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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心目中那些民国间的人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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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2005/08/17 出处： |
曹亚伯尝以所作《民国开创史》（(怀疑就是《武昌革命真史》)）就正于章太炎，并求书联。章曰：“稍缓，当好为撰句以应。”而曹索甚急，章曰：“无已，惟有以杜句移赠矣。”遂书云：
英雄割据虽已矣；
文采风流今尚存。
当日去辛亥未远，一时人物故事犹在众口之间。章太炎的捷敏固然令人击节，而7，80年后我再读这一联，却不免别有感慨。当日尚存之文采风流，而今多半已被雨打风吹去，变色褪色不知凡几。 于是突然很想八卦一下民国的那些人和事。
前一阵公开发行了一些人的回忆录，其中一本是陈公博的“苦笑录”。这个版上也有网友谈过。
在没读那本“苦笑录”之前，最早是在高阳的小说里读到陈公博，印象居然很不错，感觉其为人仗义，竟有点侠骨丹心的意思。（后来才知道高阳的素材多是来自金雄白的“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金雄白也是汉奸出身，写这本书记的目的就是翻案，自然对“汪政权”中人颇多回护之词。）我好奇的是像陈公博这样的人在加入南京汪政权后的天天想些啥.只是这本苦笑录是他落水以前的著作。想想也是，跑到南京以后眼见国事无望，每日醇酒妇人，整天玩信陵君那一套，晕死算,当然无心著述了。但也好，否则大概就免不了看他口口声声为自己辩护。虽然他一向以硬汉自居，标榜自己从不解释，但事关千秋名节，文人习气所在，不由他不说上两句。虽然是说了也白说。
就从陈公博的生平开始八起，八到哪算哪。
那个年代，甲午战争不远，辛丑条约刚签完，所以年轻人个个都是愤青。这陈某真是干革命出身，年纪轻轻10来岁就自个儿开始排满，走在大街上跟一般大的旗人子弟干仗，一个人对付五六个，居然全胜而归。当然事后人家找上门来，难免被老爹教训了一通。老爹是退了休的广西提督，堂堂前军区司令，好歹也算是一品大员，这点小事还可以摆平。
但事实证明他老爹教训他并不是因为他排满，而是嫌他排的方式不对：一个人干效率太低。因为过了两年，他老爹变卖家产，联络了在香港的革命党，也不知在哪召集的一些三山五岳的帮会好汉，大概也有千八百人，就要亲自扯旗造反。陈公博到处随父拜山会客，一副少帅的劲头。可惜一堆乌合之众，也没有党的正确领导，三下两下就被打得七零八落（准确地说 刚被围,还没开打，自己就被吓散了）。陈公博连夜逃亡，一路乘船骑马从湖南回广州。夜泊荒村时，这位15岁的落魄少帅对月看水，无限感慨。赋诗一首“匹马渡韶水，寒风吹峡门。疏星点浮石，残月照孤村。奔命穷投止，余生耻苟存。十年须记取，横剑跃中原”。真是年轻人哪。
造反失败，老的被捕，小的弃家。按说干这种勾当被灭掉，绝对是满门抄斩。但死里求活，上下打点，忘了是走了哪位王爷的路子，不知庆王还是肃王，判了个终身监禁就居然就没事了。不禁感慨一下大清国真是气数尽了。搁到康乾时代，一句话说得不三不四，都要全家流三千里，发于宁古塔披甲人为奴（可怜那披甲人自己都穷得要死，那还管的起这一大家子奴隶）。造反这种买卖，本来就是高风险高产出。现在全赔了也不过监禁，如此的倾斜政策下，这一票实在是干得过。
"但死里求活，上下打点，忘了是走了哪位王爷的路子，不知庆王还是肃王，判了个终身监禁就居然就没事了。"
刚查了下，走的不是什麽王爷的门子，是兵部尚书铁良。铁良似乎和他老爹有过杯酒之交。
我上面猜不是庆王就是肃王，是觉得他俩的可能性比较大。
庆王贪墨，海内知名，人呼庆记。（旧年间，买卖铺号惯称某某记。现在香港还有个专卖厨房调味小吃的叫“李锦记”。）庆府的门包，更是明码实价。据说三种名目共72两，但凡上门拜访，盖莫能少。有位林某外放，临出京往庆府道别。指墙上“严禁门包”字样，问庆府门人。庆府门人呵呵笑道：“王爷的话不能不这莫说，你林大人的银子也不能不给。”段芝贵以区区一个候补道居然陡升为黑龙江巡抚，所谓只有想不到，没有做不到。走他的门路，应该是希望颇大。
肃王是另一回事，清廉风雅，号称晚清最贤。当崇文门税务监督时（堂堂亲王怎麽会做这种小差事，不理解），一年下来上缴64万两，而以前最多时也不过一年17万两。一时口碑犹在张之洞，袁世凯之上。但这位肃王却颇同情维新之类的事。当年汪精卫的恐怖主义活动被大清公安机关一举破获后，按惯例交法部（也就是以前的刑部）按大清律发落，那自然是按谋逆处理。当时的主事章宗祥（这名字挺眼熟吧,）觉得人才难得，连夜报告肃王（当时是民政部尚书，已经不管税收了），肃王生生把汪大刺客压在民政部，很有点刑事转民事，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的意思。也是判了个终身监禁了事。有这麽一个例子在这，走这个门路似乎也可以考虑。
关于这个肃王还可以多说几句，民国以后，这位王爷避于青岛，时刻不忘复国（本来还以为他同情民国呢，原来不是），就是总惦记着搞满蒙独立。想在东三省搞事，自然离不开日本人。
