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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的石油地缘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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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2005/08/17 出处： |
斯迪芬·海哥德和罗伯特·R·考夫曼 著 2005/08/15
缘起
最近的几条国际国内新闻引起我很多无奈甚至是痛苦的联想。首先，沙特国王法赫德于2005年8月1日去世，这使得世界上最大的石油生产和出口国的未来政治前景变得更加微妙和危险。其次，国家发改委在过去四个月内已经五次调整成品油价格，而国内经济相对发达和国际化程度较高的珠三角地区出现油荒，很多加油站开始限量售油。这无疑给中国未来的经济前景蒙上一层阴影。第三，据路透社报道，200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之一、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的普雷斯考特（Prescott）教授8月5号在新加坡的一个经济学会议上指出：中国经济的高增长率可能缺乏可持续性，并且有可能受到曾在1980年代冲击巴西的那种震荡（China's spectacular rate of growth may not be sustainable, and the country risks the same shocks that hit Brazil in the 80s）。
仔细琢磨一下，这些乍看起来似乎关联不大的新闻却让我感到有点寒意。具体来讲，我觉得似乎有可能出现这样一幅恐怖的连锁反应图景：沙特未来政局的不稳将影响世界市场石油——所谓的“工业血液”——的供应，并导致世界范围内发生新的石油危机，为应对石油危机及随之而来的通货膨胀，各国被迫提高利率，世界经济接着陷入衰退。由于对进口石油和外贸外资的依赖程度较高，中国这时开始出现巴西曾经经历的那种经济危机，过去经济发展的成果随着危机的到来而烟消云散，国家的政治与社会生活也因经济危机而陷入混乱，整个国家将处于风雨飘摇之中。
沙特：不确定的未来
可以毫不夸张的说，法赫德国王的去世是今年世界政治领域中的一件必将产生长远影响的大事，原因很简单：在工业化时代，石油地缘政治对全球经济的影响太大了。正是因为这样，世界主要英文媒体对这一事件都有详细的报道和分析。（我这里顺便说一下，我见到的中国相关媒体却没能对此给予充分的重视。这要么说明我对中文媒体的接触面较窄，要么说明中国媒体对国际政治事件的敏感度不够。）
当然，人们关注此事件的着眼点是它对沙特未来国内政治局势以及与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关系的影响。在法赫德国王的葬礼之后，美国派出了以现任副总统切尼、前总统老布什以及前国务卿鲍威尔为首的高级代表团向新任国王阿布杜拉表示祝贺。这一高规格的代表团一方面显示美沙关系在2001年911事件后已经显著改善，另一方面也显示美国政界对沙特未来局势和今后美沙关系的高度“关心”。对稍微了解沙特国内局势的人来说，美国官方的这种“关心”是多么的不得已。
