共的权威。可以说这个时候，戈尔巴乔夫已经渐渐丧失了对局面的控制。
以叶利钦为代表的激进民主派不必背负以戈尔巴乔夫为首的苏主流派的沉重的历史遗产，又不是现实的掌权派，因此他们具有很强的鼓惑性和煽动性，很快争取到了社会中下层、工人阶级特别是煤矿工人的支持。从1989年开始，激进改革派不断煽动煤矿工人罢工闹事，或者组织数十万人的游行示威活动。政局的动荡加剧了苏联的经济困境，从而使得戈尔巴乔夫处境更为艰难，支持率不断下降。
而保守势力则掌握着从中央到地方的权力机关。要命的是，戈尔巴乔夫区分不出谁是真正的反改革派，谁是真正的改革派。利加乔夫和雷日科夫是光明磊落的，但是除了他们拉出队伍组织了“苏共马克思主义纲领派”以外，没有明确宣布加入这个派别的人难道都是改革的坚定支持者吗？戈尔巴乔夫始终无法挣脱赫鲁晓夫梦魇。
由于对改革态度、立场的截然不同，苏共内部出现了“马克思主义纲领派”、“民主纲领派”和“主流派”三大势力，绝大部分党员还是跟着以戈尔巴乔夫为首的苏共中央走的。1990年苏共召开28大的时候，三派斗争日趋激烈，会后虽然通过了走向《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决议和新的党纲，但这个决议不能满足叶利钦等人的胃口，于是他和他的主要追随者宣布退党。
1990年，由于煤矿工人大罢工和社会持续动荡的影响，苏联经济出现了战后第一次负增长，负增长的比例约为2%。煤矿工人成了叶利钦要挟中央政府的有力武器。此外，叶利钦还公开支持各加盟共和国的分离主义者，使得民族问题骤然紧张。戈尔巴乔夫只好来灭火，但是又在是否武力镇压方面优柔寡断。这是一个难题：要么，把改革淹没在血泊中，要么改革因国家分裂而失败。
戈尔巴乔夫采取了“慎用武力，以谈促变”的手法。应该说这是一个正确的选择。哪里分离主义闹得凶，就派军队吓唬一下，让其收敛；同时通过谈判满足加盟共和国一些要求，保持一个统一的联盟国家。但是，戈尔巴乔夫太软弱了，因为有些共和国的分离运动领导人根本就不愿意进行任何谈判。野心家们一旦掌握了权柄，就不会主动让出丝毫。十五个加盟共和国中格鲁吉亚、立陶宛、拉托维亚、爱沙尼亚、亚美尼亚，摩尔多瓦都明确拒绝加入这个谈判。这个时候，戈尔巴乔夫应当采取果断行动，杀一儆百。可惜，戈尔巴乔夫没有这么做，而是派出军队犹犹豫豫地进去，遇到对抗就灰溜溜地出来，实际上加剧了分离主义分子的嚣张气焰。
不过，戈尔巴乔夫还是取得了一定程度的成功。1991年8月与9个加盟共和国达成了“9+1”谈判，预定于1991年8月20日签订新联盟条约。在谈判过程中，戈尔巴乔夫起初坚持不改变“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简写为CCCP）的国名，但是遭到了俄罗斯等共和国代表的坚决反对。为了获得俄罗斯联邦，也就是叶利钦的支持，戈尔巴乔夫只好妥协，定国名为“苏维埃主权共和国”（简写也为CCCP）。这一点尤其要说明，因为国内有些材料里说戈尔巴乔夫是蓄意地毁灭苏联，因此“连社会主义也不要了”。其实，这是戈尔巴乔夫维护国家统一所不得不做出的、无奈的选择。
为了获取人民的支持，1991年3月戈尔巴乔夫倡议进行了题为“你是否赞成保留一个统一的、经过革新的联盟？”的全民公决，这也是苏联历史上首次全民公决。根据公决结果，75%的苏联公民不希望国家解体，可以说戈尔巴乔夫维护国家统一的努力，是代表了人民意志的。
但是，全民公决在俄罗斯举行时，已经当选为俄罗斯最高苏维埃主席的叶利钦悄悄夹进了自己的私货，加上了“你是否赞同俄罗斯实行总统制”的公决议题。结果，多数俄罗斯公民赞同实行总统制，叶利钦据此参加总统竞选并以绝对优势获得胜利。上台以后，叶利钦以自己是民选总统自居，公开与戈尔巴乔夫对抗，蚕食中央权力，并时常以戈尔巴乔夫担任苏联总统的合法性让戈尔巴乔夫难堪（戈尔巴乔夫是人民代表大会选出的，不是全民直接选举选出的）。