刚好他有个日本朋友川岛浪速，还是在八国联军侵华是认识的。八国联军在北京各占一方，治安最差的当然是俄国，无恶不作。最好的据说是日本，大概是要给西方立个榜样看看。川岛浪速当时是负责北京的治安，纪律甚是严明，有一次一个鬼子兵损毁了一把凳子，立马抓过来训一顿，召主人来勒令照价赔偿。八国联军退兵后，北京创办警备学堂，请川岛为学堂监督。因为按辛丑条约，当时京津之间不准中国驻兵，一旦有事，洋人岂不是长驱直入。 也不知哪位高人出了个主意，北京才知道世界上还有一种东西叫警察。不算军队又可以配备枪支，有事可以先当军队使一阵子。这是京津警察的滥觞，警察都是新式训练， 培训上岗（跟铺快大不一样了）。民初时候京津治安是有名的好，估计现在的广州深圳是没法比。上面说过了，肃王是民政部（就是以前的巡警部）尚书。肃王和川岛就是那时订交。
辛亥年间，国内叫一个乱，日本的势力也跟着分好几派，有誓死支持革命党的像宫崎滔天。有坚决挺袁的，像有贺长雄一类。还有支持逊清宗社党的，就是川岛一类。相互之间也是死看不顺眼。当时日本的政策是支持民国政府。于是川岛被日本政府骂一顿，两次的满蒙独立运动被张作霖的把兄弟吴大舌头（吴俊升）给灭下去，川岛的好几个同事被毙掉（也有说只是给逮起来的），估计他也郁闷得不行。据说肃王和川岛签过一个协议，日本支持满清东北复国，作为回报几乎一切军事行政归日本人管理。卖国之彻底仅次于国父之一并割让。当然也有人说那是川岛拿来打算让肃王签的，肃王签没签待考。其实不管再怎末修改也好不到哪去。肃王有个女儿过继给川岛，取名芳子。
这位居官清廉，能诗工画，人称晚清最贤，千方百计卖国不成的亲王，1922年最后死于旅顺。没看见满洲国建立，不知算他走运还是不走运。临死前上溥仪遗奏道“臣。。遁之旅顺，偷延视息。潜抱坚贞之志，恨无开济之才；每伺再造之机，终乏一成之寄，瞻望觚棱，瞬逾十载，憔悴就死，臣罪当诛，伏愿我皇上蓄德养晦，祈天永年，重光郅治，比隆康武。微臣虽在泉壤，蒙袂含欣。。。有子十人，率皆驽下，不堪负荷。。敢情纳还爵土，即日停袭。伏枕呜咽，不知所云。” 回想溥仪一生，读此“伏愿我皇上蓄德养晦，祈天永年”八字，唉。
这遗奏是爽良代笔（其实不是爽字，是爽中两个X都换成百字。不认识）。
肃王本人最有名的一首诗是他辛亥出都所作。“幽燕非故国，长啸返辽东；回马看烽火，中原落照红。”
这诗写得确实不错。立朝三百年，几世生于斯长于斯，今日方知原非故国，十世江山易手，几万里河岳变色，成此二十字。苍凉浸于豪迈。所谓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不过如此。
不好意思，说着说着小资情调就出来了。
接着说陈公博。老爹造反失败，家产又都卖光了，陈公博只好苦捱度日。苦的时候帮人家穿牙刷，穿100支工钱一份二厘。也是苦孩子出身。可见当时革命组织大多混乱，革命同仁对于落难同志子弟毫无接济，成了大家高兴，失败了个人顾个人。所谓起义都是有枣没枣先捅一杆子，成了算捡着；没成呢，用当时流行的话讲叫“以失败做宣传”。
好在没两年，辛亥革命成功，遍地造反有理，枣总算是捅到了。要说这辛亥革命，举事之荒诞，组织之混乱，居然能成功，真是人间奇迹。在准备起事前两天的名单被破获，按说照着名单抓人就是了。结果这末点小事都搞不定，谁不知道要株连到那个地步。弄得满城风雨，人人自危。偏偏又有士兵吵架，一时冲动把个长官给毙了。这开第一枪的，估计起事名单上都不一定有他，反正一激动，索性就嚷嚷开了。巡抚一直以来被起义的谣言弄得精神都要崩溃，一听动静就真崩溃了，连夜出逃。湖北的最高军事长官，张之洞的干女婿，人称丫姑爷的张彪挺了两天也撤了。对起事的人来说，大概还没反应过味来，起义好像就成功了，仓促得连个大家都服的临时领袖都没有，地位最高的就是个连长。于是把黎旅长（那时叫协统）从床底下拖出来，刀架在脖子上硬派为领袖。黎菩萨哼哼唧唧的半推半就，干又不干首尾两端。武汉三武中张振武最看不上黎，“你要是忠清，当日就该殉身，要是干革命，现在就痛痛快快的”，几次拿着枪比着黎。这位后来的大总统就是再土性也怀恨在心，终于借袁世凯之手杀了张振武(其实到底是谁借谁的手也很难讲。黎元洪是想除人又不想沾手，于是打算让老袁顶缸。这两下花拳绣腿当然不入老袁法眼，顺水推舟毙掉一个革命党，再反手把黎也拖下水。泥菩萨的忠厚名声算是让他毁了一半)。武汉三武的下场都不怎莫好。最早起事的这些陈胜，吴广们大多都被后起乘凉的所谓革命党给干掉了。
几年以后丫姑爷张彪再回武昌。民国笔记有记：“前清湖北提督兼第八镇统制张彪，自共和后，即避居天津。其在武汉所置财产，约值百余万，均为民国没收。其后黎黄陂（就是黎元洪，当时是副总统，当然早混到可以以郡望称呼的地步了）为张巳呈恳大总统，批准发还。因特南下清理，以便按册收回。抵汉渡江入城。鄂军界之旧属，至江干欢迎者甚夥。张至都督府拜会。衔帖为前清湖北军门张彪字样。段督原与有旧，极为优待，与鄂军北军诸将校茶会。旧部将校到会者有二百余人，现在罢职退伍闲居者，约十之八九。张含泪周视毕，言曰：“彪弃诸君三年，于兹矣！诸君子改造新国，功业莫与比伦。今日得复聚首一堂，几若大梦，何幸如之！”仅此数语，已不胜欷。旧将校中由曾广大少将代表致欢迎词，大致在称颂其教练鄂军之功，且谓鄂军起义，建立民国，皆由张平日培植人才之力。措词极为阿谀，惟各欢迎者，闻张功业之言，自以今日之闲散，实有感触。有一人竟问张曰：“军门要是那日从了我们，于今未必在黎副总统之下呢。”张瞪目视之，不作一语。”