下面两件小事就能明显体现出美国这种“关心”的理由。其一，在美国东海岸和新英格兰地区上层社会很有影响的《大西洋杂志》（The Atlantic）最近又在其网络版的显著位置登出该刊2003年5月发表的一篇文章，该文章的标题就是：沙特王室的垮台（The Fall of the House of Saud）。其二，纽约时报在8月6日发表了一篇题目为“美国为何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依赖于沙特”（Why America Is More Dependent Than Ever on Saudi Arabia）的分析报道。
油荒：人推车走
人们能够从下面几组数字清楚地看出沙特对世界石油市场的影响：沙特探明地石油储量占世界总量的25％；沙特目前每天的油产量为9百万桶，占世界日总产量的11％；沙特石油出口的60％流向中国和日本，15％流向美国；沙特的日石油产能为1千1百50万桶，是世界上唯一的一个拥有大量未充分利用的产能的国家，因此沙特可以在世界石油市场出现波动的时候起到至关重要的平衡油价的作用（在1973－1974年的第一次石油危机期间、1980－1988年的两伊战争期间、1990－1991年的海湾战争期间、以及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期间，沙特都充分启用其剩余产能以稳定世界石油市场）。
然而，非常不幸的是，虽然沙特由于其独特的资源优势而对世界经济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它却不是一个“正常”国家。沙特是目前世界上唯一的一个以部族名称命名的国家，并实行一种兄终弟及的罕见的王位继承体制。在该国的君主体制下，王室拥有和支配全部的石油资源。以前，王室成员可以凭借滚滚而来的石油美元过着极其奢华腐败的生活，由于王室成员膨胀太快（据估计沙特现在有1万至1万2千名王子），石油美元现在已经无法满足很多王子们动辄上百万美元的消费，于是他们开始利用特权搞敲诈勒索。同时，由于人口的急剧膨胀，沙特民众的生活水平却开始下降，该国人均收入从1981年的28,600美元下降到2001年的6,800美元（当然，随着近期石油价格的迅猛上涨，沙特的人均收入也相应提高）。另外，在对外关系方面，由于法赫德国王亲美亲西方的政策，尤其是他在1991年不顾沙特王室的反对让50万美国军人进驻沙特以保卫该国免遭萨达姆的攻击，沙特保守的穆斯林民众更是对沙特统治阶层变得更加不满。沙特统治精英为消解民众的不满，竟继续推行一种引饮鸩止渴的政策，那就是大力资助瓦哈比原教旨主义在沙特乃至全世界穆斯林社区的扩张，以换取穆斯林教士和瓦哈比教派信徒对王室的支持，并将矛盾的焦点转移到国外。现在沙特的教育体系已经基本上被瓦哈比教派的原教旨主义者控制，这种教育体制的惊人结果是，911事件中的十九位劫机者中有十五个来自沙特，更不用提本拉登本人也曾是沙特人。
尽管从某种意义上说，沙特已经坐在了火山口上，但由于法赫德国王本人在王室的巨大影响力，统治精英内部能够保持相对的团结。随着法赫德国王的去世，可以肯定的是，沙特王室围绕王位继承问题将会展开激烈的角足。就在今年七月份法赫德国王住院治病期间（当时人们普遍认为他不可能再康复），曾任沙特驻美大使20多年的班达尔王子突然辞职回国，这可以被看作即将展开的激烈继承战的一个小小的序曲。简单来说，目前围绕着沙特未来发展前途以及与西方国家关系进行的政治权力斗争的主角有两派：即所谓的亲美派或改革派，以及反美派或保守派。前者希望沙特能够进行有限度的现代化改革，以新任国王阿布杜拉为代表，并获得美国的支持，而后者希望沙特保持保守的瓦哈比教派式的伊斯兰治理方式，以现任内政部长纳伊夫亲王为代表，并受到沙特国内广大的瓦哈比教派信徒的拥护。而这两位代表人物都已经垂垂老矣，前者已经83岁，而后者也有77岁。总而言之，沙特未来政局的演变有着非常大的不确定性。不过，不管怎样，沙特未来发展前景很可能不外下面这三种可能：维持现状，民主化改革，以及伊斯兰革命或者动乱。
