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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于1945年战败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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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2005/08/18 出处： |
——从日本帝国陆军的战争观来看
□ 杉之尾宜生
1.序言
对于大东亚战争失败的原因，学者间提出了许多不同的观点。其中有一点是大家所共有的，就是在敌我间以物质力量为根据、特别是在科学与工艺领域的，国力与军力的差异。关于这个部分，希望读者阅读本文的附文：「二次大战日本战败的原因----从军备研发的观点」。
除了前述科技力量、国力、军力的差别外，这里有另一个造成日本战败的原因，即是统帅权独立的问题。战争期间，盟国有一由文人政治家罗斯福与丘吉尔所代表的最高统帅部。而在日本，则有一「大本营政府连络会议」（即统帅部与政府的联席会议），此一联席会议并无任何法律权威，而仅是一个包含海、陆军的大本营与政府之间的咨询机构，而这三者都是独立的；于是这三者在每一个重大战情发生时都要进行磋商。
此一问题来自于对帝国宪法第十一条所称「陆军与海军服从天皇的命令」的解释。它被解释为「统帅权的独立」，或是「国家行政机关与统帅权之间的平行独立」。战败之后，「统帅权独立」被判断为战败的关键原因之一。然而，到此我们还未碰触到「战争观」此一使前述错误解释得以成立的原因。
在本文中，笔者将检视前日本帝国陆军的战争观，其次谈谈过去的战争观与今日日本的和平，再谈谈「我们今天应做些什么？」，以求使日本能为「二十一世纪的亚洲的和平与安全」扮演一个积极角色。
2.早期日本帝国陆军与毛奇
现代日本政府肇始于1868年，鉴于武装力量的缺乏，乃开始依循法国建制建设陆军，并在1870年（明治三年）依循英国建制建设海军。然而，部分日本新式陆军领导人，似乎由于见到普鲁士先后在1866年与1870年击败奥地利与法国，乃倾向于走普鲁士的路子。
1883年（明治十六年），陆军部长大山岩游历欧洲，要求德意志陆军参谋长毛奇将军派遣一位教师到新成立的日本陆军大学校，以教授陆军干部。被选派的梅克尔（Meckel）少校于1885年（明治十八年）抵达日本，并居日三年。在这些年中，日本帝国陆军，无论是否曾到陆军大学校就读，都投身普鲁士之途。
梅克尔少校的贡献不仅在翻新了陆军大学校的操课与战技教育，也使陆军体系由法式转为普式。梅克尔的教育特色在于强调攻击，此外并将军事史教育与操练、战技、战略的教育等量齐观。他也重视演训与干部骑术。之后，他写到他在日本的经历称：「我对日本军官的训练，与我有意或无意底依循克劳塞维兹的精神对普鲁士军官训练，是依循同样的方式。克劳塞维兹是唯一源自拿破仑战争的军事文献制造者。谁想要以崭新的心态追朔战争或教育战争，无论是谁，都要根据克劳塞维兹的文献。因此我也这么讲」。
然而，普鲁士参谋总部的领导以及继承者，以毛奇为主，都秉持了绝对战争的哲学，并以此做为他们制订战争计画的指导方针；他们因此的主要军事目标就是消灭敌方部署的部队。由于他们急切地求取战争的胜利，因此他们对「什么是战争」的哲学寻求不感兴趣。同时他们不是公允地依循「战争是国家政策的延伸，因此检视战争这一延伸方式不能与政治意图（战争的目的）相分离」这个克劳塞维兹的战争观的根本。
在此同时，这里没有证据证明梅克尔少校曾将此战争的根本理论，向像教授我国前陆军大学校学术研究的重要性一般，教授给我们。对梅克尔少校而言，理解克劳塞维兹最强调的政治意图与军事行动间的关连，应该非常困难。因此他的教育仅限于战技与演训。于是对我国从前的军官而言，克劳塞维兹的《战争论》只从同意其目的的那些部分去阅读，而且《战争论》这本书也只被用来当作操演与战技的准则。结果，过去的日本参谋总部虽一定从毛奇处学到毛奇的德意志参谋总部的系统与操作方式，命令至上，以及绝对战争的操控与部署方式。然而，他们却缺乏对国家政策及战争的关连性，以及克劳塞维兹所强调的战争观的研究。