叶利钦的咄咄逼人及其蓄意制造混乱，使得戈尔巴乔夫逐渐转向强硬派一边。戈尔巴乔夫成功地促成了亚纳耶夫当选苏联副总统，并同激进改革派拉开了距离。整个1990年下半年和1991年上半年，戈尔巴乔夫都在与激进改革派做斗争，直到“八一九”政变为止。1991年2月23日苏联建军节阅兵和群众集会，戈尔巴乔夫向激进改革派发出了明确的信号。有消息表明，期间，戈尔巴乔夫甚至考虑过采取非常措施“解决”掉叶利钦等人。但是，新联盟条约的接近成功，使得戈尔巴乔夫对采取不流血方式解决国内问题增添了信心，他的如意算盘是：先签署新联盟条约，再通过经济、政治甚至军事手段给拒绝加入联盟的几个小共和国施加压力，促使其加入联盟，解决好联盟分权问题，平息分离主义；再集中精力解决国内政治经济问题。假如没有“八一九”事件，或许他可以成功。因为联盟的四个最重要的共和国：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都是要加入联盟的，至少表面上不敢分裂联盟。
然而历史的发展总是不以人们的主观愿望为转移。政局的动荡，使得一些害怕新联盟危及自己地位的既得利益者（例如博尔金和克留奇科夫，苏共失去政权垄断地位直接威胁他们的权势和利益）拼命抵制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他们说服了一些本来支持戈尔巴乔夫，但又对国家日益混乱局面忧心冲冲的的主流派领导人（例如国防部长亚佐夫元帅），拉上一些见谁势力大就跟谁的骑墙派（例如总理帕夫洛夫）形成了一个密谋集团，计划发动政变。
但这个早就适应了苏共中央机关善于空谈的作风的密谋集团实在是太离心离德了，其政治手腕也相当拙劣。1991年8月18日下午，副总统亚纳耶夫和总理帕夫洛夫参加了帕夫洛夫儿子的婚礼，两人喝得醉醺醺的，突然接到电话让他们到亚佐夫家里有要事相谈。于是亚纳耶夫和帕夫洛夫来到亚佐夫家里，博尔金向他们说，发生了一件可怕的事情，戈尔巴乔夫中风了，无法履行职责，因此要成立紧急状态委员会。直到这个危急关头，对领导核心成员还要撒谎，怎么能不失败呢？从成立委员会开始，到政变失败，亚纳耶夫除了发表个讲话就是蒙头大睡；而帕夫洛夫第二天就“生病住院”。
这个密谋集团所采取的一些措施也笨拙不堪，一再贻误逮捕叶利钦的最佳时机。结果叶利钦跑到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也就是“白宫”），纠集了成千上万人保护自己。密谋者没有胆量下令对群众开枪，而军人也不听指挥。各地支持叶利钦的电报、电话成千上万，坚定了叶利钦孤注一掷的决心。叶利钦明白，如果自己不进行一场豪赌，那么丢掉的肯定不止是已经到手的权力，还有性命。而密谋者，则是害怕孤注一掷的。
从保卫白宫者的成分来分析，他们大多数是被叶利钦所鼓惑的人民群众。至少叶利钦是个民主派，虽然跟他走未必很好，但万一政变成功，可能退回到斯大林主义恐怖时期却让他们义无返顾地选择了叶利钦。
八月政变很快地失败了。叶利钦通过这场政变捞足了政治资本，实力和野心急剧膨胀，疯狂地、不分青红皂白地向苏联共产党发起进攻。叛徒往往比敌人还要凶恶，这是常见的现象，不足为奇。而戈尔巴乔夫虽然回到了莫斯科，但他所倚重的力量全部身败名裂。本来他刚回到莫斯科时还反对“反共歇斯底里”，重申自己的“社会主义信仰”。但在疯狂的群众情绪面前，戈尔巴乔夫没敢再坚持自己的言论，并于8月24日建议苏共中央解散。
“八一九”事件及其惨败彻底打破了苏联政治格局的平衡状态，消灭了苏共和戈尔巴乔夫的一切权力基础，各加盟共和国的离心倾向骤然增强，乌克兰、白俄罗斯等主要国家迅速宣布独立，各国纷纷建立自己的武装力量，抢夺苏军财产。从此，苏联政局急转直下。尽管戈尔巴乔夫一再为维护国家统一做出努力，奔走于各共和国之间，并曾经取得一些成果，但是他已经成为没有任何根基和威信的政治木偶，在叶利钦等人蓄意瓦解苏联的情况下，他是无可奈何的。
假如此时的戈尔巴乔夫孤注一掷，用军队解决分裂问题可不可能呢？我认为已经不可能了。当时军队已经四分五裂，军队领导中忠于联盟的人已经被清洗，各共和国已经建立了自己的武装力量并瓜分苏军。戈尔巴乔夫曾经试图说服当时的国防部长沙波什尼科夫支持联盟，但沙波什尼科夫权衡以后还是投靠了更有势力的叶利钦。