第一，维持现状：沙特王朝的亲美改革派将持续掌权并能有效控制国内局势。笔者认为，长期来看，这种可能性不大，原因有以下几点。首先，本拉登以及那些劫机者和“圣战士”的“斗争精神”是不容置疑的，他们既然愿意不计牺牲地和西方的“异教徒”斗争，也自然会竭尽全力地把本国与那些“异教徒”有染的统治者拉下马。其次，由于911事件的影响和美国对外政策中对民主价值的强调，美国和沙特的关系基本上不可能再恢复到1980年代的水平，沙特国内改革派的地位因此可能会受到削弱。再次，由于巨大的石油利益，王位继承斗争将极大破坏沙特王室的团结。根据王朝统治的规律，随着时间的推移，继位国王的道德权威和个人威望有一种边际递减的趋势。这就意味着，沙特以后继任的国王将无法享有其前任国王的那种巨大道德资源，所以维持统治精英内部的团结将变得日益困难。第四，如前所述，瓦哈比教派已经全面控制了沙特的教育体系，在这种体系中成长起来的人不可能支持一个亲美的改革型政府。所以，虽然新任国王阿布杜拉声称要继续维持与美国的关系，但已经83岁的他不可能长时间地掌控朝政。他之后的沙特何去何从，实在是一个巨大的未知数。
第二，民主化：也既沙特王室主动地对沙特的政权体制进行自由民主式的改造。笔者认为，这样的一种可能性微乎其微。在美国“大民主”外交战略的压力，沙特被迫于今年2月份举行了有限的城市议会选举。不过，令人失望的是，胜选者几乎全是瓦哈比教派的保守人士，换言之，也就是他们都是反对现代化和西方国家的人士。人们几乎可以肯定地认为，如果沙特现在就举行全国的总统直选，本拉登将会以压倒性多数赢得胜利。因此，沙特王室出于自身的利益是不可能采用这种办法的。
第三，伊斯兰革命或者动乱：也即瓦哈比教派利用其在民众中巨大的影响力发动革命或政变。笔者以为这种事变的可能性比较大。上述“沙特王室的垮台”一文的作者－此人曾作为美国中央情报局的特工在中东工作了20多年－指出，现在沙特国内的局势和伊朗1979年发生伊斯兰革命前的形势非常相像：民众对亲美的腐败王室极其不满，而宗教势力又在大事扩张，影响力日升。沙特王室自然也知道自己统治基础的薄弱性，所以它将大量的石油美元发在了军队上，也因此成为世界上人均军费开支最高的国家。不过，沙特军队本身却被保守势力控制着，国防部长苏尔坦亲王就是上述保守派领军人物纳伊夫亲王的政治盟友。如果沙特真地发生伊斯兰革命，军队的忠诚度无疑会受到很大的考验。届时，也许王室中的保守派会和瓦哈比教派的原教旨主义者结成联盟以建立一个政教合一的神权国家。退一步说，即使革命不成功，由于沙特政界上层精英的分裂，该国也有可能会陷入内乱。由此导致的结果是，沙特的石油基地和运输线将更易受到破坏，并且仅此就足以对世界石油市场产生毁灭性打击。我想，大概没有谁能够控制这种情况发生的概率。
这里非常值得顺便一提的是，美国当初之所以发动伊拉克战争，其中一个比较重要的战略考虑就是对石油资源的控制。911事件中沙特人的突出作用对美国人的冲击非常大，他们也许认为沙特早晚是要与美国摊牌的。但美国又需要依赖沙特的石油，所以为了保证石油进口来源的多样化，控制伊拉克的石油资源便成了一个可以尝试的替代选择。不过，由于伊拉克的混乱局势，被占领的伊拉克的石油产量一直达不到美国的预期（美国当初预期伊拉克一天能生产300万桶石油，而现在实际每天只能生产100万桶），所以美国目前还是不得不与沙特现政权维持良好的关系。但无论怎样，这确定无疑地显示美国政治精英对沙特未来局势的演化以及相应的未来石油地缘政治的某种深层顾虑。
1979年世界因伊朗发生伊斯兰革命而遭遇石油危机。沙特在世界石油市场的地位远远高于伊朗，并且沙特的瓦哈比教派远比伊朗主流的什叶派更为激进。如果沙特未来政治局势因伊斯兰革命而陷入某种混乱，也许更有冲击力的世界石油危机会接踵而至。其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只能用“灾难性”来形容。至于它对中国的影响，我会在下文中谈到。
兄弟，油又涨了!