3．克劳塞维兹的歼灭原则与日本帝国陆军
克劳塞维兹的名著《战争论》名闻遐迩，但日本帝国陆军虽少有人仔细拜读，但却视之为圣典般盲目的跟从。错误概念的根本原因，是因为这本书只是一部谈及可能的战争及可预测性的战争的书，是部尚未完成的书。
1806年，在克劳塞维兹26岁时，经历了一场在Iena Auelshutat的可怕战争。在仔细检验后，他得到了一个假设，即战争的天性就是要制服敌人，且是用暴力去实现自身的意图。而且，军事行动的目标就是要消灭敌人的抵抗能力。然而实现自身意图，常常被消灭敌人的抵抗能力所取代，后者反而成为战争的目的。根据绝对战争的哲学，这即成为歼灭型战争的理论。
然而，随着拿破仑战争的进行，克劳塞维兹发现歼灭型战争只见于1805年的Ulm之役、1806年的Iena Auelshutat之役，以及1809年的Wagrum之役。其它战役则为有限战争，换句话说，仅只为肉搏战。所以，克劳塞维兹必须自我辩解说绝对战争论虽然逻辑严谨，但无法被用在现实上(VIII-2-F,p 263).而且他又说，「在战争中，实际经验比任何抽象的事实还有用」(II-5,p 223)。
克劳塞维兹亦说「愈是紧急，愈不需要采取第一步时不考虑最后一步」。当我们看到普法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及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果，克劳塞维兹所言就很容易被了解。由克劳塞维兹于1827年7月10日写的备忘录来看，可证明他对战争的观点已从绝对战争观改变为现实战争观。而且，他亦说「此二种战争最大的差别在于有无实际事实。但是，与实务有相当重要性的另一点、必须清楚指出的是，战争只是一种用其它方式表现的政策的延续。若能将此确切的记在脑海中，将会有助于对此主题的研究并使整个事件更容易分析"。
对于政军关系的相关性而言，克劳塞维兹也以现实战争论为基础称：「那种一旦战争发生就得把政治观点丢置一旁的说法，除非是纯粹的敌意使得每场战争都成为生死存亡的斗争，否则实在令人难以想象。事实上，就像我们曾说的，那不过是政治本身的表示；将政治观点臣属于军事实在荒谬愚蠢，因为是政策制造了战争。政策是指导的智能，而战争只是工具，而非相反。除了使军事观点臣属与政治，没有其它存在的可能」。这是克劳塞维兹《战争论》的核心，也是他的创造性与基础性的哲学，其中强调了国家政策在军事之上。
自其备忘录出版以来，克劳塞维兹转变了他对战争的观点，从绝对战争转向现实战争，并宣告他将修订《战争论》。同时他采取预防措施，声称假如在他死前《战争论》的修订版尚未出版，而未修订的该书却出版了，它恐怕将引起误解与批评。
事实是克劳塞维兹果真在他的《战争论》修订版出版前辞世。结果克劳塞维兹继承者或陷于没必要的误解，或遭到严厉无情的批判。甚至于被视为自施理芬处继承克劳塞维兹的毛奇将军，也未能了解修订版的意图。因此梅克尔这位毛奇的门徒是否了解《备忘录》的意图就更值得怀疑。于是一般受到德国干部训练的军官，以梅克尔为主，都未能全面理解克劳塞维兹对战争的看法。他们更被施理芬的歼灭战争所吸引，于是更进一步被鲁登道夫的「总体战」观念所俘虏。
4.当今日本的战争与和平哲学
全面陷于压服敌军的总体战观念的日本帝国陆军，其实并未认识战争的天性。不过，由于日本有一个平行于行政力量的古怪的「统帅权独立」系统，因此没能力准备一场总体战。由于这个条件的限制，日本栽进突然爆发的二次世界大战，也只有面对可怕的失败。那么现在我们从这一半世纪前的战败学习到什么呢？对这一提问很抱歉我并不打算回答。我国大部分人民对当时的军事领导由于疏忽与骄纵造成战败有很多的指责。我们只是以他们为代罪羔羊，长久以来并假装自己是和平主义者。于是我们对战败的真正原因也就疏于严肃的研究。