1991年12月，叶利钦、舒什克维奇（白俄罗斯）、克拉夫丘克（乌克兰）三人撇开戈尔巴乔夫，在白俄罗斯的别洛韦日森林狩猎场签署了《别洛韦日协定》，宣告成立“斯拉夫联合体”，随后又建立了“独立国家联合体”。12月25日，已成孤家寡人的戈尔巴乔夫不得不宣布辞职，存在了69年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宣告解体。
如今，苏联解体已经12年了。国内外对苏联解体所进行的研究、反思已经是页烦卷浩，我也读了不少。这十二年来，我天天都在思考着：为什么在短短几年之内，苏联，这个伟大的、强盛的国家竟会分崩离析？作为一名精神上的苏维埃人，苏联解体永远是我心中的痛楚。这篇文章本是我对议宣网友的一个回帖，谁知一写就不可收拾。苏联解体是一个错综复杂的历史事件，各种矛盾和因素交织在一起，想在一篇文章中全面分析是不可能的。我写这篇文章，只是想分析一下改革者的心态和困境，因为中国也在进行着改革，而且目前各种社会矛盾已经凸显出来，因此研究苏联改革失败的经验教训在目前形势下尤其重要。
我认为，改革是必须进行下去的艰难选择。有些人主张退回到过去，退回到改革前去，这个我不能接受。因为不进行改革只有死路一条，朝鲜就是一个典型的活教材。和苏联改革比起来，中国改革是相对成功的，但问题还是不少，有些甚至威胁到改革本身的生死存亡。对比苏联改革的教训，我觉得中国的改革者们，应当注意以下一些方面：
第一，必须坚定地推进民主化、公开性建设，但决不能操之过急。实行民主化，引入人民群众参加到权力决策体系中来，是保证改革不背离群众愿望的唯一办法。现在的改革，主要以精英驱动为主，精英们的利益并不总是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相吻合，很多已经侵犯到了人民的利益。因此，中国必须走民主化道路，相信群众依靠群众，为群众谋福利。同时还要加强公开性建设，决策透明化，确保人民群众的知情权、监督权落到实处。但是，搞民主化不能一蹴而就，不能像戈尔巴乔夫那样急于求成、四面出击。那样只会造成国家的混乱，最终断送改革。最好能够立出一个不太激进的民主化进程表，按部就班地逐步放权。
第二，必须严格区分开人民群众正当的民主诉求与民族分裂势力的区别，对民族分裂势力决不手软。我国的民族问题比苏联要小得多，但并不是没有。疆独、藏独、台独、蒙独等势力这些年有所发展。对这些势力，决不能有丝毫的心慈手软，更不能姑息退让，一旦发现苗头就立即将其消灭在萌芽状态。
第三，一方面要坚定地顺应国际潮流，另一方面要顶住外国压力。虽然我主张中国融入世界大家庭，不孤立于世界，但我认为，一些外国势力并不总是那么乐善好施、古道热肠的。他们不希望看到一个统一、富强、民主、文明的中国成为其对手，总是会想方设法予以削弱，对此必须要有清醒的认识。因此，我希望我国一方面避免某些伪左主张的全面对抗，另一方面也要注意居安思危，在涉及到中国利益的问题上决不退让妥协。
第四，要注意防范“左”和“右”两种破坏性势力，注意培养建设性力量。“伪左”和“极右”，其发表政见、从事政治活动的动机不纯，具有极强的功利主义色彩。他们主要不是为了国家的健康发展和人民的利益，而是满足自己的政治野心或保住既得利益。这两种势力都是祸国殃民的，虽然我不主张采取“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方式，但我认为一定要对其进行防范。必须注意培育一支坚强的建设性力量，让国家保持稳定，让社会获得进步。只要紧紧抓住“利为民所谋，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的“新三民主义”，不使其沦为简单的口号，所有的改革都遵循这一原则，人民群众就会拥护。为此，我呼吁立即废除祸国殃民、不得人心的教育产业化和医疗产业化政策！
有人说我是一个戈尔巴乔夫主义者，证据是我对戈尔巴乔夫骂得不凶，并对某些人诅咒戈尔巴乔夫嗤之以鼻。确实，我很尊敬戈尔巴乔夫，因为是戈尔巴乔夫结束了中苏两国的对立局面；并且，我对戈尔巴乔夫的一些思想很赞同，他的人格也令我钦佩。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是什么戈尔巴乔夫主义者，因为我对他的很多主张、政策都持否定态度，也不想回避他在苏联解体问题上的责任。