巴西：石油危机的牺牲品？
无庸讳言的是，石油危机的后果是严重的，而动乱、革命和战争往往是石油危机发生的诱因。人们不该忘记，1973－1974年石油危机的诱因是1973年的第四次中东战争，而1979－1980年第二次石油危机的缘起就是1979年伊朗的伊斯兰革命以及随即爆发的两伊战争。在这次石油危机中，油价从每桶14美元暴涨到35美元，涨幅达1.5倍。这场石油危机引发了世界性的衰退，美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因此而下降了约3％。不过，由于有着良好的市场反应体制和稳定的政治机制，西方发达国家在付出一定的经济代价后最终得以渡过危机。而作为处于军人威权统治之下的发展中国家，巴西就没有这么幸运了。
可以说，巴西在上个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末也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优等生。在1950年代以前，巴西基本上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家，其经济发展主要依靠开采和出口一些资源性产品，如橡胶和咖啡等。直到1940年代，该国才在里约热内卢建造了第一家钢铁厂。从1950年代开始，巴西开始了长达约30年的工业化进程，经济快速起飞，汽车、石油化工以及钢铁业获得长足发展，并完成了一系列大型的基础设施建设工程。从1945（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1974年（第一次石油危机结束）的30年间，巴西是世界上经济增长率最高的国家之一，期间国民生产总值的年均增长率高达7.4%。尽管1970年代出现石油危机，巴西国内生产总值在1970到1980年间的年均增长率仍高达8.5％，而人均收入则翻了四倍，在1980年上升到2,200美元。单就经济表现而言，那一时期也许只有日本才能与巴西比肩，因此，当时的人将巴西的这种令人叹服的经济增长称为“巴西奇迹”。
可是，1979－1980年间的第二次石油危机使这一所谓的“奇迹”化为泡影。石油危机对巴西经济产生了双重冲击。一方面，虽然巴西以自然资源丰富著称，却缺乏两种最关键的能源资源－石油和煤炭，巴西所消耗的石油一半以上都需要进口。因此，石油价格的大幅上升严重地恶化了巴西的对外贸易条件。更为重要的是，在石油价格猛涨的背景下，世界主要国家面临巨大的通货膨胀压力，它们不得不迅速大幅提高利率以应对油价上涨的冲击。同时，由于巴西在实行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时在国际金融市场大肆举债，利率的急速攀升大大加重了巴西还本付息的压力，这种外债压力因贸易条件的恶化而进一步加重，由此造成巴西的债务危机。债务危机又带来了两个严重的后果：外来资金的枯竭以及公共财政因支付外债利息而备受压力。前者导致巴西投资的萎缩，而后者则使巴西的通货膨胀加速发展，最终外部危机转化为全面的经济危机，经济出现负增长。在随后的十年中，巴西一直陷在危机的泥沼之中，以前几十年经济发展的成果当然也就烟消云散了。
可以想象到的是，在巴西的威权政治格局下，经济危机很多会演变成包括政治和社会危机在内的全面危机。巴西后来正是沿着这一路径发展的。首先，巴西的经济危机使得该国威权政府在过去几十年所推行的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彻底破产，当然，巴西威权政府的信誉和合法性也因危机受到重创。其次，经济危机使得以前与执政精英结盟的商界精英开始背叛现政权，政商关系开始恶化，商人阶层希望“换天”，以拯救他们赚钱的机会。第三，相对来说受危机打击最重的底层民众发起了广泛的抗议，由经济危机所导致的失业率上升和物价飞涨严重影响到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因此民众抗议迅速增加。第四，面对危机局势，执政精英内部在应对政策上产生分析，执政精英间的分歧加大。
在这种局面下，“在巴西1982年的州长选举中，反对派候选人在东南部工业化地区的所有大州都一举获胜，史无前例地控制住地方上的警察力量及州里的任命权。”1984年，反对派开始在全国范围内组织一系列的抗议示威活动，并发起“现在就直接选举”（DIREITAS JA）运动，要求直接选举下一任总统。在执政联盟分裂的形势下，反对派政治领袖克雷多奈沃斯在1985年当选为总统，成为巴西1960年以后第一位非由军方制定的总统人选。尽管在这次民主化转型以后，巴西的民主体制一直都受到左翼民粹主义和右翼寡头集团的影响，但到今天为止，客观地说，巴西的民主体制已经巩固下来。
从上面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石油危机冲击巴西的主要路径是：石油价格的升高》贸易条件的恶化和国际利率的提升》债务和经济危机》民众的抗议、经济精英对执政的威权政府背叛、以及统治集团上层的分裂》政治反对派的崛起》被动的民主化转型。不管怎样，巴西总算熬过了这场危机，并最终实现了民主化。当前的巴西是一个经济相对繁荣的稳定的民主国家。如果现在再回过头去审视20多年前的那场石油危机，它对巴西而言确实是“危”中有“机”。这其中蕴涵的历史的吊诡是值得人们深思的。
都听好啦，没油了!