由于战争的可怕失败，大多数日本人直率底拒绝使用「战争」或「军事」这类字眼，也永不允许他们自己卷入战争。我们被引领着去相信当我们声言和平就可达致和平，而无需严肃面对社会真像与战争威胁。我们也避免对军事角色的维持和建设世界和平与安全做出现实的认可。于是我们日本人，在过去的战争的反射下，实际上并未尽心尽责的审视我们自己。我们也不了解，未能严肃省思自身而呼唤和平的危险。
5.结语
我以上陈述的总结是，经过战前与战后这么长时间，从政治或社会的诸现象显示出日本人中仍有一普遍的问题，即我们仍未能掌握战争的真正天性。在二十一世纪，存在着许多可预见的危机与危险，而完整的醒悟战争的天性乃是吾人的天职，假如吾人将积极贡献我们自己于亚洲的和平与安全。
二次大战日本战败的原因————从军备研发的观点
□ 杉之尾宜生
序言
大东亚战争失败的原因，是两国在国力与军力之间的差异，尤其是在物质力量上的差异。换言之，即是在科技力量的差异。这显然是从结果所呈现的事实，而且是无庸置疑的。然而，如克劳塞维兹所述：「战争是透过任何其它的手段，以求达到策略的延续」这个结论，倘若以策略面来考量的话，可就不一定真确了。因此，就像李德哈特所称：「战略是为了达成政治上的目的，而运筹军事手段的一门艺术」，而其原则是：「与其说手段依从于目的，还不如说是目的服从于手段」。因此问题在于，在两国之间的国力与军力有着重大差异的假设下，该如何构思战略？换言之，焦点在于能认清有限的人力、物力、与财力，并妥善运用在战略上，以达成战争的目的。
马里亚纳的猎火鸡大会
大东亚战争期间的决定性军事挫败是1944年七月绝对防卫区的重心马里亚纳的失守；而其结果并导致从大战爆发以来就一直在位的东条内阁下台。由于塞班岛、关岛、以及提尼安岛（Tenian）落入美军的手中，使日本全境几乎都笼罩在B-29的战略轰炸之下。由于1944年六月19至20日的马里亚纳海战战败，使马里亚纳的失守已是无可避免。
马里亚纳海战是由中将小泽治三郎所领导，由九艘航空母舰、包括「大和」与「武藏」在内的五艘战舰、以及总数七十三架的巡洋舰所组成的日军，对抗由海军中将卡尔密兹契(Karl Mitcher)所率领，十五艘航空母舰及七艘战舰组成的美军。在这场战役中，日本海军预期敌军的位置会在前方，因此可以率先攻击他们。六月19日的凌晨，日本的侦察机在塞班岛西方，发现了美国机动舰队的踪影。
敌军与我们的第一机动舰队相距550公里，其攻击范围似乎不超过460公里。因此，对小泽与其军队来说，适当的作法就是采取远距攻击的战术，他们坚信因此自己绝对可以取胜。然而，虽然日本海军有必胜把握，但是美国舰队却透过新发明的雷达系统，获知了日本战机的行动，因此日军将面对的是以逸待劳的美军；这种情形超乎日军想象之外。
九月三十日，美军机动舰队的旗舰之一列星顿号（USS Lexington）的雷达，已经发现一架日军的大型战机位于前方两百公里左右并向前移动。这时的列星顿号航空母舰已装备了能侦察来袭敌军战机的各式雷达系统，包括用来侦察来自水平方向敌机的SC雷达，侦察飞行中敌机的SM雷达，与防空大炮相连以击落敌机的马克二型（MARK II）雷达，以及用来寻找海上敌舰的SG雷达，并已准备攻击。根据雷达系统所提供的精准信息，450架的地狱猫机队展开了出人意表的攻势，日军战机也一架架地被击落。那些打在日军机舰的子弹都设有「可变式定时引信」。
「可变式定时引信」是一种能在15公里的范围内，使用雷达波以在目标物的近距离爆破的设备。由于这种设备，让日军失去了第一战机队的244架，以及第二战机队的82架飞机。换言之，总共326架战机之中，日军就损失了230架飞机，与395位飞行员。这就是美国人所称的「马里亚纳猎火鸡大会」。
因此，由于被称为「雷达系统」与「可变式定时引信」的新电子仪器的发展，日方不得不面对此次致命的挫败，即使他们已经采取了「提早发现与包围攻击」的不败战略亦然。由于马里亚纳海战的失败，日本海军与美国海军的相对战力，从起初在攻击夏威夷时的76比100，转变成20比100。日本海军期望夺回原先优势的美梦就此幻灭。