我曾在《九月九日：对毛泽东的怀念与思考》一文中谈到如何看待一个历史人物：“我认为一个任何历史巨人的出现，都是由一定的社会历史背景决定的。也就是说，不是巨人创造历史，而是历史创造巨人。但是，历史巨人之所以称为巨人，就在于历史巨人们对历史的发展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巨人也是历史的创造者之一，并且往往是历史的主要创造者。我们通常习惯于为历史巨人们贴上“正义”与“邪恶”的标签，却往往忽视了巨人们的所作所为，往往是代表了当时人民的想法。”“评价一个历史人物，我们一定要务求客观，要在客观事实的基础上做出评价。但是我们在评价历史人物时最容易犯下的毛病就是主观臆断……先主观歪曲一历史人物的思想动机，再来用这个被歪曲的动机来解释他的行为。再好的行为，都禁不住主观歪曲的涂抹，例如某人热爱家庭、洁身自好，也可以解释成为“沽名钓誉”——这样的评价怎么可能是客观的呢？”对毛泽东的评价如此，对戈尔巴乔夫的评价也应当如此。不管戈尔巴乔夫的错误导致了什么后果，对戈尔巴乔夫本人的评价一定要务求客观。在阅读了大量第一手资料以后，我得出一个结论：戈尔巴乔夫是诚心诚意地想给社会主义注入新的生命力的，但是他没有足够的政治智慧来完成这一复杂的使命，加上他认识上的一些偏差，他失败了，至今他仍然忠于他的理想。我相信，至少在这个论坛上积极发言的人中，没有任何人能够比我更有兴趣研究苏联问题，研究戈尔巴乔夫，也没有任何人比我阅读过的资料要多。本文是我在没有任何资料的情况下仅仅凭记忆写下来的。
这里，我顺便破除一个对针对戈尔巴乔夫的谣言。
戈尔巴乔夫讲“我的目标就是消灭社会主义”。2000年5月，在北京召开的《苏联解体原因和对欧洲的影响》国际研讨会上，有一位保加利亚科学院的副研究员引用了戈尔巴乔夫于1999年在土耳其美利坚大学的讲演稿。这份讲演稿的要点刊登于捷克文的《对话》杂志同年第146期上。据说戈尔巴乔夫自我表白：“我生活的目的就是消灭对人民实行无法忍受的独裁统治的共产主义。”“我必须清除苏共和苏联的整个领导。我必须清除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参加这次国际研讨的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的某个研究员，见到这份材料如获至宝，当即请人译为中文，抢先署上自己自己姓名，加上按语和分析，上报抢功。有的国家机关很快内部印发下达。《真理的追求》第10期（10月出版）和《科学社会主义》第6期（12月出版）都加上《极为难得的反面教材》和《一份难得的反面教材》的题目和编者按语，发表了戈尔巴乔夫的这份“自白”。一些人急于散播这份未经核实的外国报道，显然是出于“左”的政治倾向和夸大个人作用的唯心史观，旨在以此表明苏联东欧发生剧变主要是源于戈某的蓄意叛卖。然而，中国社会科学院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徐葵看后向戈尔巴乔夫基金会的负责人切尔尼亚耶夫专门进行了询问，并获得了如下答复：“戈尔巴乔夫在土耳其的‘讲演’，那完全是在莫斯科炮制的伪造，根据我们的材料，是在《苏维埃俄罗斯》报的编辑部里炮制的。戈尔巴乔夫不是在1999年，而是在1997年初到过土耳其。他根本没有在美利坚大学作过讲演。《对话》杂志上发表的东西（《苏维埃俄罗斯》报同样予以发表）完全是胡说八道。戈尔巴乔夫在任何地方和任何时候从未讲过这类话。”此外，我国《光明日报》记者在对戈尔巴乔夫进行专访时也曾经问到此事，戈尔巴乔夫断然予以否认，他说：“戈尔巴乔夫不会说出这样的话”
最后，我衷心祝愿中国的改革不要重演苏联改革的悲剧，更不要走回头路，把一个民主、富裕、安宁的中国交给中国人民。愿新一代党和国家领导人不要辜负人民的厚望。
雅科夫·伊万诺维奇·布尔什维科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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