中国：下一个巴西？
中国和1980年之前的巴西在经济发展势头和工业化进程方面有很多相似之处。并且中国在我认为至关重要的一点上与巴西是相同的，即承受外部冲击的脆弱性。因此，我关心的问题是，中国会否变成下一个巴西？或者中国将在多大程度上重复巴西过往的经历？
除了对石油资源的共同依赖之外（中国去年所消耗的石油40％需要进口），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经济的对外依存度要远远高于巴西。毕竟，巴西所采取的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要依赖国外的融资，但在这种战略框架下，工业产品的市场在国内。而中国则不尽相同，因为中国采取的是所谓的出口导向战略，产品的市场在国外。因此，前者对外债有一定的依赖，而中国出口导向战略下的资金（外资）和市场（外贸）都依赖外国。换句话说，巴西只是一头在外，而中国两头都在外。根据上面财政部科学研究所副所长刘尚希的说法，现在连中国的财政状况都要受外部环境的重要影响了。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世界上主要发达国家和主要发展中国家2003年商品和服务贸易出口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分别是：中国（34％），美国（10％，2002年数据），日本（12％），德国（36％），法国（26％），英国（25％），意大利（25％），印度（14％），巴西（17％）。由于欧洲市场一体化的原因，欧洲国家相互间的出口比较多，所以他们的这一数值相对较高，但也只有德国高于中国。其他主要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更是远远低于中国，由此可以清楚地看出中国对外贸的依赖程度。另外，中华工商时报8月8日的一个报道引用宋国青的话说：在季节因素调整之后，[2005年]上半年贸易顺差达到529亿美元，而这一顺差总额占我国上半年GDP增幅的比例高达6%。是1996年到2005年的最高点”。同时，进出口税收对中国财政收入的影响也越来越大，该篇报道同时引用财政部科学研究所副所长刘尚希的话说：国际贸易的变化，国际市场的变化，都会直接或间接反映到我们国家财政上，这使得财政运行的不确定性越来越大。
因此，笔者认为，中国将比巴西更容易受到外部冲击的影响，并且受影响的程度可能会更大。可以想象，在中国经济对外依存度较高的情况下，如果由于沙特局势的不稳定导致类似于第二次石油危机那样的事件，中国将会受到怎样的影响。笔者无法预言危机的规模和范围，但有一点似乎是可以肯定的，即新的石油危机可能会比前两次危机更为严重，原因就在于沙特在世界石油市场的超级地位和无与伦比的影响力。
如果假想中的这种危机来临的话，中国也将象巴西一样经受多方面的复合冲击。首先，进口石油价格的上涨会恶化中国的贸易条件，中国的出口企业的成本将会大幅上升。正如前面报道所指出的那样，中国重要的出口基地之一－珠江三角洲现在已经缺油了，到那时石油供求关系又将会怎样？出口企业又将承受多大的费用成本压力。其次，石油危机产生的影响必将是世界性，各国为减轻石油涨价所带来的通货膨胀压力，势必会迅速提高利率，世界经济将可能象以往那样随之陷入衰退，需求和投资于是会同时减弱，这样中国目前的经济发展模式所依赖的外资和外贸将受到严重打击。第三，由于石油在工业化时代的基础性作用，其价位的高涨必将通过产业链迅速向相关的经济部门扩散，中国也将不得不面临沉重的通货膨胀压力。接下来的问题是，中国经济将何以维持目前较快的增长态势？中国社会将会有怎样的连锁反应？中国又将何以实现“和平崛起”？这一切想起来都觉得可怕！