段督是指段祺瑞。前清时两人资历相仿，都是镇统制（师长）。当时军队最高的常规编制就是师。所谓“军”都是临时征伐，由几个师现拼成的，事后解散。段祺瑞是袁世凯的嫡系，而张彪是张之洞的嫡系。两人分别称得上是南北新军的代表人物。当年彰德会操时，南北新军便分由段祺瑞，张彪带队。 辛亥时张彪为湖北提督，加陆军副都统，名位均远在黎元洪之上。他若当日赞同共和，日后的黎总统恐怕便要改成张总统了。
怎莫总是说着说这就跑题了。 hehe 反正是八卦贴，各位对付看吧。
这帖子刚开始就这麽七零八落，斜逸旁出比主线还长。不管了。前面还提到一个人，章宗祥。帮汪刺客的那位章宗祥在五四的时候是大大的有名。以前上大学时，学校里有个五四纪念亭，亭里碑刻上有副对联：“卖国求荣，早知曹瞒遗种碑无字； 倾心媚外，不意章惇余孽死有头。”（估计校友们知道我是哪毕业的了。hehe） 那时我还不知章惇是谁，但章惇余孽就是章宗祥是知道的。当时学革命史，火烧赵家楼是必有的一段。游行游行，一激动冲到卖国贼家里打砸抢，那还客气什麽，主人没找到，顺手把客人揍一顿，再放把火，那都是正义觉醒的行为。当时警察接到上面指示，对学生要文明对待。所以章宗祥被反日爱国青年打得不行，警察又不管，眼看要完蛋。恰好当时有个日本人叫中江丑吉去拜访曹汝霖，一看这样赶紧把章宗祥拉出来，送到医院里。章宗祥才算捡了条命。
我怎莫也想象不出这种情景：一堆反日青年，正在痛打一个亲日分子，大呼汉奸该死。这时来了个人，要救人，当然也被一并怒骂“这个汉奸也该死”。结果那人回了句 “我不是汉奸，我是日本人。” 然后就把人带走了？？？
中江丑吉跟曹汝霖算是好友。华北事变后，日本人要曹汝霖，殷汝耕，王揖唐（还是王克敏，这俩人我总搞混，反正都是汉奸）等人出来做事，曹不同意。当时唯一劝曹不要出头的日本人就是中江丑吉。
后来王，殷出面组织，去拜见当时的日军首脑回来，顺访曹汝霖。曹随口刺了句“觐见完毕了？” 王，殷大怒：“你自己爱惜羽毛，不肯出头。别人出来做事，你却说风凉话。” 曹是干外交出身，口头上当然不会输人：“我的羽毛早在五四时就被人拔光了，还有什莫爱惜可言。”
抗战胜利后，王，殷等人均被俘毙命。而曹汝霖远走海外，寿享90。
另说 殷汝耕临命前在法庭上，检察官问他可有遗言，他說：“我很奇怪当初要我组织冀东政府的人，竟是今天要枪毙我的同一人？”检察官赶紧让他闭嘴。
殷汝耕的意思莫非是老蒋命其组府的？这未免太可笑了吧。当年殷的哥哥汝骊先生见其弟言必称日本，就说我这个弟弟将来可能会走入歧途，可谓有先见之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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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是“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中记载的。当然不会是金雄白亲历，十九是道路传闻，很可能传着传着,原话就走样了。到底几分真伪，估计他也没数，但既然对翻案有利，也就随手记上。对此我也怀疑，但为了多备个说法就敲在这了。不过可没 经济子版兄那麽确定其为假。
“言必称日本”在民国时，我觉得是很正常的事，也要看当时的口气。以前的小小东洋倭寇也能欺上门，而且居然能和西洋人平起平坐。又要为敌，又要为师，日本在时人心中形象是很矛盾的。正是因为有日本的先例在，当时很多人才觉得东方人也可以和西方人一争高下。而且不仅是武力上的强弱影响。种种日常生活都影响人心。比如京奉铁路当时有两班，一班是中国人管，一班日本人管，设施卫生管理便相差甚远。并且当时有些日本人鼓吹文化还债，同种同文，相互提携。这些词中国人当时是很喜欢听的，不少日本人也是真心嚷嚷。只不过后来侵华日军的宣传给用坏了，变得臭名昭著。现在没人提了，很有“自宋以后少名桧”的意思。
民国时的思潮纷杂，无所不有。无论你多激进多革命，总有比你更激进的骂你是反革命；无论你多保守，总有比你更保守的骂你是乱臣贼子。郭嵩焘鼓吹洋务，后来奉命出使英国，兼任公使。便被人骂“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不见容尧舜之世﹔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这对联上面用孟子，下面用孔子，写得的确精彩，是晚清的名联之一）。说他“往日言必称洋务，如今果入歧途”的估计也不少。只要有观点，不左右挨骂是不可能的，反而越是倾向相近的彼此骂得越凶，我想那是要争夺资源的缘故。两极的观点反而碰不到一起。
殷汝耕的生平思想取向，小弟是不熟，但从“言必称日本”，到“将来可能会走入歧途”，又“可谓有先见之明。”我觉得跳得太快了点。三句话要连得起来，中间还得有点补充才行。
我这个帖子本意是想八卦点风花雪月诗词歌赋的。没想到一出门就住转了向，也是日本长日本短的。考，"殷"鉴不远哪。
老爹出狱，陈公博一下变成革命先驱后代了。于是别人请他县议员，甚至议长，民军司令部参谋之类的，相当于现在的公司请中央首长的公子做挂名总裁的意思。陈公博少年得意，正要手把红旗，弄潮儿向潮头立。关键时刻再一次看出老一辈革命家的高瞻远瞩。老爹一把把陈公博揪回来，痛斥一顿：要做事，先当兵，再读书。否则这议长，参谋害你一辈子。于是陈就去学生军当小兵，踢正步。后来又跑去读书，学校规定年终考试每门90以上，可以免一年学费。 当然像陈公博这种穷人（现在穷了），自然第一年就开始走这条路，第二年的学费就免了，如是这般，到了毕业考试还是都90以上，却没有下一年学费可免了。异想天开，跑到校长那说不能白考高分，要学校还给他第一年的学费。校长也被他饶糊涂了说，好像是有道理，但暂时没钱，先欠着（看到这，我觉得校长其实一点都不糊涂。）
