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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州发展“神话”：真实还是谎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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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2005/08/18 出处：二十一世纪经济报道 |
在中国城市经济的赛马场上，地处长三角的苏州毫无疑问是2004年最耀眼的经济明星：苏州的GDP在悄无声息中陡然超过了改革开放前沿的特区深圳；向来以消费城市闻名的苏州，其工业总产值仅次于龙头上海，成为全国第二大工业基地；苏州市引进的外资更是雄居全国之首，成为发展外向型经济的高地。
然而，在苏州创造一个个经济“神话”的同时，各种质疑声也纷至沓来：伴随GDP高速增长，人均收入增长缓慢，GDP增长带动生活成本迅速提高，直接导致老百姓变得相对贫困，真正获益的反而是公务员群体。在取得经济的巨大成功的同时，排放的各种污染物日益增多，昔日人间天堂正在离人们越来越远。人们究竟是应该把苏州当作发展区域经济的样板，还是把它当作应极力避免的现代化“陷阱”？
高GDP与低收入
统计资料显示，苏州市去年GDP达到了3450亿元，仅次于上海、广州、北京，增速位列长三角地区15个城市之首，总量跃居全国第四。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仅次于上海；进出口总额突破1000亿美元大关，仅次于深圳；全部工业产值达到9010.77亿元，仅次于上海；实际吸引外资规模则超过上海、深圳，居全国各市之首。
与上述彰显政绩的高指标形成强烈反差的是，其在反映老百姓富裕程度的许多指标上却处于相对落后的尴尬状态。人们每谈及此，总是拿苏州与同处于长三角的上海及浙江的一些城市相比：苏州的人均GDP位居榜首，但人均可支配收入却排在上海、台州、宁波、绍兴、杭州之后，人均消费性支出更是被挤到台州、上海、宁波、杭州、嘉兴、绍兴、舟山、常州之后。
很多著名学者和地方领导干部的尖锐批评集中在一点：苏州名声响却不实惠，引进外资多，GDP增长快，但人均收入与GDP大不相称，增幅远远低于GDP增幅。通常人均GDP与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关系大致是后者为前者的75％，而苏州去年人均可支配收入只有14451元,只占人均GDP的25％。这个差距太悬殊了。由此也说明，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远低于经济增长，这也是多数苏州百姓在日常生活中难以感受到经济增长对提高生活质量有什么突出影响的重要原因。
同时，对人均可支配收入与人均消费性支出进行比较也可发现，居民的大部分收入都用于消费性支出了。2004年苏州市区人均消费支出为9783.07元，占人均可支配收入的68％。再加上近年苏州房价、水电气等价格快速上升，导致生活成本激增。从这个角度看，尽管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在增加，但对于改善或提高他们的生活质量并没有产生什么显著作用，生活成本的快速增加，部分地抵消了可支配收入的增长。居民大部分可支配收入都用于消费性支出，还要应付教育、医疗、养老及其他方面的应急需求，因此在目前情况下，要想扩大居民的消费支出是非常困难的。
人均GDP和人均可支配收入两者之间所存在的巨大差距，突出地反映了目前苏州以工业生产来拉动GDP增长的粗放式经济增长，使得经济快速增长难以转化为居民的实际收入增长。为此，重庆市的一位领导公开质疑"苏州模式",认为这是典型的"只长骨头不长肉"。
百姓相对贫困
然而，老百姓从引进外资和经济增长中得益不多，甚至变得相对贫困。例如苏州人均GDP超过上海，但人均收入只有上海一半；在人均收入的群体中，差距也特别大，在公务员群体中，平均每位公职人员的年薪则为6万-8万元，基本做到了收入水平与生产总值（GDP）增长的同步；而同期一般企业员工的年收入则为1.5万-1.8万元左右，充其量只相当于一般公职人员的年终奖，两者的差距达到了4-5倍。于是有观点认为，在外国资本"掠夺性"的投资过程中，真正获益的是公务员群体。
在长三角15个大中城市中，苏州GDP总量超过浙江任何一个城市，但论人均收入，浙江几个城市全部高于苏州；在许多反映居民生活水平的经济指标方面，如商品零售总额、储蓄余额、私车拥有量、人均住房面积等，苏州甚至比不上地处西部内陆、经济发展较迟缓的成都。经济高速增长,但大多数人的生活并不轻松,并不富裕。