一个不容否定的事实是，中国自1980年代开始对外开放以来，就一直没有经受过世界性经济危机的冲击，中国政府当然也就没有应对全球性经济衰退的经验。虽然中国政府曾经因为成功地抵御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而受到普遍赞赏，但我们不应忘记，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只是局部性的金融动荡，并且在危机期间，中国的主要出口对象国－美国、日本和欧洲，和主要的外资来源地－美国、日本、欧洲、台湾和香港，基本没受太大的影响。更重要的是，世界性的通货膨胀压力并不存在，也没有出现世界性的衰退。所以，中国届时能否承受住这沉重的一击，笔者实在是不敢乐观。
中国人常讲要居安思危。在上述这样的局面之下，我们尤其需要危机意识。笔者不才，不过，鉴于潜在的巨大危机和风险，也不愿且不敢藏拙，而毋宁谈谈自己理解的危机应对之道。可以说，具体底危机应对方案可以有无数中，但归根结底不外乎三大类：控制危机源，增强自身抵抗危机的能力，以及抱有侥幸心态地无所作为。前者要求我们能控制别人，属于上策；中者则要求我们自己要先强身健体，增加免疫力，算是中策；而后者则简单地消极等待危机的到来，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只能归为下策。
作为一个中国人，我自然希望中国能避免巴西式的被动命运，将主动权抓在自己的手中。不过，控制危机源的策略需要中国具有强大的外交实力和影响力。客观地说，中国目前显然还没有这样的实力。正是由于意识到自己实力的有限性，中国自邓小平时代以来（特别是冷战结束以后）在对外政策方面奉行的是所谓的“韬光养晦”方针，其实也就是接受以美国为主导的国际政治和经济秩序。中国过去二十多年地经济发展历程表明，这种外交方针大大有益于我们经济的成长。当我们在不知不觉中受益于以美国为主导的全球化进程时，我们中的很多人已经忽略当今全球体制内在的风险。无论国际政治领域发生什么变故和危险，反正都有美国人在收拾摊子，我们只管闷头发展经济就是了。可是，如果美国也不再能够驯服沙特这个在世界石油地缘政治中占有举足轻重地位的国家的时候，中国的国家利益无疑也将要面临强大的挑战。
油荒：悬在中国头上的一把利剑
既然美国无法约束或限制沙特未来的政治发展局势，我们中国人能不能火中取栗，通过发展与瓦哈比教派的关系来在某种程度上控制危机的风险。在笔者看来，这条路同样也行不通。上面讲过，瓦哈比教派持极端极端的宗教信仰立场，他们希望的是世界能回到几百年前的中世纪神权统治状态，也就是说它的意识形态不仅与美国为敌，也与中国这样的世俗国家为敌。另外非常重要的一点是，该教派可能还是中国“疆独”分子的“金主”，凭借他们丰裕的石油美元资助疆独分子的伊斯兰“革命”事业。所以说，想和他们发展什么关系几乎就是与虎谋皮。
在上策行不通的情况下，我们只能采取中策，这也是我们自己能够控制的。从技术层面讲，中策无非是要求中国能够完善和强化自身的经济实力，并减低对外依赖程度。具体而言，第一是要发展好自己的金融市场并健全金融体系，使得中国的高额储蓄率能转化为有效率的投资。这方面的一个令人非常遗憾和不解的事实是，中国是世界上储蓄率最高的国家之一，每年新增的储蓄就有几千亿元人民币，并且现在已经积累了超额的外汇储备，而我们还要实行优惠政策以吸引外资，在某种程度上形成对外资的依赖。这其中的原因有很多，但最重要的原因可能是中国金融体系完全处于政府的控制之下，中国老百姓的存款很多都被投向了毫无竞争力的亏本的国有企业和国有项目，于是投资资金变得短缺了，只好吸引外资。第二个更重要的技术措施是提升国内的消费能力，以平衡对国外消费的依赖。这方面中国的情况也确实不容乐观，一方面，中国的贫富差距越来越大，基尼系数早就超过警戒水平，因此中国社会难以发育出有着稳定和持续消费能力的庞大中产阶层。另一方面，象教育和医疗卫生这样的一些基础产业片面市场化，而且中国又缺乏普遍有效的社会安全保障体系，大部分老百姓也不敢消费他们有限的收入。