好像那时候很多人都聪明得一塌糊涂，这考试就跟玩似的。还有一个他后来的同事周佛海（这可是正经的同事，最早一起当共产党，又都转到国民党，最后一起当汉奸），跑到日本去读书，到日本临考才知道入学考试要考物理几何。周是读私塾出身，只知道四书五经，哪见过这个。没办法突击了一个星期，把以前的考题拿来狂背。发榜时，知道自己没戏，从最后一名看起，一直找到自己全无信心，居然在第四名的位置看到自己的名字。几百人的考试，牛人啊。
学了几年法律，陈觉得没劲，又来到了北京大学哲学系。没两年赶上五四，同学都上街，陈不去，陈是干过真刀真枪的，大概游行这种小case不放在眼里。另一方面大概也是觉得，中国的问题不在外交，而在政治体制改革。他当时有一本书，“督军问题”，刚刚印行。在书中陈公博雄心勃勃，描画了一幅全面解决当时中国的政治格局的蓝图。具体提出废督裁兵的各项步骤，并将全国22行省详细重划为52行省（当时很有人这麽鼓吹，不知是不是从主父偃的推恩令变来的）。虽然方案的可行性为零，但这种眼界胸怀比起大多正在街上打砸抢的同学们已是不可同日而语，而凭此书，日后深得汪精卫，廖仲恺的赏识，以为后生可畏前途无量。
1920年陈公博回广东。陈独秀组建共产党广东支部，陈公博为宣传委员。21年北上旅行结婚，顺便参加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这一大代表后来分道扬镳，各行各路，当汉奸的，当叛徒的，退党的，出家的，干什麽的都有。各自的回忆也是自行标榜。当时会开到一半，有人探头探脑的进来，然后说走错了。 大多数代表还都傻头傻脑的没反应，还是我们的国际代表有经验，立刻宣布：风紧，扯呼。第二天，转到嘉兴南湖。按张国焘后来的回忆说：陈公博白面书生，带了个漂亮的老婆，结果被吓破了胆溜了。言下颇是鄙夷。反正张国焘在香港写回忆录时，陈公博的汉奸帽子已是扣定了，藐视一把也很自然。据说当年张自忠去见韩复渠，老韩大义凛然的说“他买他的国，我抗我的日，有啥好见的。” 不管咋样，对人人喊打的汉奸，还是要爽一下。当然陈公博对张国焘的跋扈也没好感。。陈的记载是 开会时李汉俊比较担心安全，张国焘便坚持在他家开，说他越害怕，就越在他家。陈公博就觉得张很不地道。后来说大家要走，张反而溜得快。陈公博，前面说过平生以硬汉自居，很不忿，有意留下来和李汉俊做伴，应付侦探搜查。后来陈回旅馆，结果隔壁有枪响，陈唯恐有侦探再来，又觉得会开得不爽（会上也是吵得乱七八糟），便扬长而去。就我个人看来，老张一边骂人家胆小，一边惦记人家夫人漂亮，不厚道。别人写一大回忆录，没有人提陈公博老婆是好看难看的的。而别人都溜了，陈公博留下来和李汉俊做伴应对侦探，然后再回旅馆，也算是仗义（不只他一个这莫回忆）。
顺便说一句他俩都没见过对方的说法。张5，60年代写回忆录时，陈墓木已拱。陈的回忆录虽是40年写的，但70年代才发表。居然如此针锋相对，也算打了一个平手。
后来证明（报纸报道）隔壁那声枪响却是一对男女殉情所致。男的先开枪打死女的，轮到向自己开枪时又改主意了，潇潇洒洒到路边吃了碗面，才大摇大摆走开。好像民国时经常有男女殉情。还看过有一对相约投水，男女一同站在矶头，一二三，咚，女的投下去，男的一弯腰，看了一下，大摇大摆就回家了。
关于丑吉在中国的活动情况，我知道有如下两本书：1、《北京の中江丑吉——ある個性の記録》著者是加藤惟孝，编者阪谷芳直 ，1984年劲草书屋版；2、《中江丑吉と中国——一ヒューマニストの生と学問》，著者是ジョシュア・Ａ．フォーゲル，日译者是阪谷芳直，岩波书店1992年版。 只是不知道有没有中译本。
陈回广东后，廖仲恺极力鼓动陈出任法专校长。陈自觉学问太差，一意去美国留学。于是去哥大拿了经济学的硕士，当然不忘狂贬马克思的经济观点。本来要继续读博士，但没钱了。陈在美国实在穷得要死，完全是勤工俭学，每周去中国城教书赚学费，一周八十。当时中国城也很危险，华侨堂会之间常常打斗。据陈公博讲，倘使一个姓李的被姓陈的杀了，所有姓陈的都可以在报复之列，的确是够狠。陈就亲身遇到过几次堂斗，所幸算是活着回来了。无奈之下给廖仲恺（当时的广东省长）写信请求支援。廖仲恺回信说，想要读博士没钱，如果想回国可以出路费。反正是总惦记着让陈回来帮忙。（陈曾说过在国民党内只得两个朋友，一个汪精卫，一个廖仲恺。这两位对陈确是有知遇之恩。）实在没办法，陈只好回国。
25年回国，参加国民党。没几天廖仲恺遇刺，国民党右派因此大受打击，一大批位子空了出来。陈以左派的身份青云直上，很快就成为中央执行委员，常务委员（几乎相当于现在的政治局委员），分管国民革命军的政治工作。而到这时陈加入国民党还不到20个月，名副其实的官符如火，从此开始在政坛上翻云覆雨的生涯。这期间陈主持制定了“党代表条例和政治训练部组织条例“（军队的政委制度），由此陈常以国民革命军政治工作的创始人自居。
明年北伐。20年前沿此路逃亡南归之少年，如今一路北上，虽道路艰难但一片豪情得意，诗兴大发。与谭延闿，朱培德登白云峰，忽遇风雨乃作诗云:
“三月风掀渤海涛，天低云暗将星高
春雷挟雨随潮起，卷入深岩万木号”.
军行禺关， 酷阳三日，乃作诗云:
“三伏行军越万山，六师今日过禺关；
骄阳着体不知热，心在汴洛幽燕间”.