美国与日本的战备发展
一九四五年十月，在大东亚战争的失败之后，麻省理工学院的校长，同时也是占领军的科技调查小组负责人卡洛康普顿博士(Dr.Carl Compton)，在他所撰的「科学与信息活动调查报告」之中，指出了日本的战备发展范围，内容如下所示：
「在大学研究实验室与大型企业工作的（日本）科学家，均具有国际性的水准。尤其，与大学有关的科学家，他们积聚的未公开的科学能力，远胜于军事研究机关的研究人员。日本在大战中的失败的原因之一，就是未能有效地利用这些人力。
日本国内的科学科技研究与发展，缺乏一个合适的组织架构。此外，陆军与海军之间的协调性亦有缺失。日本显然拥有许多能干的科学家。我认为，倘若在研究与发展上，能有一个合适的组织架构，那么日本就能运用他们的才干。」换言之，日本内部之所以忽略研究与发展，不该归咎于科学家的无能，而是缺乏能够动员科学家的组织架构。
我已经提过，马里亚纳海战的失败，是因为美国的电子武器所发动的意外攻势所致。那么，美国的武器研发体系又是如何？一九四O年六月十五日（即德军进占巴黎的隔日，与大东亚战争爆发相距一年半的时间），美国总统罗斯福基于国防的重要，并为了发展与科学研究相关的设备以利于国防，因此成立了国防研究委员会（简称NDRC）。卡内基研究院的院长梵尼柏布什博士(Dr.Vaniber Bush)出任该委员会的主席。
NDRC的成员包括了：哈佛大学的校长詹姆士寇南博士(Dr.James Conan)，麻省理工学院的校长卡洛康普顿博士，贝尔研究所的所长法兰克朱耶特博士(Dr.Frank Juett)，卡内基研究院的物理学家理查杜鲁门博士(Dr.Richard Truman)，检察官寇威康(Conway Coh)，陆军准将乔治史壮(George Strong)，以及海军少将哈乐德波文(Harold Bowen)。为了研究上的目的，该委员会成立了五个分会，在这五个分会之下，共有34个部门。为委员会工作的科学家与工程师共有三万人左右，预算将近五亿美元。
除了NDRC之外，还有另外一个称为「国家航空咨询委员会」的组织，其目的是促进飞行器的发展。这个委员会经过重组之后，改称为科学研究与发展部（简称OSRD）。聚集于OSRD与NDRC之下的科学家与工程师，还有那群军事将领的智能及领导力，共同催生了在马里亚纳海战之中，获得了耀眼胜利的雷达与可变式定时引信。的确，在整顿科学/科技方法与领导能力方面，此处所提到的差异，成为战争中清楚显然的胜败分歧。
结论
我想在此引入一个例子，来说明日本在组织科学家之卓越能力上的疏失。1919年五月，东北帝国大学的电机工程学教授八木秀次，与他的学生宇田新太郎(Shintaro Uda，译音)，在研究「短波束」之后，发明了「八木/宇田天线」。
1926年二月，八木教授与宇田的理论，也就是被称为「发射出最强烈电子束的投射器」理论，发表于帝国学会刊物上。在这项发明之后，欧洲与美国将八木/宇田天线，运用于飞行器的雷达及仪器登陆上。
然而，在日本，八木天线只有运用在两个地方：一个是酒田与飞鸟(Asuka，译音)之间的无线电通讯公共用途，另一个则是新泻和佐渡之间的警方电话通讯用途，即使它在1932年所进行的实验中，已经展现出卓越的成果亦然。
1941年，亚洲圈战争刚爆发之际，八木教授提议扩大八木天线的用途，但是通产大臣说了句「它没被承认为一种重大发明」就否绝此议。
海军方面亦同，作战方法仍首重炮击的运用，电子设备极不受到重视。为此，康普顿的报告以下面这句话作为总结：
「日本没有利用一流科学家的真正原因，正是日本领导人所持有的自以为是和过于自信的态度，这无可置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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