除此以外，在许多反映居民生活水平的经济指标方面，如商品零售总额、储蓄余额、私车拥有量、人均住房面积等，苏州甚至比不上西部一些经济发展相对迟缓的城市。
不可否认，苏州“神话”的背后也有“短腿”。一是自主创业的民营经济与浙江等地区相比明显是个短腿，二是第三产业的发展相对于其工业化进程明显滞后。一般来说，一个地方的第三产业比重高，老百姓收入一定高。工业增长带来的GDP增加值仅有30％是职工收入，60％是税收、折旧和利润，因此尽管工业增加值巨大，但老百姓的收入不一定高。这两个短腿直接导致老百姓富裕程度不高。
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苏州外资带动型的经济发展模式。
近年来，苏州成了全国引进外资的典型，媒体称苏州已是"名副其实的世界工厂"，但一些专家认为实际上只是世界工厂的加工车间，出口的都是技术含量不高的低端产品，连做衣服都是贴的人家的牌子，赚的是极其低廉的加工费，扮演的是挣钱最少的打工者的角色。即使拿苏州、昆山密集的电脑生产企业来说，名义上是高科技产业，实际上与研发、设计无缘，装配女工长时间坐着一动不动，从事的是简单重复的装配工作，只能说是高科技产业链条末端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环节部分。例如，罗技公司是一家总部设在加州的美国公司，每年有2000万个在苏州制造并贴着"中国制造"标签的鼠标运往美国。在美国其售价约40美元，在其价格构成中，罗技拿8美元，销售商拿15美元，零部件供应商拿14美元，而中国只能从每只鼠标中拿到3美元，其中包括工资、电力、交通和其他经常性开支。
时至今日, 苏州已经演化出一个高度依赖于外资（特别是我国台湾地区投资）的外向型经济结构。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实践上来看，外向型的经济模式在进一步发展的道路上会碰到一些障碍。最大的问题是高度依赖于外来投资所带来的前景的不确定性，也就是说，外资可能是因为你这里成本低而前来投资，一旦将来成本高企了，它也完全可能再去寻找成本更低的投资场所。在这种经济结构下，外国资本的投资是一种掠夺性的投资。
这种经济模式给百姓带来的福利增长不及经济本身增长的幅度。过多依赖外资的经济结构，会使本土工业的作用日益降低。近年来苏州经济增长的70％以上来自于外商直接投资的贡献，外资企业的出口额占全市出口总额的80％以上，地方政府对外资的财税需求依赖性日益加深，苏州的民族经济比重持续下降：苏州规模工业总产值中，国有、集体、私营等本土企业所占比重远低于外资企业，而且本土企业的发展速度也不如外资企业。到2004年国有工业仅占全市工业产值的1.38％， 而外资企业占48.9％，大量的产业工人不得不二次就业，其中大部分在外资企业打工，据不完全统计，到2004年末有54万人在外资企业就业，成了"打工仔"。
从某种意义上说，苏州的外向型经济是“房东经济”，即提供良好的投资环境，让外商来发展。劳动力以打工为主，拿到的只是“辛苦钱”，苏州不仅拿不到“剩余劳动”“优势利润”，政府收税还得几免几减。
对于这一弊端，其实苏州人自己比外地人看得更加清楚，大家在这一点上并无太大的分歧，分歧在于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对策：有人主张放弃这种“只长骨头不长肉”的发展模式，专注于发展能够富民的民营经济，被称之为“砍长补短”；有人主张在充分发挥吸引外资优势的基础上，通过大力发展本土经济来实现富民强市，让两者比翼齐飞，被称之为“扬长补短”。苏州人十分明确地选择了后者。尽管目前苏州已大大提高了外资进入的门槛，但对于好的外资项目没有一个地方愿意舍弃，只不过是进一步加大了发展本土经济的力度。
编后：
一些专家表示，多年来，不少人的思维方式宛若这样一个海湾：当潮水涌来时，满潮的海面上似乎到处都是通道；当潮水退去时，又似乎到处是歧路。对苏州的认识也是如此，当强调GDP时，苏州是一好百好，当强调富民优先时，苏州又一无是处。这种思想方法的错误，使自己陷于一个无端循环的圆圈，只能在两极之间摇摆，而抓不住事物的本质，达不到驾驭时代潮流的目的。对于苏州而言，如何在现有“外资依赖症”下，走出一条通过扶持民营企业发展来充实经济结构的道路，怎样让路漫漫而并不修远，也得看政府职能如何转变、相关政策的力度以及当地民企的发展思路。
副市长家藏23公斤钞票与“百官共廉”