到武昌夜宿南湖，深夜挑灯，军中草诏，将近天明，忽觉霜露，作诗云
“卷地风云撼武昌，枕戈横笔草飞章；
深宵剑气侵肌冷，始觉征袍尽着霜”。
有人说，这世上只有两件事是真正能激动人心的，一是爱情，一是革命。陈公博从不以诗闻名，看看当日的气概横溢，真是令人神往。平心而论，这些文字不能称工，革命一直以来也未必是中国最好的选择。但这种心雄万夫，江山我改的骄傲，一生能有此一段也真不枉了。
不过这革命总是血流成河。贺胜桥一战，桥南桥北,尸横遍地,马且不前。湖北督办陈家谟在兵败之时，满地乱滚,不肯退却,后来被副官强行拖走。以前只在书上读过“河水为之不流”，陈公博这次是亲睹此景。“秋风初起，吹人略有微寒，阳光映着遍地满河的死尸。不待后人凭吊，当时众人已是恻然。”
北伐军一口气灭了吴佩孚，孙传芳，张宗昌，把少帅张学良一直赶回东北。张学良撤退时给北伐军留了一封信。陈公博北上时正赶上大家正在传看，纷纷赞叹这封信写得漂亮。这封信的内容，《苦笑录》里没细讲。我一直很好奇是什麽样的好文字。后来读到张学良回忆录，才知道是怎麽回事。
当时张学良北撤渡河，有人提议要炸掉黄河铁桥，以防北伐军追击，张学良没听。给北伐军的信里说道：
"未破坏黄河铁桥，因系中国最大建筑之一，如果破坏，一时不易修复，不忍伤国家元气，非撤退仓促不及破坏。另外在郑县仍存有给养甚多，非忘记焚毁，频年战争，豫民流离可惨，何必火以灾黎渴望之粮食，同系中国人，假如北伐军如不急需，请散给灾民，这算补一补双方的罪孽。最后有些重伤患的官兵，不便移动，请北伐军本人道的观念，请加以医救，不胜感激。恐彼此总会有见面的一日，到时再谢！"
信的确漂亮，以英雄待人，颇有四海之风，不愧是绿林传家。中国的事总是山不转水转，果然日后都成了一家。中原大战以后这些北伐将领全成了这位张汉卿的下属。
历来赞张学良的人有，骂他的不少。但不管怎莫说他都算是传奇人物，年级轻轻，自出道以来，若说是一举手投足都使山河变色也不算太夸张。至少有三四件事，深深影响了近现代中国的走向。中原大战，918事变和西安事变不多说。
东北易帜平时提得人较少，八卦一下。张作霖被炸死以后，日本人和北伐军都虎视眈眈，等着收拾东北。张学良和北伐军接洽一开始又不顺利。 冯玉祥，阎锡山一心想解散东北军。冯玉祥对东北军的代表王树翰说：“东北军军备甚丰，须缴出步枪若干万枝，炮若干百门，尔后方能谈到投降的问题。”王树翰倒是有战国策士之风，说：“我本文人，对于军事内容不甚知晓，不过听说，像冯先生所索要那个数目的武器，可能是有的。但车辆缺乏，交通现在不大方便，运送如许多的东西，有点困难，还是请冯先生自己到关外去取吧。”
而日本人当然是想要张学良脱离中国本部自成一局。特派林权助以田中首相私人代表身份参加葬礼，游说张学良。这林权助，两次驻中国公使，号称汉学造诣极深。从他劝张学良的言词来看，这极深两个字真不是吹。 上来就是就是一顿孔孟。先责之以大义："子曰 “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你老爹尸骨未寒，就归顺国民党，认敌为友可谓孝乎？" 结果被张一顿顶。林又晓之以利：孟子曰“赵孟能贵之，赵孟能贱之”，依归南京，则任免之权，操之于人，前清三藩故事殷鉴不远。大可效武肃王之行事，待机观变。假如自认羽毛未丰，有所顾虑，日方物力人力，皆可为助" 云云，极尽鼓动。可惜张学良杀父之仇在身，白费了一幅好口才。
最后送行时，张学良喝高了，趁着酒劲对林说：“老先生屡次为我的设想，在私人利害方面，比我自己还考虑的周到。不过有一点，你未曾为我想到。”林很高兴问：“是什么，未曾为你想到哪？”张学良说：“你老先生忘记了，我是中国人。”林默然片刻，徐徐言曰：“那么，我明天即可回国了。”
后来张在台湾，有的两句诗很得意 “丰功岂在尊明朔，确保台湾入版图。”（谒延平郡王祠）。 文笔虽烂，但夫子自道之意甚明。
另外与现在一般人想法不同，张学良对于当面顶撞林权助这件事，事实上颇为愧疚，几十年以后都耿耿与怀。90年代张接受日本新闻访问，说唯一想去的是林权助之墓。另一说是“想去本庄墓前祭拜，我很想念他”。本庄繁，918事变时日本关东军司令。与张本是旧交。事变前不知情，事变后下令继续。后来本庄将张学良奉天财产装两火车送至北京，学良深以为耻，拒受退回。 日本战败，本庄切腹。据称本庄为人清廉方正，死后日人称其为“人德将军”。
民国和日本的关系是个大题目。我这半吊子都不到的水平，实在是不敢妄谈。只能说点故事而已。
下面再贴一次，陈的事就草草收尾吧。
主要的原因是我对北伐以后实在不很熟。个人兴趣多在北伐以前，还是藏拙的好。倘以后再练笔，我还是说说清末民初的那些闲散杂事吧。
我以前给linyi518兄回帖曾说，很佩服那些能开长篇主贴的人。见贤思齐，于是自己也想试一试。
另一方面也是自己很多年没写过东西了。记得严耕望曾说过：一个人要到了35岁，最迟40还没动笔写过东西，就很难再写了。大概就没有流畅表达的能力了。其实这种东西————找本书抄一抄，重组织一遍就当是自己见识了—————我很不很欣赏。却没想到一开笔就是拿这个上手。而结果发现自己连正经中国话都不会说了，动不动就是长句子，念到自己要断气，只好用一大堆逗号隔开，惨不忍睹，只好拼命用口语。记得当年上小学时我作文写得挺好的，现在咋成这样了尼? 文采毅力两不成，所赖那些人物故事本身sell by itself. 实在对不起各位谬赞。“靡不有初”，惭愧惭愧。
