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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经济政策的得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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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2005/08/18 出处：新道家 |
在抗日战争期间，中国政府和一大批爱国实业家陆续将沿海沿江地区的许多工矿企业迁往内地，中国著名的平民教育家晏阳初将这一时期中国工矿企业的大举内迁形象地比喻为“中国实业界的敦刻尔克”。其实这次内迁的伟大意义岂是“敦刻尔克大撤退”所能比的。在那个交通设施还极为落后的岁月里，中国实业界的根干，一方面经受着狂风暴雨的煎熬，另一方面吸收着死者的血、生者的汉，穿过炮火连天的江南水乡，穿过了处处是急流险滩的长江三峡，穿过了崎岖不平的云贵高原和高峰耸立的秦岭，在抗战后方开花结果，从而为支持持久抗战、取得抗战的最后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也有力地推动了内地工业现代化的进程。这也从一个侧面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
伟大的精神我们应该敬仰，应该发扬。然而当年我国后方工业的兴衰历史也值得我们总结经验吸取教训，这样前辈们的血汉才不会白流，我们的民族才有希望。
简单地回顾一下我国历史上的治国思想对我们的讨论是很有帮助的。在我国历史上存在两种对立的治国思想，一是道家的无为而治，二是儒法两家的国家干涉政策（即表面上的仁政实质上的暴政），除了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和开元盛世实行过半心半意的无为而治，并成就了汉唐盛世之外，其他时候都是国家干涉政策占上风，至于有关国计民生的重要工商部门始终被王朝政府所控制，即使在汉唐盛世时也不例外。
近代以后，尤其是在清末新政之后，以民间资本为主体的自由主义经济获得了长足发展，并控制了中国近现代工商业的半壁江山。但这并未从根本上动摇以国家为本位的经济传统。相反，受世界经济及国内政治局势变化的影响，尤其是1930年代世界经济危机的冲击及日本对华侵略战争的不断扩大，此一传统与某些西方经济思想相结合，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从孙中山的“发达国家资本”理论到蒋介石的“有计划的自由经济”思想，以及宋子文、孙科、陈公博的“统制经济”思想和翁文灏的国有经济理论，都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上述趋势。对此，思想界和学术界也给予了广泛的呼应。战前，著名经济学家马寅初等人指出：“中国经济之出路，只有统制经济之一途”，“在民族资本极端幼稚的中国，我们要毫不客气的主张计划经济”。抗战时期，被视为“战争期间自由中国最富卓越见解的人士”成立的民间学术组织“中国经济建设协会”指出：战后中国要全面统制经济，“尽速发展为国家企业”。抗战胜利后，北美中国学生基督协会在留美中国学生中所作的调查显示，大多数留学生主张，中国的基本经济政策应该是社会主义的。
在“国家本位”和“民族至上”的文化背景与社会主题下，民间资本阶级没有从我国传统的无为而治的思想中汲取营养，未能建构起独立的思想智库并在理论上完成时代转换，而是固执地因循早已备受批判的西方自由经济理论，鼓吹以个人为主体、以私利为目的的自由竞争，显然不可能在主流思想体系中获得太大的话语空间。
不过，在抗战之前，由于内忧外患，国家四分五裂，加之政府的能量有限，国家干涉主义并没有对民族工业造成太大的打击，相反民族工业却有了很大的发展。
抗战打断了自1935年以来的国民政府的工业建设计划，也使中国民营资本遭受了毁灭性打击。战争促使国民经济转入战时，为政府对国民经济实行全面干预和控制提供了契机。
战争初期，由于时间、经费的极度紧张，国民政府不得不把精力用于利用内迁及原有民营工矿企业的设备，以图在最短的时间内推动工业的发展。也就说在战争初期，国民政府基本上沿袭了战前发展模式，基本上是放任自流。由于国际交通阻滞，外货来源告断，沦陷区人口、资金大量向内地转移，军需民用消费量大增，使工业品市场上供不应求的现象十分突出，加之无外资厂矿竞争威胁，刺激着社会资金不断向工业资本转移，所以内地各省出现了民族资本主义短暂发展的时期，工业蓬勃兴起，新设工厂如雨后春笋，到1942年底，后方各省厂数已达三千七百五十八家，资本总额为二十亿元，工人共约二十四万人。许多产品的产量比战前超出了一到两倍，而且技术进步也相当明显，抗战前7年的专利发明比民国成立以来到抗战前的24年多了一倍。堪称我国民族工业的又一个黄金时代。
另外值得指出的是，民族工业的内迁基本上是民间自己组织自己完成的，在抗战初期的上海"孤岛"中，非政府民间社团的作用一时大为凸显，其在维持"孤岛"社会秩序、展开善后救济、发展市民公共生活等方面的能力不亚于租界当局。当时人称民间社团是孤岛的"第二政府"。实际上，这是在外敌入侵、民族危机深重的困难时期，在常规政府管理已失效的情况下由民间非政府组织从事市民自治的一次可贵的实践，这些都证明了觉醒的中国人是有高度自治能力的。
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在重庆召开。以此为转折点，以前迫不得已的无为而治结束，国民政府开始对经济进行全面干涉，随着国民政府各种战时经济统制政策陆续实施，国有企业（即官僚资本）的四处扩张，从1942年起民族工业开始走下坡路。新设立工厂数减少，而且规模越来越小；同时许多旧厂出顶、合并、减产，并出现了“以商养工”、“以商代工”等现象。在西北经营了几百年的山陕商帮全面破产。刘鸿生在战后感慨地说，“我原来在上海是大老板，到重庆却成了伙计。”抗战胜利来临。但在大后方四川，却出现了“胜利爆竹一响，工厂陆续关门”的景象。永利公司经理李烛尘无奈地称：“当年艰难辛苦而去，今日倾家荡产而回。”据史料载，到1946年底，迁川工厂联合会的390家会员厂中仅存100家，而开工者只20家。
而与此同时，中国民间资本发展的“黄金时代”（1915-1935）时所倡导的自由竞争、商会自治和市民社会思想也彻底没了踪影。
民营工商业受到沉重打击，国营资本也不争气。1942年后，国统区的国营资本尽管不断膨胀，但效率和效益却极差。资源委员会154个所辖企业的财务报告显示，抗战期间28%的企业亏损，25%的企业利润低于5%。
战后，国民政府接收了大量日伪产业，加上收购的民营资产，国民政府实际控制的资产已占国家全部资产的近90%。但这些资产的经营状况极不健康，随着内战的进行，通货膨胀日益严重，这些资产成为了战后国民党政府的沉重负担。国家资本民营化似乎成了惟一的稻草。1947年4月7日，由蒋介石亲自审核批准的《国营事业配售民营办法》正式公布实施。这是国民党政府一个治标的权宜之计，它并非以壮大民间资本为目的，而是解决现实的财政困难。其结局不言而喻。国民政府民营化失败半年后，新中国成立。
从以上的分析来看，面对着敌人严密的封锁、面对着敌人的狂轰滥炸，并受着通货膨胀的严重威胁，只要实施国家无为而治下的自治政策，即使这种政策并不彻底，我国人民创造性和聪明才智还是会迸发出来。相反只要是国家干涉，或者是厚此薄彼，事情肯定会弄糟。
过了60年，我们好像又走到了一个历史的轮回之中，虽然无为而治的思想有了一批坚定的支持者，然而国家干涉主义却有着更多的人支持，无论是精英人物、权贵还是贫困者。尤其是厚此薄彼的非国民待遇政策，正是我们许多现实问题的来源之一，而解决这些问题，道家的无为而治和自治思想无疑是一种最重要的传统文化资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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