苏州是中国城市的一个异数。这不仅指它过去20年来异乎寻常的经济发展速度，也包括它在政治上的一个“奇迹”：20多年来，苏州市及所属县的党委、政府、人大、政协一把手无一人在任职期间出过腐败问题。对这个“廉洁特区”的出现，人们一向认为是苏州深厚的人文传统所致，文化的力量塑造了有别于其他地区的平和而理性的官员心态。就在一年以前，国内权威媒体送给江苏省苏州市一个特别的荣耀：“百官共廉”。在官员腐败案件并不鲜见的今天，“百官共廉”像一个神话一样，引起社会公众的好奇。但是，这个完美的苹果开始出现了第一个“蠹虫”——副市长姜人杰的落马，宣告了这个“神话”的结束，“百官共廉”变成了“败官攻廉”……
早在去年10月27日，有关姜人杰已被“双规”的消息就已传出。据《人物周刊》报道，姜人杰可能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江苏省涉嫌腐败金额最高的地市级官员。有媒体言论说，姜人杰被“双规”只是冰山一角，更多的贪官和腐败案件将随之浮出水面，一个个腐败分子将露出“狐狸尾巴”——“百官共廉”变成了“败官攻廉”，廉政神像已经轰然倒塌。
关于姜人杰的涉案金额，目前，有关部门尚未公开披露，各类报道从9000万到1.4亿元说法不一。据苏州一名详知内情的官员透露，总体算下来，1.4亿元的涉案金额还是靠谱的。“有关部门在搜查他家时，抄出来的现金来不及点，是用秤来称的，据说有23公斤，几百万元，连地板下藏的都是钱。”苏州一位干部透露。
“败官”攻“廉”四招
第一招：揩油百亿元世遗资金
从2001年至2004年，在姜人杰担任苏州市副市长这三年中，他的工作重点之一就是要把世界遗产大会开好。从2002年起，苏州市为举办世遗会陆续投入大量资金。截至2004年6、7月间世遗会召开，三年中，围绕这次会议，苏州共投入资金100亿元用于城区改造。
在苏州市民眼里，这些投资项目确实取得了明显成效：园林、老街韵味更浓了、河水变清了、交通顺畅了、绿地更多了……但是，经有关部门初步披露的事实显示，姜人杰挥巨资打造一个新苏州、留下大量建设成果的同时，也为自己留下了数额不菲的黑钱。 据苏州市政府一名工作人员称，事实上，苏州市近年的市政建设投资高达2300亿元，其中，涉及姜人杰的可疑之处不胜枚举。
第二招：低价卖地皮 “红顶商”生财有道
在担任副市长的同时，姜人杰还身兼苏州市城市建设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一职。一名苏州当地的商人说，在苏州的房地产开发商中，真正“有本事”的人，就找姜人杰。 “约定俗成”的操作手法一般是这样的：某开发商看中一块地皮，但这块地皮却是农业或工业用地，开发商就会主动登姜人杰的门。之后，这块地皮就由政府出面收回了，在给土地的原使用者一定的补偿费用后，这块地皮的性质就摇身一变成了商业、金融或房地产开发用地。在地皮被拿出来公开拍卖时，由于姜人杰事先早与开发商商量好，就以约定的低价拍卖成交，最后，姜人杰与开发商从所得利润中分成。
第三招：开“土地专卖店” 一年成交8亿元
虽然坊间对姜人杰“出事”说法不一，但各种版本都无一例外地提到一个名字——姜荑。 “都是被他儿子害的。”这个姜荑，就是姜人杰之子，而姜荑被抓也印证了姜人杰一案与其子有关。 姜荑今年只有26岁，2001年大学毕业，2002年9月开始经营苏州福海拍卖行有限公司。据了解，苏州大小28家拍卖行一年的总业务量不过20多亿元，其中，土地拍卖量在10亿元左右，而福海拍卖行基本垄断了苏州土地拍卖市场。
福海拍卖行网站是这样描述自己的，“成立1年，拍卖成交额累计即达8.1亿元，其中包括对新艺城大厦、中旅大厦、原吴江审江局大楼的拍卖”，而这几栋大楼，无一例外的都是国有资产。按8亿元业务量，以5％佣金计算，福海一年的收入就达4000万元。
第四招：买盏“宫灯” 报价竟高十几倍
苏州市纪委有关人士曾说过这样一句话：“姜人杰案的性质应该是受贿而不是贪污，到了他这个级别，已经没必要贪污了。”不贪污的副市长又是如何以权谋私的？姜人杰分管着苏州市的城建、交通、房改、房地产开发等13大类的工作，可谓是重权在握，每个项目都投资巨大。
在苏州市区，路边有不少样式特别，被市民称为“宫灯”的路灯，据说，每个“宫灯”的造价都在万元以上。据调查，这个价格要比实际造价高出十几倍，而苏州城区，共添置了1617套这样的“宫灯”。
在姜人杰任副市长期间，还将108个公交车站候车亭改造成了古色古香的苏州特色。与“宫灯”相似，调查结果显示，每个候车亭的改造费用只应花三万至五万元，而实际上，苏州百姓为一个候车亭所付的“买单”费就高达20万元！如此巨大的差价，姜人杰从中捞到多少“回扣”，目前还不得而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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