地盘打下来了，陈也有事做了。湖北财务，江西政务。负责财务，就是筹饷， 没了“听炮西窗下，悠然见蛇山”的悠闲。 当时邓演达任司令部行营主任，每天好几张条子批下来，常常一张就是十万。陈本来就是无中生有，被一张一张的条子弄得焦头烂额，火冒三丈。跑去跟邓演达大吵，邓演达辩解说"这是总部的命令，要发犒饷"，陈说“什莫总部的命令，明明是你在胡闹。这种命令我不接受。你来接受财务委员会吧，我干你的行营主任”。邓演达和陈公博都是予智自雄的人物，在广东时两人就常常抬杠，但到这时交情还好。攻打武昌时，邓演达指挥士兵和当地农民干活，说“天亮以前必须干完，不然全部枪毙”。于是农民不干了“我们只是来帮忙的，又不是士兵”。相互僵持不下。陈公博路见此景，出头圆场对农民说“你们只要努力，一定能干完。武昌攻城都靠你们了。你们也不想让北军继续留在湖北吧”。然后拉着邓走开了。邓对陈开玩笑说：“还是你说话强，十足的政客口吻” 。陈也对邓开玩笑说“你的军阀作风到底不行”。其实邓也是以党务政务见长。后来陈在江西遇上一次兵变。变兵围了财务委员会，要求发饷。并在大街上，高声喊道：各商家不必惊慌，我们只是索饷，决不乱枪。谭延闿事后和陈公博开玩笑，“兵变而不劫掠商家，算是开了兵变的新纪元，可见平日政治训练之功”。陈笑道：“这太恭维了，此功不敢领，还是归邓演达得好。他是现任的政治训练部主任，我只是前任而已。”。言语间也见惺惺相惜之意。而北伐以后两人就越行越远了。按说两人都是反蒋，都是左派，可就是相互不投。邓演达的自负似乎犹在陈公博之上。曾贬汪精卫，说他“除倒蒋拥蒋外，别无主张。”也算是一针见血。跟随蒋介石北伐，大概是他们两人和老蒋唯一的交好期。在我当年的中学教科书里，邓演达一直是个烈士形象，第三党的领袖，后来被蒋暗杀。从不知道他和陈公博这个汉奸有甚瓜葛，那时一直以为这两人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就是生活在两个世界里。
其实邓组织第三党也没甚麽，反蒋的人多了，老蒋也没把他们都怎麽着。可是邓后来又以黄埔教官的身份组织“黄埔军校革命同志会”来反蒋（邓演达是当年的黄埔四凶之一）。这太过分了，黄埔历来是老蒋的眼珠子，命根子。据说蒋在南京讲演，曾说：“邓演达想鼓动学生来反对我，非杀他不可！”。不久邓便给秘密逮捕，其实大概也不过就是教训一下。以邓的资历声望，也未必就一定会杀他。邓大概也是如此想的，态度依旧极为强硬。又正赶上老蒋要下野，而江湖传言，每次老蒋下野都必泄愤杀人。可惜了，邓死时年仅36岁。
在湖北管财务外交，在江西主持政务，陈都是颇有所为。在国民党内，陈公博向有能吏之名，称“治世之能臣”。历任党内高官，从无不称职之名。张作霖抄查北京的俄国使馆时，曾发现一份关于陈公博报告，写“陈公博是广东政府中最有能力的一人，有无政府主义倾向，诣向至今未明。”其实这报告写的也是乱七八糟，陈公博从来没有无政府主义倾向，政治意向也一直比较明朗。
北伐的仗是打赢了，当然免不了开始分裂（蒋介石有一次很愤怒说“我们不要两湖了”）。南昌武汉，陈不知去那里好，要回广东，一摸兜里只有24块钱出江西的路费都不够。陈一贯以清廉自诩，看来也不是白吹。也算是当过一省长官，临走兜里连30块钱都没有。汪精卫回国后，又演变成宁汉分裂（我都不知道宁汉前后分裂过几次了，大概从辛亥革命开始就没真正合过），眼见各方意气，北上时的豪情换作无限感慨，陈曾作诗 “苍穹沉醉人无语，独立峰头看乱流，千年古树空余骨，百战功人尽沐猴”。四一二上海清党，七一五武汉分共，桂系逼宫，老蒋下野，宁汉合流。法统之争，宁汉开战，宁粤对立。当时李白在南京，汪在广东，蒋在日本，李济深张发奎又相互运气。趁势驱李，广州兵变。我党趁乱广州起义。陈公博有口难辨。被南京政府讨伐，李济深替他立了共祸纪念碑，指陈公博为广州起义之祸首（简直是抢叶剑英，张太雷的版权）。陈公博委屈得要死，27年底避往香港。再转上海，坚不出国，自称是“合则留，不合则打，打不过才去”，正式开始他的反蒋生涯。
很牛的是，这时他还出版了一本学术著作。从经济学的角度研究中国历史上的革命。陈对自己这本书评价很高，说自己“替中国历史派打一个前锋”，“在中国专从经济背景分析中国史以前还没有过”，书中强调经济的对历史发展的决定性影响。“制度是经济的反射，政治是对经济的解决”。最后隐约提出中国的农业经济（非商业经济）使得封建制和君主制源远流长。可是事实上1928年这本书出版时，似乎没什莫人注意到，后来就寂寂无闻了，几十年来从没人提到过。更谈不上的中国历史学有什莫影响了。这本书在中国似乎没传下来，日本东京的东洋文库里到是还剩一本。（复旦的一位教授石源华在他的《陈公博全传》里提到过。可能是他第一个发现的。我的这里关于陈的事迹，十九是来自陈的《苦笑录》《寒风集》，和石先生的《陈公博全传》）
政治争执总要转到武力解决。29年11月。汪精卫陈公博调解策动张发奎，李宗仁联合反蒋（这哥俩前两天刚干过一仗，这回估计炮筒还没凉呢），张发奎发表讨蒋通电。民国时军阀间电报战是一大特色。动不动几百字的电报来回发，就跟不要钱似的。而此电气势如虹，传诵一时。不知何人手笔。完全是洛宾王讨武檄文的路子。上来就是一通“蒋逆介石，性情贪鄙，手段凶残”，云云历数其行，中间比较过瘾的句子是“白日中天，春雷起蛰，洛钟呼应，桴鼓遥闻。彼蒋逆悔过无心，与戎有意，查其倒行日甚，知其末路将临”。“为民请命，纵万死以何辞；为党争存，有一兵而必战。所望党国先进，革命青年，同兴讨逆之师，共发偕亡之愿”云云。
