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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邓拓的间接死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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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2005/08/17 出处： |
——兼谈“邓拓倒卖文物案”真相
１９６６年文革大规模拉开序幕前夕，发生在京城的两大“自杀”案，曾经震
动一时。后人都知道，事件的主角——邓拓和田家英，都是因为对毛泽东发动的大
跃进不满，为彭德怀“翻案”或抱有同情，换言之，是因为“路线斗争”的原因遭
受迫害自杀身亡的。前者的忌日是５月１８日，后者的忌日是５月２３日，两者前
后相差只有五天。事后想来，在如此短的时间内，接连发生两桩如此重要人物的自
杀案件，的确是对即将发生的全民族的“血光之灾”发出的一种预告。
按照事理和时间的逻辑，邓拓的直接死因，应该是：
一、当年５月８日《解放军报》发表的署名“高炬”的《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
黑线开火》。文章把他和吴晗、廖沫沙“三家村”定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
；
二、５月１０日上海的《解放日报》、《文汇报》同时刊出姚文元的《评“三
家村”——〈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的反动本质》；
三、５月１６日，中共中央发布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五一六”通知。
５月１７日夜，邓拓在遗书中写下“我要再一次地高呼……”等革命口号后，
于５月１８日凌晨服安眠药自尽。他的受政治迫害而死，为自己的信念和人格尊严
而死，为家人少受惊吓和凌辱而死，应该是没有疑义的。
不过，最近《纵横》杂志发表的杨泽南先生的文章（以下简称“杨文”）揭示
，邓拓之“受迫害”和遭嫉于江青，是更早的事情。
该文说，早在“１９６３年秋，中央某部发了个通报，通报说：‘邓拓有严重
问题！抢购争购倒卖国家文物字画，非法获利几千元。’”此事一出，内部震惊！
根据当时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彭真“反调查”的指示，北京
市长刘仁亲自挂帅，组成了一个有北京市纪委书记、宣传部长、办公厅主任、农村
工作部长、市委秘书长等参加的“六人专案组”。他们首先从邓拓的家中查起。据
参加者朱方狮回忆，第一次走进邓拓家，他们一行大开眼界：“……一共九间房，
间间都是字画，墙上挂满了。”
开始，他们“一件一件地问，一件一件地查。”后来发现这不是个办法，这么
多的字画，恐怕查到猴年马月也查不完。经过商讨，他们决定从“通报”的指控入
手，先查那幅文件提到的“宋代古画”……
经过长达九个月的调查，据杨文说，此事的实际真相是这样的：
一年前，一个名号“白石老人”（不是齐白石）的收藏家来到北京。随身带有
一幅苏东坡的画卷，想卖给国家。他找到了文化部文物局、故宫博物院，面见了故
宫博物院院长吴仲超。但是不知什么原因，吴仲超建议白石老人将画给邓拓看看，
说邓“特别喜欢字画，鉴赏力也特别强”。
当晚，吴就在全聚德烤鸭店设宴，请邓拓和白石老人同赴。三人一边吃烤鸭，
一边鉴赏那件字画。经过邓拓鉴定，该画被认定为真迹。
不知出于什么原因，白石老人一时高兴，买卖的事似乎被抛到了九霄云外。他
说：“这幅画以后就归您收藏吧！”邓拓是个君子，决不讹人财货，仍然说：“这
幅画很值钱的啊！”“钱多钱少无所谓，你看着给就行了。”老人似乎有点后悔，
但又不好改口。
邓拓于是以“两万五千元”定价，这在当时，无疑是一个“天价”。自己一时
拿不出那么多钱来，怎么办？他就让老人到他家去，任其挑选自己的藏品，以画换
画。老人同意。于是一行人趁热打铁——又连夜赶到邓家……
最终，老人在邓拓的藏品中挑选了二十七幅字画。他一不做二不休，第二天就