笔者想强调指出的是，这些技术措施和手段从理论上看似很简单，但要真正落到实处却非常困难。这其中的原因就在于：中国过去二十多年的只改经济体制不改政治体制的陂足改革已经将中国陷入权贵资本主义的泥沼之中。在一个政府权力不受限制、官商勾结、腐败横行、法治不彰、财产权得不到保障的体制中，中国怎么可能会建立起完善有效的金融体制；在一个已经断裂、各个阶层不得不起而维权、并且处于突发性公共事件高危期的社会中，拥有较高消费能力的庞大中产阶层又怎能得以形成？
从巴西的经验我们可以看出，即使一个威权政府能够在一段较长时期内保持经济的快速增长，并创造出所谓的“奇迹”，但这种奇迹连同创造这一奇迹的体制是极其脆弱的。因此，我们在思考应对可能的危机的时候，必须要看到我们虚弱体制背后的体制性因素。只有我们了解到自身的弱点，并进而采取体制性改革措施，我们才能有信心去应对潜在的危机。如果中国不能未雨绸缪，通过政治与经济体制改革来强化自身的抗风险能力，提高执政当局的道德权威和合法性，并增强民众的政治认同感，一旦危机来临，其结果将惨不忍睹，中华民族可能会陷入另一场浩劫，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也必将遭受重大打击。一百多年来，无数仁人志士为中国的现代化事业而殚精竭虑，孜孜以求。在中国目前相对较好的发展局面因为我们无法应对外部冲击而毁誉一旦，我相信没有任何一位有历史责任感的政治领袖愿意或者能够承担这样的历史责任。因此，采取先发制人策略以避免巴西曾经遭遇的历史性挫折，是当政者无比重大的责任，这当然会切切实实地考验到中国当前执政精英的能力与智慧。
结语
由于独特的资源优势，中东地区复杂局势的演变直接导致了以前的三次石油危机（有人将1990－1991年海湾战争期间的石油涨价称为第三次石油危机，但这次石油危机持续时间短，影响不大）。而目前中东地区的局势可以说是波诡云谲，让不得不有所担心：世界局势总是千变万化，已经深深卷入全球化进程并从中受益良多的中国再也不能关起门来过一种自给自足的生活。在中国因吸引外资和发展对外贸易而收获巨大的经济利益的同时，中国也必将承受全球化所内含的风险的挑战。鉴于中国改革开放的历程比较短，它因此得以避免前两次冲击较大的石油危机。在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二十多年内，世界经济虽然起起伏伏，但始终没有全局性的危机出现，这一方面使中国缺乏对危机的警惕感，另一方面也使得中国完全没有应对世界性危机的经验。古谚云：人无远虑，必有近忧，这反映了中国人源远流长的忧患意识和生存危机感。我个人希望我们当代中国人能继续持有这样的忧患意识，并切实做好准备，以应对生存危机。
想象中的危机图景是恐怖的，但决不是不可能的。对我个人而言，进行这样的思考也不是一件很愉悦的事。我倒是真地希望我是杞人忧天，也希望普雷斯考特教授的预言是错的，但目前的国内国际形势却不能不让我有这样的担心。如果上述那些“担忧”都变成了现实，我希望有人能和我一起祈祷：愿我们华夏祖先的在天之灵能保佑我们，愿我们的国家能凤凰涅磐、浴火重生!(摘选自《民主化转型的政治经济分析》斯迪芬·海哥德和罗伯特·R·考夫曼 著 张大军 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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