但老蒋确实内战内行，现在南边击溃李宗仁（北伐第七军长），张发奎（北伐第四军长），接着北面打垮唐生智（北伐第八军长），石友三，镇住宋哲元，韩复渠（这三位都旧属冯玉祥的西北军）。下一年中原大战又得张学良之助 平定冯玉祥，阎锡山。陈公博奔走其间，眼见无望，作诗云“四野奔流遍甲戈，两番深夜渡黄河。雄心渐似秋心淡，欲化闲鸥逐逝波”。31年1月再次流亡欧洲。
前面说，陈自称在党内只得两个朋友，一个汪精卫，一个廖仲恺。廖早亡。只剩下个汪。而这几年反蒋，陈公博锋芒太露，到处树敌。无论汪派内外对陈都颇有指责，甚至汪对他都略有微词。陈不免心灰意冷。等他31年9月再回国时，心态已大不相同。在归国海途中，作诗云“海上凄清百感生，频年扰攘未休兵。独留肝胆对明月，老去方知厌党争。”
918事变，蒋汪胡各派暂时统一，以孙科孙大少为行政院长，陈一年前被永远开除的党籍也恢复了，并为实业部长。汪蒋暗地里联合，逼走胡，孙二人。汪在这里有一件很不地道的事。汪本在上海养病，孙科气呼呼的从南京跑到上海，去看汪，汪说病重不能见，结果汪第二天就跑去杭州见蒋介石。陈公博都觉得话没法圆。最后汪坐上了行政院长的位子。
33年热河失守，长城抗战。陈以中央代表的身份，北上劳军。陈以前天天在后方，嚷嚷抗日，打打打。这次有机会跑到前方视察，回来以后就不嚷了。他后来回忆说，他不懂军事，但有三件事觉得很滑稽
“其一，北平夜间每夜宣布戒严，把人力车、汽车截在街上过夜，而日本的军官倒坐了电单车，到处横冲直撞。因为北平戒严，照例要对于东交民巷的公使馆送通行证的，中日没有绝交，日本也有公使馆，我们还得送通行证，因此日本军官可以在戒严时期，通行无阻。我们想想，我们为什么戒严，当然是对付日军，今戒严戒不到日本军官，而单戒了本国人民。
其二，我们军队源源由北宁路输送，而北宁路照例要经过塘沽。为着辛丑条约的关系，塘沽就有日军驻扎，日本的宪兵，每天站在车站，拿着一本日记册，对于我们的军队来往运输，人数若干，番号什么，军器多少，一一抄下。大凡用兵，最要紧的是使敌人不知自己的虚实，现在军队输送，一一要经过敌人的眼睛，
其三，最滑稽的，于学忠（当时驻防天津的东北军将领）恐日军迫近天津，在天津四周做了防御工事，日本军官听见，一定要参观，屡次要求，拒却不得，于学忠只得派了几个参谋陪他们去看壕沟。”
还有一件事给他教训大概不小。敌人的飞机来了，我们的飞机要立刻升空应敌。可守军司令下令飞机应敌前先要绕城一圈再升空。一般都知道空战占领制高点比较重要，居然守军如此昏庸。陈就跑去问司令，司令对这位政工干部说：打敌人，实力上是打不过，现在打得是士气，只要士气民气不丢，就有希望。 敌人的飞机来了，老百姓看到我们的飞机也在天上应战，就会欢呼，而相比之下打输打赢的影响反而没那末大。陈公博听了不说话了，估计想打仗他的确不在行。
在南京做实业部长四年，把陈公博郁闷的不行。费尽心力草拟了一个四年计划草案，要大搞计划经济，（越看越像共产党）。只是当时的国情下，人们也不甚关心此事。陈曾向数百名专家发信征求意见，结果回应者寥寥。种种规划都变成了纸上谈兵。所谓“酒杯浇尽牢愁在，也自随班习礼仪”。当时陈和人讲“对人不满，开除党籍通
缉都不高明。最好是让他到中央当大官，又让他不能办一件事，这比开除党籍，通缉都厉害多了” 。后来在他的《四年从政录》里自叹：平生并非落落，却惜寡合。太以骨头为重，国家为轻。不能为胡林翼。当日若曲意交欢，亦不至于一事无成。
35年汪遇刺，辞职出国，陈亦辞职。36年西安事变，汪回国，陈亦复职。37年卢沟桥事变，为赴欧专使。因陈与意大利的外交部长，墨索里尼的女婿，齐亚诺私交甚好，蒋有意任他为驻意大使。陈不干，回国。38年底汪发艳电。陈居香港。39年陈在香港完成了回忆录“苦笑录”。40年高陶忽然弃汪归渝。陈公博因此大为激愤，终于到上海，从此一生名节尽毁。
不小心给写成了个人小传的样子，实在不是我的本意，与开始的题目也相去甚远。而且上面的小小生平也称不上完整，都是些边角碎料，他一生真正主要的活动大都简略带过。如在上海办《革命评论》，组织国民党改组派，参与30年代初以前几乎所有的反蒋活动，和最后参加汪政权等。
最后对于陈还有些看法。陈公博这个人物大家其实未必感兴趣: 在近代不算十分重要的人物，并且历史名声也不好，但我对其印象却颇佳（从上面的描述口气也看得出）。他曾说过: 自己是中国的第二流人。第一流是能知行合一，他是没资格了。第二流是言行和一，庶几近之。在我看来，第二流已经很了不起了。陈公博是那个时代的一类典型官吏，有旧学的底子，又受过西洋的教育，几沉几浮，饱历宦海，而文人气不脱。他的《寒风集》读起来非常舒服，言语间毫不装腔作势，又无官气（这点极难得）。虽然有时也免不了自夸自赞几句，但都尚能忍受，不至于让人太反感。
从少年早发到后来阅世渐深，自然会有些很感慨的言语。比如他曾说道: “对于政治我实在有一点忏悔，我是一个被裁判的人，十几年来，我自信行动没有甚莫变化，思想也没甚莫动摇。说夸大点，‘还站得住’，说稳健点，‘不越中庸’。可曾被一个朋友批评过，说‘作小同志真难，常跟着领袖跑，及至领袖转了弯，他们还不知，一直向前跑，直到碰了壁和跳下深坑才止。’领袖我自然不敢当，也没这个资格和志愿去当，但听了那位朋友的批评，我深觉着一股寒气知从脊柱流下去，不胜愧悔。尤使我感动的是一幅外国漫画，是写在德国加入国联后。上面有一对男女，男的代表德国，女的代表法国。男女拥抱着很亲密。远处无数的十字架，下面都是累累骷髅。男的对女的说‘亲爱的，以前是我错了’。女的也对男的说‘亲爱的，以前是我错了’。 那时十字架下的骷髅远远的喊道‘你们都没错，错的只有我们’。这是世界的政治，也是中国的政治。随虽然我今天也反对拜佛读经。但时时在想，那班先生提倡拜佛读经也不无理由。因为这样至少也表示个人忏悔，终必着另外一班人不断在那里说‘亲爱的，以前是我错了’还好。中国的政治打扮是这样，我个人恐怕也是‘以前错了’的一个。”