转手卖给了文物商店，正好获现金“两万五千元”！
到此为止，专案组最后以一篇“换画”的调查报告获得了中央通过。而不依不
饶的似乎只有江青一个。 江青并不懂字画，对于这类收藏也从未表现出什么兴趣
，对邓拓应该不存在那种“恨羡交织”的感情。那么，她为什么要对此不依不饶呢
？杨文的解释是，北京市的领导人从不买她的账——不陪她看戏。相信此说是有根
据的。因为据Ｒ·特里尔的《江青全传》介绍，１９６２－１９６３年，正是江青
开始着手“戏剧革命”的年头。她先是想取得北京市有关方面的支持，但是却“热
脸凑上了冷屁股”。在北京失望以后，她于是转道南下——开始在上海寻找同盟者
。在当时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的热情支持下，江青才得以在那里经营出一个“小圈
子”，也就是后来被毛泽东倚重，用来发动文革的“四人帮”亲信集团。
但是，江青又是如何知道那些文物生意场上的事情的呢？据王稼祥夫人朱仲丽
说，江青在“破四旧”运动中，曾参与掠夺查抄文物和工艺美术品的活动，所掠“
金表、玉器、书画、瓷器等珍珠、翡翠、文房四宝，竟达一千零八十七件，约值十
三万一千二百元，而江青只付出二十元六角四分。但这些活动，具有鲜明的“敛财
”性质，而非真正对文物有什么爱好，且都是在康生和陈伯达的引导下投入的。Ｒ
·特里尔记载，江青个人唯一一次对古文物表现出兴趣的时间大约在１９７４年，
那时，陕西省咸阳市的韩家湾公社出土了一枚“吕后印”，估计是受了谶诲迷信的
挑唆，从此江青开始到处大讲吕后的“丰功伟绩”和历代女皇、以及母系社会的故
事。但是，她的此举为政治目的服务的“司马昭之心”，是路人皆知的，何况那也
十多年以后的事情了。所以，笔者认为，杨文在讲述１９６３年这个关于江青和邓
拓的故事中，恐怕漏掉了一个人，那就是对文物界行情“门儿清”、在此行布有广
大“眼线”的康生。他对文物的“研究兴趣”广为人知，可以与之媲美者，恐怕只
有郭沫若一人。
但是，康生敛集文物，多是凭借“空手道”——以权谋材、以势谋材。根据林
青山的《康生外传》，他从文管会或故宫索要藏品，最多只象征性地交几块钱。如
北京市文管处库房里的一幅宋拓汉石经，据传是蔡文姬的父亲蔡邕所书，国内仅存
三件，康生只以十元钱就“买”下了；北宋黄庭坚的一幅真迹——“腊梅三友”，
仅用五元钱就“买”下了。最后，他说荷包里只剩一角钱，仍然“买”走了价值几
万元的宋画院仿赵干的《起蛟图》……因此，他是决计不会与“白石老人”这样没
有权势的人，讲什么“公平交易”的。除去别的因素不考虑，为当事人着想，作为
买卖中介者的吴院长当初没有把老人介绍给康生，而是介绍给了邓拓，料想也有这
层原因在内。但在康生一方，自然就成为人生的一桩“恨事”了！
但如果是康生从中上下其手，他又如何能说得动当时还没有很大权势的江青，
去替自己火中取栗呢？不知读者是否注意到康生临死前所做的那件“出卖”江青的
事——１９７５年，他听说毛泽东多次批评江青和四人帮后，把毛泽东的联络员王
海蓉和唐文生叫到病榻前，告知两位，江青在历史上有“变节”行为。证人有二，
第一个叫做刘晓。根据王稼祥夫人朱仲丽的回忆，此人在“毛江联姻”前的组织调
查时，就报告过江青的这段历史。但他的材料被当时主管情报和保卫的康生压了下
来。直到临死，康生才交代了这条线索。那么，第二位证人是谁呢？不是别人，正
是为邓拓与白石老人之间的这桩买卖牵线搭桥的人——吴仲超。
可想而知，在１９６３年，只要康生对江青有那么一点暗示，江青就会足够激
动的了……因此，他们明面上是要打邓——这是不容置疑的，但背地里是要打吴。
道理很简单，如果邓拓出了事，必然牵扯出吴仲超：谁要你把那幅如此贵重的画，
弄到私人手里去了呢！
至于当时国家文物收购经费的不足，收藏条件的恶劣，研究力量的匮乏；在对
外不开放的条件下，国家有“藏文物于民”的政策，连猴子都住着高级住宅的江青
，是不可能知道的。而这一层，杨文也没有交代。
如果笔者的这层“推测”是站得住脚的话，我们可以认为，文革的所谓“路线
斗争”、“派系斗争”，有许多是与个人恩怨相关联，所谓“无产阶级的义愤”，
掺杂着不少“挟私报复”的阴暗动机，是一目了然的。(陈小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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