又如“大概一个人爬上了当局，总有一班人希风承旨揣摩你的意图，差不多像苏秦揣摩太公的阴符。你需要一双鞋子，他们便送你一双大靴；你要一顶瓜皮，谈们便奉你一顶高帽。久而久之虽不习惯，也不能不令你自然。”
“说到批评，第一，中国本来很难得有真是非。我并非学庄子''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实在天下并非无是非，只是是非不容易出口。比如上海一个地方而论，忠奸恶善都有他的地位，忠善者固然时时受人恭维，就是奸恶的，只要他有权有势，虽也不敢磕一磕牙齿。这真是‘天下本无是非久矣’。第二，中国人重面子。我常说最好不识人，识了这人，批评就不容易。人不像俗语所说的是有万恶的，人也时常有困难。人有一善，便要相原。人有困难，尤要谅解。所以我常说，事情越知道内幕，越难说话；人越是相熟，越难批评。上海的报馆先生，第一年是老虎，第二年是小狼，第三年是绵羊，第四年便不知变作甚莫了，可以说是炉火纯青，又可说是返璞归真。到了那时，只好学老狐证果，不闻不问”
这几段话都是36年，也就是西安事变那一年写的。想想起北伐时的意气风发，不过十年已是人事如此。真是“及其所之既倦，情随事迁， 感慨系之矣。” 特别是最后一段，简直是谭延闿的口气。
即使后来到了汪政权,也有些很有趣,值得一读的言语。
他曾在汪政权中作上海的市长。（上海地位特别，市长位子各方抢破头，实在没办法，只好最后让陈兼差把各方都压下去。当时陈的兼职甚多，从立法院长到小小一个区长都有。于是当时有一副对联传
诵："陈公博兼选特简荐委，五官俱备；汪精卫有苏浙皖鄂粤，一省不全。"） 陈虽当了差，可是对上海的印象似乎不怎麽好，曾写文章大为抱怨说: 做上海市长就好比大旅馆里的“首席侍者”，要有语言的天赋，要有健全的脾胃，有无限的经费，要肯换衣服，肯忍耐，还要有不同的面孔。“见了一位头脑顽固的老人家，要说他旧学精深，道德高尚。见了一位穷凶极恶的大英雄，要说他急公好义，侠骨豪情”
又讽刺上海的特异风气“我以为异的,上海有庆寿热。其他地方的人，五十以前绝没听过拜寿。上海则不然，好像各个都自算短命，三十不拜寿，便没做寿的机会。我以为异的，上海人替父母做百年冥寿，一班亲友都煞有介事的捧场。谚言富贵不还乡，如锦衣夜行。上海是富贵不替父母做冥寿，则面子不足。死生是相反的，死而言寿，则不必乐生哀死，拜佛祈寿了。更以为异的是，上海有大收干女狂。小报记载，差不多每天上海的名人都在那里做过房爷。”“
不过据我细心观察，上海人还是‘山人自有道理’。不是像一般人所想，毫无尺寸规矩。比如三十有做寿似乎是可异了，但还没见过二十拜寿的，可见还是有界限。又替父母做百年冥寿似乎是可异了，绝无替始祖做千年冥寿的，可见送帖子的人是有打算的。收房小姐似乎是可异了，但究竟是以做戏唱书的女艺人为限，有时舞女也可破格录用，但没有一个破格光顾到孤儿院的女孩们，可见干女儿也是有个资格在的。又犹如大出丧。前面要有个印度巡捕是必要的，用来壮声势，中国乐队和外国乐队只管不大调和，那是用来摆排场。僧道尼沿途诵经念佛，那是用来装门面。但终究没人发明儒释道同源至理，请一班教书先生，沿途大念大学中庸，以补亡者平时读书之不多，及生前见理之未到。由此看来，上海毕竟是胸中自有绳墨的。”
“又可异的，也许是上海给英美麻醉了，这所谓麻醉，并非是每个人都崇拜英美，却每个人都崇拜外国人。我见过很多人，天子不得而为臣，诸侯不得而为友，但对于外国人无不低首膜拜。”
“我以为异的，上海是另一片土，一个人在别处不受嗟来之食，到了上海可痛饮盗泉，以为上海是另一世界，风骨一说是不成立的。一个人在别处反对官僚军阀，到了上海倒乐为豪门清客厮养之徒，以为上海是另一世界，清高一事，暂且可置之不论。”
“上海市一条滚滚流不尽的黄浦江，淘到金的，便捧着这块金，醉生梦死，载沉载浮。淘不到金的，便越淘越深，一旦风起潮来，随波而逝。” 很难想象今天的一个上海市长会写下这些话。
抗战胜利后，陈以汉奸罪受审时，当庭读其自白《八年来的回忆》说到“除以上两大问题以外，日本的组织力和教育科学仍是不能漠视。马克萨（即麦克阿瑟）元帅曾发表谈话，说不使日本国力伸张于本土以外，日本已不能成一强国。但就以本土范围而论，无论你想也罢，不想也罢，日本终不失为东亚的领袖。我听他这几句话，内心有无穷的感想。我们现在也讲复兴，日本也在讲复兴，但结果谁的收效快，我是有些不寒而栗的。”
“自从此次中日战争，不独物资打完了，道德也打完了。内地情形怎样，我不深悉。但在沦陷区中，我觉得大众如趋狂澜，如饮狂药，一切道德都沦丧尽了。大家不知道有国家、有社会、有朋友，只知道有自己；不知道有明日，只知道有今天；不知道有理想，只知道有享乐。我也想过，在一个国家破败之余，明日我将如何，我还不知，倒不如尽一日生命享乐，以求一时之满足。这种风气所趋，恐怕非一时所能挽救。一个国家胜利，是不是会骄盈，充骄盈之所至，会不
会宴安淫逸，这是我引为极大忧虑的。 ”
陈的上面这类言语，是我对他很有好感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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